克兰福镇发生了偷窃事件后——偷盗乃小孩和小猫所为,女士们却以为来了外贼,闹得沸沸扬扬,各种揣测、谣言、传说如“野火一样四处蔓延”——波尔小姐被自己想象的“满脸凶恶”的盗贼吓得魂不守舍,跑去找玛蒂和玛丽,作者写道:“我们本可以得意一下,因为老是自吹胆大的波尔小姐也给吓成了这副模样;不过看到她原来也有着人所共有的弱点,我们心中很是高兴,也就不忍再使她难堪了。”(盖斯凯尔 128-9) “人所共有的弱点”(she shared in the weaknesses of humanity),这几个词很关键。正因为“人所共有”,小说立意反思的,就理应是人之为人不免要犯的毛病,并非“大奸大恶”的个人。其实,人生的悲剧往往不由罪恶造成,而由性格的弱点和习俗的力量导致。被米勒责为恶人的教区长正是如此。要说他“禁止女儿出嫁,将她们作为无用的干花或未经使用的橡皮筋储存起来”,(Miller 215)实在有些冤枉他了。冤枉詹金斯先生不要紧,毕竟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然而,由此错过了盖斯凯尔最具启发意义的洞见,我们阅读所得的收益就不免要打点折扣了。
然而,这些女士在没有男人依靠的情况下,却能做到相互扶持,同舟共济,这是不能不让人另眼相待的,正是这样一种群体意识和团结精神向我们揭示出她们生存的秘密。听说玛蒂面临破产的困境,她们纷纷慷慨解囊,从略有宽余的收入里拨出一部分来周济朋友。为朋友尽力,在她们看来,“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快乐”(not only a duty but a pleasure)。(盖斯凯尔 188)
需要说明的是,责任与友爱在克兰福镇并非女士的专利,在男士身上同样有所体现。上尉布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上尉刚到小镇时,他的到来被说成是“侵入了女人的辖区”(invasion of their territories)。“invasion”本来是军事用语,用到这里,颇能反映这些女士的夸张心态。这样一个微妙的反语,米勒先生竟然没有读出来,反籍此认为小说的主题就是男性对女性的侵犯。上尉到底哪里侵犯了女士呢?米勒不去追问。其实,仅仅因为上尉的男性身份和他的作派不合高雅的标准(“他当众叫穷,拉开嗓门说话,还有呢,竟然在可恶的铁路上谋差事”),就将他排斥于社交之外(“小姐和夫人们一致决定,决不上门拜访他和他的两个女儿”),反映的恰恰是克兰福镇女士们不够宽广的心胸。幸好上尉并不灰心,一年之后,当玛丽·史密斯回到这个小镇,惊讶地发现布朗上尉在克兰福镇“居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不仅“先前决心不跟他来往的人上他家的门了”,而且“他的意见被奉为金科玉律”。(盖斯凯尔 6)
布朗凭什么赢得的尊敬呢?首先是“有男人气度”(excellent masculine commonsense),“谁家有做不来的事,他总有法子对付”。其次是男子汉的坦率(manly frankness)和大度,“过去遭人白眼,他毫无觉察,现在受人爱戴,还是毫无觉察,依旧我行我素”。(盖斯凯尔 6)再其次,就是友善和乐于助人(尤其乐于为女士效劳)的品格了。在小说的头两章,布朗是一个极有风采的人物,与詹金斯小姐的专断、自负和小气形成鲜明的对照,被克兰福镇的女士誉为“真正的男子汉”(a true man throughout)。假如不是因为盖斯凯尔当时并无写作小说的计划,为了应付狄更斯的催稿,以布朗之死匆匆收尾,他在小说里也许不止于今天我们所见的模样。据说,罗斯金读到布朗的见义勇为,不忍继续,写信给盖斯凯尔抗议道:“你应该把玛蒂也弄死,既然你这么喜欢好人没有好下场的话”。(Easson 198)
我们通常以为,反讽是正话反说,或者是“言此意彼”。米勒想打破这个常规,将反讽变成“既正说”,“又反说”,或者,“既意此”,“又意彼”。反讽在他笔下,被界定为“语言和被表象的事件的两面性”(duplicities of language and of represented events)。(Miller 36,76)[4]但是,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他无法向我们展现“两面性”而不陷入矛盾。米勒的“反讽”与另一位解构主义批评家保尔·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的“寓言”(allegory)颇为相似。他们都以为,反讽和寓言造成双重意义或多重意义,使我们无从判定哪个意义为真,简言之,乃意义的不可判定(undecidability of meaning)。这究竟是阅读过程中读者注定要遭遇的困境,还是解构主义者人为设定的困境?希望行文至此,读者心中已有了然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