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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 武力統一︰段祺瑞皖系軍閥的覆滅噩夢 [打印本页]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10-8-28 18:10     标题: [转载] 武力統一︰段祺瑞皖系軍閥的覆滅噩夢

武力統一︰段祺瑞皖系軍閥的覆滅噩夢

張鳴


  自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實際上進入了武人當政的時期。袁世凱起手原非文臣,自打小站練兵之後,世人皆以武人目之。他自己,也的確武人面目更多一些。雖然當政之後,袁世凱有心完成從軍人政治向文治的轉變,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事未就自家的事先砸了鍋,死後,他所不樂見的“左也是東洋刀,右也是東洋刀”局面自然無可避免。

  從大形勢上講,武人登上歷史舞台,一方面是亂治交替的中國政治周期中,亂世的難免之局,另一方面,也是自晚清以來,學習西方,尤其是學習日本和德國,提倡尚武精神,大力推行軍事現代化的必然結果。晚清以來,興辦新軍,派人留學日本以及開辦軍校講武堂的結果,一大批受過新式訓練和教育的軍人,成為民初政壇上的風雲人物。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挎東洋刀的人中,也混雜了一些像張作霖、陸榮廷、張宗昌這樣的土匪痞棍出身的豪杰,但這一時期主導中國政治的大人物,多數都是軍事現代化的產兒。

  在所謂北洋團體中,主要軍官,以北洋系統各個軍校畢業生為主,但也不乏像孫傳芳這樣的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最土的馮玉祥,也是新軍出身,進過學兵連的。各省軍閥,大頭目很多都是日本士官生,如雲南的唐繼堯,先後做過四川督軍的劉存厚和劉文輝,湖南的趙恆惕,以及穩守山西的閻錫山也是唐繼堯的先後同學。至于他們的部下,則既有保定軍校的畢業生,也有各省土造的講武堂學生。連胡子出身的張作霖,部下軍官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講武堂和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
   
  然而,西洋的武器,西式的訓練和教育,卻並沒有馬上教會這些新式的軍人打仗。到段祺瑞可以施展拳腳的時候,其實當時的中國軍人,並不太會用自己手中的新式武器來交戰。自小站練兵以來的新軍,辛亥的時候動了一下武,但只打了半場仗,武漢三鎮,攻下來兩個,就收兵談判了。隨後的革命黨人的二次革命,也只在湖口打了小半個仗。蔡鍔的護國之役,更多是政治戰,護國軍斬獲不大,進川的北洋軍損失也不大。從後來看,所謂的護國戰爭,只是激活了四川各路人馬搶地盤的爭奪。此後各地軍閥進行的戰爭,多少帶有游戲性質,被外國人譏諷為,主要靠煙土和銀元在打。擁有大軍的軍閥們,作戰威力實在有限,有時連土匪和幫會都不怕他們,一度主政貴州的袁祖銘,自家的老爹,都被土匪綁了票,花8000大洋才贖回來。這一時期,軍隊比較訓練有素的,是幾個小旅長帶的部隊,比如馮玉祥、吳佩孚和孫傳芳,但是這時的舞台還不是他們的。總而言之,在20世紀最初的20年,中國新式軍隊還沒有學會怎樣打仗,也無心打仗,他們手里的槍,只是催稅的工具。即使是內戰,也得到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北洋軍人自己打起來了之後,才一天天像模像樣起來。

  手里沒有會打仗軍隊的武人們,自家穿長衫的時候,遠比著戎裝多,坐轎的時候比騎馬多,睡覺和抽大煙的時候比扛槍訓練多,但卻習慣于對政治問題用武力來解決。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就是這種“不良習慣”的突出表現。

  即使在袁世凱時代,西南地區也不是中央政府所能完全控制的,對于廣西的陸榮廷,雲南的唐繼堯,都只能做到名義上歸服。西南方面,袁世凱僅僅可以在四川安放一個只是可以控制成都的督軍,而廣東,听他話的龍濟光,也只能控制珠三角地區。護國軍起,袁世凱垮台,西南方面,唐繼堯幾乎囊括了雲貴川,而陸榮廷則佔據了兩廣,而且一只腳可以伸到湖南。有實力就有說話的底氣,西南勢力的壯大,使得他們不滿足于過去表面臣服實際獨立的狀態,開始在桌面上也要跟中央政府叫板,論一論法統,講一講道理。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後,將國民黨變成一個小幫會,迅速喪失了影響力,幸好,孫中山及時回頭,重拾國民黨的旗幟,雖然支離破碎,但畢竟還有力量,不僅有第一屆國會的政治勢力,在廣東、四川、貴州、湖南和江西等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掛在國民黨名下的武裝存在。在軍事上,孫中山的國民黨是西南軍閥的小兄弟,但在政治上,卻是老大哥。孫中山跟西南軍閥的合作,極大地強化了他們反抗北洋政府的政治分量。

  段祺瑞粉碎張勛復闢之後,沒有恢復國會,而是重起爐灶,成立臨時參議院,重新選舉國會。孫中山以此為借口,扯起護法 [ 護臨時約法,維護第一屆國會 ] 旗幟,在廣州另組政府,號召舊國會的議員南下,開始了所謂的護法戰爭。護法戰爭說起來有點牽強,畢竟,第一屆國會,不是老段給解散的,而且第一屆國會被那樣不明不白地解散,還屬于共和制被顛覆的緊要關頭,居然連一點掙扎反抗都沒有,實在令人看它不起。

  護法的號召當然護不了法,但卻激起了中國西南、西北地方一系列的戰爭。原本在四川、湖南、陝西漢中這些南北交界之處,各種勢力處于一種脆弱的平衡之中,護法的發動,打破了所有的平衡,當地各派軍閥、國民黨勢力、北洋勢力,乃至原進步黨人的勢力,分分合合,打成一鍋粥。孫中山理由牽強的護法,也給了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一個很好的口實,實行武力統一。這個口實是如此地具有說服力,以至于滿心不希望段祺瑞成功的馮國璋,總是搗亂,卻始終都阻止不了皖系的用兵。對湖南的前後兩撥攻勢,打前鋒的,大部分居然都是非皖系嫡系的部隊,甚至連滑頭的閻錫山,也不得不派出一旅軍隊參戰。也只有這些軍隊發現自己成了段祺瑞政策的炮灰,白白被消耗時,他們在前線直接的抵制,才使得武力統一的推行受挫。前有王汝賢、範國璋在湖南前線通電主和,後有吳佩孚在衡陽前線擅自停戰呼吁和平。

  由護法引發的南北戰爭,焦點在湖南。1917年8月,首先是段祺瑞把一個僅僅祖籍是湖南,但卻跟湖南沒有任何關系的官僚傅良佐強行派到湖南做督軍,原來的督軍譚延改做省長,等于被掛起來。據說,譚延原打算抵抗,陸榮廷和唐繼堯都表示支持,認為湖南是西南的門戶,決不能讓北人佔了。1但是,譚延在湖南,雖然身為督軍,卻是文人底子,跟軍隊沒有淵源,仗著脾氣好,人稱“譚婆婆”,周旋于湘中各派軍閥之間。譚要抵抗,但湖南內部卻難得意見一致,譚延本來決心就不大,見此只好辭職走人。只是,傅大人赴任,不是來了一個人,身後還帶著大隊的北軍。自晚清以來,湖南軍紳,一個蘿卜一個坑,有力者位置和勢力範圍早就劃好了,現在大批的北人北軍到來,明擺著是要搶地盤。盡管大家手里的家伙,原來並不是打算交火用的,但被逼到沒有辦法,南人該急還是會急的。這年的9月,受到撤換威脅的零陵鎮守使劉建藩,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通電“自主”,宣布與段祺瑞政府脫離關系。

  在整個北洋時期,地方對中央政府不滿,宣布獨立或者自主,大到數省,小到幾個縣,屬于家常便飯。獨立也罷,自主也罷,不意味著這些地方要自立為國家,僅僅是說,我不听你中央政府招呼了。其實,各地軍閥,本來就是各自為政,不獨立,不過是表面上對北京政府還保持著隸屬關系,一旦宣布獨立,連這點表面文章也不做了。當然,北京政府也不會興兵聲討,大不了彼此打幾圈電報戰,然後情勢變化,地方獨立取消,一切照舊。

  然而,這回不一樣。段祺瑞剛剛“討逆”成功,變成“再造共和”的英雄。別看段祺瑞本事不如他昔日的主公袁世凱的一半,但自視甚高。不好色,不貪財,也不染賭和毒的他,唯一的愛好,是圍棋,而且自以為獨步天下,因此韜略非凡。他的志向比袁世凱還大,而且剛愎自用,意志堅定,打定了主意,九牛拉不回。直皖戰後,他既不出國,也不躲進租界,生挺著在北京不走,等著吳佩孚來抓,吳佩孚還就真的不敢動手。顯然,如果湖南全省宣布獨立,這邊要打,多少還會有點顧慮,但兩個殘缺不全、槍械不完的旅發難,宣布自主,抗命中央,給了段祺瑞一個動武、殺雞儆猴的機會。先期開到湖南的北洋軍兩個師,也樂于以強凌弱,仗,就這麼打起來了。

  一開仗,顯然過于弱小的湘軍頂不住,湖南中部的寶慶、衡山相繼失陷,湘軍退往湘南與兩廣交界之地。但是,眼看戰火燒到家門口的廣西王陸榮廷,派出了大隊人馬,馳援湖南,桂軍的加入,使得戰局立刻發生了變化。桂湘聯軍攻勢凌厲,原來作壁上觀的湘軍各部,紛紛加入聯軍一邊。北洋軍雖然也派來了增援部隊,兩個師的北洋軍,加上曹錕的一個旅,閻錫山的一個旅,甚至張勛舊部安武軍的二十個營也被派到了前線。但由于樂于玩真格的武人不多,北軍卻漸顯不支。

  其實,當時的湘軍不是用來打仗的,北洋軍也一樣。不真打,比劃比劃嚇唬一下人還可以,來真的了,前線的北洋軍也萎了。段祺瑞派到前線打仗的軍隊,大部分都不是自己嫡系。慷他人之慨,借戰爭消耗異己,這是古已有之的老權術,老術翻新,大家彼此其實都看得很清楚。前線的軍隊,王汝賢和範國璋兩個師是主力。這兩個人,很多著述上都說他們是直系,其實,他們不是段的親信倒是可能,說是直系也不見得,因為,對于多數北洋將領來說,那時候直皖的分野還不那麼清晰。這些軍人,肯听差遣,自己也有自己的小算盤。湖南是個富裕的地方,跟著督軍上任,一方面能領到大筆的開拔費(出于西原借款的緣故,北京政府的軍費寬裕了起來),一方面可以在這個富裕的地方獲得新的機會,做一回鎮守使,就是一方小諸侯。

  然而,動真格的打仗,白白消耗自家的實力,這種只賠不賺的買賣,這些將領是絕對不干的。在前線的北洋軍王汝賢和範國璋不打算干了,于是找了一個堂皇的借口,通電主和,呼吁南北和平。隨即自行停戰撤兵,一溜煙向北跑。督軍傅良佐跑得比這兩位還快,這邊通電一發,他馬上溜出長沙,恨得段祺瑞牙根癢癢,馬上下令將他撤職查辦。可是,兵敗如山,湖南丟了,第一波的武力統一,就這樣速生速滅。

  前方兵敗,段祺瑞為此下台,主和的馮國璋甚至一度重新任命譚延為湖南督軍。但是,段祺瑞的實力並沒有受損,雖然不在台上,卻依然可以操控政局,日本人也依然只信任他一個,主持對中國借款的西原龜三,對馮國璋一點好感都沒有,在他看來,馮是一個對日本懷有敵意、喜歡玩陰謀的人。段祺瑞下台後,西原特地來華,對段表示支持,給了段一筆2000萬日元的“電信貸款”,由當時作為段祺瑞親信的曹汝霖掌握。2在短暫的喘息之後,段祺瑞居然以更大的勢頭反撲過來。再次出山的段祺瑞,做的是參戰督辦。我在上節講過,這個督辦,實際上是內閣之上的太上皇。有錢、有靠山更有決心的段祺瑞,其麾下謀士小徐,居然靠截取軍火給奉系的方式,爭取了奉系張作霖的支持,同時策動了由直隸督軍曹錕和山東督軍張懷芝為首的十三省督軍,在天津開會,成立一個比當年徐州會議更大的段祺瑞的督軍後援團,一致決議,要求對南方用兵。這里,曹錕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

  曹錕是袁世凱的小站舊人,當兵前在保定做過布販子。在北洋軍里,出了名的憨,人送外號曹三傻子。他的特點是待人寬厚,老實听話,听話到了絕對服從的地步。在那時候的軍隊里,這是很受上司歡迎的一種品質。看起來很憨的曹錕,其實並不真的傻,在很多關鍵問題上,還是相當明白的,至少他懂得什麼時候該靠誰。當然,這種人要論帶兵打仗,確實沒多少本事,用人也盡是自家子弟。但是傻人有傻福,他的麾下,偏偏有一員特別能征善戰的戰將吳佩孚。說起來,吳佩孚為曹所用,還有點傳奇色彩。那還是在湯薌銘主政湖南時期,曹錕的第三師駐扎在湖南,吳佩孚是曹錕的副官長,人稱馬弁頭,是個伺候長官的活兒。一次長沙召開民眾團體大會,湯邀請曹錕來做演講。曹錕哪里做得來這個,就讓吳佩孚代表他去。結果吳佩孚去了以後,在會上講得特別精彩。回過頭來,湯薌銘就向曹錕“借趙雲”,意思是既然這個人才放在你這里不重用,我來用。曹錕自家雖然不識貨,但人家來搶了,也知道此人應該是個人才,與其便宜了別個,不如我自己用,于是吳佩孚就成了他的主力旅的旅長,此後,逐漸地,凡是第三師訓練、作戰方面的事情,概由吳佩孚包辦。到北軍政府用兵湖南之際,吳佩孚已經做了第三師的師長。一般來說,升為一省督軍的軍閥,一般都要兼任一個主力師的師長,否則就有被架空的危險,但是,曹錕當了直隸督軍,就把第三師讓給了吳佩孚,而吳也對曹忠心不貳。這跟吳佩孚的性格與為人有關,我以後還要提到。

  第二波對南用兵,段祺瑞和徐樹錚安排了三路大軍,一路張敬堯,一路張懷芝,一路曹錕。三路人馬都是北洋軍的精銳部隊,張懷芝所轄北洋軍第五師,張敬堯第七師,曹錕第三師,其中前兩路統帥,還是跟段祺瑞走得很近的夾袋人物。只有曹錕,在地緣上,跟皖系關系不大,即非皖人,也沒在安徽生活過。

  然而,人之有用無用,跟親近與否關系不大。三路大軍,前兩路一到前線,就吃了敗仗,只有曹錕麾下的吳佩孚率領的第三師,一路從湘鄂邊界的羊樓司打過去,連克岳州、長沙、衡山,直至衡陽。戰況,又回到了第一波攻擊剛發動時的狀態。桂軍退回來廣西,而敗退的湘軍,游動在粵桂邊界一帶。

  當時的桂系軍閥陸榮廷的部隊,是他當年做土匪的底子,原來就是土匪中能征善戰的佼佼者。這樣的軍隊,在當時軍隊整體上現代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槍法準,敢玩命,比較能打。不僅陸榮廷的部隊如此,東北張作霖的部隊也如此。說起來他們屬于晚清面臨淘汰的巡防營系統,但新軍見了他們卻畏懼不止三分。此番桂軍入湘,統帥譚浩明,就是陸榮廷做土匪時的老兄弟兼妻舅,不旋踵即打垮了北洋軍4個師,顯示出能戰的實力。但是這樣有實力的桂軍,在人數上,也超過第三師,裝備也不差 [ 廣西和雲南的軍隊,都可以通過越南從法國進口武器 ] ,居然被吳佩孚打得迅速潰敗,望風而逃。1個月之內,就把處于勝利巔峰的桂軍,趕回了老家。吳佩孚一戰成名。

  其實,無論從傳統還是現代的標準來看,吳佩孚都不能算是一個杰出的戰將。相比之下,他的軍隊的確比較訓練有素,也比較能吃苦耐勞。他本人也有些韜略,善于抓住對手的弱點,發動攻擊。據說,在他做營長的時候,就有吳小鬼的外號,說的是有鬼點子,善于用兵,盡管那時的用兵,無非是打土匪。他的成功,恰恰是建立在當時其他的軍隊都很差的基礎上。從冷兵器時代過來沒有多久的中國新式軍隊,對現代兵器的掌握和使用,都成問題,炮兵不會間接射擊,機槍手不懂得排除簡單的故障,很多軍隊一打仗,當官的坐著轎子上前線,一進入陣地,指揮軍隊打著大旗往上沖,沖不上去,再來,幾個回合下來,沖垮對方陣地就算贏,沖不垮,就輪到自己潰敗,丟下八抬大轎逃命。最要命的是,士兵大都不耐戰,基礎訓練很差,僅僅是會放槍而已。從晚清傳下來的積習,一接戰,就拼命地放槍,大多不知道瞄準射擊,放槍就類似于從前的擂鼓助威,給自己壯膽。等子彈打光了,敵人還沒有退,就該輪著自己退了。這種戰爭水平,只要有支軍隊訓練好一點,沉著一些,耐戰一點,差不多就能獲勝。這一時期幾位中生代將領,吳佩孚、馮玉祥和孫傳芳的部隊,就是這樣的比較耐戰的軍隊,因此勝率相當大,恰巧,他們後來都成了直系或者後直系的人。

  此番入湘作戰,吳佩孚大獲全勝,不僅因為他的部隊能打,而且對手也恰好出了問題。湘桂聯軍在患難之時,尚可聯手作戰,到了驅逐北軍得到勝利之時,兩下就開始鬧糾紛,都把功勞往自己身上攬,甚至鬧到勢不兩立的地步。這樣湘桂聯軍,當然不能很好地配合作戰,以至于很輕易地被吳佩孚看出縫隙,各個擊破。那時的湘桂軍,也跟其他軍隊一樣,戰術戰法都很落後,每仗只能一鼓作氣,一仗打敗了,就一潰千里。

  不管怎麼樣,吳佩孚贏了,而且贏得漂亮,不到一月,全部收復失地。無論在北京政府,還是在社會輿論,都覺得吳佩孚是打贏了一場很艱難的仗,尤其是在其他兩路北軍都吃敗仗的情形下,這場勝利的光環,格外地光彩照人。

  然而,光彩照人,給皖系政府挽回了面子的吳佩孚,論功行賞,卻什麼也沒有撈到,湖南督軍居然落到了那個飯桶將軍張敬堯頭上。以今日看來,皖系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段祺瑞不識人。皖系的干將,飯桶多,名聲壞的多,而張敬堯兩者兼而有之。當年護國之役,第三師和第七師同被派到四川抵擋蔡鍔,吳佩孚見識過張敬堯的無能以及部下的淫掠,湖南督軍不給他也就罷了,居然給了一個這麼一個飯桶,這口惡氣,放在誰身上,也難以咽下,何況烈性子的吳佩孚。于是,打到兩廣大門口的吳佩孚,在衡陽按兵不動,半步也不往前走了。無論好一點的軍閥,還是差一點的軍閥,地盤都是命根子,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人能真的想開。

  在此之前,差不多跟吳佩孚齊名,同樣善于吃苦練兵的中生代名將馮玉祥,在南下途中到了武穴,也干了一件很令段祺瑞和徐樹錚難堪的事。事情是這樣的,在護法運動中,坐落在廣州的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跟實際控制廣東的桂系軍閥,貌合神離,同床異夢,雖然名義上聯合,但里面摩擦不斷。為了防止自己唯一的一支嫡系武力陳炯明的部隊被桂系吃掉,孫中山讓陳炯明向福建發展。于是,陳炯明的粵軍進入福建,福建督軍李厚基向北京政府求援。段祺瑞推行武力統一,對南方用兵,固然想掃平西南軍閥,但最想搞掉的其實是“另立中央”、開非常國會、做非常大總統的孫中山。于是,北京政府命令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援閩,意圖開闢對南用兵的第二戰場,直接打擊孫中山。就在援閩途中,馮玉祥發表通電,主張和平,說民國已歷七載,內戰也見了三次,“而最無意識無情理者,莫過于南北此次之戰爭。既無不共戴天之私仇,又無非我族類之公怨,兄弟鬩牆,全球騰笑”。批評段政府不顧日本在山東的存在,設立民署侵犯中國權益,不顧德俄媾和對中國的威脅,一意孤行,對內開戰,造成人民死于戰亂,軍費開支大增,“公私交困,借債生活”。3馮玉祥此舉,背後有一個北洋宿將陸建章的策動。4陸建章是馮玉祥的親戚,也是提拔馮的恩主,他是老資格的北洋宿將,地位僅比段祺瑞、馮國璋等人稍遜一點。在袁世凱時代,做過北京的執法處長,人稱屠夫,後來為陝西督軍,護國討袁的時候,被部下陳樹藩趕了出來。此後,由于早年跟段祺瑞有夙怨,一直得不到復起。所以,反段的意向很強。當然,馮玉祥武穴主和,確有陸建章的活動,但馮玉祥作為一個非常有道德感的軍人,的確也對這場戰爭沒有好感。馮玉祥的通電發出之後,據他自己講,當時剛剛攻下岳州的吳佩孚,馬上給他發了一個電報,希望馮玉祥堅持到底。

  武穴吁和,由于沒有得到馮國璋和長江三督的響應,最後不了了之,北京政府開始打算撤掉馮的職務,讓其部下接任 [ 只是北洋政府的慣用伎倆,讓部下出于自身利益,取而代之 ] ,但馮部相當團結,無果。最後只好給了馮玉祥一個撤職留任的所謂“處分” (不久就取消處分,開復原職),在曹錕的調停下,馮玉祥沒有去援閩,轉道去了湖南的常德,歸入曹錕的序列。後來在南軍主動撤退的情況下,揀便宜做上了常德鎮守使,也算是加入了對南用兵的隊伍,北京政府得以下了台階,而馮算是有了塊地盤,可以暫時棲身。但此時的馮玉祥,已非池中之物,一個小小的常德,根本不足以填他的牙縫,雙方的梁子算是結下了。以曹錕為首的後直系,基本的隊伍,因為湖南的戰事,走到一起了。

  最後,我們都知道,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最終是以吳佩孚撤防北上、直皖決裂並開戰而告終。段祺瑞用錢堆出來的嫡系武力參戰軍,經過直皖之戰,灰飛煙滅,皖系作為一個軍閥派系壽終正寢。此後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段祺瑞短暫地出山,做過一段空頭的執政,然後就從政壇上消失了。晚年的段祺瑞,一個迷信武力的武夫,皈依佛門,成為虔誠的佛教徒。臨終遺囑,雖然依舊念念不忘國事,但卻特意強調,在他的喪禮上,“無以葷腥饋祭”。不知道,這是不是他對當初自己主導的內戰中,無數殞命的生靈的一種交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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