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国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1821-1828年扩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 Karl 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里,中国输入鸦片达三亿元以上。
1924年出版的英国女作家艾伦.拉.莫特(Allen La Mott)《鸦片民族》一书,她强烈谴责了殖民国家对待毒品的态度之后,又预言:“假设鸦片是为了东方而生产,可是多余的产出必然会回流到欧洲和美洲。”后来的毒品历史证实了她当年无心的预言,这是否证实了这样一个哲理:任何针对部分人类的歧视与伤害,都是对全人类的伤害?或者用简单的中国俗话表述:害人终害己。这个毒品之害,延续至今也为祸不浅,成了人类文明的恒久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