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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中共一大代表的学历与职称 [打印本页]

作者: xzhao2 时间: 2008-7-29 07:54 标题: [转载]中共一大代表的学历与职称

文章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主要依靠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就其社会成分而言均属于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的50 多名党员，而这50多名党员也都是知识分子。过去有学者提出50多名党员中有工人，但是没有谁能找出谁是工人。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大学教授，而 13名中共一大代表都是教师或学生。在看重职称、学历的今天，人们更愿意关注陈独秀、李大钊和13名中共一大代表的学历与职称问题。

具有大学学历的有9人，其中有6人曾留学日本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895年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907年夏考入刚刚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夏毕业。同年底东渡日本留学。1914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那里，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8年1月，29 岁的李大钊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从1920年7月起，李大钊担任北大教授，仍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职务。他为北大史学系学生开设“史学思想史”、 “史学要论”等课，在经济系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在法律系开设“社会主义”课。同年9月，又与人在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还开设“唯物史观研究”。李大钊除在北大授课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图书馆学”等课程。由此可见，这时的李大钊就是以教书为主业，图书馆主任仅仅是个兼职。

陈独秀（1879～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曾用过陈仲、陈由己、陈铎生、三爱、只眼、方桓甫等笔名或化名，安徽安庆人。出身封建官僚家庭，6岁开始随祖父读私塾，17岁时中秀才，而且是第一名。1897年8月，去南京考举人，却没有考中。1898年，陈独秀到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学，因有反清言论，被警察追捕，逃回安庆。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赴日，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 1902年3月回国，与柏文蔚等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在中国第一次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1902年9月，陈独秀进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1903年4月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1906年，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1909年回国后，在杭州浙江陆军学堂任国文史地教师。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和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很快声名鹊起。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同月，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一职。因为北大的教师们都有高学历，为了能让陈独秀静下心来做教授，蔡元培还为陈独秀办了一份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假档案，以防教师们起哄。但陈独秀的北大教授的日子并不长，他在北大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的新文化运动，遭到了守旧势力的仇恨，社会及学校的各方旧势力集结在一起，对新文化进行“围剿”。1919年3月，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诗，又名人杰，湖北潜江人。1902 年，只有12岁的李汉俊在哥哥李书城的好友吴禄贞的资助下，去了日本。他先进了一所法国教会学校读书，1915年7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成为清政府的官费生。但在大学读书期间，李汉俊的学习成绩一直较差。1918年7月毕业时，三年内各科的平均成绩分别是69．8分、69．1分、67．8分，毕业论文也只有65分。1918年回国，在上海从事翻译和撰述，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创办《劳动界》周刊。中共一大后，李汉俊于1922年接受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的前身）代理校长张继煦的聘请，担任该校社会学教授，还担任该校历史社会学系主任，自动脱离党组织，后被开除党籍。当时李汉俊在职业上有多种选择:一是留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里任职，月薪120元；二是在上海大学任社会系主任，月薪150元，每授课12小时再增加50元；而武昌高师的月薪不到100元，到后来月薪降到48元，但李汉俊却选择了收入最少的武昌高师，这不能不说他与武昌高师有着某种特殊的缘分。在武昌高师，李汉俊为学生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科目。李汉俊也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位把唯物史观列为高校教学科目的教授，他的《唯物史观讲义初稿》（甲、乙）两册原本现保存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直到遇难，李汉俊始终是以教师为职业的。

李达（1890～1966），字永锡，湖南永州人。1909年中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读书，并立志教育救国。1912年秋，京师优级师范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只得回到湖南，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来先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湖南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留学的第一年，李达在日本集中精力学习日语、英语、德语，因用功过度，身患肺病，1914年回国养病。在养病的3年中，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3年的药商。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也是日本5所国立学校之一。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5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算官费生，按规定李达成了官费生。1920年8月，李达由日本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于同年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

1921年7 月，李达参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宣传。后来，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遂离开党组织。此后，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23年至1926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1927年1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3月，回长沙筹办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任教育长。9月，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30年，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 1932年至1937年，先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朝阳大学教授。1938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至1949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12月，重新加入共产党。同月，被毛泽东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成为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直至去世。可见，李达的一生是以教师为职业的。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 1903年考中秀才，随后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同年到武昌考入中学堂，未上。1905年入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毕业后赴黄州任中学英文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后曾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湖北省军政府总务科长。1913 年，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1914年赴日本留学，同年参加中华革命党。1917年毕业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专科。同年回国任律师。1920年创办私立武汉中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副主席等职务，197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主席。1973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周佛海的父亲是举人出身，曾经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周佛海出生不久，其父病故，家境败落。起初，周佛海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1917年，家境十分贫寒的周佛海在好友和学校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周佛海面对600名报考者只录取50人的困难，考进了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成了官费生。他与李达同时考进了同期的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这也算是历史的一种巧合。周佛海于 1923年毕业，应邀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并任广东大学教授。1924年秋，周佛海脱党。脱党后，周佛海走上了反共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抗战期间，周佛海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 岁。

在国内获得大学学历的4人中，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有3人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广州人。他的父亲陈志美原是清军中的一名武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战功，被清廷封为广西提督。陈公博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6岁开始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还包括《金瓶梅》等禁书。9岁正式拜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为师，直至15岁，主要学习儒家传统的四书五经。1914年，陈公博考进广东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但他对于法律毫无兴趣，后于 1917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本科毕业回到了广州，在他的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授。1922年脱党。11月，陈公博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随后去了美国。1924年，陈公博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投敌，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1944年汪死后，陈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后被解送回国，1946 年被处死。

张国焘（1897～1979），字恺荫，原名张特立，江西萍乡人。张国焘的先祖清初从广西迁至萍乡。虽然在萍乡是客籍，但张家人代代读书出仕，成为拥有良田千亩、名震一方的地主乡绅之家。1916年暑假，张国焘毕业于江西有名的心远中学，并考入了北京大学，被编入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后转入理学院。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1938年4月初投靠国民党，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79年冬，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

刘仁静（1902～1987），又名亦宇、敬云、养初，湖北应城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一大会议上，他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后来因为每天忙于革命工作而耽误了毕业考试，刘仁静没有获得北大的学历。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在该院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1929年4月回国，因参加托派组织活动，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抗战前出狱，曾在国民党机关供职。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因车祸在北京去世。

武昌高师毕业的陈潭秋

陈潭秋（1896～1943），原名陈澄，字云先，又名秋荪，化名徐杰，湖北黄冈人。他的祖父是举人出身，一生从事教育事业。1916年，陈潭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39年5月，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42年9月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年仅47岁。

具有中师学历的有4人

毛泽东（1893～1976），原字咏芝，后改润之，湖南湘潭人。8岁开始读孔子的圣贤书，13岁时由于父亲的干预而辍学三年。1910年秋， 17岁的毛泽东到湘乡县东山小学读书，以其作文的出众而受到老师、学生的称赞，在校内小有名气。20岁考入公立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四师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第一师范的一次人物评选中，毛泽东得票最多，名

列第一，遂成为一部分人私下谈论的焦点人物。1914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1917年 10月至1918年5月任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1918年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主编《湘江评论》。1920年，同何叔衡等创建长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何叔衡（1876～1935），字玉衡，号琥璜，湖南宁乡人。少年时期一面在家务农，一面断断续续读了8年私塾。 1902年7月，何叔衡遵从父命，到县城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时年26岁。县衙让他去管钱粮，他不久便断然离开腐朽黑暗的衙门，回乡种地兼教私塾为业，被世俗之人讥笑为“穷秀才”。1913年春，已37岁的何叔衡到长沙报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校内主事颇为惊诧，他却说: 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在那里，他与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开始，何叔衡被留在了中央苏区。1935年2月24日，在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王尽美（1898～1925），原名王俊瑞，字灼斋，山东莒县北杏村（今属诸城县）人。出生于贫穷之家。1910年春，北杏村办起了主要针对贫穷子弟的村塾，学费很低，王尽美有了读书的机会。在村塾的两年里，王尽美学习了《论语》、《大学》等一批儒家经典。1912 年，北杏村又成立了新式的初等小学，废除了原来的村塾，王尽美就转入了初等小学四年级学习。因为成绩特别优秀，由学校校长圈定免除全部学费。1913年，王尽美初等小学毕业，升入了距北杏村6公里的枳沟镇高等小学堂。王尽美凭其出众的表现，担任大学长，是该校唯一的一位免费生。在校读书时，王尽美深受当时学校新派人物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流行书刊，确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5年高等小学毕业后，王尽美再一次失学回家务农，祖母、母亲为他娶了比他大一岁的李姓女子为妻，但空余时间王尽美仍通过阅读报刊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18年4月，王尽美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25年6月，因积劳成疾，染上肺病回家乡休养。7月入青岛医院治疗，8月19日病逝。

包惠僧（1894～1979），原名包德芬，又名晦生，湖北黄冈人。 1912年，包惠僧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夏毕业后回乡任教。后因反抗当地豪绅，再次逃回武昌。1919年春，包惠僧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旁听生，真实地感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回到武汉后，他又结识了黄冈同乡陈潭秋。当时两人都是《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的外勤记者，关系也越来越好。1920年2月初，陈独秀来武汉讲学，包以记者身份两次采访陈独秀，并给陈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以后20年的风风雨雨中，包惠僧与陈独秀一直保持着联系。

中共一大后，包惠僧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的负责人。1922年春天，毛泽东遭湖南警方通缉，逃难到武汉后就住在包惠僧的办公室里。包领着毛泽东在武汉游览，请毛泽东吃武昌鱼和豆皮。1925年2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参加第一次东征，廖仲恺临时任命包惠僧为留守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1927年大革命的浪潮中，面对白色恐怖，包惠僧说环境“使我胆寒了”，于是便把周恩来给他去武昌找组织的介绍信悄悄地烧掉了，由此脱离了党组织。 1930年冬，包惠僧为生存而加入国民党政府。1947年5月，包在南京政府内升任到人口局局长。1949年后包惠僧遭国民政府遣散，一家人到了澳门。这时他想到了当年的那几位中共朋友，于是亲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又分别给周恩来、董必武各发一份电报，其大概的意思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

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董必武就请包惠僧吃饭。席间，董必武对包惠僧埋怨道:“那时你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朋友了？”同年12月2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请包惠僧吃饭。1950年，按周恩来的指示，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此后，他写文章常用“栖梧老人”这个笔名。对此，他的夫人是这样解释的:包惠僧把新中国比作一棵茂盛的梧桐树，而把自己比作其间的一只小鸟。1979年7月2日，85岁高龄的包惠僧因病去世。

中学学历的有邓恩铭一人

邓恩铭（1901～1931），又名恩明，字仲尧，号老乖，贵州荔波人。 1907年，进私塾学习，1911年，进荔波县立初等小学学习。1918年，在叔父的资助下，邓恩铭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中学。1928年12月，邓恩铭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狱中，曾组织领导两次越狱斗争。1931年4月5日，与21位共产党员一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作者: 笑雨 时间: 2008-7-29 08:30
中共后来走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再看国民党高官的学历作为一点补充。可惜没能找到同时期中共这边的高官学历。没能“与工农相结合”是不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原因？国民党看不起“泥腿子”，蒋介石说：只要控制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就能控制中国。可是老毛说：要以农村包围城市。结果老毛赢了。

1948年国民政府高官的学历一览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行政院长：翁文灏 -----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
　　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此公一生获得35个博士之多）
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司法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
　　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作者: 悟空 时间: 2008-7-29 11:52
学历问题是次要的，国民党内部虽然喝过洋墨水的人很多，但是留洋镀金并不等于学到西方法治的精髓。国民党始终没有建立起严格的法制，导致贪污腐败成风，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只是停留在纸面。

另外，蒋介石用人，也有很多问题。虽然他有一个自诩“除了一张东方人的面孔之外，其它全盘西化”的老婆，自己又皈依了西式宗教基督教，但是按黄维的说法，蒋的一整套思维、办法“还是中国的旧的那一套”，任人惟亲。毛泽东在这一点上，相对比他高明。

中共所谓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不完全成功。六大选工人老大哥向忠发当总书记，就不行，昙花一现而已。后来的“与工农相结合”，大抵是利用工农而已。实权从来都掌握在几个寡头手里。他们当中谁人是工农？

引用:

Originally posted by 笑雨 at 2008-7-29 01:30 PM:
中共后来走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再看国民党高官的学历作为一点补充。可惜没能找到同时期中共这边的高官学历。没能“与工农相结合”是不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原因？国民党看不起“泥腿子”，蒋介石说：只要控制..

作者: 笑雨 时间: 2008-7-29 12:33

引用:

Originally posted by 悟空 at 2008-7-29 04:52 PM:
后来的“与工农相结合”，大抵是利用工农而已。实权从来都掌握在几个寡头手里。..

可是这正是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必须采取的方法。说中共当时的寡头“高明”也好，“狡猾，欺骗”也好，毕竟工农被他们利用成了，为他们夺取了江山。(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学历还是有用的。

在一定弹性限度内，学历约等于知识，约等于智慧（正反两面的智慧）

）

至于说到中共早期的工人领袖，顾顺章，向忠发之流，是上海滩的地痞混混，中共的活动经费那么紧张，还要花很多钱给他们吃喝嫖赌, 最后都当了叛徒。

作者: 悟空 时间: 2008-7-29 14:44

引用:

Originally posted by 笑雨 at 2008-7-29 05:33 PM:

可是这正是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必须采取的方法。说中共当时的寡头“高明”也好，“狡猾，欺骗”也好，毕竟工农被他们利用成了，为他们夺取了江山。(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学历还是有用的。

在一定弹性限度内，..

这点我没有异议，也没有对中共当时的策略作道德评判的意思。对在野党来说，获得执政地位是最高目标，这点中外一概如此，无可厚非。事实上，中共在策略调整方面做得比KMT成功，老毛说他“靠总结经验吃饭”。相对来说，老蒋太过僵化，脑子里条条框框太多。

回到原问题，共产主义是舶来品，它原本就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产物，所以获得中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亲睐，逻辑上也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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