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擒地主

江岩声

最近读了胡平先生的《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胡平先生说，土改运动离现在已经五十几年了，绝大部分地富已经离开人间；活着的、神志清醒的所剩无几。

这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三十二年前，我高中毕业，插队当了知青。村子名叫后沈，也称后沈生产队，隶属安徽省和县隐驾公社陆良大队。说起和县，很少人知道，但我若告诉你，项羽自刎的乌江就在和县境内，你或许会有兴趣记住这个县名。和县和我家所在的M市隔长江相望，一个在西，一个在东。“滚滚长江东逝水”，那是从总体上、从全局上来把握的；而从局部上观察，往微观处着眼，并不尽然。比如，在我们生产队那一带，滚滚长江向北方。二千多年前的一天早上，楚霸王站在江边，迎着猎猎晨风，慨叹无颜见江东父老，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此时，在他心目中，应该也有我家那一带的老百姓。

后沈生产队的地形就像一艘向东航行的远洋巨轮。二百亩水田是巨轮的前甲板；村子是舵楼，居住着30户人家，一百多口人；往西是二百亩旱地，相当于巨轮的尾甲板；两侧船舷是二十多米宽的水渠，渠外是邻队的地盘。从舵楼沿着船舷走二十分钟到船头，就是长江大堤。堤内侧有些人家，隶属于另外的生产队。大堤外侧是浩荡长江。春夏之交，长江水大，波涛汹涌，直拍堤岸；其它季节，在江水和大堤之间，裸露出成片的滩地，那些人家就在滩地里种植花生和芝麻。至于有没有收成，收成好坏，全要看江水的进退。

我插队没多久，陆良大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们知青组的四个知青有三个参加了宣传队，我，小秦和小王。我拉小提琴。小王拉二胡，也弹琵琶。小秦也能拉两下二胡，会用6-3弦拉“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但他拉琴有个毛病，跑调。他自己听不出来，别人听着难受。所以，他不算乐队的人。但他在宣传队里最活跃，什么都干，有时演戏，有时伴奏，有时导演，不过他最拿手的还是创作。小秦也来自M市，也是高中毕业，但他读过许多我没读过的书，例如《少女的心》，《一双绣花鞋》。有天下午，队长叫我们几个知青挑草到江边。休息的时候，站在长江大堤上，迎着猎猎江风，望着滔滔江水，小秦高声诵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从没听过这样豪放的诗句，不禁佩服，想，小秦如果在我高中上的那个文艺班，一定是语文第一。

大队书记也知道小秦的文采。“双抢”结束的那天，书记来到我们知青组。书记其实就住在我们村，只是平时很少见到。他总是外出开会，要不然就是在家里陪上面来的官员喝酒。书记那天把我们几个知青挨个儿慰问了一遍后，对小秦说，听说你笔杆子很厉害呀，写个戏怎么样？反映你们知识青年参加“双抢”，还有农村的阶级斗争。我们这一带，群众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各村的打谷场上都堆满了刚收下的早稻，大家要提高警惕，严防偷盗。

小秦笔头快，一夜就写成了一个独幕话剧，“智擒地主”。说的是一个仇恨社会主义，不服改造的地主，利用独自看打谷场的机会，放火烧队里储存稻种的公房，幸被平时就警惕地主的知青发现，及时扑灭了火，抓住了地主。书记手拿小秦誊写在一叠红格信纸上的剧本，端详着龙飞凤舞的钢笔字，说，好，很好，小秦有才，有才。接着就指示分管宣传队的大队民兵营长马上排演。

分派角色时，遇到点儿麻烦。大家都说小王眼大而突，细皮嫩肉，长得像地主，可小王说什么也不干。也没别人愿意。编剧小秦就说他来演。小王就挑了个知青角色演，负责灭火和捆绑小秦。话剧没有唱腔，不需要伴奏，我没事儿干，他们排戏的时候，我就在大队部屋外拉小提琴，练习其它节目的伴奏曲。民兵营长从隔壁小店买烟回来，站在我身边听了一会儿，忽然说，哎，小秦四处张望，准备放火的时候，小江你能不能奏乐，那种紧张气氛的，就像“海港”里那个姓钱的把玻璃纤维和粮食调包时那样。

说实话，样板戏里我看得最少的就是“海港”。钱守维做案时的音乐是什么样子，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拉了一段“新疆之春”。民兵营长说小提琴的声音不够阴险。民兵营长当过兵，是见过世面的。我就回屋拿来小王的二胡。因为小提琴有指板，手指按弦用力大，拉二胡一时缓不过劲来，拉不准音，作为练手，我先胡乱拉了一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我听着不是味儿，走调儿，跟小秦拉的似的，可营长连说好，小江，这个好！这个好！就这样拉！

于是，就这样拉了，也这样演了。这个戏，我们演遍了大队的十多个生产队。农民们看到小秦演的地主都哈哈大笑，说演得真像！公社宣传秘书听说了，跑来看了一遍，也说好，要我们到别的大队去演。一招鲜，吃遍天。我们就凭着这出戏，跑遍了公社的十多个大队，一百多个生产队，吃了无数碗大鱼大肉，喝了无数杯山芋干白酒。那段时间，我经常头疼，都是那山芋干白酒闹的。

我们的戏引起了更高一层领导的重视。那时候，在公社与县之间，还有一级行政组织，叫做区。我们公社属姆桥区管辖。区领导机构所在地是个镇，叫姆桥，在我们村西北方向，有二十里路远,是方圆几十里内第一等热闹的地方。每逢集日，人山人海。

有一天，区文化站来了一个人审查节目，说是为县里的文艺调演选拔节目。那人瘦削脸。大热天的，我们都光着膀子，他却穿一身黑衣。看戏的时候，目光严峻，一言不发。陪同审查节目的有大队书记、公社宣传秘书和我们队的队长。小秦这人有点儿人来疯，越是在领导面前，越是精神头儿足。为了准备这次审查，几星期前还特地把他一个同学的一个在M市文工团工作的同学请来指导排戏。所以，那次演出，小秦准备得格外充分，发挥得特别好。凡是巡回演出时逗得农民们哈哈大笑的地方，他都加倍卖力，引得大队书记、公社宣传秘书和我们队长哈哈大笑，虽然他们都看过了，而且不止一遍。只有黑衣人不笑，板着个脸，表情严肃，如同他的一身黑衣。 到了小秦在台上伸头探脑，四处窥测，我用跑调的二胡哼哼呀呀地奏乐时，别人都笑得前仰后合，黑衣人却眉头紧锁。

终于演完了。大队书记请黑衣人给予指导。黑衣人静默了片刻，扫视了我们每一个知青，然后，平静地，缓缓地，严肃地问道：“你们，见过地主吗？”

大家面面相觑。我心里打起鼓来，想，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爷爷是地主，可我没见过。

平时见谁都不打怵的小秦，此时怯生生地答道：“没有。只在电影和小人书里见过。”

黑衣人又问：“沈队长，后沈村有地主吗？”

队长答道：“没的。”

又问：“沈书记，陆良大队有地主吗？”

大队书记答道：“没的。”

又问：“刘秘书，隐驾公社有地主吗？”

公社宣传秘书挠挠头，迟疑了一下，答道：“好像没有。”

“同学们！”黑衣人对着我们说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一再强调，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源于生活，首要一条就是真实。大家都没见过地主，怎么知道地主会这么愚蠢？他看场的时候，放火烧公房，这不是监守自盗，自找倒霉吗？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吗？这出戏，基本情节站不住脚，不可信。你们，谁是编剧？！”

大队书记指着小秦向黑衣人做了介绍，末了补充道，小秦的父亲是M市革委会副主任，刚给大队批来三十吨化肥。黑衣人的脸色和缓下来，说，小秦的文学基础不错，不少对话写得很精彩，这样吧，区里给你们留一个名额，你们把戏修改好了，再报上来。

黑衣人走了。大队书记本来要留他喝酒，可他说，天黑前必须赶回区里，还有二十里路要走。书记无奈，送走了客人，回来就指示我和小秦两人修改剧本，而且要抓紧时间，争取赶上调演。“我们大队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县里的调演”，他强调说道。

我和小秦一宿又一宿地讨论，设想了一套又一套的方案。想过让地主逃跑，坐火车，往台湾；或者偷越国境，像林彪，往苏联。可是，那样一来，就得去追他，独幕就要变成多场，增加许多道具不说，钱从哪儿来？道具如何运输？现在这个样子，道具只两个箩筐，一条扁担，巡回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嫌麻烦带，更不要说其它了。又想过把地主成份降下来，改成富农，可是，队里也没有富农啊！倒是有一个富裕中农，可人家经常给我们送菜来吃，多好的一家人！再说了，按照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农是团结对象。富裕中农，不还是中农吗？

戏终于没改。小秦被抽调到公社中学教书了。没了地主，那出戏的班子也就散了。可是，那黑衣人却留在了我心中。我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无论世道如何糊涂，总有明白人。如今，我写文章时，每当觉得生活里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够有趣，想虚构点儿噱头的时候，就会想起黑衣人——那张瘦削的、毫无表情的脸，那声诘问：你们，见过地主吗？

看了大家讨论虚构不虚构，就想起我这篇旧作。谁能看出，有没有虚构？

不好看

看完一笑。这句也可当作伊甸名言：“你们，见过地主吗？”

你的二胡当时拉得可能实在不行，要不就是黑衣人耳朵不行，否则你就要被“斗地主”了。

〉〉看了大家讨论虚构不虚构，就想起我这篇旧作。谁能看出，有没有虚构？

老江，肯定有，就是没看出来。

这篇挺好。
嘿嘿，老夫也做过节目审查人，放过几多毒草，深受群众喜爱。
那时做军代表，小小太上皇，他人敢怒不敢言。

斋主的感觉很对。简扬更厉害，马上看出不对头的地方。试想，我从武斗那年（1967）就开始拉二胡，高中还正经干过文艺班，天天拉，到1974年下放，拉了7年多二胡，怎还会跑调？所以，民兵营长听我拉琴那段是虚构：

我就在大队部屋外拉小提琴，练习其它节目的伴奏曲。民兵营长从隔壁小店买烟回来，站在我身边听了一会儿，忽然说，哎，小秦四处张望，准备放火的时候，小江你能不能奏乐，那种紧张气氛的，就像“海港”里那个姓钱的把玻璃纤维和粮食调包时那样。

说实话，样板戏里我看得最少的就是“海港”。钱守维做案时的音乐是什么样子，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拉了一段“新疆之春”。民兵营长说小提琴的声音不够阴险。民兵营长当过兵，是见过世面的。我就回屋拿来小王的二胡。因为小提琴有指板，手指按弦用力大，拉二胡一时缓不过劲来，拉不准音，作为练手，我先胡乱拉了一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我听着不是味儿，走调儿，跟小秦拉的似的，可营长连说好，小江，这个好！这个好！就这样拉！

这两段的字数是304，占全文总字数3404的9%。那么，像这样一篇91%的文字所述事情都是真的，9%的文字所述为虚构，通篇还算不算写实？

我的看法是，还是应该算的。因为我虚构的以上两段，只是为了加强反讽和突出荒诞，去掉这两段，全文筋骨不受影响，题旨也不受影响。

而且，那位营长真的和我一起琢磨过怎样给那出话剧伴奏。我用二胡随便拉了一些调子，他从中选定了一个。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写文章时，我想到这事儿，正好又刚看过电影“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那电影一开头就是“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而那位小秦平时也喜欢拉这首歌，于是就给写到文章里了。

各位说说看，像这样少量的、细节性的虚构，写叙事散文时，是否容许？

不懂，首先要分纪实和虚构吧。如果散文按定义已被划分在了虚构之内，那么虚构的又能抒情的“散文”就要另起名字？我写过一篇“明亮的眼睛”，事情的顺序不是那样的，但每一个细节是真实的。“茫茫大山”根作者来说是虚构的，我却觉得每个细节都是真的，虽然细节发生的顺序不见得是文章的顺序。

巴西几点？

老江，我没下放过，也来胡说几句。
农村怎会没地主？阶级斗争难道真的熄灭了吗？
就算没有，总有地主崽子吧？
不过地主或地主崽子，据说都是非常安分守己D，不敢乱说乱动D，待人都很客气D，不会去干坏事D。知青们偷鸡摸狗，也是专挑地主家D。

简扬：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纪实作品也是散文的一种，叙事散文，如果能够百分之百的真实，同时又具有很高的可读性，那当然最好。但是，最好的东西，总是最少。一般情况下，实际发生的事情，要写成文学作品，考虑到可读性，总要进行一番加工，也就是怎样写。大致说来，怎样写有两种。

一是像广玉兰的《茫茫大山》，虚构一条故事（爱情）主线，然后将她要写的知青经历串起来。众所周知，一遇到爱情，读者就心软，就不由自主地要读下去，感动下去，结果不知不觉中，便把作者要写的东西在脑中过了一遍。但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还算不算散文，我觉得是很有疑问的。我认为，不管细节如何真实，只要主线是虚构的，就不应该算散文。不然的话，《变形记》也成了散文了。那里面的细节可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了（除了变虫）。所以，我想，将《茫茫大山》归入小说可能更合适一些，就如同《黄金时代》。王小波走的其实也是借爱情路子来表现知青生活。

二是像本篇那样，直述实际发生的事情，细节上加一点儿虚构，属于添油加醋、锦上添花的性质，以提高可读性。当然，加与不加，取决于个人爱好。这样写出的东西，即使抽掉虚构的部分，仍然能够立得住，所以还是可以归入叙事散文。叙事散文毕竟不是新闻，不能用对新闻的真实性的苛刻要求来对待叙事散文。

巴西比加拿大东部早三个小时。

查兄：

据我的观察，我们那一带农村很少有地主，多自耕农。还可能是因为当年来皖南搞土改的比较右倾，没有按人口比例一定要划出百分之几的地主出来。

我们村里没地主。小王他们去偷菜，只能偷贫下中农的。不过，我很鄙夷他们的行为，从未吃过他们偷的菜。我那时很假正经，不像现在这么坏。小王、小秦他们看手抄本《少女的心》都是背着我的。但我知道，不戳穿而已。

我当年插队的村子就没有地主，只有两户富农。其中一户的户主也死了。那是个很穷的地方，不是阶级斗争的觉悟高不高，实在是穷得太过分了。那儿是个丘陵地带，有些小山，很多农民到了农闲，镰刀上了墙，就上山当土匪，连偷带抢过日子。

江南少地主，和其耕作方式有关。江南种水稻，须精心侍弄，好比种自家花园，否则产量上不去，所以不容易形成土地集中。集中了不合算。生产队的时候，队里稻田的产量，就是不如自留地。
此外，江南城市密集，工商业发达，城市投资效益更高，所以有钱人都不愿到农村买地。

鲁迅（《阿Q正传》）和郁达夫（有篇小说是写二奶给地主生孩子）写过江南的地主，但那是清末民初的地主。到了一九四几年，江南农村已经走向凋敝。即使没解放，地主也会消失。所以，土改在江南——我是说华东一带，是没有意义的。家家都是自耕农，改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抓一些所谓历史反革命（在国民政府当过差的），将其田产分光，毙了了事。

谢谢江岩声，这次你还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当初真是这么想的，只是没你说的那么清楚。

那个简单版本多年前在一个小坛上贴出来的时候，我用的题目是“失落在山的那一边”。虽然我是知青里非常非常幸运的，可以回上海，可以看到前途了，但我还是感到失落，好象我生命里有一部分是永远失落在那里了。这是我真正想写的。不知江岩声有没有看到这一层，如果没有，是我没有写好。真的。

当年考进大学并没有使我欣喜若狂。当别人祝贺我的时候，我都只有苦笑一下，那种心情没有亲身经历过也许是无法理解的。

广大姐的帖子，早几天就看到了，只是伊甸内斗，我也跟着起哄，一时没顾上回，抱歉。

77年考上大学，广大姐没有欣喜若狂，我想是正常的。我那时也没觉得有什么高兴的，我的同学与朋友们有不少考上的，大家的表现也都很正常。范进中举那样的一个没有。

广大姐说的那种失落感，我从文章里有所体会。事实上，《茫茫大山》的叙述者，是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着茫茫大山，向人们讲述那里的故事，这个我一开始读就有体会。

但生命中一个重要部分失落在某个地方的感觉，这个我没有。我下乡时间短，不到两年。我有个朋友，老三届高三，在黑龙江农场呆了八年。他跟我说起过这种感觉。他说，就好像身上哪个部位，活生生被切下来，丢在那里了。

我在中小学时，都有同学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他们其实是孙子辈了，共同特点是成绩特别好，人也长得好看。
我高中毕业下乡，有个很要好的老知青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农活样样都会，处处照顾我，他母亲就是当地的大地主子女，书琴棋画造诣很深。
如果中国没有地主文化，我估计中国人的文明程度和非洲丛林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