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哈瓦那
央视国际 (2001年11月30日 15:53)
一九九六年新年刚过，我在众多观众来信中看到了一封发自沈阳的信。从信封上的邮戳看，北京邮局盖的收信日期是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想起十二月十三日那一天正好是我从北京出发前往波黑采访的日期。从那时起，带领着中央电视台一个五人报道组辗转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然后乘坐联合国运输机飞往波黑首府萨拉热窝。我们报道组在冰天雪地里采访了近半个月，直到新年前的一天我从回到北京。
这封信在我的桌上已经搁下快整整一个月了，我赶紧打开信。信里这样写着：
尊敬的主持人水均益同志：
十二月二日晚，我正在家中吃饭，另一个房间里我的小孩打开了电视，我听见电视上有一个声音在说话，好像是关于古巴的事情。后来，我隐隐约约听到两个人在对话，说古巴的生产什么的。听着听着，忽然听到电视里有人唱歌，歌声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我急忙冲进了那个房间，我看见当时您正和卡斯特罗主席站在一起，在唱着《美丽的哈瓦那》。紧接着你们的歌声变成了悠扬的钢琴声……
《美丽的哈瓦那》！一个多么令我激动的名字啊！我听着这音乐，看着电视上卡斯特罗的样子。水均益同志，不怕您笑话，当时我已经老泪纵横啦！我就是这首歌曲的作者之一啊！
写信的是沈阳的一位老音乐工作者。他是《美丽的哈瓦那》这首歌曲的三个作者之一。他在来信中提到的那期节目是在去波黑之前对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专访。在节目的结尾部分，和编辑当时以中国和古巴两国友好的历史画面为背景，刻意用《美丽的哈瓦那》这首曲子的音乐来烘托气氛。
这位老同志说，那段音乐让他想起了很多，想起了五六十年代那段美好的时光。也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这首歌曲，他们几个作者所遭受的冤屈。他说，三个作者中的另外两个人已经含冤离开了人世，他现在是唯一活着的作者。
“好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听到过这首歌曲，许多地方已经找不到这首歌的谱子了。我原以为再也听不到这首歌了，没想到，您们《焦点访谈》让它复活了。”老同志在来信中说。
看到这封信，我心里很复杂。本来，采访卡斯特罗是一次新闻性很强的专访。卡斯特罗作为一名共产主义世界的风云人物，在他执政的三十六年后第一次访问中国，这就已经很是一件新闻了。再加上冷战之后，当时的古巴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一点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对这位古巴领导人的专访却让人想起了许许多多发生在昨天的故事，其中当然也包括这首《美丽的哈瓦那》。
与以往采访外国著名政要有所不同，专访卡斯特罗我们几乎没有在采访的联系工作上遇到多大困难。在卡斯特罗抵达中国的前一个月，古巴驻中国大使馆就主动同我们《焦点访谈》联系，希望在卡斯特罗主席访问中国期间能安排一次我们对他的电视专访。据大使馆的官员说，他们主动找我们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和古巴的友谊；二是，不久前在联合国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他们注意到我曾经在纽约采访过卡斯特罗。据说卡斯特罗主席本人对那次采访非常满意。
回想起来，那次采访还真是一次愉快的见面。一九九五年十月，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举行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特别联大。联合国一百八十多个成员国的大部分国家领导人全都亲自出席，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以及卡斯特罗。许多国家元首也利用这次特别联大搞起了双边会见。那次在纽约，江主席也利用会议
间会见了美国总统、日本首相、墨西哥总统等国家领导人。
江主席与卡斯特罗的会晤安排在纽约曼哈顿的化学银行大厦内。那天，我们利用江主席随行记者的特殊身份躲过美国安全人员的盘问，很轻松地“混”进了化学银行。在两国元首会见的房间外，我见到了当时负责江主席在美活动的新闻官、外交部的杨秀萍女士。她当时是中国驻美国使馆的外交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秀萍。从这一次开始，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也渐渐地亲热地称她为“杨姐”。一九九八年七月在上海能够专访克林顿有杨姐不可磨灭的功勋。
我对杨秀萍说，我希望在江主席和卡斯特罗会见结束后采访卡斯特罗。杨秀萍人很爽快，她当时答应帮我去和古巴方面商量。不一会儿，她回来告诉我，古巴方面表示没有意见，只是卡斯特罗接下来还有活动，没有太多时间同我们在一起，他们希望采访简短一点。于是，我和摄像记者站在会见室通往电梯口的过道里，等待会见结束后对卡斯特罗进行即兴的采访。
大约半个小时后，会见室的门打开了，卡斯特罗走了出来。
那天，卡斯特罗少有地穿着一身西服。当他走近我们的时候，我上前半步，用英文对他说：“主席先生，我们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希望您能回答我们一个问题。”
这位游击战士出身的老革命看来不懂英文，听到我的话，显出一些诧异。
这时，卡斯特罗身边的一位女翻译急忙凑了过来。当得知我是中国记者的时候，卡斯特罗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他满脸的络腮胡须是孔雀开屏一般张开来。他用西班牙语连说了几声“好嘛，好嘛，好嘛”，同时他的一只手已经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卡斯特罗身材很高大，大约有一米八以上。当时的感觉是，在他的怀里我就像一只小鸟。我有一点不自在，几次试图轻轻地挣脱。无奈，卡斯特罗用力搂着我，丝毫没有松开的意思。
就这样，我们进行了一次“亲密”的谈话。通过翻译，卡斯特罗回答了我的问题，还告诉我，他急切地期待着不久将要对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后来，我们把这段采访镜头用在了报道联合国庆祝五十周年的《焦点访谈》——《联合国风雨五十年》的中间。
这就是我对卡斯特罗的第一次采访。那次采访前后总共只有几分钟。很快我就记不清当时采访的具体内容。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卡斯特罗搂着我的那副情景——亲密、友好，还也那让人无法轻易挣脱有力的臂膀。
我们向古巴使馆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卡斯特罗到中央电视台演播室接受采访。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有一个口号：追求前卫。意思是我们的节目要走在电视新闻的最前列。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共识，我们栏目的每一个编导都很重视节目的创新。每一期节目都要挖空心思想出一些出奇的主意。对于我们国际记者组来说这种创新的压力就更大。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专访了基辛格、阿拉法特、拉宾、德国总理科尔等一些世界级的“大腕”。而每一次这样的专访，我们都会设法在采访制作上出新意，让节目既有品位又生动好看，避免流于俗套。以前的专访都是在这些外国领导人下榻的地方采访（多半是在钓鱼台国宾馆）。我们一直想变个花样，让每一位总统走近我们《焦点访谈》的演播室接受采访。但是，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取决于许多因素，当然安全保卫常常是最大的障碍。
在得到请卡斯特罗去中央电视台演播室接受采访的要求后，古巴使馆一口应承了下来。我们并没有抱过大的期望。因为我们试图在这种方式上“前卫”过多次。果然古巴人后来婉转地通知我们，主席不能来电视台，采访地点只能是钓鱼台国宾馆。
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室采访元首级的对象至今仍是我尚未实现的愿望。
无法在采访地点上出新意，还有没有其他突破点呢？
在有关卡斯特罗、古巴以及中古两国关系的大量资料中，一个很有价值的细节引起我们的注意。五六十年代中古两国友好时期，一批歌颂古巴革命、歌颂两国友谊的歌曲在我国非常流行，例如《美丽的哈瓦那》。如果能把这个曲子用在我们节目中的某个地方，效果一定不错。
于是，编辑和制片分头寻找这首歌的录音和磁带。他们找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新闻电影制片厂以及中央电视台的资料室，翻遍了那里的所有档案，结果却一无所获。不知是由于岁月的流失还是十年动乱的浩劫，《美丽的哈瓦那》这首歌居然已经失踪了。
十一月三十日，也就是采访卡斯特罗的前一天，编辑把这首歌已失传这一“不幸的结果”告诉了我。
当听到《美丽的哈瓦那》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心里为之一动，多好的素材。我隐约记起了小时候听父亲和哥哥哼唱这首歌时的歌词：“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耀在身上……”，我想起了咖啡色的古巴蔗糖、父亲抽屉里那一支永远也舍不得享用的古巴雪茄，我也想起了一个月前在纽约卡斯特罗的那只有力的手臂。那些昨天的故事，配上对卡斯特罗这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采访一定会有一种奇特的效果
“不行，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首歌，我就不信全北京就找不到它！”我先找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然后又找到了中国音乐学院，都没有这首歌的录音。努力了一上午，还是一点结果也没有。
我对记者组的几位年纪稍大一点的同事说，要不咱们找个录音机把这个歌唱一遍，录下来。大家摇头。因为年代久远，歌词都已经记不清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我一拍大腿说：“有啦，有歌谱啊！”
我想起了中国音乐学院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老师家里还能找到这首歌的歌谱。我赶紧给音乐学院的老师打电话，请他找到了歌谱，就在给这位老师打电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主意：请一位钢琴老师，按照谱子把曲子演奏出来。
经过一番紧张的安排，当天下午，我和一位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来到电视台的录音室里，那里正在录制春节晚会的音乐。我向录音师说明了情况。很快钢琴老师被请进了录音棚。钢琴老师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所以，她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谱子。她在录音棚里面熟悉了几遍之后，开始弹奏了起来。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随着琴声，录音师的脑袋有节奏地晃动着。他回头对我说：“真美啊！好多年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四十岁初头的录音师沉浸在回忆之中，“这下它又复活了。”
送走了钢琴老师，我手里拿着录好的磁带，得意洋洋地走进了办公室。这时，我心里早已萌发了第二天采访卡斯特罗时的一个“小聪明”。
当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卡斯特罗走进了钓鱼台十八号楼的那间会客室的时候，他又穿上了几十年来人们常看到的那一身绿色的军装，脚上是一双高腰皮靴。
我的采访就即兴从他的这副装束开始：“主席先生，刚才您走进来的时候，我注意到您一身漂亮的绿军装。多少年来，您一直保持着军人的装束，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您在重大的国际场合越来越多地换上了西装。这种服装上的变化是否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呢？”
这个看似非常生活化的问题其实有一个深层的背景。
自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后，古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许多西方分析家把目光瞄向了古巴。他们认为随着国际大形势的改变，古巴将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一些西方舆论把卡斯特罗形容成“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位守墓人”、一个“昨天的故事”。正是基于这一点，卡斯特罗的一举一动都倍受关注。当卡斯特罗身穿西服出席联合国大会以后，许多舆论便据此判断说，卡斯特罗是在发出信号，他将向西方靠拢。
卡斯特罗当然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摇摇头，说道：
“我穿军装没有什么特殊含义。那还是在一次很早以前召开的拉丁美洲首脑会议上。会议要求与会者都要穿衬衫，可我没有衬衫，我就穿上了这身军装。，一看挺精神，后面就在也没有换过别样的服装。前不久，有几位朋友建议我做一件西装，我就答应了。做好了一试，还不错。在一些首脑会议上，比如巴里罗切拉丁美洲首脑会议，还有我去乌拉圭访问，去纽约……我就是穿西服去的，免得别人说我只是一个战士之类的闲话。但是，我一定要穿着军装来中国访问，并会见中国的领导人。”
也许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卡斯特罗整个采访中总是不断地提到中国，几乎每一个问题都要把古巴和中国联系在一起。我问他古巴是否要进行经济改革？卡斯特罗回答，他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热心拥护者，古巴要进行有益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改革和开放，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原则范围内，“就像你们中国人目前所做的那样”。他还说古巴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许多措施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采取的措施及其相似”。当谈到他如何看待冷战后的国际新形势的时候，卡斯特罗认为冷战仅仅是部分地结束了，人类离实现全球化和平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我们所希望的和平是一个正义的国际新秩序中的和平，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为反对武装竞赛而战斗，为裁减核军备而战斗，我指的是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大国。”说到这里，卡斯特罗忽然像是想起了中国，他好像意识到他的话可能有什么纰漏，于是赶紧补充说：
“我不是指中国，中国在核武器方面的装备水平仅仅作为自卫，所以不能说中国是一个核大国。”
卡斯特罗确实很重视中国，也很喜欢中国。专访前的上午，他去了长城。在长城上卡斯特罗流连忘返。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长城内外的景色，长时间一动也不动。我们的摄像拍摄下了这一镜头。回来后，摄像感慨地说：“我觉得卡斯特罗都快要哭了！”
采访中卡斯特罗对我说：“一九九三年我受到邀请后，我曾希望尽早实现访华。无奈，在美国人的鼻子底下，我们遭到了封锁。在那种特殊的时刻，我肩负重任，不能做长距离、环绕半个地球的旅行，比如到中国来访问。在纽约同江泽民同志会晤之后，我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也要来访问中国。这对我来讲确实是历史性的一天，一个莫大的幸福，一个夙愿的实现。我听说你们中国人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是吗？今天我成了好汉，我终于登上了长城，我实现了三十多年来的一个夙愿，我感到非常地高兴和幸福。”
通过现场的翻译，卡斯特罗用西班牙语对我说着（很遗憾，我不懂西班牙语）。这时，我突然有一个发现：卡斯特罗说话的声音尖而柔，有着女性的柔和与悦耳。他喜欢用很夸张的手势，经常是用右手伸出一个手指头，随着说话声，手不断地向上举着。听着他那有点女性化的嗓音，看着他在空中飞舞的手势，我似乎一时很难把面前这位七旬老人和四十多年前就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传奇式的共产主义战士联系在一起。
一九二七年，卡斯特罗出生于古巴一个甘蔗种植园主的家庭。一九五○年，他在哈瓦那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作为爱国学生运动领导人的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革命青年举行了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在宣判他被判十五年徒刑的法庭上，卡斯特罗发表了一篇后来闻名于世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九五五年，卡斯特罗被大赦。出狱后，他再次发动武装起义，并在山区展开了游击战。一九五九年一月，卡斯特罗终于领导古巴人民推翻了独裁统治，取得革命胜利。两年后，他又领导古巴人民瓦解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基隆滩武装入侵。几十年来，卡斯特罗一直被认为是古巴最有权威的人物。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领导的古巴也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阵营中最坚如磐石的一个堡垒。五十年代后期，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卡斯特罗渐渐地疏远了中国。九十年代开始，苏联的解体使得卡斯特罗顿感孤立。面对美国对古巴全面地封锁，卡斯特罗急切地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于是，他主动地靠近了中国。
不知不觉中，采访的时间已经到了。我站起身，礼貌地向他致谢。
这时，坐在沙发里的卡斯特罗也用两只手扶着沙发手略显吃力地站了起来。我回身招呼几位同事到我的身边。我还没有忘记我的那个“小聪明”。
我对卡斯特罗说：“主席先生，我们今天愉快地和您一起回忆了我们两国的友谊。几十年前，在我们中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是歌唱中古友谊的。我们今天在座的不少人还会唱这首歌。我们现在就在一起唱这首歌，希望您也能跟我们一起唱。”
等翻译把我的意思告诉卡斯特罗后，卡斯特罗张开双臂，高兴地连说了几声“好”，声音还是那样地尖锐而温柔。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采访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图片）
于是，我对一位世界著名政治家的采访就这样在歌声的中结束了。那一刻，我们都感到非常地开心。歌声中，卡斯特罗又将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紧紧地拥着我。不过，这一次，我并没有感到不自在。
事后，有人问我：“你怎么会唱《美丽的哈瓦那》？那是一首很老的歌了。”
我回答说，是小时候听大人唱的，还有一些印象。
问话的人很吃惊，摇摇头，说了声：“不可思议”。
我故意装做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说：“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那不就是昨天的故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