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妥灵魂的大地一角
            雷淑容

“越来越多的人家搬走了，土屋被拆掉，只剩下断墙残壁。连以前热闹喧哗，孩子们打来打去的‘大街’上母亲也种上了蔬菜。”这是旅美作家程宝林的新书《故土苍茫》（东方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中的一段文字。我脑子里浮现的，却是鲁迅的故乡绍兴：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倏忽一百年过去，我们一代又一代，步鲁迅先生的后尘，几度逃离乡村，投奔城市，又趟过污泥浊水，毅然返乡——但旧宅颓废，田园荒芜，胡以归？

近些年来，程宝林身在夏威夷岛上的某个大学教书，孜孜不倦的却只有一件事：还乡。他手里捏着一张张机票，辗转在中美两国的各大机场，或手里握着电话，一次次拨通同一个熟悉的号码；没有青春做伴，亦非衣锦还乡，引导程宝林的只有经年的孤独和乡愁，而唯一的行李则是他那不改的乡音和斑白的鬓毛。他要回去的地方叫歇张庙村——江汉平原上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子，因为养育了一个叫程宝林的孩子，它正在和即将拥有一部自己的村庄史。

犹记得十几年前，我和程宝林共事，在四川的一家党报做记者，我们毗邻而坐，共同面向窗外喧闹的蜀都大道。有时候我们会把工作丢到一边，摆摆龙门阵，唠唠家常。我们的话题常常离不开两种，一个是农村老家的命运，一个是来自农村的孩子进城后该怎样保持朴实的心态，如何不在城市的虚荣和繁华迷失方向。我们的共识就是读书。我们都是被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农村孩子，也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在城市的处境。这是我和程宝林之间的默契，也是多年来维持我们友谊的一条纽带。在我眼里，程宝林是一个温和的兄长，沉静的读书人，浪漫的诗人，也是一个固执得近乎迂腐的书生。由鄂而京，再由京入蜀，他自然地违背“少不入川”的古训，娶了漂亮的妻子，生了可爱的儿子，但是他并不打算将这古老的符咒一念到底——天府之国的安逸和闲适留他不住，成都平原的温柔富贵在他是羁绊和沉沦——他成天抱着英汉词典背单词，一心一意地想带着妻儿去美利坚念书。他相信读书会再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命运，把他带到一个自由的国度，经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多年过去，他梦想成真，移民美国，以中年之身取得艺术学硕士学位，并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又在夏威夷谋得教职，用他的话说：“靠汉语，更靠英语，挣一碗洋饭吃”。仅这一点，已经让他感到满足和自豪。

程宝林毫不掩饰自己的成就感——不是功成名就的自得，而是战胜自我挑战命运的自豪。假如程宝林不离乡，不去国，以他的勤奋和努力，他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记者和知识分子，也会谋得一官半职，生活得富贵、尊荣而体面。但是他选择了另一条崎岖的路。他初抵美国时做过停车场的保安，当过保姆，经历过没有房住甚至没有被褥庇寒的尴尬——这些我都是在《故土苍茫》里读到的，这多少让我有些吃惊。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和程宝林互通邮件，他跟我谈的都是读书的事情，在他尚未脱离困顿的2003年，我还收到过他寄来的几本美版文学书。在他看来，生活的艰辛与求学的喜悦相比微不足道，“到美国留学，获取一个美国学位，在我，是一个既微小、又遥远的梦想。虽然只是一个硕士学位，我感觉良好，深为自己感到骄傲。”（《骊歌起处紫衿飘》） 程宝林也乐于展示这种骄傲，把自己42岁毕业于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消息贴到家乡湖北的网站上，竟然遭到嘲笑、攻击和蔑视。为此，程宝林深感迷惑。在读书这件事上，程宝林永远跟孔乙己一样不能释怀。

程宝林不被理解的还有写作。因为他写的文章，他涉及的题材，他关注的人和事，始终是那生他养他让他想念让他痛心让他眷顾和魂牵梦绕的故土和故人。他在海外一篇篇地写，一篇篇地发表，又集结成书，在《故土苍茫》之前，已有一部《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出版，为此他被人戏称为“农民作家”。或者，这是一件让人看不惯的事情，一个喝洋墨水说洋文吃洋饭住洋房以拥有洋文凭洋国籍为骄傲的中国人，却把满腔的情感寄托在一片早已被自己抛弃的土地上——而为了离开它，摆脱它赋予自己的命运和桎梏，程宝林付出了半生的代价。这或许正应了一种宿命：如果漂泊是诗人的宿命，那么还乡便是诗人的天职。程宝林的人生被分成了两部分——前半生离去，后半生归来。

与其他诗人的回归不同——比如北岛，他举着一盏青灯，将自己安放在一个寂寞的所在，他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则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程宝林的归途是现实而务实的，他虽然是诗人，却把诗意主动清除出了行囊。他从村头走到村尾，挨家挨户挨个拜访，他让记忆唤醒每一个村民，活着的、远走的、死去的，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坐下来交谈、回忆。于是就有了一篇篇动人的文字，《故土苍茫》、《屋前宅后》、《回家吃饭》、《父母的“批判”》、《布衣自有忧国心》、《祖坟》、《祖屋》……程宝林的写作，有诗人式的悲悯，包含哲学和人文思考，有记者式的批判，既客观又冷静，同时也是农民式的，务实而且准确，他认真地记得每一种关系，屋前宅后，左邻右舍，远亲近戚，新朋旧友，那些微妙的乡村人际，那些恩恩怨怨，你来我往，像一幅幅地图，深深地镌刻在程宝林的脑子里，以至于时隔多年，他也能一一撷取，并写进文章里。我真佩服他的好记性，比如他依然记得高考的成绩是81分，父亲从农村带到成都的粑粑有20个，20年前沙洋的老友付的餐费足足有50块。如果说程宝林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是白描式的，《故土苍茫》则是写实的，在故乡面前，程宝林是诗人、记者、知识分子、农民、学生、作家，但更是一个漂泊多年的游子，他带着复杂的情感，仔细地打量这残酷的村庄现实：物非人非景非。

“为什么我不能为这个村庄写一本《村庄史》？在这本只涉及一个中国小村的断代史中，我要发扬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让那些默默无闻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传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这些如蝼如蚁的生命，曾经承载了一个中国的时代。那个时代，无情地夺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留给他们的是两代人的赤贫，是如今的断墙残壁、冷清无人的街道，是街道上我母亲种下的蔬菜。”于是，为故乡写史，就成了程宝林自觉的使命。但这个看起来微渺的工程因为隔了太平洋的浩瀚波涛而变得艰难和沉重。因为程宝林的归程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更是精神和历史意义上的。在面对村庄兴衰的同时，他必须也要面对自己的家庭，包括他自己——因为他以及他的家，也是村庄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北岛说，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力。对故乡又何尝不如此。程宝林把歇张庙村放进一个广阔的时空，看它在一个乡镇，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中如何辗转变迁，如何繁荣，又如何衰败，而他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不过是在为故乡的历史做一个生动的注解。“兄妹六人，全部跳出了农门，他这个长孙甚至举家移居到了美国，父母也搬到了城里，开始学着当城里人。旧宅倾颓，家园荒芜，而我的内心是何等的欣然啊！”这是程宝林的家人苦苦奋斗出来的幸福感，也是歇张庙村人迄今为止创造出来的最高标准。但是程宝林也知道，自己错了。“花两代人的努力可以摆脱农民环境和农民家庭，不易，要想在思想观念上和生活习惯上摆脱农民的价值判断，这不是两代人可以完成的任务。”（《父母的“批判”》）这是程宝林要面对的一种痛，而更大的痛还在于，在一个农村家庭的出类拔萃背后，往往是一个村庄的没落与衰败的开始，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漂泊时代的到来。

所有的路都通向城市。这是我们谁都逃不过的时代，我们跟程宝林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以读书、理想、打工、挣钱的名义，从千万个歇张庙村，从千万个沙洋县城，从西部、北方向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迁移，我们丢下老人与小孩，任田园荒草萋萋，家宅塌颓，我们身上打着农业文明的烙印，如今又再加上工业文明的镣铐，我们在城市和乡村，国家与农民，土地与饭碗，语言与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在时代的华丽转身之中华丽转身。然后我们累了、倦了、老了，我们返乡，却发现我们回不去了，故乡面目全非，我们无家可归。在出逃与回归的迷途中，程宝林是清醒的，他抛开中年返乡的种种伤感和喟叹，以一个农民儿子的本分和孝顺，为父母了却多年的心愿，“将几间早已废弃、东倒西歪的土屋拆除，新建了三间瓦房。父母故土难离，田园难舍，又从100多里外的城里搬回家中，成了村里唯一没有责任田的‘编外村民’。”

我相信，那三间新的大瓦房，在歇张庙村无疑是最有生机和最漂亮的建筑，它们将是程宝林父母安度晚年的最好的场所，我也知道，程宝林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他也找到了安妥灵魂的大地一角。

2009年11月的小村东街。

宝林，你这几张照片似乎把我拖回了一个很遥远的回忆。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半乡半镇的地方度过的，对照片中的场景并不陌生。你愿意为这样的地方留下些文字，我很想表达一下我的敬意。

当今的中国作家们抬头抬眼往上看的人很多，低头往下瞧的人已经很少了。坦率地说，作家这个职业与其他职业一样只是一门谋生的职业，然而在中国，作家们一厢情愿地把自己“高尚”了。这跟作家们曾经被御用有关系。

怜悯和同情而不是愤青应该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大胸怀。我把这话给宝林，更给我自己。

我终将为他们作传
----散文集《故土苍茫》自序

                           程宝林
1

1980年7月7日至9日的高考，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4届。这3天，决定我这辈子，将永远离开歇张村。我拿着大队开具的介绍信，到公社所在地烟垢粮管所，办理了粮食户口迁出手续。这就意味着，我跳出了“农门”，即将成为吃“商品粮”的人。

“狗日的吃商品粮的！”

记得在村里的稻田里，在烈日下戴着斗笠劳动时，村道上过来一个骑着飞鸽车，穿着“的确良”、带着上海表、脚登黑皮鞋的干部模样的人时，田里的妇女们，就会抬起斗笠下汗水湿透的脸，无限羡慕地望着那个人，渐渐驶近、又渐渐滚远。如果那个骑车者，不识相地、夸耀地故意将自行车的铃铛摇响，他就会得到这样的一句咒骂。

在村子的东边斜坡上，有几间当地唯一的砖瓦房，带有一个颇为宽敞的院子，是我们那里唯一的单位，全称应该是：“漳河水库管理局大碑湾三干渠管理处歇张管理段”，简称“管理段”，但在村民们口中，却成了“管你蛋”，因为在湖北乡间口音中，“段”(duan)和“蛋”(dan)同音。在我童年发生的事件中，包括这样一件：某个夏天的傍晚，5里路外的吴集放电影，我们一群孩子在去看电影的路上，管理段的段长李胖子，骑着一辆自行车，神气地从后面追了上来，地点正好是一座已经干涸的堰塘。那是大旱之年的1972年，我读小学2年级。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一涌而上，有的拉自行车的后架，有的干脆朝上面跳。车头东扭西歪，终于，李胖子连人带车，跌进了泥塘里。

而最要命的是，在李胖子跌入泥塘之前，最后一个抓住他自行车的人，就是我。
他咒骂着爬起来，将自行车拽上堰堤时，其他的孩子早就一轰而散，跑得远远的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傻傻地楞着，等待他扬起满是污泥的大手，给我一巴掌。这一巴掌拍在我的后背上，并不很疼，却将后背糊上了一大块污泥。李胖子掉转车头，在月光下，朝他的小小王国——那几间砖瓦屋骑去，来时的白色身影，此刻变成了黑色。

管理段的段长，自李胖子开始，后来换了好几茬。李胖子是吃“商品粮”的，每月的伙食，来自一个神圣的、神奇的粮本。凭着那个本子，他每月骑自行车，或是差手下人，到几里路外的粮站，称来几十斤大米。后来的段长，却得自己每个月，从家里用自行车将大米驮来。村民们就说：“这个段长是‘款’米袋子的。”‘款’是当地土话，动词，“背”的意思。很多年之后，我的父亲，也曾到这个管理段当过帮工，负责巡视渠道，并在菜地里干点杂活，每月“薪水”80元。在一次中暑昏倒后，我坚决逼迫父亲，辞去了这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当年的李胖子，如今尚在人世否？他给我的一巴掌，恰当好处地教训了我的恶作剧。记得他从泥塘里爬上来，见到是我时，气呼呼地骂道：“好小子，妄图谋害革命干部！”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糟糕的家庭成分。胖子通常善良，他并无意于真正害我。他的话，只是那个荒诞扭曲时代的流行语，一种类似于今日的时髦而已。果然，第二天，老师也只是在班上，严肃地点名批评了我，却并没有将它上纲上线到“谋害革命干部”这样的严峻程度。

2


将中国人，划分成吃“商品粮”和不吃“商品粮”的两类。种粮食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人多理应势众，却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低人几等的地位。这是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中国农村生活最深刻，也最难忘的体验。在旧中国，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道路，有许多条，比如，到城里的商铺，当学徒，进工厂，当徒工，慢慢熬成老板或师傅，在城里安家立业。1949年之后，尤其是公社化的1958年之后，这条路被彻底堵死。一个农家女孩，无论如何聪明，貌如天仙，也没有一个城里人肯将她娶回，因为，她在城市里没有，也不能，获得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在那个近乎赤贫的时代，一般的工薪家庭，绝对养不起一个吃白饭的人。她只能留在农村，白汗黑流。更要命的是，人民政府将所生子女的身份，跟母亲一方挂钩，也就是说，新生儿出生后，是吃“商品粮”，还是“‘款’米袋子”，视乎母亲的身份而定。母亲是农民，子女就是农民，哪怕父亲是城里的干部。

这样的歧视，不胜枚举，几十年不废。

孔子曾呼吁“仁政”，谴责苛政。在我看来，1949年之后，尤其是1958年到1976年之间的许多施政措施，不仅是“苛政”，有的简直就是“兽政”。

在李世华的大饥荒家庭悲剧纪实著作《共同的墓碑》一书中，他实录了当年，当地（安徽）为了防止饥饿的村民外出逃荒要饭，竟然规定：买火车票要证明。没有证明，就只能守在家里等死；在惨绝人寰的河南“信阳事件”中，当地政府也是组织民兵，强行拦阻外出讨活命的人群。连讨饭逃命的自由都被剥夺的社会，在媒体上却被吹成了人间天堂。四川的封疆大吏李井泉，一夜之间，宣布老百姓手里积攒的粮票作废，发行新粮票，却不允许新旧兑换。这种从饥民口中，强权夺食，导致四川饿死一千万农民的恶行、暴行，迄今很少受到公开的声讨。这种让财富归零，重新洗牌的做法，执政者已不是第一次施行。如果哪一天，民怨沸腾，如同地火，喷薄欲出，富人惶惶不可终日，四散而逃，是不是可以一夜之间，发行新版的人民币，而旧币不予兑换，或者，不等额兑换？让穷人山呼万岁，让那些富人，在保命和保财之间，二者择一？没有谁敢拍着胸脯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断无可能！”

1975年夏天，公社组织了现场批判会：我家附近的小庙大队，一位大号熊传飞的回乡知青，在田边地角的小块荒地上，种上了自己的庄稼：水稻或小麦。当时的口号是：“斗笠大、扁担长，块块种上革命粮”。熊的罪状是：种下这些粮食，落入自己口袋。结果，数以万计的公社社员，以及全公社10几所中小学的全体学生，分期分批来这个村里，观看“资本主义复辟”的活样板。我小学班上的女同学彭金娥，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将瞎眼爷爷种在路边荒地上的烟叶，扯得干干净净，换来了一张大红的喜报：《斗私批修扯烟叶》。我在自己菜地旁，挖了一块大约两平方米的荒地，作为我的“小菜园”，种了几颗菜瓜和西红柿，也被举报到学校，遭到老师的批评。班主任还亲自到我家的菜地踏勘，看那两平方米的“小菜园”，是否确实属于非法开荒，是“资本主义尾巴”。“举报”我的，可能是村里最喜欢到我这里借书但后来打过架的一位伙伴；我一报还一报，“举报”他在自己院子里种西红柿，结果被班主任当堂驳回。热爱大自然，热爱植物与种植的童心童趣，就这样被荒唐而严酷的政治践踏，而“举报”之毒，这样早，就普遍植入了无知少年的心灵深处。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夫妻互相“举报”，父子彼此“揭发”，反伦常被歌颂为“立场鲜明”，反人道被标榜为“斗志坚强”，这样的悲剧可以说无处无有，其来有自。

从1958年的不准搭火车外出逃荒，到1975年不准在荒地上私种庄稼，“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一脉相承的，是对人民利益，尤其是农民利益的轻贱和漠视。

前些天，给我家乡的少年伙伴打电话。他时常关注我的博客，对我批判那个时代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文章，既不以为然，也隐隐担心。他说：“你那样评论，是不对的。哪个国家没有经历曲折呢？就像我们自己，哪个人的路走得很顺？”

在越洋电话中，我无言以对。这是我小时候，常常睡一个被窝的伙伴，在村里，门与门相对。因为阅历、视野与审视的角度不同，他将那些年的那些事，看作是“无心之过”，而我，觉得是“制度之恶”。如果中国不进行制度性的改革，彻底抛弃集权制度，增加区域性自治；如果执政者，不牢记“治大国如亨小鲜”的古训，隔三年五年，就来一番“一刀切”，“全国一盘棋”、“一风吹”之类的折腾，那样的荒诞、荒唐、悲惨，还会重演。近年来，“半夜偷加印花税”、“人民币一夜‘勃起’”之类的事情，不是一再发生，跌破了国人与世界的眼镜吗？

3

当我第一次，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位读者对我的评论，称我为“农民作家”时，我忍不住笑了。我的笑，带有点自嘲的味道，但更多的，还是自豪：毕竟，从1991年，写下第一篇关注“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散文《水稻》以来，我这一题材的散文作品，已经多达近百篇，许多都被收入全国性选集中。2004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更获得中美两国约60家报刊载文评论，并入选“网络信息杯上海市民最喜爱的20本书书目”，我从网络检索得知，郑州市第11中学，更将该书列为当年高中生10大课外必读书。在网友的博客中，提及、摘录这本书的文章，据我偶尔检索，竟然有50多篇。这令我甚感欣慰。

我笑的原因，还在于我，不仅远离了农村，甚至远离了中国。如今，我在被称为“人间天堂”的美国夏威夷任教，靠汉语，更靠英语，挣一碗洋饭吃。然而，在村民大多搬离那个村子，村庄一天比一天破败冷清的情形下，我于2007年年底，以我微薄的财力，资助父母了却了多年的心愿，将几间早已废弃，东倒西歪的土屋拆除，新建成了三间瓦房。父母故土难离，田园难舍，又从100多里外的城里，搬回村中，成了村里唯一没有责任田的“编外”村民。

我的内心，既略感安慰，也甚觉凄凉。那三间瓦房，耗资不过二万元人民币，竟然成了村里近10多年来，唯一修起的新房子，而且，千真万确，成了村里最“漂亮，最“气派”的房子，与周围老旧、衰败，毫无生气的土屋，形成了刺眼的对照。

越来越多的人家搬走了，土屋被拆掉，只剩下断墙残壁。连以前热闹喧哗，孩子们打来打去的“大街”上，母亲也种上了蔬菜。

南宋词人曾有“故宫离黍”的悲叹。昔日的宫殿，如今长满了“黍”这种古老的庄稼，这种沧海桑田的变迁感，令人悲不自禁。我祖屋前的街道上，母亲种植的这一片蔬菜，其“农村凋敝”的象征意义，实在不必明言了。令我困惑与深思的，却是这样一个命题：为什么中国的城市日新月异，现代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农村却人去村空、房倒屋塌，只剩下老弱病残，独守着孙儿孙女？中国经济三十年奇迹般增长，为什么没有惠及我老家，那个江汉平原边缘，东距沙洋县城不过30分钟车程、北距荆门市不过一小时车程、到处是肥沃黑土、亩产稻米千斤的村庄？

4


我记忆里的村庄，有40多户人家，近200口人。村子位于一处高岗上，村北曾有一座古庙，称为“歇张庙”，据说道教祖师张天师，曾在此留驻，稍事休息，因而得名。庙中佛殿，想必是用铁所铸（距离我家数百里的武当山顶峰的佛殿，就是铁铸），所以，也被称为“铁庙子”。庙在村北半里许的一处高岗上，是全村的制高点，风水应该很好，周围一圈，挖有深深的壕沟。那里曾被开辟成生产队的禾场，修有一间土屋，当作仓库。我曾在那里，将晒干的稻谷扛进仓库里。后来，禾场被废，成为麦地，土地深处，时常还有残存的瓦片被耕出来，令人回想清末民初，寺庙里香客如云，香火鼎盛的情景。

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偶而会在一张白纸上，试图将我小时候村庄的格局，完整地画出来。我的努力总归于失败，因为我并无任何绘画才能。那一间间屋子，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画在纸上的，却完全是另外的样子。有时候我想，要是当年有照相机，能为我的村庄，留下一些照片，该有多好。

在我六、七岁之前，我家的房子，并非我们家独居，而是和后来担任过多年大队长的范维志家合住，隔着天井，他们家住一侧，我们家住另一侧。这一点，怕是我的弟弟妹妹们，都未必知道。他们家后来搬出去，在村子南街的那棵大树下，另建新屋，这座土屋才归我们独居。当时两家是如何协商的，有哪些补偿条件？我至今对此一无所知。好在父母健在，我可以了解清楚。

我家隔壁，就是全大队的最高领导，村支书程应海家。他家晚饭吃得最晚，“夜深犹唤儿吃饭”，那个细节已被我写进散文《回家吃饭》中。而《回家吃饭》中写及的那个当镇长的本家兄弟，又成了散文《探监记》中的主角。所谓世事如云，命运弄人，大概就是如此吧？程书记的隔壁，是队长曾祥生家。这个当权时凶巴巴的精瘦老头子，我对他颇有好感，因为他曾几次弄电影到村里，在大白天，将仓库关起门来当电影院，使四邻八村对我们村，羡慕得要死。他还曾请了一个河南的梆子戏班，在村里连唱三天大戏，轰动四乡，出够了风头。我尤其记得，他将一个河南讨饭的老头，收留下来，安顿在村外的养猪场居住，提供口粮，让这个异乡人，在我们村过了好几年安生日子，直到他的家人找来，将他接回河南。老人离开的时候，家家户户都送了些大米。这个讨饭的异乡人和他的儿子，是背着满满两大袋大米离开村子的。这是小小的德政，如果扩大，成为中南海的政策，中国何至于三年饿死三千万？有一年，我回家探亲，他光着上身，走到我家门前。我敬了一根烟给他，他感伤地说：“宝林，你下次回来，怕是见不到我这个老头子了！”与我非亲非故，当权时曾多次欺负我家成分不好的这位前队长，对我说出的这句感叹，令我感动和感伤。他的善，出自本性；他的“恶”，归于时代。

曾祥生家的隔壁，就是刘汝谦家了。一个农民，竟然有如此儒雅的名字，这是我儿时，常常思索的问题。他会所有的农活，但他却能在墙上，用石灰水刷白一块地方，将那里变成语录栏，写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之类的语录。雨天他就和曾令梓下象棋。这个除了会鼓捣几下农用机械、修理点电器，对农活一无所能的庄稼人，恁是一辈子没有下过几次田！“位高权重”的程书记是他的妻兄，大概是原因之一，但此外，肯定还另有原因。他们俩棋艺相当，总是杀得不可开交。刘汝谦是个任何时候都笑哈哈的农民，他脑子运转得越快，眼睛眨动的频率就越快。他原本是正牌的武汉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武汉某中学的语文老师，莫名其妙，没有任何文件和手续，他就当了右派，先是送去伐木，后来被赶出武汉，回乡来当了农民。有好几年，他在队里的窑上烧瓦，将黄泥作成“瓦圈”，晒到半干后，一拍成四瓦，手艺属一流。他后来成为我的地理老师，我高考的地理成绩是81分，这其中就有他的教诲。

5

这样一家家地想下去，我有了一个坚定的念头：为什么我不能为这个村庄，写一本《村庄史》？在这本只涉及一个中国小村的“断代史”中，我要发扬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让那些默默无闻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传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这些如蝼如蚁的生命，曾经承载了中国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无情地夺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留给他们的是两代人的赤贫，是如今的断墙残壁、冷清无人的街道，是街道上，我母亲种下的蔬菜。

有许多史实，需要核定，比如，1974年2月的那场大火，烧毁了半个村庄，成为我们村子的一大劫难。它究竟是怎样引起的？比如，1975年，大队的民兵，用绳子牵着我家对面的富农曾令金的老婆，游街示众，甚至到小学里敲锣，在全校师生，包括其子女前面，自我辱骂。她的胸前，吊着一双破鞋和一把稻谷。她真的偷过队里的稻谷吗？游街示众的决定是谁作出的？

宋代儒者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是这样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这几句话里彰显无遗。时易，境迁，这些我都难以企及。只有“为生民立命”这句，也许勉强可以做一点尝试。“生民”这个词太大了，我所能替他们说几句话的，只有那些村民。

比如，写这样的一部《村庄史》。

而这本《故土苍茫》，或许可以算作是这个梦想的一种热身或前奏吧？
是为序。

2009年2月17日，夏威夷无闻居

(此文在书中，被删除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段落和句子，现全文贴出。)

谢谢老牛兄给我的留帖。以兄之言，共勉之！

“他写的文章，他涉及的题材，他关注的人和事，始终是那生他养他让他想念让他痛心让他眷顾和魂牵梦绕的故土和故人。他在海外一篇篇地写，一篇篇地发表，又集结成书，在《故土苍茫》之前，已有一部《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出版，为此他被人戏称为“农民作家”。或者，这是一件让人看不惯的事情，一个喝洋墨水说洋文吃洋饭住洋房以拥有洋文凭洋国籍为骄傲的中国人，却把满腔的情感寄托在一片早已被自己抛弃的土地上——”

可贵！

这篇书评写得很好，很真诚！

我倒是不觉得宝林有多“可贵”，每个人其实都走不出自己的童年。宝林只是在复制心里的故乡。这才是一个作家最独特的地方。

我更希望宝林能放弃更多的“意识形态”，更本质，也更文学地写家乡。

同感，July每次都能说到点子上。赞！

你的那些散文，俺的确是喜欢。你挑的文章，俺不管多忙，都读的。谢。

得回来细品这一线。先问候宝林！

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

一个农民的儿子，实录他爱着的土地，感人！令人敬佩！

这样的村庄看着亲切又亲近，更多的还是心酸。这样的土房屋，中原农村还有不少，到冬天真正是四壁透风了。

啊呀，不知道你在夏威夷，去年六月去的那儿。我还专程去了夏威夷大学戏剧图书馆。

西娃：由旅美诗人程宝林带出的一群人

闻


积雪把夜晚冻得冷硬，我把自己裹在皮毛里，出发。要去老故事酒吧，名义上是为诗人程宝林和他的《故土苍茫》而去。能把一个茶话会或接风仪式搞在严冬的晚上八点，只有苏历铭做得出。这个活到四十多岁还一脸无辜的男子，他做出什么你都得接受，因为他长得不省人事，单纯的笑里面带着足以骗人的童真气，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怨言，只能怪自己在俗世里沉得太深（不过有时我又私下以为，苏的童真气和不省人事，是他面对这个世界的武器）。“程宝林，是你半个老乡。”我去电话问他是不是把时间搞错了，他说没错，又加上前一句。

像我这种在第三代诗人的诗歌阴影中成长起来的人，对程宝林的名字一点都不陌生，读过他的诗，听过他的一些传奇故事。这个从湖北荆门考入人大，在当时的大学生中第一个出版个人诗集的人，在四川工作过十几年，后来去了美国，以后他淡出了我的文字视野。只是在今年的“李辉与文怀沙”事件上，我再次看到他的文章，后来收索到他的天涯博客，断断续续的读了一些博文。他看问题的视觉和一些观点，以及自由出声的能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越来越习惯只读人的作品而不见作品后面的人，这其中的原因，无法用几句话说清。何况，到了冬天，我就是个冬眠动物，很少出门，蜗居在暖气充足的屋子里，静养着正在老去的身子，写写停停寒冷的冬夜在外面厮混，我觉得是有病。

苏历铭说去的都是老朋友，我就带着私心，去见见我那群正在老去的哥们，说是都在京城，却很少见，就剩下名字和记忆了。在人际关系上做过两三年的减法后，我不知道，现在除了一些抹不去的友情，还有什么能连接我与寒夜中的相聚？在路上已经想好了，到时若真要让我说点什么，先感觉一下程宝林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对此人不感冒，我大不了说几句放在谁身上都管用的顺耳话，把这个夜晚混过去了事。当然，最好闷头喝酒，当个十足的哑巴。在京城混了十多年，我已有一副世俗的面具，以此保护着自己。在什么时候都倾泄自己的真话和真诚，是对自身的践踏。

见一个中年男子，戴眼镜，朴素的衣着，从脸上看不出任何调子，已经在美国混了十多年，也不见染上美国的风尘。这就是程宝林，被苏历铭接到了老故事酒吧时，给我的印象。 一伙人在一个包间里，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来的人中，除了程宝林和几个女子我不认识，其余的都是我近10年的哥们。在主持人苏历铭介绍程宝林十年前，发誓要去美国成为双语写作的作家时，此人掏出一个本子，递给大家，要求留下每人的名字，电话，邮箱，然后他对照着本子，在《故土苍茫》签名写字，认真的样子像是小学生做作业。看不出他是有多大野心的人。当苏历铭半认真半玩笑地介绍完他们认识的过程：80年代程宝林用70多块稿费请他狠狠吃了几盘羊肉而结下友谊等等，程宝林已签名已毕。站起来双手把书递给每个人。

这时，郭力家（以下称老家。这一截焦炭，不燃烧时就黑着，一点燃就发出火焰和毒气的人，他习惯把酷似党国的文件说成小孩子的玩笑，又能反转把一场游戏弄得像场仪式的人，我至今都没全然明白，当年的“特种兵”，是什么让他悠游在体制与自我之间，在又冷又黑的幽默里，活出别人模仿不了的人生。）接过苏历铭的话题，没轻没重的把他与程宝林的初识演绎了一番：某届青春诗会，去的男诗人与女诗人的比例严重失调，按老家的说法是这诗会“青而不春”，搞的千里迢迢而来想发生点艳遇的男诗人，心慌意乱又在意哥们的感受，谁都对锅里这点粥下不了手。倒是一个新疆的女诗人，先对程宝林下手了。已经夜晚十二点了，还没见程宝林，一伙男诗人担心老实的程宝林会在这个夜晚失去童男之身，就一致推举郭力家去救程宝林。有著“特种兵”之称的男儿郭力家，在和平年代使不出的那种荒蛮的英雄气概，顿时有了用场，他大踏步去到两个在昏暗的夜色中谈诗歌的男女面前，几句大义凌然的舌战后，把程宝林解脱于“虎口”“郭力家，其实你那时坏了我的好事啊。”在郭力家的讲述里，程宝林多么像只小绵羊，在我们的大笑和质疑中，这只绵羊又低声说出这样一句，如叹息。一伙人面面相觑，又一阵哄笑。这个茶话会，注定是正经不起来了。

看多了太多假模假式的东西，私下里到希望这种不正经延续下去。程宝林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开始说话：我来自我介绍一下，他们说的都有出入。于是他像一个多年潜伏在敌占区的地下党员，一五一十的“汇报”这些年的工作：在美国呆了十一年，出了八本书，期间做过保安，秘书，为别人带过小孩，在中文报纸工作过，有段时间抽周末为一个医生家打扫过卫生，只为换得在他家洗个澡后来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英文创作系，获硕士学位。现在在夏威夷一所学校任教，孩子妻子都和他在一起了。当他口头交出近乎家庭的财务报表时，在座的又是在微微发愣后，彼此交换着笑。这种笑里，基于他说话的口吻和他说话的姿态：大凡成功者，他们所经历的苦难，都是成功后的一笔资产和荣耀，而在程宝林的口吻里，他只是一个交待者──一个生命走向可以自由言语的国度，他途径的历程。虽然并没有谁要他这么做，但他如实的交待着它们，没有半点卖弄，也没有诉苦的意味，更没有为此高出谁一头的式样也是在这种笑里，我们可能在之中有着对自身的讥讽：他身上的什么，我们都已经丢失，并且丢失的这样不易觉察？“嗨嗨。”郭力家干咳两声，“宝林是个好同志，质朴，透明，真实，不浮华，在座的学习的好榜样。”“郭力家，你不要把我搞的像要塑造一个烈士似的。”这个人这么说了一句，彻头彻尾的认真。

“你最初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面对这样一个人，我再也忍不住了。“最先写诗，想引起异性的注意；我是农家子弟，一直有自卑的心理，也想出人头地”他如是答。“你刚才说，你要为一个村庄的人写传记，你以为你的文字能干什么？”大方冒出一个问题。“也许起不了多少作用，但愿更多的人能知道并关注他们。”“你说在美国，此刻很难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于是你写作，你写作是因为寂寞吗？”“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回答。

感谢他，感谢程宝林，一些伪崇高在他的面前轰然倒下，他在说人话。想到他在“李辉与文怀沙”事件上的一些观点，视觉，言说。我莫名的焦躁。“现在，在很多公共事件上，知识分子的群体沉默，没有谁愿意挺身而出哪怕做一点担待，而你敢于发出不同声音，是因为你在国外吗？”我又扔出一个问题。“有这个因素在。”他说。“不过，国内现在的很多事我也弄不懂，2003年我到四川，在省作家协会院内遭遇一幕：我见到四川人都亲，一位老作家见到我很热情，说楼下一群青年作家正要去开会，让我去打个招呼，他们也是我的旧识，当我兴匆匆的见到他们，这些人对我伸过去的手，只勉强的握了握，连一句寒暄和客套话都没有。我把这尴尬说给冉云飞，云飞只用一个词形容了他们：竞走权门之徒”冉云飞说的是对的，这是现在国内不少知识分子和文人的现状我一直没有问，程宝林当初为什么出国，虽然苏历铭前面说过，他是为了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双语作家。而作家是能把自己的所见所触所思勇敢的写出来，他为此付出了艰辛的过程，保存了自己，保存了他的声音。读 几天后，我捧着这本签有“西娃：此间乐，思蜀乎？程宝林2009，11，13”的《故土苍茫》。很想告诉他，我虽然有时也大声笑，我并不乐，至于思蜀乎。我还来不及想这个问题。盘腿坐在落地玻璃窗后，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本书。可以承认，我很长时间都没有如此专注的心，去读一本文艺作品了。

曾经说过，要别人怎么对你，是你把武器交给别人的。程宝林身上的什么？唤出了我这不得不认真的一面？有时想，在这个时代的这片土地上，作家们尽可以丢失自己的想象力，近年的钓鱼，毒奶粉，开膛验肺等等任何一个事件，都是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我不知道如果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目睹了这些怪现状，会不会叹息自己想象的苍白？《故土苍茫》的第一部分“大地无言”里，程宝林节省了自己的想象力和艺术技艺，他低微的目光，锁住了一群底层人，就那么平铺直叙的写出他的正在消失的村庄，卑微的人群低贱的生命，像那个名叫歇张村的草木，无声无息的消失，在这里，生命是不值钱的，桃姑生病在无钱中活活拖死；堂舅被人下毒而被儿子用拖拉机拉到火葬场附近才咽气；去深圳为儿子带孩子而摔断胳膊的舅妈，为了剩下8千元钱而拖着断臂独自回乡，又被儿媳断了米并发配到土屋里去照看鱼塘；被脱粒机绞断手指的贵叔；被村民用杀猪刀捅死的负责计划生育的村干部；因为输掉100元钱而命丧农药的彦老爹都被程宝林细致的写在了书中，他们的命运构成一个乡村的悲哀图景，也构成程宝林对这个村落的思考：“心痛钱，不心痛命，这是中国农民的基本特征。心痛粮食，不心痛身体，这也是中国农民的基本特征”他思考到贫穷与愚昧的关系，思考到贫穷，愚昧与野蛮的交错关系。还有呢？什么造成了农民的贫穷，愚昧，野蛮，以及它们的交错关系？我没在书中找到答案，也可能程宝林自己也没找到答案。程宝林并没以“控诉”的姿态，诉说这个村落，他带着一颗奇怪的爱心，像对待一个病重的老人，一边看着她本有的疾病，一边又给予安抚和微弱的希望，村落的一点点变化，都被他记录着。他爱着这里，一草一木，祖坟祖屋，记忆与流逝如果说程宝林是背负着自己的故土在他国活着的人，一点都不过分。像那些千千万万的游子一样，用爱缩短着与这块故土的距离。什么使他或他们这样，答案模糊接下来的《大美无言》《大海无言》我就不多说了，一个游子的审美，对友情爱情的感恩，人文情怀，操守，孤独，身为人的艰难都在里面了。

说记得那晚在老故事酒吧，老家以玩笑的口吻说：“如果我是女人，面对程宝林这类男人，我会反复嫁，越嫁越有魅力。”我当时那么武断的说：“郭老家，你是女人你肯定是个贱人。”现在我觉得老家是个一眼能看清人的底色的人，而我却是要通过诸多了解才能把人看清的人。当诸多在文字里，在苏历铭不多的话语里，在杨永清（程宝林书中的人物之一，是他多年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的交谈里，才能确认一些东西。现在我对老家说：“你下世真成女人了，你就是反复嫁给程宝林数十次，你依然是高贵的。”

(贴于新华网读书版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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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

到现在我依然保持着年轻时养成的“坏习惯”，不管睡得多晚，临睡前都必定要看一会儿书，感兴趣就多看几页，不感兴趣就换一本看。所以，我床头的桌子上和窗台上以及枕头边都摞着一摞一摞的书。

然而能吸引着我一口气看到天亮的书却不多，能让我反复看几遍的书就更少了。我总想这大约是因年龄的关系，五十多岁的我早已没了年轻时不分好歹痴迷于书的那种激情了，当然不会像年轻时那样，任何书都能让我彻夜不眠的看下去。

但拿到《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我却连着两个晚上都看到半夜两点。若不是第二天还要上班，若不是怕引发我曾发生过的脑血栓，我可能真会看到天亮。

其实我看这本书纯属偶然。那天我的长篇纪实《与女儿说家事》刚完稿，大脑很疲劳，心也还沉浸在自己书稿的情景中。我想当天晚上多看几页别的书换换脑子休息一下，于是就在家里翻腾着，想找一本有意思的书。正好丈夫下班拿回一本书来。我一看书名《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心里就有点好奇又有点排斥。说好奇是我看到了“实录”两字，因为近年来我对虚构到不着边的文学作品很难接受，而对写真人真事类的文章却有点偏爱；说排斥是我看到了“农民”和“村庄”这样的字眼，因为我当过四年知青，对“农民”和“村庄”的贫穷还记忆犹新，根据我的经验，写农村内容的作品总是让我无法轻松。

大约正因为“好奇” 和“排斥”这一对儿矛盾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吧，我鬼使神差地选择这本书作为我当晚的消遣品。至于这本书的作者姓甚名谁，我没有去看他，这也是我的坏习惯之一，看书总不会第一眼就看作者是谁，如果对书有点兴趣了，就翻开封面看看作者介绍，如果对书的内容不感兴趣，就干脆不看是谁写的了。

谁知拿起这本书我就再也放不下了，读着它，我感到有一支曲子自始自终在撩拨着我的心弦。

我也曾读过不少有着美妙意境的文章，但那美妙中总有一点“做作”让我不快；我也读过不少活生生的现实记录，但那“真实”却总因为过于“自然主义”而降低了它的美感。可《……村庄实录》的作者却把震撼人心底的那种真实与优美的意境自然地揉在了一起，让你在被它的真实性所打动的同时，又被它的优美意境所感染。所以第二天我便感叹地对丈夫说：“这个家伙写得真不错！”

直到这时我才有兴趣了解本书的作者。他叫程宝林，是一个出身地主家庭，但从上小学起就从事农田劳作的孩子。改革开放后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人民大学，再后来当作家，做编辑，现在又到美国去深造和打拼了。

《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收录了他的五十篇散文，篇篇不离村庄，但篇篇都是作者走出村庄之后的才有的感情提炼和思想沉淀。

作者开篇便用浓重的笔墨给读者描绘了一幅富庶的鱼米之乡的美好图景：“土地肥得很，水渠多，堰塘也多，天再旱，对庄稼也不碍事。每年的秋收季节，禾场上便布满一堆一堆的稻谷，尘土飞扬的公路上，板车、拖拉机满载着粮食，吃力地进行着……排起了绵延数里的卖粮长队，而途径此处的一切其他车辆，都不得不绕道而行。”“卖粮者带着草席、干粮，一边守粮，一边睡觉。有时候要等候两三，天才能轮到你。粮检员那一根尖尖的铁管，终于插进你的粮袋，如果说一声：‘不合格 ’，你就只好肚里骂娘，嘴上求情，最终还是不得不把粮食拖回去”……“大小粮仓都库满仓满，露天粮堆高如楼房……”

正当我们为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而羡慕时，却见他笔锋一转说：“无论每亩产稻谷一千斤，还是一千二百斤……那地方总是一个‘穷’字”。

这鱼米之乡又能穷到什么程度呢？

穷得亲人们没有见过香蕉，穷得作者“怕见家信”。他说：“信封上的地址一径写下去……贴好邮票你就算是回到了出生的地方，那里被你称作老家，你把同年和少年都消磨在那里，无论欢乐还是痛苦；你也把老人家们埋葬在几处坟茔里，把你的哀伤，也把你的思念……有时候，我会无缘无故地羡慕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位同事，觉得谁都比我活得潇洒，活得轻松。他们永远也不会收到那种从某某省某某县某某乡村第几组寄来，皱皱巴巴的家信。那种小小的白皮信封，只有乡村供销社里才出售，上面粗糙地印着一些美人或花卉；而所谓信纸，也大抵不过是薄薄的半张，通常是从学生的作业本上随便撕下来的那种……根据多年的经验，我对于寄自老家的信，已经产生了某种畏惧心理，我害怕盖着故乡的邮戳，写着寥廖数语的那半张纸……它常常一下子就剥掉了你这个“伪城市人”的外衣，使你农民的根裸露出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来自江汉平原上那个有“鱼米之乡”美称的地方的家信，寄来的却无一例外都是坏消息，有时甚至是很不幸的消息？。

那么鱼米之乡为什么会如此这般的穷呢？

用作者的话说是：“这一切都怨该死的水稻。”“水稻命贱”，价格也贱，以至于作者“从粮店里以极低廉的价格买回城里人独享的‘商品粮’时……认得出来这米就是我父母种出来的”。而其他价格不贱的经济作物，作者故乡的土地上却没有。我想这个中原因中年以上读者都是知道的。

作者有一个快乐的堂叔，曾教会小时候的作者唱一首民歌，其中唱到“挖掉了穷根翻了身”一句时，作者觉得“这支歌由我的堂叔，一个地主的儿子嘴里唱出来，似乎有点不太合适”。作者自己是一个地主的孙子，所以他唱这支歌时，也“总有点像‘做贼’的感觉，并不那么理直气壮”。这就把一个黑五类子女的自卑心理写得活脱脱跳跃到纸上。因为用阶级分析法看问题，这穷人的穷根是地主给种下的，作为地主的孙子，唱这样的歌词时怕难免会有一种负罪感吧。我猜想他的“怕见家信” 可能与他的家庭出身也有关，因为那种出身无疑会增添信中的坏消息。

说到农民的穷，我倒是想安慰程宝林先生两句：你知足吧，你的家乡穷也罢，稻谷价格低贱也罢，总还有“余粮”卖不出去，而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和我的婆家却连自己的肚子都糊弄不住。

无独有偶，我在我的长篇纪实中也写到了上面说的这首民歌。写了发生在一九八○年初的一个生动故事：我的小叔子将一斤饼干分成四包串四家亲戚。而伴随着这个故事，那些不曾去过县城以外的地方，连楼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的西海固农村青年，最爱唱的一首歌是那悠扬而高亢的《高楼万丈平地起》，而这首歌中最令他们陶醉的是下面这一句：

挖断了——穷——根——翻——了身——翻了身——

我的小叔子唱这支歌倒是理也直气也壮，但照样挖不了穷根。然而，当改革开放若干年后我的小叔子们农闲时西装革履地骑着摩托车时，或者是舒舒服服靠在自家的真皮沙发上看电视时，却再也听不到他们唱这首歌了。对此我的理解是，人们歌唱的往往是自己所渴望的事物，一旦这渴望成了现实，就反倒没有必要去提及它了。

不知道程宝林先生现在唱这首歌还会不会有“像作贼似的感觉”？你又会不会将这首歌教会了你的读过洋学堂的儿子唱？

家乡再穷总是自己获得生命的地方，是自己走到那里都魂牵梦绕的地方。程宝林先生怀着诚挚的感情回忆着故乡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些人中有那因出身问题撤了自己学习委员职务的老师，有自己那打过日本鬼子的地主爷爷，有那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却庇护了作者的整个童年与少年继祖母，有那先当工人后因出身问题被工厂除了名回家来务农的父亲，有那自己是文盲但却养育了五个大学生的母亲，有那因出身不好到三十多岁还找不上老婆，然而又总是快乐地唱着“挖掉了穷根翻了身”的堂叔，有那嫁给当地农民后来又离了婚的插队知青，有那听说地主的儿子也被允许上大学了，就站在村口愤愤不平大骂着的贫下中农妇女……

在作者用那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语言为我们娓娓讲述这些人的故事时，或生或死，这些人的命运都牵痛着读者的心。

值得作者魂牵梦绕的不单单是故乡的亲人，还有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条河，一掬土，有故乡的那种虽贫穷但却清新自然的生活方式。这使得程宝林先生在为人父之后，还喜欢手提着皮鞋光着脚走在软软的土地上，去吸取那富有生命力的地气。他又曾提议将没满月的儿子抱到野外去呼吸新鲜空气，他甚至认为没有在雪地里打过滚的孩子就等于没有童年。

不用多举例了，那一件件往事一篇篇文章，都是作者蘸着自己的心血自己的眼泪和自己的笑容写就的，作了几十年语文教师的我，真的想对千千万万的学生们说一句，不要挖空心思去追求作文的什么矫揉造作的主题了，看看《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是怎样“用我心写我情”的。

谢谢LUCY发掘出这篇出自读者的书评。我甚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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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安处是吾乡

                                                 陈薇

一个荒诞的时代，一座江汉平原上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消融于时间的浩渺烟波。面对人去村空、房倒屋塌的村庄，不足四十年时光，那些人真的在这里生活过吗？那些事是不是像风一样刮过平原的林莽，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程宝林的散文集《故土苍茫》（东方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为你讲述那些人那些事，为你掀开荒诞岁月的冰山一角。而那些触及心灵的伤痛，那些让灵魂战栗的“暴力”，那些杀人于无形的不公，终将作为警示的利剑，高悬于我们头顶。让历史不再重演，让生命拥有尊严；让我们追求更加公平公正的制度，让人民免于掠夺和恐惧。

  《故土苍茫》收有宝林散文54篇，分属“大地无言”、“大美无言”和“大海无言”三部分。一位生活在江汉平原边缘一个叫做歇张村的农家孩子，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第一个自费出版诗集的学生诗人，一位四川日报的记者、编辑，一位因“杰出人才”全家移民美国的诗人、作家随着角色的变换，宝林离故乡的时空距离越来越远，但心却始终贴近故乡的泥土，贴近乡音乡情??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中国的教育，还是故乡日渐荒废的禾场，或是“经济三十年奇迹般增长，为什么没有惠及我的老家，那个江汉平原边缘到处是肥沃黑田、亩产稻米千斤的村庄？”等等诸多现实问题，都牵扯着远在异国他乡的作者的神经。在宝林先后出版的16部诗集、散文集、随笔集，以及长篇纪实作品中，很多是与农村相关的文字。以至于有一天，当他看到美国的中文报纸，一位读者称他为“农民作家”时，竟哑然失笑。这笑，有自豪，也有自嘲。作为深藏赤子情怀的知识分子，宝林的心从未离开过黑土地，他关注故乡一点点的变化??事无巨细，他为最底层的父老乡亲发出声音。但故乡，却像一幅水墨画，在时间的磨蚀中渐渐淡去，淡成一个记忆，淡成遥远的梦境。

翻开《故土苍茫》，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跃然纸上??桃姑、堂舅、贵成叔、无名舅妈、退伍的营指导员、“回家吃饭”的主角国庆、队长曾祥生、富农曾令金的老婆、熊传飞、熊传华他们或因为绝症无钱医治，最终拖死病榻；或因为与人做生意，不明不白死去，又被家人稀里糊涂火化；或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生命；或因为“偷”了生产队的稻谷，而被挂了玉米与破鞋被民兵用绳子牵着游街示众，甚至被带到学校在其子女面前，让其自我辱骂；或因为偷种了粮食，而被数以万计的公社社员和十几所中小学的全体学生现场批斗；或因为越位思考农村基层干部的民主选举，自费到各地农村考察，准备写调查报告提供给政府决策部门，而被遣返回乡、被乡人视为神经病；或因为赌博输了100多元钱，而喝农药自杀；或因为强迫抵制计划生育的女人流产，而被男主人用杀猪刀捅死生命，在那片草莽之上，如此之轻贱，竟轻如鸿毛，贱如野草。而况尊严乎？！

  宝林的文字，有诗人的浪漫、优美，有记者的客观、冷静，有思想者的深厚、睿智。作为生于故乡，长于故乡，又远离故乡的人，所有的评说都因为爱，因为爱得深沉。以至于，宝林希望为自己的村庄着一部“断代史”,为卑微的生命立说。但自太史公始，史家著书立传的对象历来都是有名有姓有血脉传承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尽管课本中讲我们是“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但人民群众是什么？是一个个独立的有名有姓有尊严，鲜活的生命？还是一种每遇社会危机，会被别有用心鼓噪起的神秘力量？还是一种既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水流或气场？
  
在《故土苍茫》里，人民群众是“这些如蝼如蚁的生命，曾经承载了中国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无情地夺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留给他们的是两代人的赤贫，是如今的断垣残壁、冷清无人的街道，是街道上我母亲种下的蔬菜。”

  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屋前宅后》、《持梅相赠》、《回家吃饭》、《父
母的“批判”》、《应伶故乡水》、《松风之间》、《望蜀记》宝林对卑微生命的关注，对简单幸福的追求，常常让人为之动容！

  而自认为从小和宗教擦肩而过的宝林，在《这个热爱人类的人》中却写到了约翰ڒ保罗二世的逝世。“皈依与未皈依的人们，成千上万，通宵守候”，“主宰宇宙万物的那个神，或许并不存在；主宰人类心灵的那个神，却万劫不灭。”否则，“人施之于人的一切杀戮、迫害、折磨、虐待、歧视”都会被认为正常、理所当然，而非罪恶。

  尊重生命，“高扬人的旗帜，是我全部文字的核心。”在《80年代一首诗》中宝林写道。在《我心安处是吾乡》中，宝林说：“我所有的文字，都表达一个主题：对‘幸福’的追求。我用这个神圣的词，祝福中国，祝福美国，祝福世界！”

  从空间的远离到心灵的回归，桑梓之地、父母之邦，一直都在游子的心里，在魂牵梦萦那蓦然回首的灯火阑珊里。而我们，也更愿意跟随宝林的笔触，回到那淡如水墨的从前，回到水草丰沛、土地黝黑、盛产稻谷的江汉平原的一隅??

　 “梅雨过后，进入农忙。物候一日一变，水稻的秧苗由黄返青后，蜻蜓的翅膀扇动得更勤了。堰塘里的荷花，开出了玉兰般的花朵。”

　  “乡村的夜晚有真正的静谧。夜是纯粹的黑，因为没有电。月圆的时候，则是那种不折不扣的圆；而没有月亮的晴朗之夜，银河系就更加灿烂。”
　  
　   2010/1/12

好优美朴实的文字。

到新华读书网看了一下，在西娃的文章里看到了程先生的照片。

祝贺宝林！
好久不来了。先顶几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