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浅谈巫术与宗教的本质差异：读《金枝》的一点体会
浅谈巫术与宗教的本质差异：读《金枝》的一点体会
廖康
人间的误解多种多样，一些荒谬的概念在知识分子中也颇为盛行。比如，很多人误以为巫术是宗教的前身或初始形式。甚至有的教科书也下了这种断言，持这种观点的人从来也没有论证，也鲜有人质疑，大家都把这个概念想当然地接受下来，以讹传讹。这误解如此深入人心，当有人纠正说：“不，巫术其实是科技的前身或初始形式，”他竟然遭到众人的反对。其实，这个问题早就由弗雷泽(James Frazer)在他的名著《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 (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中详尽地回答了。然而，就在此书的中译本序中，刘魁立还批评弗雷泽道：“最难使人接受的是，他把巫术同科学等同起来，认为它们在性质上是一致的。这不仅错误地理解了巫术的性质，而且也否定了科学的客观真实性。”真不知道刘魁立是没有读懂这部著作，还是为了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而不得不找个靶子，以示出版此书是为了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其实，弗雷泽并没有把巫术同科学完全等同起来，但他认为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基本问题上，两者是相近的。两者都认定事件的演变是有规律的，并且由于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人们就可以准确地预见到或推算出事件的结果，甚至按照人的意愿来影响演变的进程，并改变结果。巫术与科技在此本质意义上近似，但在方法上完全不同。然而，巫术与宗教在本质和方法上都有根本的差异。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的差异和宗教与巫术在本质上的差异近似，但在思维方法上，科学从神学中得益良多。基于弗雷泽的这一重要观点，结合自己的体会，我将巫术与宗教的本质差异简述如下，并就此一点，评介《金枝》。
《金枝》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鸿篇巨制，有多种不同版本：头版出于1890年，后来又出过三种版本。于1911至1915年出的第三版最全，共12卷，近5000页。但1922年出的第四版最为大众欢迎，800来页，其中文译本1000多页，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愿意读原文者，可先看 The Golden Bough by James G. Frazer, Macmillan, New York, 1950。这是基于1922年第四版的修订版。此书不仅学术性强，而且文采飞扬，令人爱不释手。开篇描述罗马附近的内米湖畔阿里奇亚丛林中一座狄安娜神庙和当地一古老习俗：神庙的祭司由一逃亡奴隶担任，不仅前罪不究，而且享受“森林之王”的待遇。但他必须手持利刃，时刻护卫一株圣树。若有任何其他逃亡奴隶折取那树枝，即“金枝”，便可以同祭司决斗，若杀了祭司，他就成为新祭司及“森林之王”，其命运周而复始。为什么祭司在就任前要杀死前任？为什么在同祭司决斗前要首先折取金枝？为什么祭司还同时要有“森林之王”的称号？弗雷泽的《金枝》一书，从探究此古老习俗开始，以人类思维形态由类比向逻辑的发展为经，以世界各国传说和文献记载中的巫术和宗教为纬，编织出一幅巨大的人类由巫术到科学的独特发展史卷。不仅回答了那古老习俗引发的三大问题，而且提供了打开人类习俗、禁忌、崇拜之谜的一把钥匙。此书体系完整，资料丰富，文笔优美，奠定了弗雷泽在剑桥和人类学、民族学的崇高地位，使他获得封爵、院士，等等。有人甚至认为此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科学术著作。我没有资格评定一二，但《金枝》毫无疑问是文科学者的必读书。
当然，并不是每位文科学者都对人类习俗、禁忌、巫术、崇拜等感兴趣，但我们对人类思想的演变却不得不察，对人类文明由巫术横行，到宗教盛行，再到科技昌明的衍化原因却不得不知。其实，无论文科，还是理工科，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对人类走过的发展路程，尤其是我们共同的心路历程，有所了解。《金枝》的浩卷叠篇，虽然读起来津津有味，但不一定都要行行过目，仅从其中的部分范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巫术与宗教的本质差异。
一说到巫术，很多人就会想到跳大神之类的骗术。与巫术相对应的英语词Magic则令人想到供人娱乐的魔术。然而在古代，巫术曾长期被当作非常严肃正经的国家大事，或者是部落里、团体中、家庭里的头等大事。巫师都是公务人员，有些甚至是首领或国王。巫师中当然不乏恶棍和骗子，但也有很多人真诚地相信自己掌握了自然的奥秘，拥有某种奇妙的法力。他们确信只要严格地遵从巫术的规则，就能够显示神通，驾驭自然。他们认认真真地企图通过巫术为人治病，让无后的夫妇生育，使贫瘠的土地增产，令久旱的地区下雨。当然，巫师不是科技工作者，没有真正掌握自然运行的规律，他们往往失败。但为什么数千年来人民还会笃信巫术呢？
这不仅因为人们的思维方式相同，没有认识到错误根源何在，也有偶胜因素在作怪。就像现代人出于好奇或游戏的心理去算卦一样，九次算错了，他们都不在意，甚至会完全忘记，但一次算对了，他们就会牢记一生，坚信算卦多么灵验。巫术有时候也的确会成功，可能是方法碰对了，比如某种“祛邪”的植物确有杀菌的功能；但更可能是巧合，比如赶上了下雨；或因巫术而产生的心理作用增进了战胜疾病的信心或加强了求生的意志力，等等。事实上，早期的化学家就是撞了大运的炼丹士。就像现代医学重视预防胜于治疗一样，巫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为禁忌，而非驱魔。世界各地上有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禁忌，按类型区别，也有很多：饮食禁忌、面孔禁忌、语言禁忌、生理禁忌（尤其是月经和分娩禁忌）、头发禁忌、唾液禁忌、铁器禁忌、职业禁忌，等等。禁忌的实效更难以检验，人们往往宁可信其有，而不肯信其无，鲜有人胆敢以身试“法”。即便有人试过，无恙，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跟随破忌。毕竟禁忌的麻烦还可以忍受，而犯忌的后果则难以预料，何苦呢？
由于巫术偶尔会成功，而禁忌的效果又难以检验，更由于人们的思维方式相同，初民和未开化者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巫术有效，使巫术能够在世界各地长期流行。巫师还有两种有效的方式，为巫术保驾护航，即仪式和辩解。仪式越繁复，巫术就越显得庄严肃穆，就越可能产生效果，很可能只是心理效果；即使无效，巫师也越容易把过错推诿到仪式的疏漏上，辩解也就越容易。显然，越是精明的巫师，越可能看穿那些无效和欺骗的把戏。巫师中最能干的人就会趋向于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进行欺诈。盘算周到的骗子往往容易成功，反倒是诚实自负的巫师更可能会失败，并断送前程，因为骗子通常事先准备好了脱身的辩词，而笃信自己法术和咒语的巫师总是真切地盼望着预期的效果，一旦失灵，他便大吃一惊，比别人更加难以接受其巫术无效的事实，被大家认为无能，甚至会受到惩罚并被抛弃。由于巫师在古代又经常担任国家首领，其结果必然是：大权往往会落入那些既聪明之极又无耻之尤者手中。当然，一旦这类机灵的恶棍达到其野心的顶点，而不再有进一步私利可图，他们也可能将其才智、经验和财富用来服务公众，以换取贤名，永垂青史。好心人会把事情办砸，歹徒也可能造福社会。历史的辩证法一向如此，不要盲目相信墨写的历史，那多是成功者的纪录，下面很可能掩盖着铁血的事实。我们的三皇五帝、尧舜大禹和吐哺天下的周公，也未必在例外。
墨写的谎言可以欺骗蒙昧的后人，却难以蒙蔽同代的智者。一些明慧的先哲洞察了纷乱的人世，看到人类的机巧、奸诈给人民和社稷带来灾难痛苦，产生不公不义，造成冤情惨剧。他们看到人类的自大和掌控自然的企图，即巫术的运用，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看到人类努力探索万物运行的奥秘和人世变化的规律，也就是寻求巫术的努力，往往徒劳无功；即使偶有小成，也被歹徒利用。他们深感人类是多么渺小无力，他们深感人类的努力和奋争是多么有害无益。他们看到天地星辰运行得有条不紊，也看到火山爆发让城市在瞬间消逝，洪水泛滥使乡村涤荡无存；有时让玉石俱焚，有时令丑恶湮灭。于是，这些先哲确信宇宙间定有某种超乎人类能力、理解力、想象力，无所不能的，具有人格的道、逻格斯，或曰神、上帝在主宰一切。人类不要企图去理解他，更休想左右他，而要全心全意地信仰他、崇拜他、祈求他、取悦他，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交给他处理。即便他让无辜的好人死去，也一定是因为他有宏大的计划，一定是为了更大的善。总之，他是至尊、至善，不容置疑的。他的行为（在不信神者看来很多都是自然界的运动，与善恶无关）自有其终极的善意，我们理解的要接受，不理解的也要接受，而且还要心平气和地接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喜乐。即便我们在现世的生活中可能还有苦难，但这只是暂时的，我们将在彼岸获得永世的幸福。
先哲们为了让世人认同他们的这些体会或顿悟，分享这些福音，他们或潜心作书，或四下宣讲，弟子们把先哲的宣讲纪录下来，有些就发展成了宗教。当然，这只是宗教产生的众多原因之一，这也是我们这些不信神者的说法。信神者则认为，经书乃受了神启，不由自主写出来的，实际上是神假借人的手将其旨意和教导书写出来。无论如何，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认为知识有小益大害，要人们绝智弃巧。《道德经》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圣经》说人的原罪就是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知识之树的果实，从此能够识别善恶了。为此原罪，人类才被逐出伊甸乐园，开始遭受无穷的苦难。佛教虽然提倡智慧，但那绝非我们所说的格物致知、明察事理之类的人间才智。佛教倡导的是觉知佛的一切真理，并如实了知一切事物的本质。对此复杂、深奥的概念，人家有专门的术语Prajna，要达到此境界简直比登天还难，类似西方神学中的超验明达，那是让和尚、尼姑、居士，甚至圣人们终生揣摩仍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中文没有对应的词汇，所以唐僧将此梵语音译为“般若”。在文革中，中国第一次接近全民有组织、有系统的宗教崇拜。曾几何时，人们普遍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而人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毛主席著作中找到答案。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只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就能够释放出无限的生产力。当然，我们顶礼膜拜的不是无形的上帝，而是人间的领袖。其恶果更甚；人民水深火热，自斗不暇，经济几近崩溃，我们都深有体会。
无论是宗教，还是近似宗教的学说，它们对知识的基本态度都不谋而合。其排斥，甚至仇恨的态度就是宗教与巫术的根本差别。说到底，巫术就是企图掌握自然规律、控制自然、左右人事；而宗教则是对这种企图的放弃，臣服于神明，对命运或上帝的安排逆来顺受，最多也只是祈祷和希望。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当然不是什么宗教，称之为儒教实在是误喻。而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庄的确具有明显的宗教倾向，他们的学说与宗教在本质上相同。虽然老子的《道德经》本是一部中国的《君王论》，讲的是治国之道和无为的哲学，它却于八百年后被张道陵发展为道教，老子被尊为祖师爷。道家有个寓言：一老翁宁可抱瓮入井取水，也不肯采用辘轳吊桶等方便设施，他反对的是发展人的机巧之心，认为那是祸害的根源。《圣经》里最长的一段神与人的对话是在耶和华与约伯间进行的，内容主要是耶和华教训约伯,让他知道究竟谁是“全能者”(The Almighty “El—Shaddai”)。这个词在《创世记》中才用了六次，在《约伯记》(Book of Job) 中竟用了三十一次，在圣经其它地方没有使用过，其重要性由此可见。约伯是一位富有的阿拉伯财主，受到国人的敬爱，他变得骄傲了。在经历了飞来横祸后，约伯开始怀疑上帝，并提出一些问题，要求上帝回答。耶和华通过旋风对他讲话，与其说是解答他的疑问，不如说是提出一系列反诘问题，有七十七个之多，让约伯深思，自己寻找答案：是谁创造了天地万物？是谁让日月星辰各就其位？让宇宙运行不紊？其中最有力，最具挑战性的反问乃是：“你可曾司掌晨光”(Hast thou commanded the morning)？用现代物理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你可曾掌握了核裂变、核聚变的秘密，能够照亮地球吗？”两千多年前的约伯不仅没有这等能力，而且连想都不敢想，人类有一天可能会发电，让昼夜通明；甚至还能造出原子弹、核电站，造出一个小太阳，名符其实地司掌晨光。当然，约伯被镇服了。他匍匐在上帝面前，承认自身渺小、上帝伟大，甘愿听凭上帝安排。上帝让他活到一百四十岁，人丁兴旺、畜牧发达。《约伯记》的教训非常生动明了：上帝可能给予，也可以收回；人力微不足道，不要奋争、抱怨，而要谦卑、恭顺，取悦上帝，上帝自会慷慨赐予。
由于巫术和宗教这种本质上的差异和原则上的抵触，宗教痛恨巫术。历史上有很多教士追击巫师的事件，即便是基督教博爱的化身对巫师也充满敌意，水火难容。因为巫师以为，只要他们掌握了适当的仪式和正确的咒语，就能够控制神灵，让神依照自己的意志，按照某种确定不变的法则行事，而这在教士看来乃是大逆不道、邪恶不赦。他们即便可以饶恕妓女、窃贼、杀人犯，也不能原谅巫师。在教士看来，前者是可以改造或拯救的罪犯，而后者是与他们势不两立的死敌。后来很多主教和教皇对待科学家也是同样态度。在这些神职人员眼里，我们称之为科学家的人与巫师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竟然妄图了解天体运行的轨迹！妄图得知植物生长的过程、动物繁殖的秘密！妄图改进生长的过程，加快繁殖的速度！妄图把一种矿物变为另一种矿物！这一切都意味着他们在向自然挑战，向上帝的杰作挑战。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更不用说他们中有些人还胆敢怀疑上帝在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地位，胆敢否定神如此眷爱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那就非得把他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不可。西欧一些科学家非常了解宗教对巫术的仇恨，也很清楚教会对他们的科学研究将如何看待，对他们将如何处置，所以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地为自己的科研披上宗教的外衣，在论文的前言里每每冠以赞美天主的话语，甚至要等到临终前才敢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在文革期间，无论出版什么科研成果报告都同样要首先歌颂一番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和他的政党及革命路线。
由此，我们也可以反观到，在寻求知识的态度上，在企图掌握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愿望和努力上，巫术与宗教往往背道而驰，但与科技常常并行不悖。然而，巫术毕竟不是科技。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通过对世界各国从古至今大量巫术的研究，从现象到本质，弗雷泽找到了差别，那就是未开化者的主导思维方式——类比型思维，即根据事物的表面相似之处来认定其内在联系。比如：看到菜花的样子像大脑，就认为吃菜花能够补脑。但鸡爪子是万万不可吃的，那会影响书法。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曾把孕妇作为牺牲品敬献给土地和谷物女神，以求丰产。在古代墨西哥则有祭祀玉米女神“长发妈妈”的庆典，让女人们放开长发，在舞蹈中飘逸，以求来年的玉米穗子能够长得同样繁茂。需要下雨，北美纳奇兹印第安男巫便先行斋戒，然后舞蹈。祈雨师口中含水，牙咬水管，一边舞蹈，一边将水喷向乌云，用模拟下雨的方式引导天公降雨。我们的祖先通常供奉司掌风雨的龙王，而一旦风雨不按人的愿望来临，也会打龙王，把纸糊的或木制的龙王搬下神龛，扔到院子里暴晒，让它也感受缺水的苦楚，以便满足人的愿望。如果需要止雨，新不列颠的苏尔卡人就把石头先在火中烧热，再放入雨水里。他们以为，雨水不愿意被炽热的石头烘干，因而不会再下到这里来。很多民族都有狂欢节，其原始形式不乏野合，甚至还有公开的、集体的男女交欢。弗雷泽的研究表明，不应将这类活动看作单纯的纵欲行为，他们是在认真、庄严地组织这类活动，并认为那是大地富饶和人类福祉所必需的，因为他们不能区别自己的情欲发泄与植物的繁育方法有什么不同。
未开化者的类比型思维使他们也不大能区分语言和实物的差别，常常把名词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物混为一体，认为两者之间不仅仅有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还有物质的联系。比如，马达加斯加的士兵不能吃肾，因为马达加斯加语的“肾”和“射死”是同一个字。许多语言巫术和语言禁忌就是从这种表面的相似和关联中产生出来的。比如把仇敌的名字写下来烧掉或扔到茅坑里；不许直接使用长辈的名字和皇帝的名字，等等。在古埃及，每个人甚至有两个名字；大名要小心隐瞒，只是悄悄地用在正式仪式上，以防恶人用巫术侵害，小名才是公用的。汉语的“四”音近“死”，“八”音近“发”，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中国的电话号码中“四”还是比“八”用得少得多。类比型思维的残渣余孽越多的地方，科技就越落后，生产力也越不发达。
科学的思维方式是逻辑思维。那是通过对感性材料的分析思考，撇开事物的具体形象和个别属性，深入其最小单元来揭示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形成概念并运用概念来进行判断和推理，来概括地、间接地反映现实。逻辑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概括的反映，它凭借实验和观测来寻找事物的规律，揭示事物的本质；其基本形式乃概念、判断、推理；其主要方法有归纳、演绎、分析和综合，以图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这是我们认识事物、了解宇宙的法宝。有意思的是，虽然宗教压制科技，神学对科学的思维方式却有很大贡献。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神学研究都大量涉及逻辑思维。佛教的因明，喇嘛教的论场，基督教的推理都是运用逻辑来论实证伪，培养、发展了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而某些神职人员一旦把这能力运用在对自然的研究上，就取得了科技的成果。在西方，自从政教分离后，教会对科技的干涉也越来越少。逻辑思维迅速占领了西方人思想和教育的主峰，仅仅几百年，西方国家的发展就超过了所有文明古国，走在世界的前边。在中国，巫术一向绵绵不绝，而且往往和宗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重合。中国人信教，大多数是为了消灾祈福。只要灵验就好，并不在乎这个神，那个神，能够护佑我们的都是好神，很少有人考虑灵魂永生等彼岸问题。巫术不灵就求神，求神不灵再巫术。“不二法门”基本上停留在口头上，中国从来没有打过十字军东征性质的战争。宗教始终没有成为有机构、有计划、定点定时的全国性活动（只有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和政治学习最接近西方的宗教活动形式）。总体来说，宗教在中国是比较个人的事情，政府对宗教也比较宽容，共产党之所以压制法轮功，并不是由于它近似宗教，主要是因为它有庞大的组织。对宗教的这种宽容，或不如说无所谓的态度，也反映了我们对什么都不认真，不求甚解的习惯。这种连使用人称代称都男女不分的一锅粥文化直到上个世纪初才开始大变。五四运动后，我们终于把民主和科学引进了中国。我们的教育也从重复孔孟之道变为培养逻辑思维。民主仍然举步维艰，科学已经大行其道。但文革期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没有民主的科学跛子摔倒在半宗教半巫术的泥潭里。一方面，全中国都崇拜毛主席，除了毛泽东思想以外，什么都不学。另一方面，民间大肆流行喝海宝、打鸡血等所谓健身强体的歪门邪道。文革结束后，百废俱兴，科学的春天回来了，而钱学森竟然提出“唯象思维”，还自以为是什么新的思维模式，说穿了，其实就是“类比型思维”，换一种称呼而已。在他的误导下，在投机取巧的浮躁中，伪科学肆虐。耳朵识字、隔瓶取药、意念弯勺、穿墙越壁、辟谷弃食等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得到极大重视、宣传和“研究”，算卦占卜也再次流行。许多人都受到蛊惑，焦躁地回头寻找祖宗留下的秘方，以为我们古老的巫术种子能够开出现代的科技之花，帮助我们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金枝》的中译本就是在那时候（1987年6月）出版的。我相信，它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人类走过的歧途，认识真理，让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随着教育的普及，巫术逐渐为科学技术取代。人类一直具有掌控自然的愿望，这愿望曾在巫术的实践中屡受挫折，也曾被宗教长期压制，却没有泯灭。人类虽然走过了漫长的弯路，但我们终于抛弃了错误的方法，找到了正确的途径，把巫术发展为科技，一步步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探求宇宙奥秘的雄心已经成为部分征服自然的业绩。而且科学还在不断地纠正自身，还在不断地探索新的领域，研究新的方法。科技一直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在发展。然而，也有一些人藐视自然，滥用技术，敢于“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相信“人定胜天”。还有一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甚至无所畏惧、为所欲为，不仅对自然如此，对人世也如此；正所谓“只顾眼前荣华富贵，哪管身后洪水滔滔。”其实，科技本身只是一种能力，如何应用这种能力，还需要其它能力，更需要道德。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令人感到我们的综合能力，也就是应该如何运用科技的能力，远远落在了后面。换句话说，如果把科技比作计算机，那综合能力就是使用计算机的能力。当今，我们常有被工具所困的经验，并感叹成了科技的奴隶。更可怕的是，人的道德水平，包括领导人和决策者的道德水平与科技的飞速发展严重不成比例。科技已使地球成为一个小村庄，但村民还没有学会怎么和谐相处。
宗教走的是与巫术完全不同的道路，甚至是相反的道路。宗教万古如斯，永不言错，自信已经找到了终极真理。人们只需皈依诚信、顶礼膜拜就可以抵达幸福的彼岸，而现世的一切成就都无关紧要。宗教仍一如既往。很多人对神明依旧敬畏，依旧谦卑地匍匐在自然的伟力面前，依旧认为人类渺小而微不足道。他们反对培养机巧之心，提倡无所作为，抑制科技发展，一切都以经书里神的指示办事。尤其在道德品行上，更要遵循“十诫”，恪守“天条”。对神的教诲，无论那是经过多少人的转口阐释，也都要亦步亦趋。然而，宗教和科技也可以相辅相成。事实上，有不少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也信教，他们的信仰与科研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互促进。一些天体运行的规律就是教士和神学院的学生发现的。牛顿的主要研究是神学，他相信宇宙的第一推动来自上帝。在研究神与人的关系时，他也发现了宇宙运行的规律。在了解神的伟大时，他也发现了自然界的奥秘。爱因斯坦也具有宗教情怀，当然，他所信仰的上帝未必是人格化的神，未必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或坐在九天之上的白胡子老头。
由于对某种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力的敬畏，由于对人类自身弱点的认识和担心，有些科学家在进行研究时亦有所顾忌，对科技的应用亦有所保留。出于对至善的信仰，出于对人类道德缺陷的洞察，他们不愿意把宇宙的奥秘全部交给充满野心和傲慢的世人，以防肆无忌惮的滥用会导致人类自身的全体毁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而受到宙斯的惩罚也许并非全无道理，毕竟人类还太幼稚，我们用火取暖烧饭，也用火自相残杀。我们掌握的科技还不能让全人类丰衣足食，却拥有那么多的核武器，足以杀死地球上每一个人五十次还有余。这柄悬在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在相应的道德体系发展完善并为地球村民认同之前，无疑，宗教对于遏制科技的无限膨胀仍有一定作用。如果摒弃大多数宗教普遍具有的排他性，宗教对于个人的道德自律和精神安慰也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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