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是打架打得最多的学术领域。其它学科也不能完全避免论争，但没有一个领域的论争，象《红楼梦》这样频繁，这样激烈，这样牵动人们的情感。我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书里，曾举出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还不免挂一漏万。我把那章叫做“拥挤的红学世界”。《红楼梦》论争的一大特色，是随时随地都能搅动起人们最敏感的神经。好像他们不是在研究一部古代文学作品，而是如同维护自家隐私一样不允许别人有任何误解。这在晚清的一些笔记里已露出端倪。例如两位友人谈起薛宝钗、林黛玉，一个说薛宝钗好，一个说林黛玉好，观点不同，情绪裂变，竟导致“几挥老拳”，你看争论得厉害不厉害。



    如果是一些客串红学的学人，问题还不大。以红学为本业的人，争论起来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周汝昌先生跟吴世昌先生观点很对立，一个住干面胡同，一个住红星胡同。我70年代末也参加一些《红楼梦》的会议，我们去接他们，他们两位在车上不能坐在一起。幸好周先生眼睛看不太清楚，吴先生只有一支眼睛能看物（笑），我们安排他们一个坐在司机旁边，一个坐后边，彼此就不知道了。吴恩裕先生和周汝昌的观点也不同，冯其庸先生更是与周汝昌先生相左。他们有时并不公开论战，但业内人士从他们文章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彼此的芥蒂或者直接使用“史笔”的地方。不过他们的学问都很好，只不过执着而已。



    而且红学论争不分国度，不分地域，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论争。大陆不用说，台湾、香港以及北美，都是这样。象在美国的赵冈和余英时的争论。赵冈是考证派，重视曹家的原型。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认为，不必顾及那么多的原型，重点应放在文学作品本身上，你如果觉得这个馒头好吃的话，研究馒头就是了。但赵冈说不是这样的，因为馒头是面粉做成的，要知道馒头的滋味，不能不了解面粉（笑），所以一定要知道曹家的资料。这样的争论，让我们忍俊不禁。他们的题目也很好看，赵冈的题目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他讲《红楼梦》里的真、假概念，考证哪些涉及曹家的材料，哪些不是，因此应区别出真假来。余英时的题目是《眼前无路想回头》，因为在他看来考证和索隐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他们学问好，都“在红言红”，用文本里的成典，这样的论争就非常有趣了。



潘重规先生和徐复观先生的争论也很有趣，把学生都牵连进去了，谁跟谁吃水饺的时候谈了什么话，都作为彼此论争的依据。潘是黄侃的女婿，敦煌学家，一生苦嗜红楼，主张《红楼梦》是明清血泪史。徐是熊十力的弟子，新儒学的重镇，1958年文化宣言发起者之一。七十年代潘先生在香港成立《红楼梦》研究小组，办红学专刊，系统发表自己的索隐观点，引起了徐复观的反对。后来北美的大论争是唐德刚先生和夏志清先生的论争。唐、夏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唐以研究晚清史事和口述历史见长，夏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专家。两位桃李满园，名满天下，又同在“一个单位”，居然也因红学发生了情非所愿的论争。论争言词之犀利，情绪之激烈，不看他们的文章你无法想象。后来他们互不见面，偶尔见面也绝不通话（笑）。幸好他们的弟子多，半年多以后，弟子们终于想出办法让他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报纸报道说他们和好了。



    如此激烈的论争其实很伤感情，以至很多研究者认为《红楼梦》是碰不得的。余英时先生本来是研究思想史的，他写《红楼梦》的文章，不过是业余出位，没有想到马上遭到赵冈的反对。所以余先生说，《红楼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美国的李田意教授也说，“斩不断，理还乱，是红学”。诗人邵燕祥有篇文章，叫《怕谈红楼》。我本人在好几本书里也声明，不干这事儿了。但是你看，我今天又来了（笑），对《红楼梦》欲罢不能，想洗手不干却又摆脱不掉。原因在哪里？我自己的解释是：“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它。”其实是《红楼》的内容太丰富了，它能融入到各种学问中去，随手拈来无不是也。成书过程又复杂，谜团一个接一个，所以就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魔力和魅力。



    我近十五年主要研究思想文化史，特别是以20世纪为中心的近现代学术思想史，早欲对红学告而别之。可是我做的一些个案，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他们的书里不断谈论《红楼梦》（笑）。我本来要告别红学，他们却老在讲（笑），我不得已只好跟他们一起作暂时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