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林群宣布即将有新作问世并翘首等待了九天之后，拜读了他发表于“新语丝”月刊上的“篇幅悬殊，形同神异”。在这篇作品里，陈林群把王安忆的《长恨歌》与苏童的《妇女生活》相加比较。这确实是一个新视角。本来还担心评判王安忆以及她这篇获奖长篇的文章大概已可称为车载斗量，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出新意来。现在看来完全是多余的听时兴歌曲流泪替今人担忧。

陈文一开始就提出：语言句式上的技术故障并非王安忆的根本问题。这也正是我在写文章与周方舟非也讨论时特别强调的要捧西瓜别抓芝麻的本意。接下去陈文将《长恨歌》和《妇女生活》细加比较，总共比较了十一点。一一对照下来的结果，马上使读者了解到这是一个新的视角。以往对小说《长恨歌》的分析，主要在于作品本身。就是要两相比较，也是对王安忆自身作品系列的脉络分析看出她的“进步”云云。或者干脆把她与一批同样受到指责的其他作家如池莉等人放在一起，有点像文革批判一揪一批牛鬼蛇神的样子。现在陈文把王安忆的《长恨歌》和苏童的《妇女生活》并列在一起评头品足，那就是有了一种一反一正正反对照的感觉。所以我说这肯定算是一种新的视角。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的方法容易使人从对照中得到启发辨别真伪分清好坏。无疑，陈文是把《长恨歌》作为反面文章把《妇女生活》看成正面参照来做比较的。于是，在比较之中，得出了《妇女生活》写得干净利落，回味绵长，篇幅短小，涵盖力却比巨细无遗的《长恨歌》大得多的结论。

写本文的目的不单是为了赞扬陈文采取的这一新视角，而是要从这新的视角来看可以加以比较出来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两篇小说比较中存在的缺陷。

王安忆由小说对故事的转向毫无疑问是对通俗文学大众口味的迎合，这在写作融入世俗的大潮流之中既不足为奇也无可指责。同样请读者不要忘记的是苏童这一正面形象自身的脉络进展。苏童的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从那时起，苏童被评论界看成是“先锋派”的主将。但是请注意，从 1989年以后，苏童的风格有所变化，从形式退回到故事，尝试以老式方法叙述一些老式故事。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原作《妻妾成群》则是其典型代表。所以，苏童并非一贯是先锋，在世俗和市场的吸引力面前早就转向。两相比较起来，苏童还是遥遥领先于王安忆，这才有了后者的急起直追。

两相比较之中，比较之一断言苏童的《妇女生活》和王安忆的《长恨歌》一样写的是上海。其实这只是一种大胆猜测，连小心求证都没有能做到。毫无疑问，王安忆的《长恨歌》写的是上海滩。可苏童却不是。苏童，作为出生在苏州的童忠贵先生，熟悉的并非是上海，尽管上海苏州两者在地理上是如此之接近。苏童擅长写的是“陈家祠堂”，“卡车驶过了城市狭窄的坑坑洼洼的路面”，“我父亲喜欢干草-他的身上一年四季散发着醇厚坚实的干草清香”，“城北唯一的这个游泳池，它座落在新开的东风路上，与阀门厂的厂房仅有一墙之隔”，“浑浊而宽阔的护城河水”，“简家酱园的后院作坊”，......。再不用多加举例，只说那开口“大街”闭口 “大街”（读作DU GA，发苏南音），就知道他不习惯写大马路，也就是不写大上海。这也是老谋子把大红灯笼挂到了山西乔家大院，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走错地方的原因。可是你能把白先勇的金大班搬进乔家大院吗？答案必定是NO WAY！

其次要说的是陈文的真要害。与周方舟的文章经过一系列比较之后关键点放在最后并不相同，陈文最后提出的王安忆写实是一种“夸张写实主义”绝非是他文章的要害所在。尽管一系列的比较和评议已经把王安忆长恨歌的写实批得体无完肤，但是在结尾处给戴上一顶夸张写实主义的帽子却使人啼笑皆非。夸张写实主义，到底这夸张是好呢还是不好呢？说王安忆夸张写实主义究竟是褒还是贬？王安忆是夸张得正确夸张得恰到好处还是夸张得豁边夸张得不可接受？

那么，陈文的要害是什么呢？要害在开头。要害是他写的“《长恨歌》与《妇女生活》讲的是类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说就是以生活中同一个真实故事为原型的”。如若果真如此，按照陈文分析：小说故事雷同，情节雷同，开头结尾雷同，.....一系列的雷同，其必然结论就是抄袭，至少是来源构思细节方面的剽窃。仅仅靠讲一声“但两个作家的讲法截然不同”，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将剽窃的罪名洗干净的。

最近，77届奥斯卡失利的马丁导演和男主角李奥要开拍香港获奖影片“无间道3”。据说马丁将要彻底改变剧本情节拍摄细节以求拍出新意再度进军奥斯卡。就算是这样，马丁也是买下了版权才敢动工。所以说，陈文的要害是揭露了《长恨歌》和《妇女生活》的血肉相关和内在联系。这一点希望苏童能够了解并有所作为。如果能在这根子上击败王安忆，那就要比单一地比较十一个类同点远为有力得多。

最后，陈文谴责王安忆“不断地自我复制，......无法改变读者似曾相识的强烈感觉，有些新作甚至比旧作还差。” 可是，陈文又写道“我恰好读过苏童的《妇女生活》，发现两篇小说有不少情节与细节的雷同，并已在2004年7月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李平、陈林群合著）一书中予以评析。” 两相对照，同样叫人哭笑不得。既然早已在年余前发现并发表苏王这两本小说两者之间有不少情节和细节的雷同，那么不禁要问一声：若两相比较这两篇大作，新语丝月刊2005年四月号上的这一篇新著与2004年七月出版的那一篇旧作对照是有所飞跃呢，还是自我复制呢？或许是一个没有得到李平同意就自作主张发表的压缩版本？会不会无法改变读者似曾相识的强烈感觉？因为暂时还没有机会看到那本现实世界中早已出版的书籍，实在不敢冒昧妄加猜测也无法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