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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事记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纲要”中提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能在城市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

　　1956年4月8日，根据刘少奇3月22日在长沙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长篇社论；

　　1960年9月，下乡知青邢燕子事迹发表；

　　1962年11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1964年7月9日，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

　　1966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工农结合是知识青年的历史道路》的社论，纪念一、二九运动30周年；

　　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成立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要求去海南岛；北京长辛店中学蔡立坚串连经过山西的一个小山村，决定留下落户；

　　1967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的社论；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

　　1967年10月9日，北京第25中学曲折等10人自愿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在天安门广场宣誓出发，《人民日报》等对此进行专题报道；

　　1967年11月11日，北京市1200名中学生出发前往内蒙古和黑龙江“北大荒”；

　　1968年2月18日，济南市首批20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到沂蒙山区插队落户；

　　1968年9月初，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2万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形成高潮；

　　1969年1月20日，青田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发出《关于大力宣传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的通知》的文件，开始青田县老三届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宣传动员工作；

　　1969年1月21日，青田县革命委员会在青田人民大会堂召开“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1969年3月19日至20日，青田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1969年3月23日晚上，青田县革命委员会在县人民大会堂召开“迅速掀起知识青年到边疆，到农村去的新高潮大会”；

　　1969年4月20日，青田县知识青年吴斌等11人出发到内蒙古支边；

　　1970年3月17日，在青田中学操场召开“对敌斗争大会”，青田县到内蒙古支边的知识青年吴斌因所谓“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被捕入狱；

　　1970年4月15日，青田县首批去本县农村的城镇老三届知识青年到船寮区石盖公社插队落户；　　1970年4月27日，青田县第二批去本县农村的老三届知识青年到船寮公社、大路公社等地插队落户；

　　1970年5月18日，青田县第三批去本县农村的城镇老三届知识青年到章村区、万山区插队落户，至此，全县城镇老三届知青除个别因病或因文化大革命武斗伤残者之外，已全部下乡插队落户；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1971年2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结束。会议决定1971年计划招收固定工人144-155万人，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

　　1971年5月28日，在船寮区大路公社插队落户的女知青黄碎兰投水身亡；

　　1972年7月8日，在船寮区石盖公社坪山大队上坪山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项达雄在上坪山村自杀身亡；

　　1972年7月，青田县首批上调知识青年回城等待分配工作；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后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在给毛泽东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的困难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阴暗面；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科教组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国务院科教组提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回乡知识青年一样看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可适当多分配名额”；

　　1973年7月19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对招生考试提出质疑；

　　1974年7月24日，青田县上山下乡女知青叶志薇因交通事故死亡；

　　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封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1976年5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陈永贵任组长；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

　　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提出对城市中学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

　　1978年12月，云南农场知识青年开始请愿、罢工，要求返回城市；

　　1979年3月，邓小平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闹事提出批评；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目的是解决就业问题。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摘自<老知青之家>:

云南农场知识青年好象大都来自上海。

----1978年12月，云南农场知识青年开始请愿、罢工，要求返回城市；

这里多次提到"青田县",那个省的?
为什么?只因为原作者来自哪个地区吗?
知青招工早在70年就开始了.

这个所谓知青大事记好像以青田县为主，漏编大事甚多。

　
    知青历史 (ZT)
　　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
    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贡献。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复课闹革命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66、67两届毕业生没有分配。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66、67两届，加上68届毕业生，共计达200万人。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农村落户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开始陆续前往安徽和上海市郊区的崇明、奉贤等县的国营农场。毕业生在临行前，各校都举办了上山下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8年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
    1969年12月，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一年时，上海已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全体常委全部奔赴边疆农村。
    到1972年，上海知青猛增到百万人，并涌现出金训华、黄山茶林场11位小将、郑培志等一大批英雄人物。金训华是为在激流中抢救两根电线杆牺牲的。
    下乡几年后，红卫兵步入了青年。七十年代的知青有了政治危机感，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他们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农村冷静地对自己、对社会作了反思。红卫兵运动已走向了低谷，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了幻灭。
    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在毛泽东主席1968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国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当年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200万。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1972年林彪事件和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后，在上山下乡背后的知青的苦难历程也不时通过一些会议渠道，小道消息在扩散。
    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
    在李庆霖时间后，中央才根据毛泽东的“统筹解决”的指示，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订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
    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
    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是对这场运动的总结。
    全国知青“胜利大逃亡”是从1978年云南知青开始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是个重要人物。
    1978年9月，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联名信，信中历数了云南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自己的家乡。
    10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中央下决心解决知青的七个方面的问题。
    10月31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会议纪要认为：“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分到新的工作岗位时，其待遇按调动工作处理”。这一决定在支边知青中一下乱了套。他们说：到农村插队，可以通过招工回城，
    云南知青出现了顺口溜：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原之风迅速在各地兴起。
    11月16日，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第二封公开联名信，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其后，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参加了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
    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华国峰、中共中央、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
    12月9日，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
    12月16日，请愿团从云南省景洪出发，次年2月27日到达北京。
    云南省的知青，在全国占的比例不大，仅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却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注目。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达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挑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打430 人。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是：
    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
    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
    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
    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
    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1979年6月上旬，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精神时，昆明、成都和重庆代表很干脆，表示保证在六个月内，优先安置云南知青返城。但北京和上海采用了变通办法，同意走病退、困退这天路。

    后记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在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段历史，从５０年代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它伴随共和国的坎坷步伐，走过了兴衰跌宕的历程。在此期间，最震撼人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二十多年，曾经成为一个牵动亿万人心，影响很大的社会问题，令世人瞩目。
    今天，为了让世人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我们选搞了“知青大事记”，使世人能通过网络对上山下乡的缘起，演变过程及其终结作全面了解，也使一代人能重温一下那些酸甜苦辣的逝去年华。
    他们曾经说“不堪回首，却要回首。那段特殊而平凡的历史，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自豪。艰难困苦生活赐予我们的恰恰是无价财富；勇敢、执著、坚韧、奋进。我们理解，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平凡劳作。我们今天依然平凡，平凡也将成为历史。”这正是中华大地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青春和血泪谱写的历史回声，听之，为之一震。
    岁月在流逝，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成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１９５５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语日后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著名口号。同年，共青团开始组织青年垦荒运动。
    １９６０年９月下乡女知青邢燕子事迹发表，引起青年热烈反响。
    １９６２年在全国范围有组织开展知青上山下乡活动首次提出。
    １９６４年１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
    １９６６年下乡知青返城“造反”风潮涌起。
    １９６７年北京市的红卫兵主动申请到边疆插队落户。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12-22”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掀起全国上山下乡高潮。
    １９６９年５月各级上山下乡办事机构成立。
    ８月上海知青金训华奋战山洪牺牲。
    １９７１年２月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
    １９７２年５月杜恒昌等６９名知青在内蒙救火时牺牲。
    １９７３年６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７月辽宁知青张铁生高考时交“白卷”。
    １９７５年该年共有２３６万城镇知青下乡，为“四五”期间最多。
    １９７６年５月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陈永贵任组长。
    １９７７年高考恢复。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央决定统筹安排解决知青问题。
    １２月云南农场知青请愿、罢工要求回城。
    １９７９年３月邓小平批评知青闹事。
    ４月知青安置经费使用标准调整。
    １９８０年５月胡耀邦等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
    ８月城镇就业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
    １１月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管知青工作，以解决知青遗留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1968年

中央再次号召下乡知青返回农村

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重申要坚决贯彻执行１９６７年发出的包括《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在内的一系列指示和通告。集中力量反对各种形式的经济主义。“上山下乡支边的青年，不要回城要求落户”。

济南市首批知识青年赴沂蒙山区落户　　

2月19日 济南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成员，在踏上新的征途前夕上书毛主席报喜。济南市首批２００多名高初中毕业生到沂蒙山区莒南、临沂等县插队落户。行前，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欢送大会，省革命委员会全体常委到会祝贺、送行。

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

五月二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１９６８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１９６８年安置经费２.５亿元，拟根据各地计划分配下去，没有完成计划的，其剩余部分安置费上缴中央，不再留给地方结转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

创办“五．七”干校　　

5月7日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经历数月办校实践，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经验。 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也成为干部子女下乡劳动的场所。经中央确认，到“五．七”干校的知识青年按上山下乡待遇。

高等教育制度的两项重大“改革”　　

6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关于1967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通知说，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通知规定，1966年、 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他们到解放军、地方和中央部门举办的国营农场去。

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　
　
7月21日　毛泽东主席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的批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中央发出68届大专和中专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11月15日　中央决定，1968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1968年11月中旬开始分配，并发出通知。通知继续强调要使他们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除了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国营农场外，还可以组织他们参加改造盐碱地、兴修水库等改造大自然的斗争，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试点等。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各地和有关部门，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1968年的毕业生，于11月开始分配。分配方向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2月22日　《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又称“一二．二二”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女子，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日，北京、上海几十万人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

全国上山下乡出现高潮　　

年末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１９６８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４.２％，绝大多数工矿和企业无法招收新工人。同时，招生考试制度又被废除，造成６６—６８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大量积压在城镇，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所以把出路寄希望于到农村去。４月４日，中共中央提出毕业生分配，实行“四个面向”方针以后，各地陆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上山下乡高潮。全年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１９９.６８万人（不含大专毕业生），其中，到人民公社插队的１６５.９６万人，到国营农、林场的３３.７２万人。此外，还有６０万城镇居民下乡。全国城镇非农业人口再次呈下降趋势。

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1969年

北京市制定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下乡办法

1月28日  国务院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参照执行。《通知》规定：一、干部下放劳动，无论去“五．七”干校，或去农村、农场、边疆地区，都应允许他们携带家属子女一起去。解放军驻京部队和中央在京部门，要求组织自己的职工家属子女到本部门举办的农场、林场、马场安家落户，应当给予支持。二、知识青年和初、高中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愿意回去安家落户的应予支持。回乡的旅运费按国家规定标准，由市财政局拨款。三、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毕业生中，自愿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落户的，应予支持。四、干部和职工要求到农村、农场安家落户的，由主管部门审批。五、城市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应动员他们携带女子一起回原籍。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针对执行中提出的几个具体问题，又于４月８日下发了补充通知。

中央发出中专、技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12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通知指出：“毕业生应当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服从革命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

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1970年

中央批准首都两所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

6月27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决定先在以上两校进行试点。

《人民日报》发表抓好知青工作的社论　
　
7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的社论。社论指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在深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抓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全国近３年中有573万名知青到农村落户　　

年末　本年度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也很大。职工人数是１９６０年以来增加最多的一年。但城镇个体劳动者又比上年继续减少５万人，下降到９６万人。这一年，全国共动员３７１．４万人上山下乡，其中知识青年１０６．４万人，城镇居民１６０万人，其他人员１０５万人。从１９６８年以来的３年中，总共有１２２５万城镇人口到农村安家落户，其中知识青年５７３．４万人。

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1971年

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为招工对象

2月19日　全国计划会议结束。会议确定１９７１年计划招收固定工１４４—１５５万人。招工资源包括经过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

另据国家计委劳动局《上山下乡简报》反映：１９７１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多数省、市拟在春、秋掀起两次大的下乡热潮。已有２４个省、市、自治区报来计划，安排下乡２７４万人，其中知识青年１４０万人；津、沪、川、浙４省市有２５万人左右跨省区下乡。１９７１年的任务是艰巨的，不仅要动员和组织几百万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更重要的是要继续加强对上千万下乡人员的教育巩固工作。

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的“两个估计”　　

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主席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１７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１７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两个估计”也为正在进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多添了一层思想基础，助燃必须接受“再教育”的火势。

外国记者采访延安地区插队知青　　

6月17日　阿尔巴尼亚、越南、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苏联、美国等１０几个国家的驻首都记者及其夫人，在外交部和省、地革命委员会的同志陪同下，参观访问延安城区柳林大队时，访问了北京去的插队知识青年，并就他们的学习、劳动、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座谈。外国记者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种新鲜事，感到非常惊奇，记录了插队青年的生活、学习和劳动片断，敬佩城市学生下乡当农民的勇气和精神。

北京赴延安插队干部驻延安城区革委会代表，详细地记述了这次参观访问活动。

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1972－1973

一九七二年

“三个突破”继续发展，全年知青下乡６７万人　　

年末　今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有所增长，基本建设战线有所收缩。但“三个突破”的情况还在继续发展。全民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下降５.４％，是连续第二年下降。由于城市招工量大，许多青年等待招工，下乡人数继续减少，全年下乡６７.４万人，而返回城镇长期不归的下乡青年不少于１０万人。

一九七三年　　　　　　　　　　　　　　　　　　　　　　　　　　　　　

国务院科教组对下乡知青参加高考的意见

4月3日，国务院科教组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１９７３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回乡知识青年要一样看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可适当多分配名额”。

全国中专、技校恢复招生　　七月三日　国务院决定全国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开始招生。招生对象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２０岁以内的青年职工、退伍军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及应届初中毕业生。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停办中专、技校后的第一次正式招生。

《辽宁日报》、《人民日报》登载“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7月19日　《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铁生参加辽宁省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时，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作为生产队长，领导社员夏锄，没有时间复习的理由，并谴责了一些知青在生产大忙季节扔下锄头回家的行为。他希望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加以照顾，以实现他上大学的“自幼理想”。《辽宁日报》在报道此事所加的编者按语中却说：张铁生“虽然在文化考试上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路线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８月１０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语和张铁生的一封信。此后，张铁生便成为风云一时的“反潮流”新闻人物。

全年动员８９万知青上山下乡　　

年末，１９７３年，经过“批林整风”，加强了经济管理，国民经济各项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任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９.４％。这一年动员了８９.６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插队的８０.６万人，到国营农场的９万人。这样，从１９６２年以来，累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９３４万人下乡，其中因招生、征兵、招工、提干及其它原因转回城镇的４０１万人，留在农村的５３３万人。

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1974－1976

一九七四年

北京市计委安排从下乡青年中招工

七月二十九日　北京市计委部署从下乡知青中招工４.５万人，条件是１９７３年６月以前下乡的。此外，还决定从下乡青年中招１万民工搞基建。这一决定受到京郊下乡知青的欢迎，但带来了许多矛盾：一、１９７３年以前到京郊插队的有５.４万人，招回４.５万人，留下的９０００人不安心。二、到外省插队知青不能回京，表示不满。三、在城里的基本不招，应届毕业生有意见。说北京市在搞“下乡镀金”。

一九七五年　　　　　　　　　　　　　　　　　　　　　　　　　　　　

国家计委印发城乡统筹招工的规定

二月四日　国家计委印发１９７５年国民经济计划，在通知的附件“劳动工资计划”中规定，从社会上招收职工时，首先招收按照中央［１９７３］３０号文件规定留在城镇符合条件的中学毕业生，也可以招收经过劳动锻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一九七六年　　　　　　　　　　　　　　　　　　　　　　　　　　　　

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确定城乡统筹招工

一月二十三日　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确定的１９７６年劳动工资计划，规定各单位按计划增加职工，必须从社会上招收时，可以招收按政策留城的中学毕业生和经过锻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的地区也可以招收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具体招工对象由省、市、自治区根据本地区的情况确定。

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五月七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宣布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陈永贵任组长，侯隽、顾秀莲、沙风任副组长。８月１１日，国务院任命侯隽同志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享受副军级待遇。

关于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

八月二十七日　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和《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及７个附件。《请示报告》里指出，贯彻中央［１９７３］３０号文件以来，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一代新人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茁壮成长。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很激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洪流正在扎根与“拔根”的斗争中胜利前进。突出的表现在，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还是扭偏方向，搞“拔根”复辟、“下乡镀金”。去年在“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通过招工和其它途径，许多地方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基本上走光了，出现了一股“拔根回城风”。同时，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的继续贯彻落实，急需“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可以看出，《请示报告》和调查材料的主调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在下乡知青中招工的一些做法说成是“拔根回城风”，并肯定和接受了《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一信的错误观点。提出以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召开下半年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实际上会议推迟召开了。

在农村的下乡青年有809万人
　　
年末　１９７６年，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生死搏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也是生产建设遭到最严重破坏的一年。这一年，由于大搞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加上唐山地震灾害的重大影响，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１.７％。全民所有制职工比上年增加４３４万人，工业企业职工人数膨胀，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下降８.６％。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３９亿元，赤字２９.６亿元。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３.７％。城镇个体劳动者仅有１９万人，比上年又减少５万人。这一年，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１８８万人，通过招工、招生、征兵等返回城镇的下乡知识青年有１３５万人。年底在农村的下乡知青还有８０９万人。

中国知青梦

邓　贤

　　仅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作者题记

　　　　　　　　　　　　　　　　一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进入意义重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女知青不时直起腰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边的树干歇一歇。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和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从任何意义上说，七分场这间只能遮风挡雨条件简陋的旧房子都不能被称作“医院”，正如那个出身贫农，当过部队炊事员，高小毕业，被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个月的成医生也很难可以被称为“医生”一样。然而，成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确确实实在这间从未认真消过毒的大房子里一直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

　　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一一消毒，然后戴上橡皮手套，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的降临。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决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饭。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产妇出现横位难产的症状。此时，成医生已外出两个多小时未回来，产房里只有家属大嫂一个人。不久，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变的魔鬼棗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双亡。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医生。

　　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日来，这个一向被视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注目的热点中心。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头发梳得像过节一样整齐，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象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医院的人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痛和压抑的气氛之中。……　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瘁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留，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摩擦。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冲突一触即发。

　　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也不是无理取闹。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说：“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领导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　问题在于农场领导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二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终于打破了边疆小城的安谧和宁静。

　　十八日上午九点刚过，数以千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城来。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涌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政府驻地进发。

　　这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边疆的一个起因相当偶然的特殊事件。游行的知青并无激进的口号，慷慨的陈辞，或是失去理智的暴烈行为。这些来自伟大首都，黄浦江畔和天府之国的曾经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如今低垂着他们被亚热带烈日烤焦的曾经无比骄傲的头颅，肩上抬着他们不幸死难的同学和姐妹，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运前方，去为生者和死者争取一点做人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百应，煽风点火。或者毋宁说，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书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农场已经酝酿知青大罢工，推选出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总之，也许谁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十几万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

　　十八日中午，请愿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点要求：

　　⒈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⒉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

　　⒊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以今天的眼光看，以上三点要求决不能算作过分，甚至有些就事论事和小题大作的意味。因为当请愿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冲破来自自身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山呼海啸地聚集在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门前时，他们兴师动众的目的竟然只是提出三个相当表面和微不足道的胆怯要求，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惊讶和失望。

　　然而知青的要求没有未能得到及时答复。对领导者来说，任何以要挟方式提出的要求都是一种冒犯，因而也是非合理的和难以接受的。换一种角度讲，权威本身是领导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可以蔑视责任乃至真理，但是你决不能蔑视权威。

　　事态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十一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

　　⒈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

　　⒉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

　　⒊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

　　请愿大获成功。

　　　　　　　　　　　　　　　　三

　　知青请愿的大潮很快退去。州委大院和垦区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喘出一口气来，他们暗自庆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庆幸这个小小的麻烦终于成为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炸雷传来，令人目瞪口呆。

　　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静无事的景洪农场知青宣布总罢工。当如愿以偿的请愿队伍陆续离开景洪返回农场的时候，在景洪通往橄榄坝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罢工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的人数比橄榄坝知青总数多几倍，他们挡在路上，两幅锈渍斑斑的横标将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每个知青眼底棗

　　“知青要做人！”

　　“知青要回城！”

　　十二月三日，省、州委有关领导在垦区指挥部会见知青代表。会议室铺了地毯，茶几上摆了香烟和水果。领导们占据了居中的一排大沙发，两旁是秘书和部门头头，还有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斟茶倒开水，这就使得会议室内事先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和压抑感。知青代表们鱼贯进入的时候，都难免有些紧张，挤挤挨挨，缩头缩脑。也有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点燃香烟来吸，吸得过猛却大咳起来。

　　领导互相交换一个眼色。这些年轻人，毕竟没有见过大场面，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被动和下风地位。如果好言劝抚，有什么样的难题不能一个一个解决呢？

　　“今天有省里和州委的领导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同大家，嗯，见见面。你们有什么想法，嗯，都说说，说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对不对？”

　　代表递上一份书写工整的请愿书。一个皮肤白净的男知青简要把罢工理由和返城要求复述一遍。

　　“你们这些要求，是不是能够代表农场，嗯，垦区广大知青同志的愿望？”

　　“我想今天各位领导请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审查我们的代表资格。我想提请领导注意，我们每个罢工知青都具有代表资格，因为我们的返城要求是共同和一致的。请看，这份有万人签名的《罢工宣言》就是证明。”

　　“我来谈点个人看法好不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策，我们还是要坚持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但是我们在具体贯彻党的知识青年政策时，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同志们思想、工作和生活上考虑得不那么周到，甚至有许多失误的地方。这些工作上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纠正……”

　　“不要绕圈子！”　“不许回避实质性问题！”

　　“知识青年同志们，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你们应该相信党，服从党中央华主席的正确领导……”

　　“各位领导同志，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解答。请问你们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呢？”

　　“简直是胡闹！告诉你们，必须无条件复工！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为所欲为的时代！你们知道罢工的后果？你们是在对谁罢工？罢谁的工？……我们决不允许有人蓄意调动知青罢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青代表全体退场，表示抗议。会议未获进展。

　　十二月十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会议决议。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把知青中长期压抑的反抗情绪统统点燃了。从十日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全国知青会议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从精神和心理上瓦解罢工知青的防线。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云云。

　　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只是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

　　制订政策的人们也许忘记了二百万农场知青是怎样从城市来到边疆的。如果他们确曾是知青，那么他们回城的正当愿望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满足？难道知识青年是一种永久性的职业吗？如果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的真实地位和身分，那么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用青春写就的长长的历史岁月吗？

　　“操他奶奶！别人四个面向，咱们为什么偏偏不让转向？……”

　　“下乡知青一年招工，两年转干，三年上大学，咱们兵团知青十年再教育干吗还不毕业？”

　　“中央了解农场知青的情况吗？！”

　　“谁来关心知青的命运？……”

　　一种被彻底遗弃，被欺骗和玩弄的复杂感情攫住人们的心。许多知青听完广播当场嚎啕大哭，顿足捶胸，仿佛被宣判无期徒刑。

　　要改变知青的命运，就必须以某种主动的方式参与知青政策的修改调整。消极被动没有出路，原地固守只能自生自灭。罢工知青面前只有一个大胆的方案可供选择，那就是到北京去请愿，向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反映边疆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让党和国家最高当局倾听来自广大知青的呼声和愿望，关注和不再忽略普通人们的命运悲剧，让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知青的正当要求，以促使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早日得到纠正，这就是知青们决心大张旗鼓沸沸扬扬到北京去请愿的真正用意和弦外之音。

　　罢工指挥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北上请愿，通过《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青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情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路线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的唯一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棗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之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罢工已经没有退路，我们的命运如今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碌碌无为不行，人心涣散不行，垂头丧气无所作为更不行！我们必须把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坚持到北上请愿团取得彻底胜利！……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十二月十四日，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

　　十五日，省委紧急电告滇南区片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

　　十二月十七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共一百四十三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步行北上。十八日，第二批知青代表一百六十人离开思茅徒步北上。省、州委派出工作组沿途劝阻，大批军警亦出动配合。知青请愿团破釜沉舟，誓死北上。十九、二十两日，各农场先后共有十一批知青代表共计两千多人出发北上，与工作组发生冲突，被拦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

　　此后数日，其他垦区罢工知青亦纷纷组织请愿团，强行北上。

　　　　　　　　　　　　　　　　四

　　这是乍暖还寒的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尚未吹进冰封的中国大地，各项改革开放的措施还在酝酿胎动之中，因此由来以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和“两个凡是”的阴影好象希腊神话中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在罢工知青和一切敢于怀疑反抗极左路线的人们头上。没有人敢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罢工）都是对革命的犯罪，而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发生在滇西门户瑞丽县的事件可作为前车之鉴。

　　那年夏天，洪水泛滥。然而更加使人惶惶不安的却是现役军人即将撤离兵团的消息。“你们可以复员，转业，调动工作，我们为什么只能在边疆当一辈子知青？” 另外，近期内将发生里氏六级地震的消息更使知青们人心浮动。短短几天，数千名知青涌向县城，在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开始大批向瑞丽江桥和滇缅公路移动。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守卫瑞丽江桥的边防检查站陈站长接到上级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上级命令他二十四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大桥，决不让一个逃亡的知青过桥。但是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不许对人群开枪。

　　七时五十分，晨雾渐渐散去，第一批黑压压的知青队伍出现了。方阵沉默行进。碎石公路上没有人声，两个彼此敌对的方阵迅速缩短距离。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突然桥头的警报拉响了。方阵继续前进。“砰砰砰”，士兵对天鸣枪。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讲政策，瓦解来犯者斗志。知青们悲壮地挽起手臂，挽得紧紧的，有人带头唱起《国际歌》。

　　训练有素的军队和民兵防线犹如黑色的岩石始终纹丝不动。坚强的决心和严明的纪律性使他们成功地阻挡了知青浪潮的轮番冲击。就在这时，一队人数更多来势更加凶猛的知青方阵出现了。

　　形势万分紧急。对空鸣枪示警无效，三道民兵防线相继被冲垮。因为上级有命令死守，所以陈站长在混乱中只好将最后一批士兵和民兵撤退到大桥入口处，手挽手组成人墙，并喊出“誓与江桥共存亡”的悲壮口号。

　　这是公元一九七四年夏天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气壮山河和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和民兵奉命坚守江桥，他们在不得开枪的被动情况下，只好将自己身体当作障碍物堵住逃亡者的必经之路。数以千计归心似箭的知识青年则冒着危险用身体去撞击和摇撼这道防线。

　　战斗持续到中午。知青从附近农场赶来一群水牛，许多不怕死的男知青骑在牛背上乱踢乱砍，水牛负痛受惊，就翻开四蹄朝江桥狂奔而来。江桥防线终于抵挡不住气势汹汹的牛群的强大冲击，一时间被冲得七零八落。有的士兵被踩伤，还有的竟被拖出十几米远。数以千计的知青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通过江桥，踏上通往中国内地也通往家乡的康庄大道棗滇缅公路。洪水决堤了。

　　知识青年无法无天的举动终于惊动昆明和北京。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遵照上级指示，派出大批部队沿途围追堵截，说服、动员和强行遣送知识青年回边疆。同时发动公路沿线数十万贫下中农和公社民兵，许以双倍工分补贴，在千里滇缅公路上布下一张围捕逃亡者的天罗地网。省革委会领导指示非常明确：“不许放一人漏网。”

　　于是短短一周内，自作自受的逃亡知青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持老式武器：铜炮枪，猎枪，锄头，扁担，男女老少齐上阵，连放牛的孩子也目光炯炯，昼夜监视公路上一切可疑的行人。一旦公路或者山坡上出现逃亡知青的身影，随着一声梆子响，于是我们在《地道战》《地雷战》里见过无数次的壮观场面就生动地重复再现了：农民高举大刀长矛，挥舞锄头扁担，亢奋地呐喊着，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地冲向知青而不是敌人。上级规定多捉拿一名知青可奖励工分若干，因此贫下中农纷纷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又有许多人为争夺俘虏互相动手打得头破血流。

　　遣返知青的工作足足进行了半个多月，各地政府出动数百辆汽车才将捕获的知青陆续送回边疆。仅仅事隔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末，知青北上请愿团会不会遭到与“八．二八”知青同样难堪的失败下场呢？

　　　　　　　　　　　　　　　　五

　　罢工指挥部耍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花招，一面大张旗鼓发动知青北上请愿，一面悄悄把请愿团成员埋伏下来，然后分散绕道往昆明进发。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批知青请愿团十四人分乘汽车火车抵达昆明。此后数日，分别绕道临沧、元江、曲靖的请愿团成员陆续抵达昆明，并与二十五日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知青大厦）。此后一周，又有几支短小精悍的知青小分队出现在上海、北京、成都、重庆街头。他们以当时许可的“四大自由”形式向家乡的父老兄妹广泛宣传知青请愿团纲领，呼吁大返城和给出路政策，意在唤起广大市民和知青家长的感情共鸣，从而达到配合策应北上请愿的目的。

　　知青开始取得罢工以来第二个回合的主动权。

　　“同志们，呃，到了昆明，很疲劳，也很辛苦。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可以同我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呃，我也很乐意，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省委的工作，有的方面，没有做得，呃，令人十分满意，比如知青工作，就存在一些，呃，问题……

　　同志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也要一口一口地吃嘛。如果大家都往北京跑，北京岂不是乱了套？同志们，你们还是要相信各级组织，相信省委，有问题就地解决嘛……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原则，民主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嘛。青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抓纲治国的大局出发，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省委认为，你们的行动，不能一错再错，你们要尽快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省委将责成当地党委研究解决你们提出的合理要求……”

　　一个知青代表双手呈上油印的《请愿书》和《北上宣言》。

　　“同志们，不要纠缠细节，要相信党的知识青年政策嘛。”

　　“请问领导同志，我们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省委是否已经转告党中央？”

　　“你们能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吗？或者说你们能代表广大知识青年的根本愿望和利益吗？”

　　“我不打算跟您讨论代表权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党中央领导当面反映情况。”

　　“我要慎重指出，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

　　“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你们压制民主的行为才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好吧，现在由我向同志们传达一个电话通知。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片沉默。

　　“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为，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你去通知版纳州委，让他们查一查这些人的阶级出身和他们的背景。”领导同志吩咐秘书。

　　　　　　　　　　　　　　　　六

　　从请愿团进驻知青大厦起，大厦内工作人员的身分就悄悄起了变化，各层楼道包括电话总机和收发传达都处于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

　　二十六日，知青代表与有关领导谈判破裂后，分批购买硬座火车票，准备以普通旅客的身分前往北京。

　　当天深夜，知青大厦内所有旅客，包括代表的住房均受到执行任务的联防队员多次盘查。旅客睡眠不断被打扰，怨声四起。

　　请愿团代表兰婷尖叫一声惊醒来，原来是场梦。她看看手表，六点三刻。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三个小时，他们就将登上北京的直达快车。她连忙翻身起床，叫醒其他女同伴，然后做好登车前的准备工作。但是当她把手伸进空荡荡的旅行袋时，不禁低低地发出一声呻吟。原来钱包不见了。

　　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女孩子的钱包，而是一只装有知青请愿团全部活动经费，包括一万一千余元人民币和车票的军用挎包。这笔数目巨大的现金都是农场知青们从每月二十六元的微薄工资中一点一滴捐献出来的，现在钱包不翼而飞，这就等于军队断了粮草。更重要的是，请愿团的赴京计划将因此受挫。

　　请愿团知青无不为之震惊。从巨款失窃的现场来看，兰婷与三个女知青同住一室，夜里门窗紧闭，大胆的窃贼是怎样溜进屋里来并且不留痕迹地偷走装有现金车票的挎包的呢？何况知青大厦昼夜有人值班，联防队员频频查房。更何况窃案不迟不早，偏偏发生在首批请愿团成员登车前数小时。

　　天亮之后，许多公安人员不请自到，侦查巨款失窃案，并以传讯为名，将全体知青代表暂时扣留在知青大厦内。传讯一天，了无结果。但公安人员似乎并不着急。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同情知青的年青警察才悄悄对他们说：“你们别傻了，还是赶快回去，你们闹得过政府吗……钱到时候会还给你们的。”一语道破天机，知青如梦初醒。

　　下午，另外十几名企图分段混车的知青也被值勤人员扣留，并且逐出车站。

　　请愿到了成败攸关的紧急关头。请愿团负责人关起门来苦思对策。

　　“为了实现我们北上请愿的神圣愿望，达到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的最终目的，也为我们身后十万知青战友的信托，不辱我们的光荣使命，指挥部决定，……”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羊角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由昆明方向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联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几乎与此同时，边疆罢工知青采取相应行动，强行扣留一些农场领导当做人质。并扬言如果卧轨的代表受到伤害，他们必将以牙还牙。

　　知青孤注一掷，放出一着“胜负手”。事态再度白热化。

　　十二小时过去了。双方僵持。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工作组劝阻无效。领导亲往现场说服无效，任何批评和警告也不起作用。知青们手挽着手，秩序井然地席轨而卧，形成一道城墙般的沉默的血肉路障。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六十小时过去了。货车受阻。客车受阻。正在秘密调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受阻。与此同时，部分边疆知青开始向省城进发，声援卧轨的知青代表。形势一触即发，全国为之震惊。

　　三天三夜，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是人数须限止在三十人以内。

　　他们赢得了第三个回合的胜利。

　　　　　　　　　　　　　　　　七

　　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

　　“……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上千万知青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以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

　　首长在听取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指出：“……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知青鼓掌）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那些。……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

　　代表反映知青婚姻问题，首长指出：“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

　　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林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云云。

　　两周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四日，三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首长，检讨如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二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

　　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和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知青请愿团一行三十人终于达到“要求中央领导即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首长接见并反映情况”的目的。元月十日，请愿团代表分别取道重庆和上海返回云南。

　　来势凶猛的知青大罢工浪潮渐趋平息。

　　　　　　　　　　　　　　　　八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旬，知青罢工浪潮再度呈现死灰复燃的趋势。

　　元月十二日，勐岗农场通过《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并选举出罢工领导机构。十三日，农场一万余名知青全线罢工。知青在场部及县城张贴大字报，公开批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检讨。十四日，罢工知青要求与中央通话，反映罢工知青的五点要求，遭拒绝。十五日，罢工指挥部单方面发出通牒，限农场机关干部十二小时内全部撤离场部机关，由罢工指挥部进驻接管。十六日，部分罢工知青强行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电话总机……

　　与此同时，在勐岗农场带动下，毗邻的大小十几个农场相继宣布罢工。勐岗农场成为知青罢工运动“第三次浪潮”的风暴中心。

　　省委副书记到农场来巡视，被扣下吉普车，驱逐出境。一个冒充中央调查团的省工作团也被驱逐出境。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团三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请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指挥部决心背水一战。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时正，通电的最后期限已到，中央调查团依然杳无踪影。

　　晚九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敢死队员）共计三百一十一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鱼贯进入绝食现场。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样就造就了一种很悲壮很古朴的气氛，唤起人们“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情绪。

　　万余名知青围聚在招待所铁门外为自己的勇士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他们在外面搭起简易帐蓬或者草寮，点燃篝火，建立宿营地，以便随时声援绝食战友们的行动。

　　不管怎样说，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历史将记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知青运动终于走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回城，要么死亡。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九

　　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鲁田，此时正率领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在滇南边疆重重叠叠的亚热带山林中艰苦跋涉了半个多月。短短十几天，耳闻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和混乱状态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在大罢工发源地橄榄坝，知青们做了一碗鲜鱼汤招待北京来的领导。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味扑鼻。原来知青将河沟里长满绿苔的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而连队长年累月缺菜，人们一年中至少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在这个农场，人们还让副部长参观知青住房。那是一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出一簇簇很神气的野蘑菇。扪心自问，十年过去了，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衣、食、住、行得到应有的保障了吗？

　　在滇南某农场，调查团被领入一排草房，赫然看见每间草房里同时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该农场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怀孕生子者已达知青总数一半以上。但他们决不愿意正式结婚，因为这样就会断绝了回城之路。

　　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好象大山一样把人们封闭起来，一年看两次电影，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

　　在勐腊农场，一群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遍布身体的累累伤痕，那是兵团时期野蛮专制的终生纪念。统计数字标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男女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果说青年是未来，是共和国的寄托和希望，那么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了全社会所有的力量，历时整整十年，牵动城市两亿人口和几千万个家庭的命运，难道就是为了发动这样一场“再教育”运动和制造出整整一代遍体鳞伤的“希望”来吗？

　　元月二十五日，一封北京急电送到中央调查团手里，命他们即刻前往勐岗农场处理知青罢工绝食事件，并随时通报情况。于是调查团立即掉转车头，星夜兼程赶往数百公里以外那个默默无闻却异军突起的勐岗农场。

　　　　　　　　　　　　　　　　十

　　绝食第三天，首批绝食者中有一人因身体虚弱出现休克，十多人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虚脱。然而中央调查团依然没有消息。指挥部决定，第二批绝食队伍七百余人于二十六日晚七时提前进入绝食现场，开始绝食示威。

　　就在这时，一封北京急电送到罢工指挥部。电文告之：“中央调查团明日到达勐岗农场。切望青年同志保持克制，不要扩大事态。”

　　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中央调查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纸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不回家，毋宁死！”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强烈要求，中午十二时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

　　“同志们棗，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棗”这是一种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与先前那些工作组调查团出于一辙。发难的机会来了。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打倒官僚主义！”

　　鲁田毕竟沉着。“同志们，我们暂时不要纠缠细节问题好不好？”于是副部长苦口婆心，从全国大局讲到知青问题，从罢工危害讲到中央首长讲话，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说服他们服从政策。

　　“这样下去不行，得让他回答实质性问题。”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吴向东困难地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棗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人们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男青年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鲁田早己老泪纵横。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那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

　　“同志们，青年同志们：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棗知识青年同志们！……作为个人，我是以两种身分来看望同志们的。我，鲁田，国务院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家长。……知青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大家识大体，顾大局，切勿操之过急，赶快恢复进食，爱护身体，我们一定尽快把同志们的实际情况带回去，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汇报。”

　　全场重新陷入沉默。“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台上台下相持不下。人们的心情重新跌进悲观失望的深渊。台上的人愈闪烁其词，知青们也就愈加证实了那个长久压抑在心头上的可怕的预感：他们的命运不仅早已被注定并且不可更改。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的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烈日无情地灼焦，她的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脚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

　　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

　　鲁田大恸。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片。面对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的。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之后，满面倦容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知识青年同志们棗”鲁田对着麦克风嘶哑地说道。静场。每个人都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青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棗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嚎啕。人们冲进绝食者的铁门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公元一九七九年，历史不再固执。

　　　　　　　　　　　　　　　　十一

　　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

　　从云南边境通往内地几乎所有水陆干线上，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的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知青有的两手空空，吊而郎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蹒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世界原本是一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从宏观上看，知青大返城是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重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此知青们打着红旗上山下乡，在边疆埋葬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卸甲地踏上重返城市的归途。

　　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判断，溃逃本身就等于失败。因为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当他们的英雄主义内核被历史无情地阉割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在布满荆棘与炼狱之火的小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本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他们播种青春，收获苦难和责任，失去口号和旗帜，却获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之后短短两三个月中，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次年，仅余三千二百余人，不足原总数的百分之三。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邓　贤: 中国知青梦

　　仅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

这篇不能看!看过无数次,再看仍然激动不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

    　



30 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30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成为了回忆。但是，这场在30年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 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2000多万知青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一道狂飙，在中国历史的平面上轧出了深深的轨迹，永远不可磨灭。这道轨迹，蕴涵着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又留下了多少经验和教训啊!

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渊源

    作为一场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

    从50 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举动。例如，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区五名青年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向北京团市委提出要求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北京团市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组织了一支60人的垦荒队。当时，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勇往直前、战胜困难。同时又指出，组织大量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到边疆去的条件还不具备，他们大多数家庭在农村，应在自己家乡为社会主义出力。1956年1月21日，团中央派专人到浙江温州，向在大陈岛开荒的20名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赠送了题有“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锦旗，并宣读了团中央的祝贺信。

    1956 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里，把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把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行为归纳为 “下乡上山”。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人为强制实行的，它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因素相联系的。50年代中期，国家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困难，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却是巨大的，全国合作化光会计一项，就需要几百万人，因此毛泽东在1955 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60 年代，单一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另外由于长期忽视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呈几何比例上升，城市人口积压，就业的问题更是积重难返。同时，60年代我国又连续出现灾荒年，我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再加上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的援建项目陆续下马，必然决定要大量裁减职工。苏联又催还贷款，致使我国经济出现低谷。面对如此的内忧外患，党中央针对具体国情，为了解决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长期工作被确定下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所以，知青上山下乡是我国单一呆板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如果不理顺经济关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营与全民所有制同时并存、广开就业之门，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仍然要产生。

总的说来，1955年-1966年这段时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党中央是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就业门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在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比如全国闻名的回乡知青徐建春、吕根泽，城市下乡知青王培珍、邢燕子，还有在改造低产田等方面作出显著贡献的江西知青宋喜明、“自己找艰苦的路走”的天津知青赵耘，放弃留京、主动下乡的北京知青侯隽等，他们闯过了思想关、家庭关、劳动关、艰苦生活关和社会舆论关，成为知青参加农业劳动的开路先锋，作出了贡献、锻炼了自己。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红卫兵运动.

    1966年3月底，毛泽东与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司空，大闹天宫”。应运而生，红卫兵就是这些孙悟空，他们在接踵而来的“文革”中大闹中国，直至天翻地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出笼！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聚集圆明园，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为指导，打着“造反有理”“反对走资派”的旗号，与各地党团组织对立。这一天，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文革”开始，

    1966年6月2日，正式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笼，红卫兵开始活动。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自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还在天安门8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共1300万人次，全国停学、停产搞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使“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

    但是，在文革转向各级政权的重建过程时，红卫兵因受年龄、资历、身份等局限，特别是中学红卫兵，无法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特别是在地方权力机构中担任角色。因此，当工人造反队伍登上文革舞台时，命里注定只能当过河卒子的红卫兵只好将帅印交给了工人老大哥，红卫兵运动开始走下坡路。

    1967 年5、6月起，全国武斗四起，红卫兵也陷入了盲目的武斗大战中，使毛泽东大为恼火。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大红卫兵领袖，十分生气地教训他们：“‘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搞武斗，你们脱离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大多数。关键你们分为两派，搞武斗，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土匪，国民党，就歼灭！”

    从毛泽东的呵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厌倦。孙悟空捣蛋了，唐僧就会念紧箍咒。当时，毛泽东已开始考虑如何处置他手下这帮“孙悟空”了。

    当时，大学停止招生，各个行业劳动力饱和，无力招工。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使大批学生留在校内闹革命。 1966、1967、1968三届学生积压达1000多万人。1967年12月22日，教育部在给党中央的情况反映中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红卫兵的出路问题，已是刻不容缓。

    就在这时，一批北京的红卫兵于1967年10月上旬自发组织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开创了红卫兵上山下乡的先例，但未形成全局性的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但是，这种行为给毛泽东安置这些红卫兵提供了思路。

    1968年4月，毛泽东在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毕业生分配问题是个普遍问题?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但这“四个面向”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无法招工的形势下，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

上山下乡运动自始至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理论依据，把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为反修防修的一项必要措施，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从而达到知识青年的革命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政治运动，毛泽东认为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改造、重塑一代青年，以防止修正主义在他们中间产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预言： “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因此，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格外小心翼翼。毛泽东认为，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那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是温床。要防止修正主义，最重要一条就是要知识分子劳动化，以达到缩小社会主义条件下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最终实现消灭三大差别。这种打破传统格局，实行生产劳动与上层建筑成为一体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指出的，要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大学校”的全新构想，要求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这一想法体现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就是使知青通过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同时农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逐步同化、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的倾向。因此，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味地强调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不切实际地将大批知青下放到生产和生活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从城市运去。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青花费上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终因负担沉重最后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选地区安置。这种浪费财力和物力人力，为政治目的而一哄而上的作法，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其次，在方针政策上，毫无长远规划，各地区不问具体情况，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一哄而起，缺乏整体部署，致使知青工作越来越窄。

    据统计，1968-1973年6月，全国就有8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知青工作暴露了许多问题。很多知青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不断反映到中央。1973年，毛泽东复信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寄上 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但是，这个“统筹解决”直到毛泽东逝世，也未能解决。各地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制定了许多主观随意性很强的土政策，使知青工作的方针政策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导致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完全陷入了一种“跟着感觉走”的困惑迷茫之中。

    再次，在方式方法上搞一刀切，采取了极端的绝对化做法。在当时宣传动员工作上，无限拔高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和作用，196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甚至载文把下不下乡作为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政治态度问题，舆论上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动员方式上采取粗暴的强制手段，对动员对象或办学习班，提高认识；或注销城镇户口；或停发父母工资(1973年以后政策和方法有所改变)，严重挫伤了广大知青及家庭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总而言之，处于十年动乱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正如北京市革委会1969年1月25日《关于知青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申明确指出的那样：“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安置机构，在上山下乡工作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自始至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毛泽东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勿需讳言，毛泽东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这个悲剧性运动的总导演。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集体的一项成熟的政策，而是较多地反映出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及其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之一。

    从毛泽东与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看，毛泽东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有一个“信任一疑惑”的过程。

    1957 年11月在莫斯科，毛泽东对那里的留学生极尽赞美之词，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显而易见，当时毛泽东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是相当信任而且寄予厚望的。

    但是，双百方针和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对自己有点缺乏信心，他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因此他对中国青年加强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压力。在1959年以后的数年中，毛泽东寻找越来越多修正主义迹象的趋势表明，他对未来领袖的素质忧虑日深。到1964年为止，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很少出 现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在共青团九大上，胡耀邦披露了困扰着领导阶层的疑惑：“因为他们(指青年)生活在和平和稳定环境下，这很容易使他们对和平和稳定环境产生一种虚假的幻觉，因而追求悠闲、保险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所以对革命的复杂性和实际要求缺乏理解。”

    毛泽东对知识青年知识分子的困惑在1965年他接见埃德加·斯诺时表露到了顶点。毛泽东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将革命推向共产主义，另一种可能性是年轻人否定革命，演出可悲的一剧：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使蒋介石的残渣余孽打回大陆，或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仍保存国内。当然我不希望出现反革命。但是未来的事只能由未来的一代所决定，而且将来的事谁也无法预测。……今天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后代会用他们的价值观来评价革命工作。……一千年后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可能显得相当滑稽可笑。”

另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疑惑还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那个著名的“皮毛论”上。他说：“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是附在公有制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饭吃?就是工人、农民。”在这里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指为只能依附在那张皮上的毛，就是说毛泽东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看成了“源”与“流”、“体”与“用”的关系。早在1921年，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笫23条中指出：“来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动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可见，毛泽东早就有“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初衷，只不过在文革时走了极端。毛泽东在1964年2月13日春节谈话中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尽管这番话是针对文艺界，但是实质上反映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一贯态度。正是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有这种疑惑态度，因此他对知识分子亮出五七指示”，对知识青年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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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流过血泪的太阳

    毛泽东赞誉青年是太阳，而作为上山下乡运动主角的知青，应该说是一代流过血泪的太阳。正因为他们受过磨难、流过血泪，因此，他们是一代放射特别光芒的太阳。

    习仲勋同志说过：“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他时期所得不到的磨炼。”这里他讲了两个方面的结果，即伤害和磨炼。

    知青受到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政治上，他们受极左思潮的毒害，正如报告文学家徐迟所言：“文革把正直的人改变成了政治的人。”例如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蓬勃开展，《人民日报》出现了“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倾翻案回潮”的大黑标题。黄帅、张铁生、白启娴等“英雄人物”粉墨登场。内蒙古兵团知青王亚卓很正直地给黄帅写了批评信，不料却遭到了席卷整个内蒙古兵团的批斗。许多知青不理解，只好昧着良心参加了批斗会。

    生活上，许多知青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另外，知青受到歧视、打击和污辱的事也时有发生，黑龙江兵团二师十六团团长和参谋长合伙奸污几十名女知青就是一例。周总理很气愤地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是国民党的团长”，这两名罪犯后被枪毙。

    学习上，知青完全被耽搁，使我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出现了断链。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大部分青年到了农村、边疆，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了。当时全国又盛行“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的思想，许多学生丧失了学习积极性，大部分知青的文化程度至多相当于初中毕业生。

    但是，知青们在伤害的血泪中也受到了磨炼。政治上，他们成熟了，分析、解决问题的立足点高了、眼光远了；生活上，他们为人处事老练多了，“自立、自强”成了他们生活的座右铭；学习上，他们很惋惜逝去的时光，十分珍惜返城后的学习时光，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成绩。例如：在8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属于“知青型”的就近一半，至于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知青作家更是崭露头角。

    因此，知青们对自己这段经历十分珍视和难忘，原内蒙兵团一位北京知青说：“我对上山下乡这条道路一点也不后悔。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我才体会到了劳动人民脸上皱纹里的艰辛，才知道他们肚里装的是什么。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我由一个骄傲自负的中学生锻炼成为一个自愿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老农工，我认为上山下乡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1989年11月5日，原内蒙兵团2师12团的北京籍知青欢聚劳动人民文化宫，共同回首往事，尽管他们对生产建设兵团的功过是非有争议，但是他们永远忘不了那段充满血泪、却不畏艰苦的拼搏岁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30年前“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能简单地因彻底否定“文革”而遭否定，也不能因为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而得出应继续坚持这种做法的论点。

    作为“文革”主帅的毛泽东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扮演了总导演、总设计师的角色，尽管他在后来感到了运动中存在许多问题，但终因力不从心，未能统筹安排、解决问题，致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以悲剧告终。

    作为这场运动主角的2000万知青们，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伤害，同时也得到了磨炼，上山下乡成了他们血泪浸泡、永不磨灭的记忆。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果是不幸的，它给国家、社会、农村、知青诸方面带来不满意。

    单一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才使上山下乡不得不出台。

    历史如烟云般逝去，历史也如金石镂刻般长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了历史，但它留下的思索、教训却永远成不了历史。

历史是鉴！

　                             废除考试的招生制度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与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一样，大、中、小学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和招收新生的工作被迫停止。局势稍有稳定后，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各学校“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自此，大量实际未完成规定学业的大、中、小学学生毕业离校，各类学校的招生工作也由此提出。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该报编者按中转述了毛泽东7月21日的一个重要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谈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反映了他教育思想中一些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如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农基本群众中普及教育、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等。这里，因为是针对一个具体经验而发，很难说这段指示就是他对招生制度改革思想全面、系统的表述。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特别是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歪曲，这段指示的精髓被忽视了，而其中的一些个别论断则在被形式主义、绝对化地歪曲之后广为宣传、普遍贯彻。

    《调查报告》所总结的上海机床厂的主要经验有：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应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普通劳动者；由有经验的工人担任教师；由基层选拔经过劳动锻炼的初高中学生人大专院校，等等。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和毛泽东的批示--已经被形式化地处理过的，为“文化大革命”中招生制度的改革定下了基调。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所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 年9月，为贯彻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大学的学员由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工人52名入学。学员平均年龄29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相当于高中不等。学制为2年(后延长10个月)。学员全脱产学习，但仍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除了一些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了自己的“七二一大学”外，一些大专院校也开始尝试举办各种试点班。广东省一些大专院校自1969年起，举办了各种试点班24个，从工人、农民、复员退伍军人、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学员1000多名。“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经验”。其他一些省、市的大专院校也大多如此。农村中很快也出现了类似的经验。1968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报告》提出：要从“土专家”中招生，到学校学一两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中小学的招生工作，在1968年以前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68年底，随着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的出现，许多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下乡而停办了高中，而初中和小学要么是采取依据年龄自然升学的办法维持，要么就是处于停滞状态。自1970年起，中小学开始全面、大批地招收新生，新生入学的首要条件是政治表现--这在当时被称作“路线斗争觉悟”或“阶级觉悟”，一切文化考核均被取消，这种状态在1971年以后有所改变。当时，一对十分突出、荒谬的矛盾直接影响着中小学校的入学率，一方面，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轻视教育、鄙薄知识使许多学生失去了入学、求学的热情，这在中小学中比较突出，直接导致了中小学入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教育普及的重视和强调，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教育普及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它同时存在着粗糙、质量低下、形式主义等各种问题，这一因素又导致了入学率的上升。这两种因素作用的方式、层次及其结果各不相同，但后者起码在形式上占了上风。所以，从总体上来看，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率始终保持在上升的趋势，而与这种上升趋势同时存在的却是教育质量的明显下降。

    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教育革命中，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中的问题表现得格外突出、集中。

    在许多大专院校举办各种类型的试点班、教改小分队约一年多的基础上，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参照执行。《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因此，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报告》中有关“学生条件” 的规定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报告》规定的“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分配原则”为：“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1970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的署名文章《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生》中，进一步阐发了以上、报告所提出的招生设想。文章指出：

    “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整个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在学校这个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数挂帅’，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工农兵一针见血他说：“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这次高校招生，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招生工作的全过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实行群众路线，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真正把工农兵和上山下乡以及回乡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推选出来。”

    1970 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介绍江西省教育革命的文章认为：“旧招生制度是‘高分录取’，‘不分阶级，’‘一张考卷定终身，工人农民莫进门’。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题、打分、说了算的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废除。”《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文章把这场改革的意义提得更高： “招生工作，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实质上是一场社会革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是由少数人包办代替，这是招生工作中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不难看出，所谓招生制度的改革，所谓新的招生制度，其基本点主要有二：一是停止了从高中直接升人大学的传统做法，代之以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知识青年中招生，二是废除升学考试制度，代之以“群众推荐”，“领导审批”。

    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些举措都是对近现代教育体制中招生制度的一个“革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措施也确实接触到了以往招生制度中的某些弊端。但是，仅此就能证明这些“革命”的合理性吗?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群众中选拔学员，这无疑是个积极的、富有想象力的思路，但如果简单地把它当做排斥一切其他方法的惟一途径，简单地否定从高中直接升人大学的程序，这符合现代社会知识传授、积累的规律吗?当人们废除高考制度从而取消了因分数高低造成的不平等时，他们也就不得不面临一种新的、更为严重的不平等了。

    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凡过去是面向全国的大学，现在条件成熟必须到外省招生时，在中央规定统一招生办法之前，可暂由省与省之间协商解决。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上述精神，部分高等学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共计招生41870人。

招收的新生以政治表现、出身为首要标准。据1971 年5月统计，北京清华、北大、北医、北航等7所大学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党员46．2％，团员38．％，非党团员占15．7％。武汉大学1970年招收新生988名，其中工人占40％，贫下中农 (包括基层干部)占33％，上山下乡知青占21%，解放军战士5％；党员31％，团员38％，县以上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60多名。学生平均年龄21岁(其中最大的43岁，最小的17岁)。广州中山医学院招收的删名学员中，有一半是工人、贫下中农、复员转业军人，一半是解放军战士。他们都是从公社以上在职基层卫生人员和部队的初级卫生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其中来自地方的学员、有6年以上工龄的占2／3，有的工龄在20年以上。

    招生中，文化标准一开始就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述北京7所院校所招学生中，文化程度高中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在另一些省、市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初中生和小学生的比例更多一些。

    学生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及相互之间的悬殊立即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困难。大学按初中水平教学，高中水平的“吃不饱”，小学水平的“吃不消”；讲理论，老工人不容易听懂，讲实际的东西，知识青年和复员军人又感到困难。教师教起来棘手，一些学员也产生了“怕”的思想：文化程度低的怕学不好，完不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给工人、贫下中农丢脸；文化程度高的觉得上课没意思，怕学不到什么东西。为此，一般学校都采取了分班上课、加强辅导、互帮互学等办法。

    刚开始招生时，因学生来源广、各级领导比较重视、知识青年上学要求迫切等原因，各院校从农村招生比较顺利。而从工厂招生却遇到了麻烦。一方面，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当时大部分是工厂骨干，工厂不愿放。另一方面，一些青年工人不愿上大学，认为上大学有“三个划不来”，政治上划不来，由领导阶级变成了“再教育”对象；经济上划不来，由30-40元的工资变为19．5元的生活费；生活上划不来，找对象不能结婚。一些大工厂技术力量强大，对送工人上大学不热心。一些小工厂、新建厂急需培养、补充技术人员，但因新工人多，选不出多少符合条件的学员。对此，各院校建议，为保证招收符合条件的学员，最近两三年应多从上山下乡2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新学员。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文化、科学、知识在狂暴的大批判中遭到了空前的贬抑和亵渎，知识分子也不再因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教条呆板”而仅仅受到轻视和嘲讽，而更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在政治上受到冷落和歧视，以至一度普遍被戏称为“臭老九”。但是，很难说这些政治狂涛表面奔腾飞溅的泡沫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文化深层的意蕴和本质，更逞论中国几千年来“万般皆下晶，惟有读书高”一类的文化传统了。这样，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幅奇特的矛盾画面：一方面，是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轻视和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人们迫切希望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条无需考试的“捷径”，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女-- 走进大学校门，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场奇特的竞争中，权力和关系的作用显得格外突出。

    人们是怀着很不相同的动机投入到这场竞争中来的：有人是出于对知识、文化的热爱和渴求；有人是看准了学历对仕途和特权必不可少的装饰作用；有人显然是有意或无意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有关读书人高雅地位的思想所支配；有人则仅仅是为了一些极为现实、琐屑的利益--脱离农村，挤进工薪阶层和城市户口的队伍，摆脱沉重艰苦的体力劳动(尽管这在当时口头上被说成是最崇高、最革命的)。这些由各种各样的动机汇合而成的强烈的进大学门愿望，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新招生制度相结合，很快在全国造成了一场持续多年，手法多样、影响深远、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新事物”——“走后门”。

    1970 年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时，“走后门”的问题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存在。1971年以后，“走后门”已成为招生工作中一个十分普遍、严重的问题。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堂而皇之、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以及亲朋好友、上级下属的子女送入大学，权再大一点的，则要把子女送入好大学、好专业……

    招生工作中明目张胆、相当普遍的“走后门”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强烈的不满。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指出：

    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

    《通知》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对违反招生规定的予以制止纠正，如今后再有违犯规定的，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通知》下发后，并没有对招生工作中的“走后门”现象起到多少遏制作用。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给福建省李庆霖的复信中也曾对“走后门”问题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深深的忧虑。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学员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该报在编者按语中指出：钟志民“自觉批判了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错误，从而反映了工农兵学员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编者按要求“各地教育部门组织高等学校干部和师生认真学习”。在此之后，一些高等院校纷纷揭发，追查“走后门”上大学的问题，一些“走后门”进大学的学生要求退学、一些“走后门”、“开后门”的领导干部作了检查，这次反“走后门”运动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尽管它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处理了一些具体问题，但不久就不了了之。

    自从实行新的招生制度以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反复强调、“走后门”之风却一直屡禁不绝。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这寸·顽疾才像被一双无形的、但却是有力的手制服了。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道德感化，不是行政命令，不是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而是制度，一种曾被当做“封、资、修”去打倒的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制度。

    一个时期横行泛滥的“走后门”进大学，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大学生水平的低下，影响了大学的校风和教学，更为严重、深远的是，它进一步恶化了社会风气，并且使 “文化大革命”本身处于一种尴尬的窘境之中。在经历了高唱人云的“斗私批修”运动之后，人们却变得更加“自私”了；在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宣传形势大好、觉悟空前提高的同时，人们却对如此普遍的社会顽疾束手无策。一切宣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眩目成就和神圣使命，都在这个奇怪的“后门”面前困窘不堪。

    自1972 年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倾错误的多方面工作中，这种招生制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1972年的招生工作中，针对几年来造成的多方面的消极后果，一些地区和学校已经提出了对学生的文化状况进行一些必要的考核或“调查”，但这些设想或做法很快引起了分歧。山东德州地区某县在为北京化工学院招生时进行了一些文化考核，结果被地区通报批判为“分数挂帅”，县委书记还作了检讨，但在1972-1973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之中，进行必要文化考核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

    1973 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度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本年除继续采取前一年的办法外，还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人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又化程度”。《意见》要求“考查的内容和方法，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各专业不同要求进行试验”。同年5月和6月．国家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规定，体育学院运动系和北京外语学院可招收少量应届高中毕业生。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还曾指出：“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以上各项规定和指示实际上突破了1970年以来高校招生中取消或轻视文化考查以及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录取高校学生的规定。这些举措可以看作是对新招生制度的补充和发展，也可以看作是对“旧”招生制度的部分恢复，实际也是对新招生制度的部分否定。

    据此，当年许多省市在高校招生中加大了文化考核的分量。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人校学生的文化素质，也从制度上对当时屡禁不止的“走后门”风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把希望升学的青年的注意力部分地从“找后门”转到对学业的关注上，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社会风气。

    但是，这种做法和结果很快就引起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在高校招生中进行必要的文化考核，就是“分数挂帅”、“智育第一”，是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修正主义“复辟回潮”。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该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此信是张铁生在参加当年辽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查时，因不会答题而写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的。信中说：为了实现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人学考试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敏感地感觉到其中大有文章可作。他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辽宁日报》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试卷，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 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再加按语加以鼓吹。随后，各地报刊加以转载。《红旗》、《文汇报》等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着高等学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文章、评论，说搞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还在讲话中说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这“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甚至把张捧为“反潮流的英雄”。

    遵照张春桥的旨意，11月21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刘丽华的一次谈话记录，继张铁生的“白卷”和批判文化考核之后，又掀起了以批判“智育第一”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讨论”，刘丽华在谈话中，把学校加强对学生的基础理论教育，严格要求学生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学校择优选拔、培养人才等做法，都说成是“‘智育第一’的精神枷锁尚未彻底摧毁”。两报发表她的谈话记录时，徐景贤曾作过删改、增补，并在编者按中说，刘丽华的谈话，“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提出“要注意文教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号召就谈话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认真展开讨论。这个讨论在上海的报刊上持续了3个多月。上海的高等学校还通过贴大字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揭露“智育第一” 流毒的表现。

    以张铁生的“白卷”为契机，结合在其他各条战线上对批判极左思潮的反扑，江青、张春桥等掀起了一股反对文化考查、反对文化学习的恶浪，刚刚开始的高校人学文化考查又陷于停顿。

1975 年，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再次受到有力的批判和抵制。许多学校又恢复或部分恢复了正常的文化考核制度，校园里又出现了文化学习的气氛和较好的学习秩序。不久，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又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中断。但是，这一次“四人帮”横行的时间更短。1976年4月，正当“四人帮”陶醉于“批邓”的胜利中时，伟大的“四·五”运动爆发了。而在此后仅半年，“四人帮”就彻底覆亡了。中国的教育事业终于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