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据说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他痛恨聚光灯下的生活，对一切酒会、典礼——只要是有红地毯的场合都避而远之。以前布克大奖授予他的时候，他竟拒绝出席颁奖会。

但这次，他爽快地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并发表了获奖演说。他在晚宴上的答谢词，是一份在公众场合怀念妈妈的童稚般的演说。

我们在“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新闻热气散尽之后推出了本期的跨版专题，力图通过我们所选取的文章，体现库切思想创作的最深情结：对于“黑暗”意识的深刻的认知和启示，由此来凸现他被称为“南非的良知”的意义所在。

J．M．库切其人：

库切1940年出生在南非的开普敦市。上个世纪60年代他移居英国。在英国，他最初的职位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后来于1969年获得得克萨斯大学英语和语言学博士学位。在1983年以前，库切曾在纽约州立大学教书，1984年任南非开普敦大学英语文学教授。2002年他移居澳大利亚，并同时在阿德莱德大学教书。此前曾在数所美国著名大学任教，包括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库切的代表作有：《达斯克兰岛》（Dusklands）；《在祖国的心灵中》（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迈克尔．K的生命与时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钢铁时代》（Age of Iron）等。库切同时还发表过各种翻译作品，并曾经担任过《纽约书评》的文学评论家。

库切1963年结婚，但上个世纪80年代他与妻子离婚。他有一子一女。可是他的儿子在23岁的时候不幸死于意外。

在黑暗中睁大眼睛

陆建德

心中的眼晴突然一亮，所见却是黑暗

南非作家戈迪默在小说《伯格的女儿》（1979）中描写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场景：白人女子罗莎·伯格在暴风雨中开车驶过约翰内斯堡的一个黑人市镇，遇到一个赶着驴车的三口之家。赶车的黑人男子喝得醉醺醺的，正在挥鞭怒打驴子。作者写道：“毒打挣脱了鞭打者的意志，成为一种放纵的、自在的力量，成为没有强夺者的强夺，没有行刑者的酷刑，成为暴行，成为脱离了人类千百年来百般自控的纯粹的残忍……”。罗莎由震惊而愤怒，然而她一时竟不知如何反应。最终她未加干预，开车走了。几天后她离开了南非。

驴子在痛苦中战栗的情形后来成为罗莎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噩梦，这场景也深深触动了库切。在1986年1月1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书评》的文章《进入黑屋：小说家与南非》里，库切分析了罗莎当时面临的困境。罗莎可以利用她的种族权威制止暴行，但是眼前这条黑人汉子贫困而又残忍，不可能真正悔过，除非国家机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是他认可的惟一语言，而以暴易暴，以毒攻毒恰恰是罗莎痛恨的。要是她扬长而去，她又会陷于自我责难之中；她不想被视为“关心畜牲甚于关心人的白人中的一员”，实际上是出于自私的动机。生活在种族隔离的南非，时时要受这类道德难题的折磨，罗莎去国离乡，实在迫不得已。库切说，罗莎在那黑暗的时刻突然有所醒悟，她意识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之外另有一个世界，两者相距仅半小时车程。眼前发生的一切是那另一个世界的缩影：充满无法控制的力量，全无善恶观念。库切把罗莎的醒悟称为“否定的启示”。“启示”原文有“照亮”的意思，但与“否定的”一词连在一起变成颇有矛盾修辞妙味的“黑暗的启示”。罗莎心中的眼晴突然一亮，所见却是黑暗。这与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第一卷说到地狱时所用的“黑暗昭昭”（darkness visible）约莫相似。

一部关于强夺和行刑的小说

戈迪默在这一情节中所揭示的道德问（难）题始终也是库切的关心所在。那个把驴子往死里打的黑人是当时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者，他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夺者”、“行刑者”，但地位之低并不意味着道德法庭上罪责之轻。即使社会制度改革，对驴子施暴者将依然故我，那时他就成为真正的“强夺者”和“行刑者”了，他的牺牲者则是可能就是罗莎之类的白人。库切在上面那篇文章发出预言家般的警告：对所谓的解放之日（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对白人黑人而言都是解放）不能抱虚伪的乐观主义，“革命没有在南非大规模爆发，黑人领袖曼德拉于1994年5月就任总统。残忍、痛苦和酷刑并没有因此告别南非，往日在驴子身上大发淫威的醉汉也可能是“新社会”里的“强夺者”、“行刑者”。库切的《耻》就是一部关于强夺和行刑的小说。暴行针对的不是无助的驴子，而是白人农场主。

52岁的白人教授戴维·卢里因性丑闻从开普敦一所大学辞职，来到女儿露茜经营的一家农场。露茜的黑人雇工佩特鲁斯借新政策之利升任农场合伙人，仍嫌不足，暗中指使三个暴徒抢劫露茜并对她实施轮奸，在这过程中，卢里挨了打，还被烧伤。想不到事后不久，佩特鲁斯提出来要娶露茜，更令人吃惊的是露茜逆来顺受，同意做他的第三任妻子，她的土地、财产也都转到佩鲁斯名下。一项拙劣的强夺、行刑的计划居然顺利完成。父女俩发现，他们将从一无所有开始，“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狗一样”。原版小说的彩色封面上是一条瘦得可怜的老狗在沙砾地上四处张望，没有食物，没有居处，看来它已离死期不远。

《耻》在南非是一部极有争议的小说。关于书中反映的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本文不拟置评，我感到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库切如何继续戈迪默的话题，通过描写对动物、牲畜的不同态度不时让读者像罗莎那样经历一种否定的启示，黑暗的启示。

给动物一点死亡的体面

佩特鲁斯要在星期六设晚宴待客，提前两天就到集市上买了两只小羊，把它们拴在马棚边一块光秃秃的地上。羊咩咩叫个不停，卢里听到后非常不以为然。他想，既然还有两天时间，为什么要让小羊经受不必要的痛苦。于是他建议佩特鲁斯让他们就近吃草。说了一个多钟头后，羊还是拴在老地方，凄惨的叫声使卢里更加不安。他出去寻找羊的新主人，不见他的踪影，于是就自作主张给羊松了绑，把它们撵到水池边的一大片草地上。卢里看到那两只羊喝水吃草，心里生出几分喜悦，仿佛与它们产生了某种默契，甚至生出要把它们买下来的念头。他告诉露茜，自己很不喜欢佩特鲁斯办事的方式，“不喜欢他把要宰的牲畜带回家，还让那些要吃它们的人来看”。也许人有（如露茜）会认为卢里的神经是不是太脆弱了，但是卢里不会从自己的立场退让半步。他并不是以东郭先生的姿态谴责任何杀生行为，使他从心底里反感的是不给这两只羊一点体面，对它们所经受的不必要的痛苦漠然视之。如果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对这类事情已丧失了起码的敏感性，那么这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众对生命——不论是动物的生命还是人的生命——就可能是极不尊重的。

到了星期六中午，一群黑人妇女来到佩特鲁斯的家，在马棚后生起一堆火。不久，“随风翻来一股煮内脏的味道”，显然，那活儿已干完了。这时小说叙述者取卢里的视角问：“他该不该表示悲伤，这么做合适吗？他往自己的内心深处细细寻了寻，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丝难过。”正是这种细微之处的敏感性构成了一个人的道德本质，它也决定了那天去参加晚会的卢里不可能与在场的所有黑人融为一体。晚宴上烧烤的食物准备完毕，有人往卢里手上递来一盘食物，两块羊肉是主菜。卢里为顾全礼仪暗暗决心把盘上的东西都吃了，“先吃了，然后再去讨宽恕。”

与佩特鲁斯买羊宰羊形成对照的是卢里在动物福利所的工作。他和戈迪默笔下的罗莎不同的是，他不怕“关心动物甚于关心人”的罪名。福利所主要收留老弱病残的狗，到时候就给收留的狗注射静脉针，使其尽快死亡，然后把尸体放到黑色塑料袋里，第二天去医院焚尸场将它们集中火化。在此过程中，卢里发现狗的尸体僵硬后，四肢容易钩住传送装置边上的护栏，尸体到焚化炉转了一遭，但没有掉到炉膛里，又随着传送装置转出来，此时死狗已被烧得浑身漆黑，龇牙裂嘴。为避免这样羞辱死者的场景一再出现，焚尸场工人先用铁锹把袋里的尸体拍打一番，把僵直的四肢都敲折了，再送上传送装置。在卢里的理想世界中，这是不应有之事，于是他要自己动手，给死狗留些体面，“挽救尸体的荣誉”。如何做，库切未详细交待。读者会注意到，卢里后来在把死狗装入塑料袋前乘尸体未硬把狗“翻卷”（foldup）起来，这样四肢就不致钩住护栏。

“我憎恨压迫，我惧怕受压迫者。”

但是卢里的不忍之心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护狗所里有一条年轻的公狗，左后腿肌肉萎缩，走起路来一拐一瘸。卢里弹班卓琴时，这条狗就坐直身子，昂起头聆听。卢里热爱音乐，正在创作一部室内歌剧《拜伦在意大利》，对这条爱听琴声的狗自然有所偏爱。他担心自己对这条已患不治之症的狗有太多的感情，故意不给它起名，但是同事贝鞭·肖管他叫“德里普特”，它是护狗所里惟一有名字的狗。又到了给死期已到的狗“打针”的日子。卢里和肖处理了23只，肖以为一天的工作已经完成，卢里说：“还有一只”。

他打开笼子的门。“来吧”，他说着弯下腰，张开胳膊。那条狗摇动着残缺后腿，嗅嗅他的脸，舔舔他的面颊、嘴唇、耳朵。他听任他这么做。“来吧”。

他把狗像只小羊似的夹在腋下，重新走进诊所。“我以为你还想多留他一个星期。”贝芙·肖说道。“你不留他了？”

“对，不留他了。”小说就此结束。

在小说原版中佩特鲁斯买来宰杀的小羊是“young sheep”，但在结尾处库切把这条病残的狗比为“小羊”时用的是“lamb”（一般译为“羔羊”）。圣经福音书把耶稣称为“神的羔羊”。《约翰福音》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第1章第29节）。有的读者恐怕还知道在基督教艺术中为耶稣施洗的圣约翰（即“施洗者约翰”）总有一只羔羊相伴随，而库切本人的名字就是约翰。小说最后的场景也许反映了卢里的绝望或价值观念的动摇，同时又以“羔羊”的形象暗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顿悟：露茜和遭遇到类似命运的人都是为这罪恶深重的世界赎罪的羔羊。这顿悟，何尝不是黑暗的启示。

库切给读者的黑暗的启示令人联想到英国作家奈保尔的一句名言：“我憎恨压迫，我惧怕受压迫者。”这句话的精妙又得到《耻》的印证。

原载：深圳商报

“我们有艺术，所以不会因真相而死”

[南非]库切文/萧萍译

1987年耶路撒冷奖颁予我，在我看来构成了一个难以调和的悖论：像我这样一个人，不仅来自而且居住于一个臭名昭著的不自由的国度，却荣获了一个为自由而设的奖项，何以可能？

在一个由主人和奴隶构成的社会里，没有人是自由的。奴隶不自由，因为他不是自己的主人；主人不自由，因为他离了奴隶便寸步难行。许多个世纪以来，南非都是一个由主人和农奴构成的社会；而现如今，南非土地上的农奴们公然揭竿而起，主人们溃不成军。

在南非，主人们自成一个封闭的世袭社会阶层。每个生具白皮肤的便生为这个阶层之一员。因为你无法摆脱你生而有之的肤色（豹子能改变身上的斑点吗？），所以你无从脱离这个阶层。你可以在想像中脱离，你可以作出象征性的脱离姿态，但是，就像你无法将这个国家的尘土从你的脚上甩掉一样，你也无法真正做到脱离你的阶层。

今日南非的主人们体验到的是怎样的不自由？我有意不想多谈他们的寝食难安，他们关于灾难的想像，以及对他们来说有如恶梦般的受压迫者的卷土重来。我不想多谈这些，因为，历史走到了今天，特别是在以色列——它的身后还矗立着大屠杀的阴影——人们知道，世间还存在一类麻木不仁的邪恶，它没有良知，没有想像，也许还没有梦魇，它吃得好，睡得香，安然自适。

在这儿我想简要说一说的是，主人阶层在清醒的社会生活中所真切体验到的不自由。

在1950年代初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城市尚在兴建之中，通过了一项立法，认为主人和奴隶之间发生性关系是犯罪。在规范社会生活之方方面面的、以杜绝白人黑人之间任何形式的水平交往为目的的一长串立法中，这一项堪称绝顶。从此惟一许可的交往只能是垂直交往，亦即一方发号施令，一方尊令行事。

这一具有深刻象征性的立法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源于害怕和否认：否认想要拥抱非洲、拥抱非洲的身体的莫名渴念；害怕非洲回报的拥抱。

严禁不同种族的人相爱的法律最近以另一具有深刻象征的方式被废止，似乎标志着四十年前阿兰·佩顿（南非作家，曾任南非自由党主席，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所预言的大清算的日子到来了。佩顿作品中的一个黑人说：“我的内心有着深深的恐惧，害怕有一天当他们回心转意开始爱时，我们却发现，我们开始恨了。”

南非的世袭主人们的不自由的核心问题在于他们不能爱。直说吧：他们的爱在今天是不够的，自打他们来到这片大陆始就一直不够；而且，尽管他们常常声称，甚至夸张地声称他们多么热爱南非，他们的爱从来都只是指向这片土地，指向那些最不可能回应爱的事物：山脉和沙漠，鸟兽和花草。

要是你不明白这番关于爱的言谈是什么意思的话，不妨用“友爱”来替代“爱”。当南非白人暂时从他孤独的尊位上走下来，让步于一种完全是人性的、可理解的、对他生活于中的人民的友爱的渴求，他惊讶地发现，单独的友爱是无从获得的，无论双方有多么迫切渴求友爱。友爱无可避免地要和自由、平等捆绑在一起。当此之时，南非白人便强烈地感觉到这份隐藏的不自由。今日南非的改革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自负的、本质上很矫情的渴求，是渴求友爱而不想付出代价。

须得付出的代价为几何？最低最少的代价是必须摧毁限定南非国政的不自然的权力结构。关于这些权力结构有很多可说的。但我只打算阐明我的一个观点。扭曲和残缺的人际关系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因被笼统称为种族隔离制度的种种社会陋习而更加恶化，其心理体现便是扭曲和残缺的精神生活。那样一种精神生活的任何表达，无论多么激烈和热切，无论其间贯穿着怎样的狂喜或绝望，都患罹同样的残缺和扭曲。我做出这一结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充分意识到，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任何别人，也同样适用于我自己，以及我自己的写作。南非文学是套枷带镣的文学，甚至在其顶峰时期亦是如此，而无家可归的感觉和对一种无以名之的解放的渴求则如乱箭穿心。它还称不上是完全的人类文学，不自然地充斥着权力和权力的各种扭曲形式，不能超越诸如争夺、控制和征服等低等关系，放眼广阔而复杂的人类世界。确切说来，这种文学更像是牢狱中人写的文学。我在此谈论的不仅仅是南非的古拉格。南非在地理上看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同样，南非文学也呈现广阔的气象。然而，仔细审视之下，你会发现这一广阔的文学所折射的，却是备受困囿的感觉，困囿于广阔无垠。

两年前，米兰·昆德拉站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讲坛上，向小说家鼻祖塞万提斯——我们这些后世的矮子作家们就是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致敬。我多么希望能够和他一道向塞万提斯致敬，我和我的许许多多的南非小说家同道们！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弃绝一个充斥着病态的情感和冷漠的势力，充斥着愤怒和暴力的世界，而安居于一个可以自在真实地表达情感和思想的世界，一个我们真正拥有立足之地的世界。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逃离我们这个充满暴力幻影的世界，进入一个真正鲜活的世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将炎热、肮脏、乏味的拉·曼却（堂吉诃德的家乡）抛在脑后，凭借想像的近乎任性的作用力，进入了一个仙乡幻境。是什么使得南非作家们不能也走这样一条道路，不能通过写作来超越这样一个处境，即他们的艺术，无论多么立意良好，我们得承认，它仍然过于迟钝，过于老套，过于不直接，因而只能对社区生活或历史进程产生极为微渺、极为滞后的影响？

羁绊他们的，也就是羁绊堂吉诃德的：他的肉身所栖居的现世强加于他身上、最终作用于他的想像的那股力量，不管他是否乐意，这力量都在他的身体里安家落户。南非生活的残酷，它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的饥渴诉求的赤裸裸的力量，它的冷酷无情和它的野蛮兽性，它的饥饿和它的愤怒，它的贪婪和它的谎言，使它令人既无法抵挡，又无法热爱。阿伦索·吉哈达（堂吉诃德的原名）或堂吉诃德的故事——我补充一句，不是指塞万提斯那本精巧奇妙的书——的结果，是想像归顺于现实，是回到拉·曼却，回归死亡的怀抱。尼采说，我们有艺术，所以我们不会因真相而死。今天的南非有太多的真相让艺术去把握，无以计数的真相，塞满了想像的每一个角落，淹没了想像的每一个举动。

注：本文译自库切的《双重视角——散文和访谈》（1992），是库切在耶路撒冷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词。题目为编者所加。耶路撒冷奖：知名国际性文学奖，授予“其作品表达了社会中的个人的自由主题”的作家。

原载：深圳商报

“心中的眼晴突然一亮，所见却是黑暗”：这个说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