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的救赎——评瑞秋•塞弗特的名作《暗房》

郭国良 严春妹 / 《外国文学动态》2008年第5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纳粹德国战败，德国因此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负债。在此背景下，德国文学进入了尴尬的处境：一方面，世界其它国家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以声讨纳粹的残酷与罪恶为题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另一方面，许多德国作家不敢面对德国的现实，一味地缄默噤声，但那无法逃遁的历史问题始终形影相随。自《安妮日记》以降，声讨纳粹的文学异军突起，但若深探其中内容，却仍无法跳脱以被害者的角度向加害者控诉的模式。但如果深探其中内容，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仍无法冲破从受害者的角度向加害者控诉的模式。这种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控诉”文学一时成了主流，甚至还演变成为一种定期演出的仪式：人们不断地从受害者的角度来控诉纳粹的暴行和罪恶。

　　然而，《暗房》（The Dark Room）却独辟蹊径，它是第一本从加害者的角度着眼的作品。而这个加害者，代表着当时的所有德国人、纳粹以及他们的后代。 而这个加害者代表当时的所有德国人，纳粹以及他们的后代。瑞秋•塞弗特（Rachel Seiffert 1971—）显然看到了事物的最深层，她跳出了从被害者的角度向加害者控诉的模式，选取了从“加害者——受害者”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心理底层的罪恶。这个角度是全新的，它结合了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自省与赎罪。

　　瑞秋•塞弗特出生在英国，父亲是澳洲人，母亲是德国人，这样的家庭组合对于她的写作有着莫大的影响，使得她在看待纳粹罪行时，有了完全与众不同的视角。2001年，《暗房》一问世就赢得了普遍赞赏，获得了当年的洛杉矶时报赛登鲍姆艺术奖，并进入曼布克奖决选名单。批评家们对它推崇备至，认为它探究了普通德国人的经历，充满远见和人性地提出了关于民族心理和政治继承的问题，是一部关涉德国灵魂的小说，可谓是纳粹伤痕文学伟大的沉淀。

　　《暗房》是由三个看起来分立，但内在精神却是统一的单元故事所组成。它主要讲述了三个普通德国人的故事以及二战对他们的影响。三个不同的故事由纳粹的兴起、崩溃，到最后的自我救赎。三个不同的故事分别叙了纳粹的兴起、崩溃和人们的自我救赎。瑞秋•塞弗特以如椽之以ㄧ般德国人为主角，以更深入、更锐利的笔，刻画出一本有关二十世纪德国灵魂的小说。笔，勾画出了二十世纪德国的心灵颤动。

　　第一个故事是“何姆”。何姆是一个出生于1921年的德国人，但是他天生就有缺陷，右胸少了一根肌腱，这使得他在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虽然满腔热忱，却不能像普通的青少年一样光荣地参军，只得在一家私人照相馆担任助手。在照相馆工作的他，以相片和纸笔记录人们离柏林而去的漫长过程。作者试图透过这个青年以及相片捕捉那个时代的柏林。作者试图通过这个残缺少年的故事，讲述同样残缺而暴烈的纳粹的兴起和溃败。作者巧妙地运用隐喻，将个人的残缺与时代的残缺相对照，以揭示人类心理底层的罪恶。不过吊跪的讽刺的是，以残缺之人捕捉时代的残缺，而相片也无法呈现历史的真貌。是，以残缺之人捕捉时代之残缺，难免会令人有捉襟见肘之感，而相片其实也无法呈现历史的真貌。

　　第二个故事是“萝芮”。萝芮是名德国少女。年仅12岁的她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战争刚刚结束，身为纳粹的父母被捕入狱，而她作为家里的长女，不得不一人带着四名幼小的弟妹（其中还包括一名婴儿）从避难的巴伐利亚千里迢迢到汉堡去投奔外祖母。一路上，萝芮和弟妹们尝尽了人间冷暖：不仅挨饿受冻，还失去了一个弟弟。途中遇见少年托马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他们因而得以到达外祖母家。但这段友谊却使萝苪不得不正视来自纳粹的罪恶。但这段友谊却使萝芮不得不正视纳粹的罪恶。她似乎也慢慢领悟到了自己的国家和父母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罪恶意识也开始萌发。这段返乡之旅诉说者加害但同时受害的矛盾关系。这段苦难的返乡之旅，仿佛诉说和印证着“施害—受害”这一对矛盾关系。就算是纯真的小孩仍必须要知道真相，不能逃避事实，不能否认自己所代表的ㄧ方，即使自己什么都没做，罪恶意识亦会萌芽。就算是纯真的小孩，仍必须知道真相，而不能逃避事实。人们是不能否认自己所代表的一方的，即使自己什么都没做，罪恶感仍然难以排遣。

　　第三个故事是“麦可”。 麦可是1970年出生的新生代，中学英语教师，恋爱并迎娶了一位土耳其移民后裔的女子。为了探隐自己的家谱，他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一路他追索着在纳粹时代担任武装亲卫队员的祖父所做的事。一路一路追索到在纳粹时代担任纳粹党卫队队员的祖父的所为。因为他无法接受在他儿时印象是好人的祖父，同时也是杀害犹太人的凶手。他无法接受祖父这位他儿时心目中的“大好人”竟然也是杀害犹太人的凶手。而在这段过程，他了解到罪恶不会因为时间，因为每年固定的追溯仪式而消逝。而在他探索的过程中，他也渐渐明白，罪恶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潺潺流逝，因为希特勒的一命呜呼，因为纳粹的寿终正寝，因为每年固定的追溯仪式而烟消云散。作为德国人的后代，作为罪恶的继承者，人们只能抱着罪恶继续活下去。人们只能抱着罪恶继续生活下去。


　　《暗房》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叙述角度的新颖和深刻。瑞秋•塞弗特摈弃了以往的只有单项指控式的战后小说的模式，转而以德国人为主角来描写故事，表现纳粹德国的残暴与罪恶，同时也指出他们的罪恶感的萌芽和自省的意识。这种探索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心理底层罪恶的角度，正是把加害者这边的自省放进了整个纳粹伤痕文学的传统中，使其变得完整，从而也更增加了深度。故事中的三个主人翁都是德国人。何姆成长于纳粹兴起的年代，由于身体残疾，不能从军，只好从事摄影工作。透过这名身有残疾的少年拍摄到的镜头，我们了解到了纳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兴起的全过程。在他所拍摄到的照片中，有柏林人热情高涨、几乎倾城出动到前线参战的情景，也有吉普赛人被德军蹂躏的画面，还有那些何姆无法用相片记录下来的阴谋与暴行。何姆一边对自己所见无法置信，一边却又对德军的胜利满心期待。这场为了领袖而奋斗的战争，使他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工作，更使他挨饿受冻，担惊受怕。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纳粹军队败退的时候，他却开始向人们发表领袖般的演说，还将老人与残障人士加入到加害者的行列。

　　萝芮的成长阶段正是德国纳粹濒临崩溃的时候。身为纳粹党员的父母被捕入狱后，萝芮不得不带着四个幼小的弟妹去投奔遥远的外祖母。这一路上她却吃少穿，受尽磨难，却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她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身份，也不敢让别人知道父母的下落。当她看到集中营照片时，却误信那是美国演员装扮的假象，但流亡的遭遇却令她信念瓦解。她渐渐意识到自己的父母曾经做了什么，自己的国家曾经做了什么。作为德国人，她萌生了罪恶感。麦可生活的年代已经离战争很遥远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伤痛已经过去。使麦可陷入痛苦的是他的外公亚肯斯。在追索家谱的过程中，麦可了解到他深爱着的外公居然是纳粹党卫队队员，还亲手杀害过犹太人，犯下了残酷的罪行。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方面，他不能也不愿原谅像外公那样的纳粹分子及其罪行；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是纳粹党卫队员的外甥，是纳粹德国的后代而愧疚不已。他深知，对于这样的罪恶，没有谁是无辜的，每个德国人及其后代都必须做出深刻的反思。

　　《暗房》里的人物几乎都是双面性的：他们正面的形象后面往往隐藏着不可示人的行为。他们既善良，又充满邪恶。何姆的天真，脆弱，胆小及对工作的执着使他一度是那么可爱，讨人欢喜，可他那盲目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因为身体残疾不能参军的挫败感又让人深感纳粹的疯狂与变态。萝芮的父母亲都是职高位重的纳粹分子，他们曾经的所作所为，分明凸显纳粹的凶残与暴虐，但他们却又是那样地热爱自己的孩子：父亲紧搂着孩子，与之一一惜别；母亲在被捕前为孩子们安排好后路，并细细叮咛，真情流露无遗；萝芮在投亲的途中遇到的托马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可谁又想到，他又是个从犹太人死尸上偷取证件的人呢；亚肯斯是位慈爱的外公，可他的双手却沾满了鲜血；把麦可视为朋友的科列斯尼则是纳粹的同党和杀手。这些人都不是什么怪物，可他们的行为却那么畸形乖僻，令人恐怖。瑞秋•塞弗特促使我们意识到他们的人性，但也要直面他们的罪行。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品德，不管他们承受了多少的苦难，他们都应该为自己的恶行赎罪。

　　《暗房》里的三则故事，互不相连，却都借用照片这一道具揭露了集体罪恶感、家庭、责任与爱等主题。在小说中，照片是串联三则故事的一条明线。照片记录下了个人的过去，并将集体形态的邪恶保存了起来。第一则故事中，何姆借用笔记和照片按时间记录下战时柏林的日常事件。第二则故事中，12岁的萝芮独自带着弟妹去投靠遥远的外婆，她随身带着的就是父母亲的照片。第三则故事中，麦可因为外公的照片而陷入痛苦中。作为战后德国的新生代，通过相册和博物馆的展览，他知道了自己纳粹家族的历史。

　　瑞秋诉诸照片控诉了纳粹德国的残暴罪行，同时也诉说了德国人的苦难。在濒临崩溃的德国，胜利的盟军飞机日夜轰炸着柏林，大批德军负伤溃败，人们弃家避难，柏林一片火海，哀鸿遍野。美军、俄军迅速打入占领瓜分德国。麦可的外公亚肯斯的照片揭露了他杀过人的历史，却也记录了他被关押监禁在俄军集中营的故事。他后来的酒精中毒以及突爆的狂怒，都表明了纳粹德国人的苦楚和悲惨。瑞秋在展示那些失落的图像，把那些代表残酷和丑恶的图像搬到了普通德国人面前的同时，也展露了这些可怕罪行描述下的正常形态。

　　但是，《暗房》追溯过往的历史并没有带来一丝的宽慰，诚如当代女思想家汉娜•艾伦特所言，纳粹所犯下的罪行乃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巨型罪恶，它绝不只是少数好战分子的疯狂所为，而是依靠着时代因素所造成的残缺与狂乱。面对这样的罪恶，没有谁可以说是无辜的。邪恶无所不在，它会很容易就钻入了人类十分脆弱的心灵。人们只有将内心的恐惧转化成深深的自省，并竭尽全力去求赎，才有可能获得心境的一丝安宁。这或许就是《暗房》能给我们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