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生命”之父: 生物界的希特勒还是造福者
2007年10月，文特尔在实验室接受采访。2007年和2008年，他两度入选《时代周刊》年度“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科学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成果本是件寻常事，不用去国会的听证会报到，但如果是克雷格·文特尔，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他领导的私人科研小组在最新一期《科学》期刊上报告说，他们首次培育出由人工合成基因组控制的细胞，向“人造生命”形式迈出关键一步。消息一出，文特尔就被美国国会请去聊天了。
这个取名“辛西娅”（意为“合成儿”）的生命由蓝色细胞组成，父母虽然是电脑，却可以进行自我复制、生长、繁殖、分裂，产生一代又一代的人造生命。
文特尔，这位当今最受争议的科学家早已习惯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媒体称他为“分子生物界的坏小子”、DNA之父詹姆斯·沃森曾批评他“像希特勒想霸占全世界那样，想霸占人类基因组”、他对自己的评价则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文特尔到底是天才还是疯子？是唯利是图的商人还是造福人类的科学家？
越战走出来的科学怪人
十年前，文特尔就想将“人类基因组图谱”申请成专利，收入囊中；十年后，他又用基因技术创造出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种”。
在理查德·普莱斯顿的小说《眼镜蛇事件》中，讲述了一个疯狂的科学家为了减少世界人口，把天花和一种昆虫病毒结合在一起，研制出新的脑瘟病毒来摧毁人的神经系统。其中生动的描写让读者深切体会到生化武器的强大和可怕。
所有人都担心，文特尔会不会成为普莱斯顿笔下那个科学怪人？
事实上，文特尔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受排山倒海的议论与质疑。面对各种或褒或贬的声音，他对基因研究始终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基因没有好坏之分”。
64岁的文特尔出生在美国盐湖城，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幼年丧父后，全家搬到旧金山南部郊区一处铁轨旁的穷人区，隆隆的火车声和半月湾的清波碧浪伴随着他的童年。
文特尔从小就得了一种罕见的怪病。他说：“我没有视觉记忆，别人让我看张照片，再把照片收起来要我回忆照片的样子，我死活记不起来。”文特尔的学习似乎也由此受到影响，成绩卡上总是C和D，还差点退学。文特尔的弟弟回忆：“他当时对学习根本不上心，只想一辈子做个沙滩边自由自在的流浪汉。”
高中毕业后，文特尔和许多成绩不好的年轻人一样，参加了海军医院兵团，可在入伍新兵智力测验中，他得了最高分。1967年，他被派往越南岘港医院做了一名特种看护兵。
在战场上，文特尔第一回直面触目惊心的生与死，看着很多战友抢救无效死去，他一度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而企图自杀。有一次，当他游进大海准备自杀时，一条鲨鱼袭击了他，他本能地挣扎以求逃生。
这件事让文特尔忽然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与宝贵。“要死的想法消失了。我想活，我想与众不同。这种念头比以往21年中的任何念头都更强烈。”文特尔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我几乎是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下对医学和科学产生兴趣的。当时我只是惊讶我们掌握的医疗知识和技术是如此匮乏，在越南战场，生命是如此廉价，我的使命感由此而生，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离开越南战场后，他考上了大学。没有视觉记忆，不服输的他就加倍开发自己的概念思维，这为他以后从事基因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先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物化学学士、生理学博士及药理学哲学博士三个学位。1984年，文特尔进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成为一名科研人员。
争议之路
在研究院的那几年，分子生物学刚刚兴起，他率先开创新颖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对基因的探索。和其他谦虚、严谨的科学家不同，文特尔很喜欢作秀，经常召开新闻发布会，把很多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向记者公开。同行们认为他是一个贪婪狂妄的人，独断专行的性格让他的人际关系紧张，素来讲究团队协作的科学研究无法进行。1991年，文特尔离开研究院，组建了私人的基因组研究中心，主攻基因密码破解。
文特尔事业的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当时，由美、英、日、法、德、中六国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已实施了8年，进展缓慢，仅排定了3%的基因组。按最初的设想，项目将耗资30亿美元，耗时15年完成全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工作。
文特尔坚持认为“散弹枪式测序法”是最快且最有效的测定人类基因图谱的办法，但其他专家认为对于人类如此复杂的生命机体而言，该方法的精确性有待商榷，坚持用速度更慢的方法。于是，文特尔一直无法获得公共资金的支持。
在实力雄厚的生化公司帕金·埃尔默3.5亿美元的资助下，私人基因公司塞莱拉成立，并公开与政府斥资进行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叫板，文特尔更狂妄地宣称，要在3年内完成人类基因组的序列测定，抢在政府研究组织之前完成人类基因组图谱解码，并将成果申请成专利，实现对人类基因组信息的垄断。
他从此与其他同行分道扬镳，选择了“科研＋商业”的道路。文特尔把这种经营模式比作拍电影。“如果拍出一部获奥斯卡奖的电影，就可能获得拍下一部电影的资金。”
文特尔的野心受到全世界的指责，但他领导的研究小组还是很快在基因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似乎真的走到“人类基因计划”的前面。
为了阻止人类基因组专利落入文特尔之手，2000年3月14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先发制人，联合发表声明宣布两国政府都支持把基因组数据向全世界免费公开。此后几个月，经过与政府三次漫长的谈判，文特尔最终放弃了申请专利的要求，公私双方达成协议——联合向世界宣布成功绘制出人类基因组草图。2000年6月26日，克林顿在白宫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完成，文特尔站在了总统身边。
他也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家，不仅登上《时代》杂志封面，更被评选为“千禧年年度科学家”。可惜，风光并没持续多久，由于未申请到人类基因组的专利，塞莱拉公司股价一落千丈，公司运营出现了极大困难。
为挽救公司，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以每人1000美元的价格为顾客测序基因组。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乍一听非常吸引人，每个人的基因图谱都是独一无二的，拿到自己的基因图谱，既能在医病保健方面更有准确性和针对性，甚至因其无法复制性，能让个人的法律、商务活动都得到有利的保障。
然而，收费绘制个人基因图谱的计划进行得相当不顺利。一方面基因测序的成本仍然高昂，这样做根本无法赚钱；另一方面，愿意大胆尝试的人还是太少。2002年1月，公司董事会一致投票将文特尔开除。事后，文特尔自嘲地说道：“我没想在任何地方长呆，其实我早想辞职，但他们不肯，说要走也得是我们开除你。”
在被问到经历这么多不愉快后，是否会继续走“科研＋商业”之路，这位倔强的美国人回答得坚定而诚恳，“很多人认为，我被解雇这件事提醒我们科学家不应该从商。事实上，我认为科学家能比大多数商人做得更好。”在文特尔看来，从商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商业讲究敏锐度和逻辑性，如果你坦诚地去做，要么你真有好东西能卖出好价钱，要么你就歇菜回家。大家总是错误地将我描绘成一个对财政收益比对促进科学知识的疆域更感兴趣的科学家。”
离开塞莱拉公司之后，文特尔一度很消沉。他躲到了自己的游艇上，喝着闷酒，像小时候那样终日与海浪作伴，也试图自暴自弃、疯狂购物，但这样的生活使他越发烦躁不安。
2002年4月，执着的文特尔重回研究之路。他用从塞莱拉拿到的1 亿多美元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研究所，用于基因领域的非营利性研究。他聚拢一批和他一样才华横溢、具有反叛精神的年轻科学家向世界宣告新理想——创造新的生命形式。文特尔在自传中写道，他的遗传学作品预示着他的未来。只有像他一样勇气十足、无所畏惧的人，才敢于正视自己的未来。
他的野心
蛰伏8年后，文特尔把未来带进现实，“辛西娅”这个新的生命形式让世界为之欣喜，也为之担忧。从理论上讲，如果这项研究继续深入下去，就有可能创造出植物或动物，甚至是人类。
“辛西娅”刚一“出世”，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马上要求文特尔去国会山出席特别听证会，国会议员和最权威的生化学、传染病学、农业、生物伦理学专家悉数到场。看起来，文特尔的表现赢得了国会的初步信任，因为在会后的内容简介上写道：“人造生物学应用前景广阔，涉及健康、能源和环境。”
这与文特尔研究团队对“人造生命”研究成果的期待不谋而合。他们认为这项研究目前还仅仅在细菌细胞领域，是更宏大工程的一小步，未来他们甚至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各种有机物——无污染的燃料、针对某种疾病的疫苗、价格合理的药品或专以二氧化碳为食的环境友好型“人造生命”，有助于缓解人类在健康、环境和能源方面遇到的难题。
对于未来的应用，文特尔自信满满地说：“‘人造生命’将成为非常强大有用的生物学工具。”如今深陷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英国石油公司，一定盼望着这样的环保技术尽早成熟。而文特尔研究所也已经和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达成协议，共同投资6亿美元研究制造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燃料的水藻——一种能赚大钱的有机物。
但另一方面，“人造生命”技术在反恐、伦理和安全等方面的隐患也备受关注。
在接受路透社电话采访时，文特尔表示考虑到研究可能引发的忧虑，研究人员一直在与宾西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中心合作。“我们始终很谨慎，在做第一个实验前就要求做该项目的伦理评估。”毫无疑问，这项技术是把“双刃剑”，若用得好，将造福人类；若用不好，后果则不堪设想。
在“辛西娅”身上，文特尔团队特意为其设置了“个性签名”，在细胞内注入一列“水印” DNA，并在上面写入密码，其中一句是：“去活着，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从生命中创造新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