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莱辛和她的被缚的“自由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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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莱辛近况：“我依旧是原来的我”
莱辛居住了24年的房子坐落在伦敦北部的一个小山岗上，宽宽大大足有三层，她一个人住在那里。我们谈话的L形房间在一楼，里边到处摆满了书。她对记者说：“书一直是我的生活，我是依赖这些书获得教育的。 在你已经不年轻的某个日子里，忽然间竟有人在央求你去写一些你已经挚爱了多年的书，这该是一份多么高的奖赏啊！”
难怪登门请求制作电影《多丽丝》的人络绎不绝。“我总说不，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他们总可以从阅读那些书中找出我是什么样子的。”但她确实曾把她的四部曲小说之一《暴力的孩子》改编为电视剧，书中的玛莎·奎斯特是她的另一个自我。“我遗憾没有人尝试过，我觉得这会很不错，但我不会在乎好坏的，我不在乎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会怎么去做，我不像有些作家那样一味担忧自己的身后名。”
莱辛的记忆把我们带回到1962年的岁月，那是在她最雄心勃勃的小说《金色笔记》出版后不久的日子里。
带些印第安人相貌特征的莱辛的确已不再年轻，但是她身上确实有一种不服老的东西：她要喝Diet Coke, 她知道trash television。当然，她还没有在电脑上工作，某一天她会用电脑的。
若是换了另一个作家，你可能会觉得她的无所畏惧是由于她的年龄和阅历，但莱辛一直愿意保持这个样子。她对政治的一贯正确性和对语言的攻击表示遗憾。在她新的作品集里，她记述了她所访问的美国的一所学校，她发现学习《好恐怖分子》意味着为错误的思维寻找证据。“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走极端。他们是一个非常‘歇斯底里’的民族，我希望我们不要接受美国最新的时尚，可我们总在接受。”
这就是莱辛的真实面目：一个实实在在的写作者和一个理性的思想者，面对这些真正的大主题，她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不知道如何将其摆正。这正好说明阅读正渐趋死亡。
“我常常告诫自己这并不重要，事实是这种文化正走向灭亡，或已经死亡。怎么办？每当我想到它所带来的乐趣，不免感到受到了伤害。曾几何时，尊重书籍、尊重阅读是那样的盛行，而今这情形已经不复存在，受到尊重的已经不再是文学、学问以及教育，而竟是作家的一种魅惑。”
莱辛已经完成了一本中篇小说, 但她自从1月以来只字未写。“这在先前是不可能的，想想自己竟是只字未写，简直是要发疯了。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发展于它不利，只是我确实喜欢讲故事而已。你正从你自身更加深层的部分写起。”
现在她正在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一篇序言，鉴于她曾经诅咒劳伦斯的那些语言，他的那些书迷们是否要接受更糟的咒语呢？她说：“这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但是我一直记得我第一次读它时的那份激动。我之所以喜欢劳伦斯，是因为他能把你融入一种经验之中，我几乎不在乎他想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应当看重作家的哪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他们的蓝图。我们总是努力把作家想象得完全不一样，并不看重作家竭尽全力提供给我们的。我已经拥有了所能想象得到的(加在我头上的)任何一个标签。我曾经因撰写种族问题而成为作家，然后是共产主义者，又是女权主义者，而后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那么，现在呢？多丽丝·莱辛现在是谁呢？
“我依旧是原来的我，还是老样子。”
莱辛堪称我们这个时代颂扬爱之神秘的伟大的“桂冠诗人”，对于爱的困惑，她有这样的提问：“为什么有时两个人会一见倾心？你是否听说过有关相配基因的理论？对于我爱的人，我为什么找不到一个模式，而且为什么坠入爱情的能力并非随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减弱？”
这一主题最先是在她1996年出版的《又见爱情》(Love, Again)一书中得到阐述的，这也许是她最精致的小说。“这完全是一个谜，尽管现在人们对它不予理睬，但它却并非不再发生了，你也在某个人身上看到了一切，觉得的确它还在那儿。”
在两卷本的自传《我的皮肤之下》(Under My Skin) 和《行走在阴影中》(Walking in the Shade)中，莱辛为我们描绘了她的童年。
二、莱辛不平凡的过去
多丽斯·莱辛1919年10月22日出生于波斯(今伊朗)，父母均为英国人，当时她的父亲在波斯管理皇家银行任职。由于认清了商业事务的虚幻性，他于1924年极富浪漫情调地隐退到罗德西亚(今赞比亚)的一个农场里，然而农场生活对于他绝非天堂，这里反而成了他那位极富想像力的女儿幻想的家园。年幼的莱辛是一个“神经质”的女孩，在学校里，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才没有白白浪费更多的时间。她14岁时由于眼疾而中途辍学，此后她便依靠自学来弥补欠缺的学校教育。她的童年是孤寂的，孤独之中，她与19世纪的文学大师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此滋养了她那澄明的且具批判性的灵魂。16岁时，她在萨里斯伯里做护士，然后是速记打字员和电话接线生。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她开始涉足反种族歧视的激进的政治生活。1945年她再婚，又一次婚变之后，她于1949年带着与第二位丈夫莱辛先生所生的儿子回到英国。
起初，她在英国的立足确实是一场苦苦的挣扎。在战后那段乏味的岁月里，她生活在梦魇中，她的经济状况一度陷入窘迫之中。然而她的第一部小说《青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很快找到了出版商，并被誉为战后最杰出的英语小说之一。如同她的《暴力的孩子》(Children of Violence, 1952～1969)系列长篇的主人公玛莎·奎斯特一样，莱辛本人也曾在罗德西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参加了左翼政党。回到英国三年之后，她正式加入英国共产党，并于1956年脱党。
这些早年的生活与创作显示了她对共产主义和社会平等事业的热衷。她特别擅长塑造那些具有坚定意志、自强自立的女性形象，并描述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所经受的情感危机，以期待众多女权主义者关注女性问题。这些作品，特别是《金色笔记》(1962)和五卷本的《暴力的孩子》的最后一部——《四门城》(Four?Gated City，1969)，其复杂的具有创新意识的人物刻画与叙事技巧备受推崇。在评论家的眼里，莱辛的确是一位多产的、严肃的、极富探索精神的作家。而评判任何一位健在的作家往往是极其危险的，特别是莱辛，因为她总是在我们试图框定她或预言其未来时将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所以她的创作对批评者常常构成一种反讽。她曾善意地质问过她的学生，如果仅就某一位作家或某一部作品进行评价是否在浪费时间。总之，对莱辛的评判往往是吃力而不讨好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声言不要在她身上过多浪费时间的作家，据互联网最新资料表明，仅在北美地区就有75篇涉及莱辛的博士论文，有关她硕士论文更是数不胜数。那么，莱辛的创作何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呢？我想原因大概在于其作品主题的多样性，从宏观的种族问题到细微的男女私人情感，从对异域情调的情有独钟到对本土的都市“自由女性”生存问题的关注，无不诉诸她的笔端。综观女性写作的历史，鲜有以如此广博的主题与开阔的胸襟来探索女性自身及之外的广阔世界的，她也正是以她的创作实力奠定了她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尊崇地位。
莱辛对女性问题的探索集中体现在《金色笔记》和《暴力的孩子》系列小说之《四门城》中的安娜·伍尔夫和玛莎·奎斯特身上，同时从她们身上也不难发现作者自身的影子。实际上，“奎斯特”(quest)一词意为探寻与追索，与安娜·伍尔夫一样是极具叛逆色彩和能引起丰富联想的名字。如果说《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对人生意义的探索重在过程的话，那么，《四门城》中的玛莎更加贴近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她也曾义无反顾地逃离过家庭，经历过两次婚变，最后终于认识到自身的一些缺陷。这部小说是对莱辛个人情感和信仰的一次超越，是她内省式探索的开始。
三、《金色笔记》引发的论争
莱辛的创作因1962年出版的《金色笔记》而达到顶峰，这部作品成为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奠基石。这是一位名字叫安娜·伍尔夫的“自由女性”的人生剖析，她的生活、爱情和精神状况是处于一种极度分裂的状态之下的。书中的女性承担着自己的生活，艰难独立地挣扎在工作、性、为人母和政治的漩涡里。连莱辛自己也惊讶于小说所引起的众说纷纭。
批评家们对莱辛《金色笔记》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作品的主题上，即莱辛是一位女权主义作家还是一位带有某些反女权主义倾向的作家。如此相反的阅读感受令批评者莫衷一是，全然是盲人摸象。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在1985年出版的《牛津英国文学词典》中这样评说：
《金色笔记》是一本极易引起歧义的鸿篇巨制，可以视作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块里程碑，书中部分传统叙述章节皆以“自由女性”为题，女作家安娜·伍尔夫分别在家庭、政治和写作诸方面挣扎而形成的四本笔记散布其间，交相辉映……
同时，读者不难看出，作者将主人公命名为伍尔夫也似乎并非无意的巧合，而是有意向公认的女权主义文学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寻找认同点吧。
柯林·斯沃特里奇编选的《英国著名小说家概要》中这样评价莱辛和她的《金色笔记》：
莱辛是一位十分投入的，而且是一位极具挑战性的作家，她有可能冒犯那些与她持不同观点的人。她的《金色笔记》会使得许多男性感到她为太多的事情辩护，其中的某些章节已完全置于男性对其批评之中。然而如果一部小说不仅仅满足于为读者提供娱乐的话，那么它必然会具有某些挑战性，小说家的任务就在于通过艺术探求出大的主题，寻得对于时代的理解，这些主题无疑是既现代又逼人的。如果她的作品经常使读者感到“艰涩”，这是由于她不愿意选择一条平坦的道路，她有自己执著的政治观念和艺术信仰，她已承担起重大的挑战和巨大的目标，结果也总是极有价值的。
斯特沃里奇虽未直言莱辛是为捍卫女权而创作，然而却点明了她是为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而写作的。而且“主人公安娜在与迈克尔的相爱中，经历了盲目的依附、困惑迷乱，以及自我分裂。她是迈克尔的情妇、珍妮特的妈妈，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职业作家。但迈克尔既不喜欢她的母亲角色，也不喜欢那个反叛的、有思想的安娜，这使得安娜不得不在作家、母亲与情妇的三重角色中苦苦挣扎。最后，她对于这种否定自我及个性的两性关系的彻悟，引发了她初露端倪的女权意识”。
而另一派评论者则从反女权主义视角来考察这部作品。“安娜最后意识到补救(破碎生活的)办法就是找个男人。她像开药方似的想出这个办法，安娜和莫莉(安娜的同性朋友)深信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独立的自由女性，但是始终未能摆脱潜意识中的依赖感和对异性的感情需求，她们力图挣脱资产阶级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秩序的束缚，但是最后还是掉进了恋爱和婚姻的陷阱，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在这派批评家看来，“自由女性”并不自由，她们面对着“外界的困扰”和内心的“各种压力”，陷入了难以挣脱的怪圈。
无独有偶，当代英国女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在《伦敦书评》上作了这样的评价：“多丽斯·莱辛……制作了一个胚胎，几乎是一个临床案例，或许是一部小说，然而绝非虚构，其中的女主人公再现了自由女性原型所有最可怕的处境。她把这个原型孤立起来加以描绘，从而树立了一个实例，以后的女权主义者们畏惧地、匆忙地、明智地与它分道扬镳，尽可能避免重蹈覆辙。”所以安娜不仅不是女权主义者们借以炫耀的成功的典范，相反，她还深深地体会到了所谓“自由女性”的困境。由此可以看出，莱辛的这部小说实质上是在向女权主义提出质疑：这种思潮是否会给妇女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女性能否借此走出男权的樊篱？
当然，安娜的这种认识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痛苦的身心分离、无所归依、精神崩溃，以至于无法写作并失去时间概念，在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之后，她才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原来一直是一团糟。作为旁观者的汤米(安娜的女朋友莫丽的18岁的儿子)指出她的“失败”后，安娜认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虚幻之中，妄想以梦想代替现实，结果使自己成为实现梦想的工具。而女权主义思潮在众多批评者眼里不也只是一种过分理想化的境界吗？
关于《金色笔记》引发的女权主义论争，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莱辛本人的态度。在此书1971年的再版序言中，她明确表示：“就妇女解放这一论题，我当然是支持的，因为众多国家的妇女在竭尽全力地说自己是二等公民，单就她们的话有人听这一点，我认为她们是胜利了，早先有很多人冷漠地说我支持她们的目标。其实我不喜欢她们那种尖叫声和令人作呕的样子。……这部小说绝不是妇女解放的号角。”她坚决否认此书是在宣扬女权主义，她指出：“我觉得妇女解放运动不会取得多大成就，原因并不在于这个运动的目的有什么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耳闻目睹的社会上的政治大动荡已经把世界组合成一个新的格局，等到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假如能胜利的话，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也许会显得微不足道、离奇古怪。”
基于这样的自我宣言，我们不难看出，莱辛本人是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轻易地被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的。无疑，莱辛的创作主题是多元的，加之其写作技巧变化多端，有论者形象地称她为一只“飞象”，令人难以捉摸。的确，《金色笔记》恰好产生于作者由写实到实验的过渡时期，作品中现实与梦境的交替出现、清醒与狂乱的难分难解的确增加了读者解读的困难。而且作品一改往日女性写作只涉及“闺中情怨”的传统，展示了极为宽广的生活画面，令读者有应接不暇的感觉。读者不难发现女作家十分关注人类的命运，尤其是弱者与被压迫者的命运，她无疑是将妇女归于弱者与被压迫者来关注其处境的。从殖民主义到种族歧视，从女性地位到战争、福利、教育、医疗，以及人的心灵世界、梦境、宗教，无一不在她的研究范围之列，她还一度想研究马克思主义。60年代初，“她对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产生了极大兴趣”。她的后期作品密切关注人类的未来，以一种超性别的姿态表现出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总之，20世纪的重要思潮、各类主义如弗洛伊德和荣格心理学乃至社会生物学，无不在其作品中有所反映。
豪斯特·Ｗ.特雷彻是这样评价《金色笔记》的：这是一部自传性作品还是一部社会学研究论著，应把它作为一篇政治论文还是一件案例的记载呢？不管怎样，莱辛已超越了纯粹个人的范围，对她来说，写作的目的就在于寻找交流思想的巨大可能性。的确，莱辛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当代文学设置了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而揭示这个谜底的诱惑引得众多评论者陷入了一个又一个陷阱。
《金色笔记》奇异的结构也异常令人着迷并招来了许多非议，许多批评家认为她的语言不够幽默、风趣，而且冗赘、絮烦，甚至有些漫不经心。莱辛承认她的写作速度很快，她重灵感而非刻意雕琢。在再版序言中，莱辛说：“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本书的结构自己作评，是一种无言的表述，通过它的结构方式来说话。”“自由女性”部分支撑起全书的框架，是传统的写实的手法，约60000字，可以独立成篇，它被黑、红、黄、蓝四本笔记隔开了。笔记的主人正是“自由女性”的女主人公安娜，她害怕混乱无序，所以才将笔记分颜色记。全书以前四部分的组合模式依次是“自由女性”，黑、红、黄、蓝四种笔记，共重复了四次。所以读此书时，既可以依页码顺序，也可以按四种笔记的顺序，加上“金色笔记”和“自由女性”，此书可以作为6个独立的部分来阅读。
在世界范围之内，20世纪60年代正是超文本写作的高潮，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创立了完善的文本理论，提出了“文本间性”式，即“互文性”模式，认为任何文本都位于若干文本的交汇点，是这些文本的阐释、集中、浓缩、转移、深化。文本间性是在某单一文本内部发生的文本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文本解读历史并置身于历史的方式，它赋予文本结构以显著的特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莱辛所尝试的是一种时髦的“元小说”(meta?fiction)的创作理论。《金色笔记》中女主人公安娜所写故事的主人公到底是安娜还是莱辛，或者说到底是安娜的表象还是莱辛的表象？假如安娜所写故事的主人公的自我是一种虚构的观念实在，那么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可以说安娜的自我也是一种虚构的观念实在，但这种虚构的观念实在不是多丽斯·莱辛吗？那么莱辛是谁？莱辛即写安娜的那个人。显然，这种推理可以导致莱辛是虚构的，因而常人所理解的那种现实也是虚构的结论陷入了一个逻辑怪圈。或者反过来说，安娜所写的那个女人的自我是莱辛的自我的自我，安娜所写的那个女人的叙述是有关莱辛的叙述里的叙述。
她说：“在我创作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写了什么特别能引发熊熊烈火的东西。在所有那些我曾经参与过的政治运动中，我一直在聆听妇女们谈论妇女自己的问题，也谈论男人。当我写下她们在私下里的谈话时，人们就突然间惊呆了，好像我若不把它们写出来，女人们的那些话就不存在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