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城隍


简杨

看过《聊斋志异》的人都知道，此书的第一篇小说叫作《考城隍》。一部以描写狐鬼著名的书，却把第一篇的重要位置献给了城隍，是因为什么？

清人何守奇如此解释：“一部书如许，托始于‘考城隍’，赏善罚淫之旨见矣，篇内推本仁孝，尤为善之首务。”我觉得这只是一孔之见。聊斋内容广泛，旨意博大，“仁孝”二字只是部分文章的宗旨，很难概括蒲松龄全部的创作思想。从表面看来，《聊斋志异》的篇章排列，彼此间并没有特别的关联，很可能是蒲松龄按照自己成文的顺序编排的。但当我们把蒲松龄的一生遭遇和他的创作联系起来的时候，却会知道，《考城隍》能列聊斋的首篇，绝不是偶然的。

城隍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民俗概念。每年农历的五月十日，据说是城隍的诞辰。在很多地方，人们都会举行庙会庆祝，有的庙会能持续一个星期。庙堂的庭院及附近，既是民间工艺聚会的舞台，又是商人们推销商品的场所。城隍所具有的原始意义，正在渐渐消失。

中国古代的村庄城市，无论大小，都有城墙环绕。每座墙外一般会有一条护城河。城是城墙，隍是护城河，一城的守护神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保护城与隍的神──城隍了。在城隍庙中，供奉的不是土地庙里的土偶，而是那些在城市历史上，为保卫它做过贡献的圣贤君子和名将帅才。但因为功城劫掠、生灵涂炭常发生在社会动荡之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毕竟有限，城隍神就逐渐从起初的城池保护神，演变成一个主管生人之灵、水旱疫疾、奖善罚恶的神了。明洪武帝朱元璋大封城隍神后，各府、州、县的城隍开始有了相当于朝廷品级的官位。这样一来，每个地方就有了阴阳两个管理部门。城隍虽说是鬼神世界里的一城之主，他却明察秋毫，记录生灵的善恶，是一个能司幽明两界的神。

《聊斋志异》在很多古小说的爱好者看来，是一部男人写女人的书，充满了狐妻鬼妾的感情奇遇。这种看法虽不为过，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部蒲松龄抒发自己“孤愤”的奇书。

蒲松龄，山东淄川蒲家村人，生于一六四零年生，卒于一七一五年。字留仙人，又名剑臣，号柳泉居士。十九岁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年，他应童子试，一连在县、府、道的会试中得了三个第一名。但也许是天妒英才，自那以后的三十年间，他却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到五十岁时，他还在梦想高中。那个陪伴了他几十年的妻子，一向寡言朴讷，禁不住劝他放弃：“君无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他这才让科举的梦彻底死了。他一生以舌耕为业，奔波于官家，做着西宾幕僚。从二十四岁那年起，他逐渐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创作。若不是这本书让他青史留名的话，他就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失意的读书人罢了。

在“聊斋自志”中，蒲松龄表达了一种对命穷运困的愤怒和无奈。“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段话可谓是蒲松龄一生的写照。他才如江海，却于孤愤中生，孤愤中写，孤愤中消亡。和后来的畅销作家不同，蒲松龄当时除了一些知己外，并没有广大的读者，他创作的艰辛与快乐，并没有多少人分享，他思想的超前和小说技法的成熟，也并不为人欣赏。我每次读到他的《侠女》、《宦娘》和《阿英》等篇时，依然会为他技法的高明精湛感慨不已。而在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的正道是走上仕途光宗耀祖，蒲松龄虽然才华横溢，但以小说寄托度日也就丝毫算不上成就，他的知音也就只能是那些游荡在青林黑塞间的幽魂鬼怪了。

翻阅近四百篇的聊斋，从瑰异绚丽的文字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怀才不遇者的永恒的苍凉。当一个人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时，幻想和寄托就成了治愈他心病的良药。蒲松龄写了很多读书人，这些人都有曲折的经历，或是末代贵胄，或是无运才子，或是空有济世救民的思想但欲报无门的英才。蒲松龄为他们安排的出路也和当时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望不同。他笔下的主人公，要么在世外高人的指点下认识到人生的虚空，走上了青石为饭腾云驾雾的成仙之路，要么沉溺在红颜知己的温柔乡里不能自拔，要么得到上苍或阎君的欣赏，做了城隍。最后一种结局虽然象前两种一样，仍然还是幻想，但清晰反映了蒲松龄痛苦的心态。在现实里不能施展抱负的读书人，蒲松龄让他们死后变为城隍，一展被埋没的才华。只要能有用武之地，死也是出路。

古人认为，城隍明察秋毫，公正无私。所以，当他们在世间受了委屈得不到应有的公平时，便会向城隍求告。中国有句俗语：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城隍就是地，他无处不在，默默地观察着一切。地方官不过是个阳官，城隍却游走于阴阳两界，具有极大的权力。由于城隍被人们如此敬重，地方官上任时总要写一篇告城隍文，以表示自己会和城隍一样秉公执法。清朝时，凡地方官上任前，还会选择吉日到城隍庙里住上一夜。有位地方官曾在城隍面前发誓：毋贪财，毋畏势，毋徇人情。据说，只有真正没有做过错事的人，才敢面对城隍的审判。在平遥的一个城隍庙前有条通道，入口处的两个字“敢入”，便是古人对城隍畏惧心理的反映。

《聊斋志异》的第一篇《考城隍》写了一个叫宋焘的人。蒲氏写故事时，一般喜欢稍微交代一下人物的背景，男的会说一下他的才华或家世，女的会略点一下容貌。但这篇没有，开门见山地说，“予姊丈之祖，宋公讳焘，邑廪生。”宋焘有天病了，病得很重，不然不会出现幻觉，当阴司的小鬼牵着白颠马出现时，他竟不顾病重，策马而去。不时他便来到一处壮丽的宫殿，见殿堂上放着案几和笔墨，桌旁还坐着一个应试的秀才。一会儿就有人把考题发了下来，上写：“一人二人，有心无心。”宋焘很快便把卷子写好交了上去。他写的是：“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众考官看了赞不绝口，其中一个说：“河南缺一个城隍，你去上任吧。”宋焘这才如梦初醒，哭倒在地，说他上有一个七旬老母，需要奉养。众神一查生死录，发现她还有九年阳寿，便打发与他同考的秀才代他上任了。宋焘返回阳间后，悉心奉养老母。九年过去了，他寿终正寝，“舆马甚众”，当城隍去了。

请不要对蒲松龄对城隍的寄托有什么不解。蒲松龄写作聊斋之时，正是他怨气冲天的时候。他时书限人，文章憎命，只好把一腔孤愤流诸笔端。他一生惨淡经营，贫困交加，为了谋生，“父子祖孙分散各方”，唯有过节时才能与家人一聚。儿子蒲磐写道，蒲松龄六十余岁时“犹往返于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故每当吾父回宅，不孝辈绕骑捉辔执鞭，扶曳以升。目视出村，不孝退至私室，不禁涕零自恨……”这些血泪之言，让我现在读来仍觉非常震撼。我不知道蒲松龄是用怎样非凡的毅力，度过了思想上无比孤独痛苦的几十年，还常常聊以自慰：“古道不应遂泯灭，自有知己与我共酸咸”；我也不知道他又多少次怀疑过自己的才华，以至于会把住处命名为“面壁居”，以隐喻自己苦闷沉重的心情；我也不知道他有时会沉陷在怎样的失落之中，竟会在为自己的画像题词时，不无伤感地自我否认：“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在《叶生》这篇小说里，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辛酸地说道：“嗟乎！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抱刺于怀，三年灭字；侧身以望，四海无家。人生世上，只须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

聊斋在未正式刊印前，已名传一些文人学士，他们虽然并没有看到它的全本，但都为蒲松龄的才华折服。清朝的孙乃瑶写道：“才人之笔，偶尔点缀，自具翩翩逸致，亦好古之君子所不忍听其湮没也。”但明伦则从聊斋的字里行间，闻到了与儒家经史子集一样的脉脉清香。他少时因为读聊斋读得手不释卷，遭到父亲叱责，他为自己的行为如此辩护道：“不知其他，惟喜某篇某处典奥若‘尚书’，名贵若‘周礼’，精峭若‘檀弓’，叙次渊古若‘左传’，‘国语’，‘国策’，为文之法，得此益悟耳。”但明伦是清朝道光年间人，可谓是蒲松龄的隔代知己。他的话既是对蒲松龄才华的最高赞誉，也是对科举制度的莫大讽刺。一生被科考折磨得走投无路的蒲松龄，怎么会想到，有人竟把聊斋和圣人之书相提并论？！

康熙五十四年，蒲松龄七十五岁。从五年前起，他已撤帐回家，结束了寄人篱下身为西宾的生活。正月二十二日，他依窗危坐，寂寞长逝。他到死都不知道，从写作聊斋那天起，他就已和无数巨人们一起，巍然屹立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史上了。他既没有象曹雪芹那样英年早亡，能得以从容完成聊斋的创作，也没有象他期望的那样，出将入相，飞黄腾达，更没有象他笔下的宋公那样变成地仙，在另一个世界施展才干。难怪有人会如此总结蒲松龄的生平和创作，“一世无缘附骥尾，三生有幸落孙山”。

试想，如果没有聊斋十二卷灿烂辉煌的文字，中国文学将会多么枯燥，对志异和浪漫小说痴迷热爱的人们又会多么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