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落荒》除余汝明和长征外，还塑造了一个形象丰满的知青群体。这些知青绝大多数是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因受家庭影响，对当时政治气氛的变化非常敏感。在这群人里，除长征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外，还有人的父亲写过九评，有人的外公是天安门观礼时被毛泽东特意拉着站到自己身边的部级干部，有人的父母是著名的艺术家。一般知青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比较简单，不象《落荒》这样错综复杂，从一个蒙古包或一个知青小队，就同时折射出了中国社会高层和低层的变化。在康生大肆清洗内人党时，绝大多数知青能够和牧民站在一起，不仅不参与挖肃，还保护了牧场的干部和牧民，这种判断确实和他们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关。但他们象任何一个普通的青年一样，充满了人生苦恼。有人因为具有怀疑精神，无法解释草原发生的一切，导致了精神分裂，也有人离经叛道，成了兵团专政的对象，但也有人在摸索中意识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何在，永远落户在了内蒙草原，成为被蒙民们爱戴的医生或技术干部。
在这些人中，给长征留下重要影响的一个人叫石梅。石梅的原型是知青文学作家逍遥。逍遥着有一部叫《羊油灯》的长篇纪实小说，和野莲的书一样，写同一群青年，同样的事件，同一个地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泌旗（东乌）。我在读《落荒》时，常把《羊油灯》拿来对照。野莲和逍遥的友谊，从陌生到知心，经过了时间的痛苦流转。
《落荒》这样记载她们的初次见面：“我用目光扫视着，终于发现一个包头巾的女生。我望着她，准备给她一个微笑。她穿一件黑灰色大衣，戴着黑边眼镜，一缕黑发遮在宽宽的额前，头巾下露出一双细长的小辫子，鹅蛋形脸显得很美。她骄傲地昂着头，正跟一位穿军大衣的男生说笑，根本不看我，我很失望。”而逍遥在《羊油灯》里是这样写野莲的，“全队就两位女生，再看那位同性：比分头还短的头发被军帽遮得严严实实，一身褪色军装，中间扎一根刺眼的武装带，说话瓮声翁气……不用问，就知道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兵儿’。”两个人当时相互的偏见之深，令我在阅读时印象非常深刻。
到内蒙插队之前，石梅已经有男朋友了，他叫文旭，也在同一个地方插队。文旭很有辩才，和余汝明一样，很快也变成了深受大家拥戴的知青领袖。文旭和余汝明后来又同时被捕。他们的被捕，把以前相互充满偏见的长征和石梅推到了同样孤立无援的境地，让她们变成了生死相契的朋友。石梅因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的要职，在中国后来连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中饱受过人们的冷眼和歧视，变得谨慎早熟。虽然她和长征是知青小队里仅有的两个女生，却没有什么深交。出于这些原因，又加上文旭平时对石梅无微不至的保护，长征觉得石梅冷淡，高傲，不可接近。直到文旭和余汝明被捕，长征和石梅被迫去参加兵团办的学习班时，她们才坐在了同一辆卡车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也是她们第一次从心理上平等地坐在了一起，也从此变成了好朋友，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
在被迫写检查材料的时候，长征毫不费力地写下了自己一家三代革命的光荣历史，却发现一贯文采翩翩的石梅正望着一张表格发呆。她这才知道了石梅的“反动”出身。野莲写道：“就在那一瞬间，我终于理解了石梅的清高、冷漠、谨慎与矜持，也明白了她为什么一直回避我。”但不论是老红军的后代，还是反动派的女儿，在男朋友的牵连下，都成了被革命改造和专政的对象。她们之间再无那些人为的鸿沟了。
一次，草原上下起了罕见的暴雨。长征回到帐篷后，突然想起了正在牧羊的石梅。野莲在《落荒》里这样回忆道：“石梅——我相依为命的朋友，你等着，我马上去帮你……我匆忙找到一匹白马，飞驰而去，奔到小河边。眼前的景象令我大惊，天哪，好大的一条河！那涓涓细流不见了，突然变成的大河足有数丈宽，翻滚着黄色的泥沙，沸水一样地奔腾着，跳跃着，怒吼着，浩浩荡荡，一泻而去。”石梅和羊群都被困在对岸的山坡上了，“急迫中，我驱动座骑，纵身跃入激流，只露出了马头，我和马儿的半截身体都浸没在水里中。马儿奋力游向彼岸，我抓紧它的鬃毛，双脚一再猛击马肚子。”
逍遥是这样写的：“她突然听到革命（即长征）有些沙哑的娃娃腔，象淹没在水里的人摸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心在狂跳：‘我在这儿……’两人透过雨幕对望着，彼此的脸都模糊。冰冷的雨水淋泼得她们不住地哆嗦……不知什么时候，她们把身体紧紧依偎在一起，企图用彼此的身体来温暖对方。仍旧是两个颤抖、冰冷的身体，能感觉到的只是彼此温暖的呼吸。细细的一股暖流，呈环形回流，从一个身体流向另一个身体。两颗孤寂的心同时感受到了些许暖意，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近…… ”
暴雨过后，她们和羊群又遭遇到了十几条野狼的包围。长征和石梅想尽办法，与狼群对峙到了黎明。那个夜晚永远铭刻在了她们的记忆里。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长征受国内下岗大潮的影响，失去了工作，生活极度贫困。石梅得知后，和当年在东乌插队过的知青们一起，为长征寄去了二百元钱。后来，石梅又寄去三百元钱，鼓励长征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文旭也伸出了手，帮助长征的孩子支付日益高昂的学费。他们的友情，持久，动人。
逍遥是近年来一位十分活跃和有才华的作家，除《羊油灯》外，我还读过她的其他作品。我觉得比之内蒙草原，她对北京生活的描写也豪不逊色。基于一种简单的认识，我曾经觉得她陷入了一个作家的误区——她在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知青作家的同时，也意味着忽略了与年轻读者的沟通。但事实上，新生代们早已有了形形色色的代言人，倒是一个民族缺乏象逍遥这样负责的作家。她已经把自己的使命，和一个被人遗忘的部落——知青，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她不懈地写着他们曾经的失落和后来的挣扎。隔代的人们就是从她和无数知青作家的作品中，懂得自己今天能够对权威和政治家们存疑发问，是因为已经有一代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野莲和逍遥等东乌知青来说，内蒙古草原已经永远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在返回城市后的的几十年里，常常回首寻找一些最珍贵的记忆，比如一种叫人性的东西，象那个夜晚野莲和逍遥的经历。那时，一度重要的人为障碍——阶级、血统、政见、派别等都不复存在，只有友谊。一个人一生之中，能有多少时刻会与他人心心相印，又有多少时刻在饱受了侮辱和孤独之后，依然能见证人性无比的甘美？他们后来一次次回归内蒙草原，就是基于一种永恒的内心召唤。
四
野莲的《落荒》和逍遥的《羊油灯》是姊妹篇。当代文学中以同一时代、同一地方、同一事件、同一群人为背景，并写出各自独特深度的书，只有这两本。
这两部书记载了无数个相同的事件，我已经在上面叙述了一些。另外还有几件事情的描写，对理解那段历史也非常重要。
一．对她们个人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一个盲流的死。这个盲流在野莲的书里叫桂克勇，在逍遥的书里叫李树人。
桂克勇据当时的内蒙知青看来，是牧场的造反派，要把牧场的权力从老干部和牧民的手里夺过来。此人起初想利用知青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后来因为文旭和余汝明不买他的帐，便与知青反目，集结了一群人，暴打了包括余汝明在内的几位知青。知青们没有服输，找机会又围攻了桂克勇。在打人之前，文旭是这样叮嘱大家的：“大家速战速决，去了只打屁股，把他小子屁股打疼，叫他忘不掉教训就成。”但和桂克勇一交锋，他们就失控了。当时有人用板凳，有人用棒子，多次打到了桂克勇的头部，把他打倒在地。桂克勇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便死去了。如果说这两部书有何处最让我体会到红卫兵、暴力这二者间的联系的话，那就是这个盲流的死了。
在那些知青看来，桂克勇是正义的反面，和知青又有私仇，先动手打人，值得挨打。这种思维逻辑使他们失去了理智，打出了人命。事实上，无论是谁掌握着所谓的正义，无论哪一方以为自己的出发点多么正确，打人就失去了正义，打死人就是犯罪。这批知青在离开北京到达草原后，一直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不想把红卫兵的作派带到草原，但这一打却把潜在的面目暴露无遗。野莲写道，“从此巴音淖尔的知青名声大震。在场部，知青马队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被人用来吓唬爱哭的孩子。”然而，两部小说对此事件都缺乏反思，两位作者都缺乏对亲人的自责。这是小说最大的不足。
桂克勇死了之后，公安部门多次到知青点抓捕嫌疑重犯。文旭和余汝明作为知青领袖，不明智地多次拒绝合作。再加上余汝明把反林思想都写在日记本上（后丢失），揭发他“反动思想”的材料又被别人送到了兵团场部，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二人的被捕。他们也因此连累了各自的女友。石梅和长征被兵团长期隔离软禁，受尽了侮辱和折磨。
二．两本书都记载了一个对内蒙和知青影响重大的挖“内人党”或“挖肃”事件。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员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内人党的正式成立。但后来因多数成员自行解散或加入到了国共两个大党，从１９４５年内人党便正式解散了。在文革期间，康生等人为了达到清洗异己的目的，拿“内人党”大作文章，在内蒙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挖肃”。
野莲和逍遥到内蒙插队时，正赶上了康生和滕海清等人策划的挖肃运动的高峰。造反派们私设大牢，关押折磨前内人党成员和无辜的群众及牧民。《落荒》记录了一个名叫朝鲁的牧场干部，被罚站三天三夜，不许吃饭睡觉。他被知青们救出大牢后，和他相依为命几十年的妻子却已经被迫害致死了。也就是在朝鲁的问题上，一贯以精神领袖自居的余汝明，第一次在知青面前暴露出了见风使舵的投机面目。据《羊油灯》记载，挖肃期间，内蒙有几十万人被批斗，上万人被迫害致死，数万人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祝力东《在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文中，曾引用过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对文革期间被所谓“内人党”牵连的人员的遭遇，国内的正史至今依然含糊回避。
我第一次读到《落荒》和《羊油灯》时，对封皮上的“民间”和“备忘”两个词有些不解：为什么很多年已经过去了，这些声音依然还是来自民间，而不是官方？如果正史能做到诚实记载的话，还需要什么备忘？但不幸的是，近几十年中国的正史常令人怀疑，确实成了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官方提供的历史书上，很多重大事件都是只有线条、大概、脉络，有时还被加上了人为的粉饰、遗漏甚至篡改。人们只有从民间的声音里才能听到民族的挣扎，从民间的记录中看到历史的真相。难怪策划这两本书的岳建一先生会说：“纵观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民间记忆一直遭受着皇权残暴的阉割、监禁、凌迟、凌辱、围剿、挟持、兼并、垄断；于是，一代代民间记忆徒剩形骸，奄奄一息；于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喷薄而出过民间记忆鲜红的光华；于是，中国历史失去了最本质的内容，成为权变风云、权位更迭、权势业绩的历史；于是，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谎言和血腥，不仅严重误导了中国文明的走向，更造成了解‘纯粹真相’的极度困难；于是，下一代不知道上一代的真情，后人代价深重地重复着前人的不幸……”
三．这两本书还都描写了一个知青和一只小狼的故事。在《落荒》里，养狼的人是余汝明，在《羊油灯》里则是施朗，基于同一个人物原型。
《落荒》写道：“一星期后，余汝明回来了，从怀里掏出一只灰色绒绒的小狼崽……余汝明制订了一个驯狼计划，准备把这只狼崽驯成最好的牧羊狗，实践一下原始古人们做过的事情。”《羊油灯》也写了施朗驯养小狼失败的情节，“一个初夏的中午，施朗安闲地靠着蒙古包，一边晒太阳，一边解开衣服捉虱子，精瘦的狼崽儿围着他转，跳来蹦去。暖洋洋的太阳照得施朗有点困，他打起了瞌睡。望着打盹儿的主人，狼崽儿突然立在原地不动了，目露凶光，盯住施朗光溜溜的肚皮。它突然扑上去，冲着施朗的肚皮咬了一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女作家并不是最早提到这只小狼的人。在她们之前，已经有一位当年的内蒙知青、后来的画家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叙述了小狼被别人处死的过程。但这两位女作家也不是最后提到它的人。《落荒》和《羊油灯》出版几年后，另一位当年在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也出了一本书，那只狼的影子也又一次出现了。由于前两本书在国内遭禁而后一本书走红畅销，了解谁前谁后的国内读者并不多。我迄今只见到一篇评论文章意识到了这个现象，但作者把几本书情节重复的现象归结为知青作家相互借鉴版本。这种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落荒》和《羊油灯》是纪实小说，写的就是事实，而且它们成书都在２０００年，不存在借鉴谁的问题。唯一可以推断的是，当年在东乌旗插队的北京知青非常有才华，至少出了两个女作家，一个男画家和一个男作家，而且某知青和小狼的故事对他们的影响还很大。对于三本书同时描写同一情节的问题，国内研究知青文学的专业人士应该深入探寻一下原因何在，否则，对历史和文学都会显得态度潦草。
看过这三本书的读者，千万不要把这只小狼当作是内蒙知青作家们最喜爱的宠物。因为如何区分狼性和人性，无疑是《落荒》、《羊油灯》和后一部作品的根本分歧。通过这只狼，野莲和逍遥反映了一种和狼性非常相似的人性：贪婪、残酷、自私、不择手段，描写了一个对东乌知青们影响深远的坐牢事件，也体现了她们成熟地从当年知青领袖的阴影下走了出来，并懂得了为什么对一些人和事要决不宽恕也决不忘记。我并不奇怪，为什么同样的情节会被不同的作者赋予不同的创作目的。从本质上来说，拷问灵魂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自省，来自于个人的良心。而良心是一种当身体其他部位感觉良好，但心却在不安痛苦甚至挣扎滴血的清醒。一些人永远都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勇气，因为他们的整个生命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岳建一先生在谈到现今诸多的知青文学时说，“大多数读物沉溺于流行的文字和流行的记忆里……缺乏生命真实的视觉、听觉、直觉、痛觉和耻感，缺乏对心灵的深刻而细腻的触摸，更缺乏灵魂的拷问；矫饰、轻浮、单薄、圆通；不仅不能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且造成历史真相的模糊、残缺、流失甚至是常识性颠覆。我常常想，我们是否配得上我们经历的苦难和空前绝后的历史。”
五
上山下乡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以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人民日报》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发源，以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发表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掀起全国范围内的高潮，到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国务院知青办公室起草《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为结束，影响了三代青年，数亿中国人，走过了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的前所未有的反复。其中，以文革期间插队的知青们经历的一切最为惨烈。因为，当个人的成长被清晰地烙上时代的印记之后，那些心灵的挣扎就会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那些个人的悲欢离合也就不再仅仅属于自己，而会变成一代人的缩影和几代人的教训。
对于《落荒》的出版，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岳建一先生有很大的贡献。《落荒》的终稿虽然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在有些地方文字依然显得粗糙。因为这是作者三易其稿后才达到的水平，我有时会想象它的初稿是怎样的。纪实小说是写作和事实两部分的组合。作为一部纪实作品，它历史的价值和内在的意义远比文学技巧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才是作品的灵魂和基石。岳建一先生透过野莲朴素无华的文字，看到了它独特深刻的力量，帮助野莲多次修改润色，使一个普通女知青的简单回忆，变成了一部一代人的心灵记录。
２０００年初，中国工人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长篇纪实丛书《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在这套丛书中，除《落荒》和《羊油灯》之外，还有《无人部落》、《泣红传》、《狼性高原》、《审问灵魂》等其它四部长篇纪实小说。丛书出版之后立刻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月便重印了三次，印数达２万套之多。
作家刘恒盛赞策划和编辑这套丛书的岳建一先生是“称职而高超的催生婆”，并给予了这套丛书相当高的评价。他说：“这套书的中心词是‘民间’。民间的表达往往缺少专业性，却因此避免了陈腐的修饰感，使血淋淋的表达素材凸现在白纸上，让人心惊之余想到平时想不到的东西。民间的表达离主流化也远，难以流行，但是不流行的同时也不易流逝，反而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因为它的根是深深地扎在历史的土壤里的。”“这套书的要害词语是‘备忘’。人的记性值得怀疑，也令人困惑。我甚至认为，人类的价值所有悲剧并不是源于善恶之争，而是源于健忘。健忘症的代价，虽然换来一时的舒服，不知不觉之中却又跌到那个刚刚爬出来的深坑里去了！只要生存便有危机，这是旧有的共识。但是外在的危机不足虑，最惨的是自己走路，走在覆辙里，却陶醉地自以为踏上坦途了。这套‘备忘’的书是危机的警号，也是善意的祈祷，希望大家远离苦难，永远走在坚实而宽阔的路上，使民族不败的旗帜永远飘扬。”
由于对历史无情的披露和对个人深刻的反思，这套丛书激发了无数读者对文革的重新审视。这本来是作家们和策划者的原意。但遗憾的是，这套丛书也因此难逃被禁的命运，还暂时没有象人们期望的那样，起到为全民备忘及让民间记忆补充甚至质问正史的作用。野莲惨痛的青春和一代人曾经走过的荒唐历史，也暂时被遗忘在了一侧。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遗忘。野莲让她的同代人和隔代人，通过她的书重温了一段被正史淡化或故意漠视的历史；也不是所有的人会忽视岳建一先生十几年来的努力和付出，因为他在一个文化贫血的时代，给人们送来了真正的精神盛宴。
最后，让我们重温刘恒的话：
往事万岁。
（注：文中凡引用岳建一先生的话，均出自他为《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所写的序言《希望在于民间版本》。关于刘恒的引言见《北京晚报》２００１年１月３１日《刘恒过节读“知青”》。小狼情节请见杨刚的网上文字《养狼》以及逍遥和野莲的书。）
[
Last edited by 简杨 on 2006-4-24 at 18: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