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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冉

#1  [转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现状与出路——著名作家李锐访谈录

客观看待马悦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评介

作者:安裴智


  记者:最近在某报上读到您的一篇文章《13亿人的文学和一个人的阅读》。文中谈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有着扎实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修养,尤其是他长期坚持翻译沈从文,那是一种超越了狭隘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注,是真正的文学关怀。

  这样的理解无疑是准确的、深刻的。我们当然不能苛求马悦然去关注13亿人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也并非13亿人都在从事文学创作。从1919年“五四”文学运动以来,全国从事文学创作事业的人也就几万人,与13亿比起来,微乎其微。更何况,当下文坛,有多少人是披着文学的彩衫却吹着非文学的泡沫。这样说来,马悦然先生的关注面也确实太狭窄了。鲁迅呢?老舍呢?巴金呢?对中国文学和作家,马悦然先生的推荐意见和认识态度,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那么,你是否认为马悦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一种整体的、宏观的把握与认识?虽然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一个国家文学实力的象征,但从客观的角度,应如何看待马悦然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评介?

  李锐:马悦然先生除了大量翻译过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外、除了翻译过大量沈从文的作品外,还翻译过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艾青,等等,一大批现代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当代作家的作品,他也大量翻译过;此外,他还很喜欢韩少功、苏童、残雪等等作家的作品,山西作家曹乃谦的短篇小说他也翻译过。他翻译的《水浒传》、《西游记》在瑞典多次再版。这已经是一个很宽泛、很难得的阅读范围了。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位汉学家有这个阅读、翻译的范围。什么叫整体的把握?我们不要忘了,汉语写作除了中国内地外,还有港、台、澳,还有新、马、泰的华人,还有世界各地坚持用汉语写作的人,这个工作量不要说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就是一个研究所也很难完成。

  记者:您的文学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以《厚土》为总标题的“吕梁山印象”系列一炮打响之后,十几年来又相继创作出《旧址》、《万里无云》、《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长篇小说,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您的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等多种外国语言,您在海外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仅近年来,您就多次接受邀请,赴法国、美国以及中国台北去讲学和参加文化活动,传播中华文化。尤其是长期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一直关注着您的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您的《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三部长篇小说和成名作系列小说《厚土》。网络和报纸等媒体报道您是在海外非常有影响力、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你对此说法如何看待?

  李锐:所谓“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说法,只是新闻媒体的猜测和炒作。诺贝尔奖评委会(正式称呼应当是瑞典学院)从来没有说过谁“最有希望”之类的话。不错,马悦然先生一直在翻译我的小说,这是事实,但仅此而已,并不说明任何其他的问题。还有一句话我也说过许多次了,已经有一位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了,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再反复说了,起码二十年之内不用再说它,大家最好还是多想想怎么把自己的小说写好。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这是一切汉语写作者最根本的命题。

  一切真正的好文学、好艺术是不分时代、没有国界的

  记者:今年3月,您与余华、莫言、苏童等中国作家在巴黎参加了“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活动。在这次文学活动中,您与莫言、余华共三位中国内地作家被授予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请您谈谈此次法国之行的感受,也请你谈谈你的文学作品在海外被阅读与接受的情况。

  李锐: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巴黎在许多年里都曾经是西方文化艺术的中心。我三次去法国,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国家对文化艺术无尚的尊重,传统文化和艺术不仅仅是被放在博物馆里,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整个生活和社会的巨大动力。层出不穷的文化艺术和思想大师从那块土地上产生出来,成为法国也是世界的财富。巴黎图书沙龙上万头攒动的景象让我深为感动,法国人真是爱书!

  至于说到我自己,我不是一个“著名”作家,更不是畅销作家,我在中国的读者就没有多少,在法国肯定更少。不过在这次沙龙上和我对谈的法国作家,还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对谈的话题就是我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我发现这位法国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很深刻,也很文学化。他首先是被小说感动了吸引了才引出种种思考的,他对我的语言形式,对小说的多声部结构,对“矮人”的困境和隐喻等等,都有很到位的体会,甚至比国内一些所谓评论家、教授的眼光和理解要深入得多。当然,一切真正的好文学、好艺术应当是不分时代、没有国界的。使用法语的巴尔扎克、雨果、萨特、加缪,照样还是赢得了许多中国读者的喜爱,甚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可我相信,他们当年写作的时候决不会想自己的作品将来会有多少外国读者。作为一个使用方块字写作的中国作家,我想,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位的读者当然是自己的同胞。一个有自信心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惟一关心的应当是自己的作品,其他的都可以弃之不顾。

  有生命力的精神是能对社会发生影响、能和他人相互交流激荡的,充满了力量的

  记者:在中国当代文坛,当众多作家都在为功利而辛苦奔波、忙于制造一个又一个文学泡沫时,您和蒋韵老师却执著地在艺术王国里固守着自己宁静的精神家园。这种为艺术而抛却功利、视功名如粪土的精神动力源自哪里?当下文坛,良莠不分,多元发展,种种非文学现象泛滥文坛。很多作家放弃了对精神的固守,而选择了没有艺术突破的重复生产、原地踏步或商业行为。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在物质和商业狂欢的时代,您能坚持精神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李锐:中国当代文坛确实很浮躁,很多作家最关心的是怎么轰动,怎么迎合市场,出版社最关心的是怎么制造畅销,理论家、教授们又常常沉迷在和汉语处境无关的时髦“话语”当中。

  我倒觉得说“精神固守”太被动。真正有生命力的精神是能够对社会发生影响,是能够和他人相互交流激荡的,是应当充满了力量的。文学从来都不是在舒适的温室里生长出来的。欧洲、美国的商业化时代比我们多了几百年,可那里不是照样产生了许多堪称伟大的文学和作家?难道曹雪芹的文字狱时代比我们更适合文学的产生,可他不是照样写出了《红楼梦》?时代是不可以选择的,但是文学却是可以坚持的。只要你自己愿意坚持,只要你自己认为应当坚持。据我所知,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能避免商业化,可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有对商业化的抗拒者和精神创造者。中国现在的文学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一本书印个一两万册是很平常的,文学还是很容易自力更生的,这在充分商业化的地方已经很难想象了。中国当代还是有不少好作家,能和他们同时代我深感自豪和鼓舞。

  记者:您和蒋韵老师的小说叙述语言,都给读者一种惟美的艺术享受。在垃圾堆积如山的当代文坛,已很少有这种精美绝伦的艺术追求了。那么,您以后的小说创作,还会沿着这条纯艺术的路子走下去吗?

  李锐:谢谢你的偏爱。我和蒋韵比别人稍微不同也稍微好一点的是,在一个家庭里就有同行。这样就不至于过分寂寞。我早已经过了“天命之年”,除了写作不会别的。

  精神追问的告缺,历史纵深的割断,是造成当代文学品位低下的病因

  记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您在《上海文学》、《天涯》、《读书》等杂志发表系列文化思想随笔以来,文化思想随笔的创作,与您的小说创作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您的文学创作的壮丽景观。可以说,文笔犀利、内容精深的思想文化随笔是了解你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创作思想与美学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的文本。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曾参与了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拒绝合唱》。甚至可以说,以《拒绝合唱》为代表的思想文化随笔,是了解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重要范本之一。可以这么认为吗?你如何看待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思想文化随笔的创作?

  李锐:“精深”和“范本”的说法最好不要提,我不够格。我只是把小说难以表达的,自己的困境和思考写出来了。我觉得中国当代作家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一种精神侏儒症。许多作家只会用肢体和感觉说话,一离开肢体,就失语。尤其没有能力对历史、对时代发言。把历史肢体化,把时代琐碎化,已经成为流行的时尚,已经成为许多人精神苍白的盾牌和面具。这已经成为许多知名作家的致命伤。更为可悲的是,这样的精神侏儒常常是掩盖在所谓“后现代”“解构主义”“反本质”“反理性”等等这样一些最时髦的理论词藻背后的。因为除去那些时髦的文学操作之外,你只能看到对现成理论的模仿和追随,看不到任何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和情感的历史。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为丰富深刻的历史,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当代史,更是变化最剧烈、最惨痛、最富戏剧性的历史。面对这样的历史处境,中国作家本来是具有最丰富的文学资源的,可奇怪的是,大家都对自己的历史转过头去。都争着去看别人家花园里的风景。所谓“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精神追问的告缺,历史纵深的割断,是造成当代文学作品普遍品位低下的病因。许多人不明白,无论现代派,还是后现代派,都是别人对自己历史和处境的深刻回答,都是从最真实的生命处境发出的追问。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现代派是一种真实的处境而非一个正确的真理。照着别人现成的理论完成的文字操作只有技术性,没有艺术性,更没有精神性。这样完成的作品和所谓样板戏的创作原则是一样的。在“解构”了“宏大叙事”的正统历史,挣脱了理性至上的“普遍真理“和”知识权力”的枷锁之后,在解放的个体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面临了对个体更加艰难的理性考验和责任承担。如仅仅以为可以简单地用“肢体”代替“理性”,可以简单地用“琐碎”代替“宏大”,那不过是拿一种谎言代替另一种谎言,用一种遮蔽代替另一种遮蔽。有感于此,我近十年来反复讲语言的自觉,反复呼吁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我那些随笔既不成体系,也不成规模,充其量算是抛砖引玉的砖。最近苏州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李锐王尧对话录》,是我对自己近些年来思考的一个反省和总结,如果有兴趣不妨看一看。

  记者:您下一步的创作打算是什么?

  李锐:我写东西从来都没有计划,总是等着小说来找我。最近写了几个短篇,也许情绪和思考积累够了就会写长篇吧。

  伟大的作家诗人是任何一个文学奖都无法衡量的

  记者: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我在1994年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德语文学专家、卡夫卡研究专家、中国歌德研究会会长叶廷芳教授时,他认为,被诺贝尔文学奖发现和奖励的天才作家与被这个奖项所埋没、遗漏的天才作家一样多。对诺贝尔文学奖,既不能全面否定,也不能完全认同,可以说是功过各半。你是否认同他的这一看法?从你的认识角度来看,应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重要的国际文学奖呢?

  李锐:依我的本意是很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的,这是一个每年都要被新闻媒体炒作一番的题目,而且是越炒离题越远。一些简单化的、情绪化的争论和断言,更是成为加油添醋者的自我表演。就像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人标榜自己出身红五类一样,敢骂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一些人“勇气”的标签。

  这个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诺贝尔奖也不例外。但是相比较而言,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著名也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这应当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谈论、争论这个问题了。每年只颁发一次,大部分也只奖励一名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完全包括世界上所有最杰出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卡夫卡、乔伊斯、鲁迅的落选就是证明。最初的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但是,后来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把眼光逐渐放到全世界,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以来,有许多欧洲之外的作家得了奖,只要把名单拿出来看看就会一目了然。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创作者,我想说的是:人类世界有文学已经几千年了,而有文学奖才不过一百多年。鲁迅、曹雪芹、李白、杜甫、屈原这样的作家诗人是任何一个文学奖都无法衡量的。他们当初的作品也从来都不是为了别人的奖励才写出来的。文学奖是为了奖励好文学的,决不是为了给文学立一个标准叫人去遵从的。为了别人定的标准而写出来的作品,只能是末流的作品。年年盯着一个文学奖去炒作,去修正自己的人只能说他是一个伪作家。

  时间:2004年6月10日

  李锐简历

  李锐,男,1950年生于北京,现居太原。已发表各类作品百余万字。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2004年3月荣获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厚土》,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网络时代的方言》。作品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英、法、日、德、荷兰等多种文字出版。

第 1 幅
李锐

第 2 幅
马悦然与李锐


2008-7-15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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