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贝尔·阿连德——读者最多的女作家

作者不详

　　她的家族在智利曾显赫一时，她翻阅着自己的人生写作，她用自己的感觉赚取了百万收入，她是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女作家……她就是在文学界素有“穿裙子的马尔克斯”之美誉的伊萨贝尔·阿连德。

　　伊萨贝尔·阿连德之所以被称为“穿裙子的马尔克斯”，是因为她的作品深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有很多魔幻现实主义的因素，在她的新作《佐罗：一个传奇的开始》中读者仍依稀可见这种影响。而这种与生俱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情结”也许正是源自伊萨贝尔传奇的家族和曲折的经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总是会一次次地成为她小说的素材。她的代表作《幽灵之家》里的特鲁巴宗族就和她母亲的家庭惊人的相似，“这样的人物不可能是我虚构的，也没有必要虚构，一个有着我这样家庭的人，是不需要想象力的。”

　　传奇家族中的传奇女儿

　　伊萨贝尔·阿连德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一个保守的家庭。因为早年丧父，她的童年生活深受外祖母的神秘主义思想和外祖父正直、坚强性格的影响，这些在她第一部长篇小说《幽灵之家》中有着明显的反映。在她的写字台上至今仍摆放着外祖父奥古斯丁·劳那的相片，他目光锐利，身材魁伟，是《幽灵之家》里族长埃斯特巴·特鲁巴的原型。而伊萨贝尔自己的父亲托马斯·阿连德—智利前总统阿连德的弟弟，却只留给她一个荣耀的姓氏。对于父亲，伊萨贝尔没有什么印象，童年最幸福的时光是母亲给她的。1995年，她在《芭乌拉》一书中回忆说：“我写小说的激情是从妈妈给我讲故事的时候诞生的，只要一有写作的冲动，我就回忆起童年时听到的故事。”另一位对伊萨贝尔的成长道路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她的继父—智利主教的侄儿拉蒙。拉蒙借助外交工作之便带着她们母女游历了拉丁美洲、欧洲、中东等地区，这极大地开阔了伊萨贝尔的眼界，对于她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15岁时，她回到祖国，次年参加工作，担任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驻智利办事处的秘书。一年后，她转入新闻界，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

　　事实上，伊萨贝尔的家庭和阿连德家族除了联姻，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伊萨贝尔的母亲和继父拉蒙与她的伯父—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是好朋友，阿连德会定期来伊萨贝尔家做客，他还是伊萨贝尔第一次婚礼的证婚人，甚至在他被谋害前的第9天他还邀请小侄女共进晚餐。9天后，也就是1973年9月11日黎明，皮诺切特指挥军队和警察发动了政变，向总统府突然发起进攻，萨尔瓦多·阿连德中弹身亡。

　　正是伯父阿连德总统英勇牺牲的精神成为伊萨贝尔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幽灵之家》的灵感源泉。1981年她开始写《幽灵之家》，一年后，这部长篇小说问世了。实际上，这是一部家族史，讲述了以特鲁埃瓦家族为中心线索三个家族四代人的兴衰变化和恩怨纠葛，作品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文学界引起轰动。后来，这部小说还被改编为好莱坞经典电影《英华世家》。1983年她开始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爱情与阴谋》，小说以皮诺切特发动政变上台后进行“大清洗”为背景，问世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读者对作品的真实性称道不已。1987年，伊萨贝尔·阿连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夏娃·鲁娜》在西班牙出版。这是一部讲述一个名叫夏娃的妓女如何陪同一位作家兼新闻记者前往游击队营地的故事。1991年，伊萨贝尔·阿连德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无限的计划》问世，讲述了一个苏格兰和犹太的混血家庭在美国驾驶着大篷车四处游荡，宣传《圣经》中预言的“无限计划”的故事。这两部作品都是她在智利政变后支持游击队以及流亡海外生活的真实写照。1994年10月，伊萨贝尔又发表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芭乌拉》，这本书实际是献给她的女儿芭乌拉的。芭乌拉28岁时罹患遗传性代谢病，昏迷一年后最终病逝。在这期间，伊萨贝尔天天守在女儿床边，把女儿的人生和痛苦写成一本黄色页面的小书，这既是与女儿永别的记录，也是她的自传。该书在出版后的两年里，一直位居西班牙语畅销书榜首。这本书也极大减轻了伊萨贝尔的丧女之痛：“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悲剧，当初我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轻生，但写作保护了我。”

　　和丈夫的魔幻爱情

　　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伊萨贝尔连激发灵感的方式都带着魔幻色彩，“我总是把珍珠项链和工具放在手边”，她说，“当我停滞在某一页上的时候，我就拆解这些链子，这样思路很快就又清晰起来了。珍珠就和词句一样，必须精心挑选，用想象串联在一起。”而这种只有拉丁女人才有的浪漫情怀彻底征服了一个美国男人—她的丈夫威利·高登，一个冷静沉着的加利福尼亚男人，“伊萨贝尔的爱和恨都那么强烈，她的这种力量会使人连仔细看她一眼都会觉得疲倦”，他如是评价自己的妻子。这对“神仙眷侣”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面向海湾的一栋西班牙庄园风格的别墅里，64岁的智利女主人热情奔放，活力四射，还经常拿自己1.55米的娇小身材开玩笑，“别以为我和玛丽亚一样高，我可是站在《大英百科全书》上呢”；身为律师的男主人除了偶尔会在所谓的公益案件中为墨西哥非法移民辩护外，也会写点东西，他的第一本书是一本惊险小说，刚在西班牙出版。

　　和威利结婚已经18年的伊萨贝尔至今仍对他们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津津乐道：“我们相识在我环美游学时，当时我立刻就爱上了这个外国佬，他和墨西哥流浪汉一样说着西班牙语。”在认识后的第14天，伊萨贝尔从加拉加斯（她在委内瑞拉的流亡地）打电话给威利，说自己要去加利福尼亚拜访他，结果原定1周的拜访最终延长到6个月。提出求婚的自然是伊萨贝尔，威利却说：“那不是求婚，而是要求。我只有从早饭到午饭的时间来考虑。”“这又如何？你有什么损失吗？”伊萨贝尔反驳道，“你当时的生活一团糟，经历过两次婚姻，没有钱，三个孩子，其中两个由你抚养。你应该庆幸有我整理你的生活。”

　　“鸡妈妈中的女强人”

　　在整理家人生活这方面，伊萨贝尔的确很拿手：她让爱逃学的小儿子乖乖地写作业，把吸毒的大儿子送进寄宿学校，她还很快以丈夫的生活为题材写了一部畅销小说。对此，威利笑称伊萨贝尔是“鸡妈妈中的女强人”，总想把家人保护在自己的翅膀下面。伊萨贝尔的“整理范围”甚至还包括孩子们的婚姻，比如她的儿子，40岁的尼古拉斯和妻子分手后独自抚养孩子，头脑实际的她就介绍孤独的儿子与劳丽，一个出色的版画设计师认识，两人最后喜结良缘。而使她萌生亲自为儿子介绍女朋友的念头的却是一个产自印度的陪嫁用的乌檀木箱子，“在印度，97%的婚姻由父母作主，离婚率很低。我并没有强迫尼古拉斯结婚，当我向他介绍劳丽的时候，他们简直是一见钟情。他们非常幸福，但他没有跪下来感谢我，反而和我开玩笑，说我喜欢到处插手。”

　　其实，伊萨贝尔“爱管闲事”的性格在其青年时代就显露无遗。在1973年皮诺切特政变之后，她和当时的丈夫与“倒皮派”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为他们通风报信，帮助他们到使馆寻求避难。20世纪60年代她在智利做社论编辑时，抨击过当时拉丁美洲盛行的大男子主义，她和其他几个妇女把内衣钉在扫帚柄上，高举扫帚在圣地亚哥的街道上奔跑。“我当时非常愤怒”，伊萨贝尔说，“我们想拥有和男人同样的权利，不管是在工作上、家庭里，还是在性问题上。”她至今仍然致力于争取男女平等。“在亚洲的一些农村地区，女性的生活仍然和在中世纪一样受着宗教组织的奴役。事实证明，这些地区之所以经济贫困，原因就在于女性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接受教育的渠道。因此我的基金会只为女性提供贷款。”智利选举时她公开声明支持女候选人米歇尔·巴切莱特，并为她的成功感到由衷高兴。“女性当上智利总统，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前女人在背后管理国家，荣耀却由男人来收获。”

　　家庭给予的新灵感

　　伊萨贝尔每个月至少会收到50个来自全世界的采访邀请、演讲邀请或是出席某活动的邀请信，大多数她都会拒绝，当然有时候也会破例，比如参加公益活动或者给大学生们演讲。在雅典的讲台上，伊萨贝尔倾尽全力以最佳状态展示自己，自然、开放、毫不做作，很快就用自己的幽默和口才控制了全场的气氛。一个大学生问道，像她这样一个有着如此出身的自由党人，怎么能够生活在一个布什统治的国家里？她毫不费力地就回答了这个难题：“他的政策是一场灾难，但是他只能再执政两年了。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有能力使钟摆再次摆向另一个方向。”在意大利，尽管在签名时差点被压死，伊萨贝尔仍摆出令人信服的友好笑容，耐心地签了3个小时，“我很佩服我的读者们，他们必须排很长的队，而我至少还可以坐着。”除了义务出席公益活动，伊萨贝尔把自己的家也进行了合理分割：儿子尼古拉斯和妻子及3个孩子、已故女儿的丈夫—女婿艾纳斯托和他的新妻子及他们的双胞胎、孤苦伶仃守寡的助理尤丽特和她的孩子，她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几乎都住在她家里，而慷慨的女作家似乎还准备带回更多的家庭成员。对她来说，这样的场景是最幸福不过的了：家里的孩子们和小朋友在游泳池里玩耍；威利在花园里烤着肥美的牛排；而自己则坐在赤褐色的小工作室里捕捉写作的灵感。这些也许就会出现在她下一部“鸿篇巨制”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