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燃烧的日本雪 ——川端康成传略

作者不详

从无家可归的孤儿到独立于世的青年作家

　　川端康成（1899—1972），出生在大阪市北区。川端康成的父亲川端荣吉是个医生，毕业于东京医学院。他的兴趣颇为广泛，曾跟大阪的一位儒家学者学过汉诗和绘画。在他的藏书中，汉文典籍相当丰富，此外还有大量的日本和西洋的文学作品。在川端康成不满两周岁的时候，因为患肺结核病，他就与世长辞了。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还惦记着儿女，希望他们长大了能有所作为，并且还挣扎着坐起来分别为儿子川端康成、女儿芳子写了“保身”、 “贞节”两个字，作为遗训。也许是由于年龄太小，和父亲作最后告别时，川端康成好象没有感到悲伤。这是川端康成出世后经历的第一次死别。

　　父亲死后，母亲便带着川端康成回到自己的娘家，居住在大阪府西城郡丰里村黑田家，然而，不幸的是，刚刚过了一年，因为受了父亲的传染，川端康成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那时，川端康成还不满三周岁。这是川端康成出世后所经历的第二次死别。前后相隔仅有一年。

　　由于当时年幼无知，川端康成后来连父母的面貌也不记得，可回忆的东西一无所有。他在短篇小说《油》里曾经提到这一事实：“母亲连照片也没有留下……从仓库里发现了父亲各种年龄的照片三四十张，我曾将其中拍得最好的一张放在中学宿舍的桌子上作为装饰，但其后几次变换住处，这些照片全都遗失了。”

　　接踵而至的灾祸，在川端康成的幼小心灵留下了更严重的创伤。他曾经说过：“父母相继病死，深深刻入我幼小的心灵上的，便是对疾病和夭折的恐怖。”更让他不能抹去的是对父母，尤其是对母亲的思念，直到晚年，他的作品仍然不时流露出思念母亲的悲痛，这直接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

　　失去双亲不久，川端康成便随祖父母回到了他的老家——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姐姐芳子则寄养在姨母家里。

　　川端康成的老家是个很大的宅子。在这个宅子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童年和少年时光。

　　川端康成的祖父名叫三八郎 （后来改名康筹），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性情有些古怪。他从祖上继承下来不少财产，可是却不肯安份守己地维持家业。到接手抚养川端康成的时候，除了那所旧宅子，他几乎一无所有了。关于这位祖父，川端康成后来怀着无限的感慨写道：“啊！祖父一生一无所成，着手搞的事业都以失败告终，他作何感想呢？它是完全的孤独。孤独而又悲哀——这便是祖父。”

　　川端康成自幼身体虚弱，也许是由于体弱多病和家庭环境冷清，川端康成小时候在直觉上特别敏锐，经常能够说出一些小小的预言，如丢掉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啦，明天要来什么客人啦等等。这种特异功能等他上了学以后便逐渐变得迟钝了。

　　1906年春天，川端康成七岁，开始进入丰川村普通小学学习。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一方面轻松愉快的家庭学习结束了，严肃紧张的学校学习开始了；而另一方面，狭小孤寂的家庭生活范围也渐渐打破。

　　1906年9月，川端康成刚刚适应了学校生活不久，一个新的打击降临在他的身上——祖母突然间死去了。川端康成对于长期以来抚养自己的祖母感情颇深，因此，祖母的死使他十分伤心。他后来写的《故园》、《祖母》等作品都是描写祖母，怀念祖母的。

　　祖母死后不久，1909年7月，川端康成十岁的时候，他年仅十四岁的姐姐芳子又离开了人间，川端康成对姐姐的感情并不很深，但姐姐的去世也令他十分难过。

　　川端康成，从小喜欢画画和读书。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对《源氏物语》、 《枕草子》等平安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曾回忆：“我在少年时代读过《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作品。那时，抓到什么便读什么。当然，意思并不了解。欣赏的仅仅是语言的音响和文章的格调。这种读法将我诱入少年的天真的感伤之中。即歌唱无意义的歌。” （《关于文章》）。通过这种“音读”，流贯在《源氏物语》、《枕草子》中的“悲哀”，同他自身的经历和情绪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使他终生难忘。

　　祖父是他最后一个亲人，和他长期共同生活，所以祖父的死给他带来的哀痛是巨大的，深沉的。据 《精通葬礼的人》的描述，祖父举行葬礼这一天，正当很多参加葬礼的人前来吊唁的时候，他突然感到鼻血要从鼻孔里流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流鼻血，由此可以看出祖父之死给他的痛苦是多么的深重。祖父死后，川端康成便成了茕茕孓立、无依无靠的孤儿。

　　一连串的不幸遭遇和受别人同情和怜悯的孤儿生活，使得他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微妙的性格，一种奇特的思维方式。一方面，他因此对周围的人们怀着好感。“我自幼是孤儿，受到人们过多的帮助。因此，我成了一个决不会恨别人，生别人气的人……” （《文学自传》这说明他有着十分善良的天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因自己的孤儿感情，对周围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产生一种反感，不仅如此，川端康成还曾有意识地把摆脱这种孤儿感情以及被人同情怜悯，作为自己从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正如他在 《全集》第一卷《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在祖父之前，祖母在我八岁时死去，母亲在我四岁时死去，父亲在我三岁时死去。唯一的姐姐寄养在姨母家，在我十岁左右时死去。留在我记忆中的亲人只有祖父一人。这种孤儿的悲哀流贯我处女作的底层是很讨厌的。”因而，他的处女作保留着这种感情的烙印，也记载了他逐渐摆脱这种感情的轨迹。

　　1915年1月，川端康成开始了学校寄宿生活。这时，川端康成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到文学方面。他在写作上所结出的第一个果实，是自编诗文集《谷堂集》。

　　1916年对川端康成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他的几篇作品在报纸、杂志上正式发表；在这一年，与他同年的宫本百合子经坪内逍遥的推荐，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贫穷的人们》，令他吃惊；在这一年，他和新作家南部修太郎之间开始了通信关系；也是在这一年，他结识了清野 （假名，本名是小笠原义人），体验了同性恋。

　　1917年3月，川端康成从茨木中学毕业。毕业典礼后的第三天，他就离开故乡，来到东京暂且栖身在浅草藏前姨表兄的家里。浅草有“东京心脏”和“人间市场”之称。在浅草，所有的东西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人们的种种欲望都赤裸裸地流露出来。这是将所有的阶级、人种混杂起来的巨大潮流。浅草既与川端康成的个人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活动的一个重要舞台。

　　1918年秋天，川端康成刚升入高中二年级不久，为了抚慰和缓解自己孤僻善感的心灵，前往伊豆作过一次旅行。这是他到东京后第一次真正的旅行。但是在途中，他获得了意外的幸福。年轻抑郁的川端康成认识了一群流浪演出的女艺人，她们天真风趣的态度深深感染了他。而且，丘比特的爱之箭也擦着他的心房透胸而过，使他对一个舞女产生了淡如清风、醇若甘泉的朦胧爱情。使他一举成名的《伊豆舞女》，就是这次情感经历的真实反映。

　　1919年6月，二十岁的川端大量阅读了俄国文学和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他特别喜欢志贺氏的文体和他那寓于任胜而热烈的生活方式中的反抗精神。尽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些读不懂，他还是被其中忧郁、压抑和变态的心理深深打动。

　　这期间，他为爱情的闪电再次击中，对白木屋饭馆的女侍一见钟情。女侍的美丽就像花的迷香，令川端康成沉醉不已。然而，这样的一见钟情注定是短命的，“像一场小型的瘟疫，迅速地侵袭又迅速地退去了。”为了纪念这次早夭的爱情，川端写成了小说《千代》，发表于第一高等学校的校刊《校友会杂志》上，当时反响不大。

　　不久，川端康成又一次坠入情网。因为经常出入爱兰咖啡馆，他对那里的女侍、少女千代（本名伊藤千代）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以至最后神情恍惚，夜不成寐。

　　经同学介绍，川端康成与后来也成为作家的今东光成为知交，并受到今东光父母的喜爱和照顾。他在这段时光中领受了人间温情。

　　翌年，川端康成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英文系。随后，他和石浜金作，今东光等人，拟办同人刊物。为此，他们前往拜访当时著名作家菊池宽。菊池氏慧眼识英才，对当时文名寂寞的川端康成盛情接待，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长期对他多方照顾，令川端康成感动不已。

　　由于川端康成等人的努力，再加上前辈作家菊池氏的提携，《新思潮》终于得以第六次复刊，不久，川端康成在第一期上发表了《一次婚约》，在第二期上登了《招魂节一景》。后者得到菊池宽和另一作家久米（正雄）氏的赞赏，这对川端康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后来，他曾说：“承蒙这些恩顾，我的起步是非常幸运的。”

　　1921年10月，即川端康成大学二年级这年，爱情的金网越收越紧。爱兰咖啡馆的少女千代也到了歧阜。当时千代只有十六岁，还是一位不谙世事的纯情少女。川端康成在友人三明永无的陪同下，前去拜访千代。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美丽的千代终于与川端康成订婚。

　　为了筹备婚事，川端康成回到东京后，便去找恩师菊池宽帮忙。菊池宽慷慨解囊，并说自己准备出国，把房子借给川端康成，让他和女友同居。前辈的盛情令川端康成再次深为感动，慨叹自己虽生世多蹇，但总有好人扶助。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千代突然毁约。虽然多方竭尽全力，终于无可挽回。

　　这次感情挫折对川端康成伤害极深，长久难以平复。他常常夙夜忧叹，心伤欲裂。后来，他以这次失恋为素材，写成《南方的火》、《篝火》、《非常》、《她的盛装》、《暴力团的一夜》、《海上火祭》等一系列小说，来寄托对烟消云散的不幸爱情的怀念。

　　菊池宽为分解川端康成的忧愁，将日后也成为日本著名作家的横光利一介绍给川端康成，两人结成终生挚友。同年12月，川端康成在《新潮》上发表第一篇评论《南部先生的风格》，“平生第一次拿到了稿费。”

　　1922年6月，川端康成由英文系转至国文系，此时，他已经以评论家的身份跻身文坛，并为《时事新报》撰写“创作月评”专栏。这段时期的评论写作，不仅开阔了他的眼界，也提高了他的鉴赏能力，并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这年夏天，他怀着失恋的伤痛，再次逗留汤岛，企图自我抚慰受伤的心。其间，他创作了《汤岛的回忆》，在此基础上，根据十九岁时那次伊豆之行，以及对美丽少女千代的缱绻情肠，完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抒情名篇《伊豆的舞女》，寄托了对初恋小舞女的怀念。

　　1927年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日本文坛的轰动。一向寂寞的川端康成，一夜之间成了文化名人，成了文坛最引人注目的实力派新秀。但川端康成本人，却一如既往，保持着自己那颗平淡而微微抑郁的日本心。

　　在《伊豆的舞女》中，川端康成显示了他后来作为新感觉派中坚的一些艺术手法：非情节化倾向，大量的直接比喻，情与景的交融等等；并基本奠定了以后作品主题的基调：为年轻美丽的女性 （尤其处女），倾注心血和笔墨。川端康成解释说：“我虽不像人们所说，是个品行端正但带点病态的人。但我倒是经常同许多女性交朋友。例如我不像无产阶级作家那样，我没有幸福的理想，没有孩子，也当不上守财奴，只徒有虚名，恋爱因而便超越一切，成为我的命根子。”

　　二十二年后，川端康成著写《文学自叙传》，评论自己在1922年前后的这些经历说，和千代“只是口头订了婚，我连一个指头也没碰过那位姑娘。正像《伊豆的舞女》那位十四岁的少女一样。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1923年，菊池宽创办了《文艺春秋》。为提携文学新人，川端康成和横光利一等人都被接纳为《文艺春秋》的编辑。这使他又接触到一批文学界同仁。

　　同年九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川端康成想到了住在关东的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就约了横光光一起去慰问芥川。芥川氏对川端康成嘉勉有加，并在两位文学新人的陪同下巡视了震后的废墟。

　　从这一年开始，川端康成正式步入文坛。当年他共发表各类文章十四篇。其中有早期名篇 《南方之火》、《精灵祭》等。

　　大学四年级时，川端康成的学费来源开始继绝，于是他开始凭藉稿费自食其力。川端康成的毕业论文是《日本小说史》。藤村作阅后，却作了批评： “序言虽然写得很好，但正文不怎么样啊。”由于他的举荐，序章《关于日本小说史的研究》刊载于 《艺术解放》三月号上。

　　川端康成后来在回忆中承认，转入国文系后，他“也几乎没有上课”。这样，学分自然不足。但是系主任藤村博士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年青人颇为欣赏，并亲自出面为这位不安分的高足周旋，使川端康成得以由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毕业。

　　十月份，鉴于全国各种文学团体蜂起，为了表达自己的文学见解，川端康成与横光利一、片冈铁兵、今东光、石浜金作、中河与一等作家，筹划创办了同人刊物《文艺时代》。原来《新思潮》的原班人马几乎都加入进来。这令川端康成感到很开心。

　　《文艺时代》的刊名，来自川端康成的文学主张。他认为：今后的时代，将由文艺取代宗教，文艺所蕴含的普遍的美、真与善，将省略宗教的典籍、庙宇、偶像、祈祷等中介物，而直接与那“无限的真与美的幻影”相通。在这时，普救人类必须坚持艺术至上的观点，也由川端康成提出来了，并且还得到了 《文艺时代》内部文学同仁的赞同，这也是日本唯美主义最初的潮头与泉源。

　　在《发刊辞》中，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革新文艺”，“是对自然主义最初的，也是正当的一个反动”，“是新作家对老作家的一个挑战，可说是破坏现有文坛的运动。”对此，老一辈作家表现了极大的宽容与支持。著名评论家千叶龟雄在《世纪》十一月号上发表了评论文章《新感觉派的诞生》一文。他们很清楚，川端康成等人受到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追求新的表现手法，偏重直觉，重视主观感受，主张写出“新的感觉”。从此，这批新进作家，被看作“新感觉派”，同当年六月创刊的《文艺战线》的无产阶级文学派一道，形成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大文学潮流。

　　从1923到1927年，川端康成相继写出了《篝火》等一系列以美丽的少女千代为原型的自传性作品，也创作了《头发》、《港湾》、《月亮》等超短篇小说。与此同时，他撰写了大量随笔和评论。这些作品既有未来派、达达主义等外来的影响，也有不受传统道德束缚的反叛精神，表达了川端康成为了克服孤儿乖僻性格，压抑失恋的伤痛。

　　至此，川端康成正式完成了学业，以一个独立的青年作家身份走向了社会。此前进行的求学、交游、创办刊物等活动，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足够的创作素材和经验。他自己也称这段时期为“人生的准备时期，”尤其 “恋爱在心头留下的阴影，有如菊花的飘零，能消蚀武士刚冷的心。”

　　1928年，他发表了《关于新进作家的新倾向》一文，表明“新感觉派”的创作主张：“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文艺；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内容；而没有新的感觉，则没有新的表现。”

　　同时，川端康成开始对心灵学发生了较浓厚的兴趣。其作品也带有某些神秘的意味。此后的两年多里，他长期逗留于伊豆的汤岛，在宜人的温泉边寻觅自己青春的足迹。

　　“既是风，也是水”

　　在川端康成的一生中，二十岁成为一个值得牢记的一年。这年四月，他与横光利一组织了新感觉派电影联盟。川端康成的脚本《疯狂的一页》搬上了银幕，并被推选为当年的优秀影片之一。因放映效果不佳，联盟解散。稍后，一直关注川端康成的文学发展的金星堂出版社，将他超短篇小说辑录成书，出版了他的处女集——《感情的装饰》。

　　正是这个时候，川端康成结识了温柔贤慧的秀子姑娘。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决定结束自己的感情流浪，于是便与秀子开始了共同生活。

　　这段时期，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兴起，纯文学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而川端康成本人并没有很深地卷入笔战，主要是因为横光利一、今东光等挚友开始 “左倾”，有意无意地保护了川端康成。而且川端康成本人也无意与无产阶级文学作斗争。但川端康成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不符合坚忍、平和的日本文化精神。

　　不久，川端康成又加入到《近代生活》刊物中去，并且由大森举家迁居至上野，那一段时期，他常去浅草公园附近体验生活，为小说创作汲取素材。

　　迁至上野后，川端很快又与掘辰雄、横光利一、永井龙男、犬养健等人加入《文学》。

　　对于自己“漫不经心地参加了一些同人杂志的文学团体”，川端康成作了解释：“这是没有节操吗？是处世圆滑吗？是投机取巧吗？我自己向来没有这种打算。或许我更多的是天生的傻瓜。只是，我能自我辩护的，是我随波逐流，随风来顺水去。而我自己既是风也是水。毋宁说我总想失去自己，有时却失去不了。”他还说，“我主动参加的，只有《文艺时代》。”

　　这时， 《文艺时代》开辟了“谈谈我的丈夫”的栏目，为众多的作家夫人提供了一个表现才华，比赛“相夫”能力的绝妙机会。川端秀子夫人当然亦在被邀之列。她为自己的丈夫写下了《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情深意浓，笔法纤柔，俨然大家风范，博得一致好评。

　　这一年，艺术派作家与无产阶级派作家间，就形式主义文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川端康成虽未直接介入，但在《文艺杂谈》中，提出“文学上左倾”并不等于“政治上左倾”，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艺术应坚持革新的主张，招来对方的颇多非议。

　　1930年，他的文学恩师菊池宽任日本文化院文学院院长。川端康成被聘为讲师，每周到那里授课一次。

　　在这期间，川端康成加入了中村武罗夫等人组织的“十三人俱乐部”，与新兴艺术派作家们交往密切。这一时期，日本文坛上盛行新心理主义文学。与“新感觉派”重在外部描写，表现刹那感觉，瞬间印象不同；新心理主义文学以内心独立，意识流手法，刻画入物深层心理。在此影响下，川端康成创作中虚无倾向愈见加重。为排解矛盾心理，他更经常地去浅草公园，并开始饲鸟养狗，而且，他尝试用意识流手法写出了新心理主义作品《水晶幻想》。

　　那个曾拒绝川端康成爱情而离去的女子千代，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突然不期而至，前来拜访文名日盛的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心潮起伏，但还是竭力保持了平静，并单独与她会了面。

　　夫人秀子对川端早年的这一段情事知之颇详，生怕他又旧情复萌。她一边啜泣，一边怒冲冲：“亏你还高高兴兴地会见她，未免太窝囊了。”遭到妻子的埋怨，川端康成自我解嘲地说：“这倒也是啊。也仅此而已。这位妇人已是身心衰败，毫无当年那种自信的风采，她向我诉说了她如今的遭遇，我听了以后，仿佛觉得自己被这位女子看成是个成功者，这才体会到自己这个作家的体面不过是虚饰罢了。”

　　由于《伊豆的舞女》的影响，许多作家纷纷去伊豆的温泉，出现了“伊豆热”。而川端康成此时已深深爱上了浅草的繁华。“每天风雨无阻地去参拜浅草”，深入观察世态人情，写下了《浅草的九宫鸟》、《浅草的姐妹》、 《浅草祭》等一系列“浅草物语”，又引起犹如流行病猖獗一时的“浅草热”。

　　1933年，由五所平之助执导，田中绢代主演的《伊豆的舞女》上映，大获成功，令川端十分欣慰。但仅隔几天，著名无产阶级作家领袖小林喜多二被捕，受酷刑拷打致死，同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到破坏。这深深震动了川端康成。

　　之后，他开始构思《雪国》的一些内容。《雪国》的最初两个片断《晚景的镜面》和《雪中晨镜》发表于1935年，最后一个片断《续雪国》1947年才问世。川端历十二年之久，呕心沥血写成这一世界名著。1937年，川端康成因为《雪国》的前两个片段而获得了本年度的日本“文学恳话会奖”。他用奖金在轻井泽买了一幢别墅。

　　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全日本卷入了战争游涡。川端康成为表示自己对战争的厌恶，保持一颗宁静、平和、清寂的日本心，他躲进了自己的别墅“幸福之谷”里，过着置身时局之外的生活：与友人吟诗作画，在灯火管制的晚上悠闲地读《源氏物语》，去信州尽情游玩，在东京开出租书籍的店铺……他用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来对时势“聊以表示反抗和讽刺”。

　　1941年，应《满州日日新闻》邀请，川端康成与吴清源、村松梢风同来中国，在东北旅行了一个半月。关东军报道说部队军官劝川端康成停止文学创作，来“满州”从事“文化”工作。川端康成连连摇头，说“我还是喜欢干自己的老行当。”他认为“作家除创作与本人个性相一致的文字外，没有其他事可做。屈从时局的作品和人格是不足取的。”在哈尔滨滨与友人分手后，川端康成经承德进入北京，考察日军在中国的情况。

　　同年八月，应日本关东军邀请，川端康成同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评论家大宅壮一、作家火野苇平再次到中国东北。参观访问了黑河、哈尔滨后，他又独自在沈阳、北京分别逗留月余。川端康成于是在12月份由大连乘船回国。他前脚刚迈进家门，太平洋战争就全面爆发了。日本举国上下一片疯狂，陷入战争的泥潭。

　　1945年，美军占领了冲绳岛，日本濒临战败绝境，组成了“少年特工队”、 “敢死队”、“报国团”等军事亡命组织，决心孤注一掷。在历史转折时期，川端康成不断思索着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的未来走向。他要以“临终的眼”去看一看无辜就死的“少年特工队”员。受军部强行组织的“文学报国会”的派遣，川端康成访问了鹿儿岛。前沿阵地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死的恐惧紧紧攫取了作家的心。他怀着沉痛悲凉的心情返回家中，写下了《生命的树》等文章，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

　　日本终于失败。美军如潮般占领了战败后的日本。天皇拜访了麦克阿瑟司令，向美国表示恭顺。日本国民因痛恨战争，把“民主主义”当作理想，转而开始称颂美国。

　　川端康成却以十分冷静的态度，批判了国民这种媚外和弃祖心理，觉得日本象“败犬”一样可怜。“败战以后，我只能回到日本自古以来的悲哀中去。我对战后的世态、风俗，一概不信，对现实也不相信。”他只爱日本传统的文学，深信日本民族会重新站立起来。

　　因此，这一时期，“川端的文学作品具有一种悲剧的特点，即从战后混乱的现实中，寻求古代日本的美。”他先后发表的《山之音》（1949）和《千鹤》，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他战后创作上的两座高峰。他想把因为战争而被湮灭的日本传统文学，唤回到现代社会中来，让它重新绽放鲜艳的花朵。

　　1948年11月12日，川端康成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旁听了国际法庭在东京进行的对第一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他执笔写下了《生死之间的老人们——战犯判决旁听论》。

　　从1949年开始，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进入多产期，各杂志同时连载他所写的以丽质少女为题材的小说。

　　五十年代前期，川端康成的好友片冈铁兵、堀辰雄、横光利一继菊池宽之后，先后辞世。这又引发了川端的孤凉之感，写下了不少悼亡之作。

　　从1955年起，随着美国学者塞登斯蒂克翻译的《伊豆的舞女》、《雪国》等小说，川端康成的作品开始走向世界。

　　1957年，第二十九届国际笔会在东京召开。筹备期间，川端康成四处奔走，邀请各国著名的作家，在他的努力下，与会者由原定的一百人猛增至一百七十一人。世界一流作家云集东京，会议获得巨大成功。会后，各国对日本的文化的兴趣大大增强。日本的优秀文学作品陆续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川端康成本人也被推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为日本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

　　为了表彰川端为举办国际笔会东京大会所作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功，日本文学振兴会授予他菊池宽奖。

　　川端康成认为，他在国际笔会上，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许多世界著名作家。1957年访欧时，他曾会见法国著名作家莫里亚克、英国一代诗坛巨匠艾略特。

　　随后，川端康成出席了法兰克福第三十届国际笔会。此时， 《雪国》、 《千鹤》的英译本已获得世界性的广泛好评。再加上上届东京大会取得的成功，本届大会授予他歌德勋章。

　　进入六十年代，川端的国际活动日益增多， 《雪国》、《千鹤》的法译本出版，尽管文字上的原韵及特色有所丧失，但精于艺术的法国，还是敏锐地感受到了一颗正在跳动的日本心。为此，法国政府隆重授予川端康成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带着这一荣誉，川端康成应邀访问了美国。自由奔放、充满活力而又有些花里胡哨的美国，让这位来自遥远东方的客人感到“饶有兴趣而又瞠目结舌，虽然在日本岛上领教过美国兵的粗豪，但与本土美国人竞争向上，利索风趣的风格，还是大不相同。”

　　访问结束，川端顺路来到巴西，出席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第三十一届国际笔会。

　　回国后，开始创作晚期最后的名篇——《古都》。川端康成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精神紧张，川端康成加大了长期服用的安眠药的用量，使他的外表看来似乎进入了冬眠状，或者说周身被一团缥缈浮荡的雾裹住了。但在内心，在脑海深处，却保持了极度亢奋和清醒。现在，已是垂暮之年的老人开始用生命写作。小说完成以后，川端康成因服药过多而昏倒在家中，当即被送入东大医院，昏迷长达十余日。

　　《古都》主要写一对孪生姐妹悲欢离合的故事。姐姐千重子被绸缎商收养成为贵族小姐，妹妹苗子则成为自食其力的健美山姑，在川端康成的笔下，四季景物的自然美与人物感情融合无间，成功地继承了《源氏物语》以来的日本传统美。

　　1967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举世震惊。远在日本的川端康成协同著名作家石川淳、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联合发表了声明，呼吁”维护学术与艺术的独立自主”。

　　1968年，一项国际性的文化荣誉正悄悄降临东方，降在了大和民族的土地上。12月10日，川端康成以其“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身着印有家徽纹章的和服，佩上文化勋章，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颁奖仪式，并作了《美丽的日本和我》的著名演讲。

　　《美丽的日本和我》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也是研究川端康成的自然观、宗教观、文学观的珍贵资料。川端康成在演说中，引用古代通元禅师、左僧良宪、一休等人的大量优美诗句，阐明了日本的文化与美学特质，以及自己的美学思想。

　　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外一时又掀起“川端康成”热。他也愈发忙于同国外的文学交流。

　　1970年11月，由他扶持成长起来的文学家三岛由纪夫，因自身思想的极度矛盾和精神分裂，公然宣称“世上最美的就是性交和剖腹”，陷入澹妄状态，剖腹自杀。作为良师益友，川端康成痛不欲生。三岛死后，川端神情黯淡，默默无语，若有所失。

　　1972年4月16日下午6时许，川端康成在逗子市小坪町玛丽娜公寓，口含煤气管，自杀身亡，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自杀的遗墨。在《临终的眼》一文中，川端康成曾说“无论怎样厌世，自杀不是开脱的办法，不管德行多高，自杀的人想要达到的圣境也是遥远的。”但是他自己还是走上了自杀这条凄绝哀伤的向神之路。

　　一代文坛巨星倏然殒落。

　　“艺术家不是一代人就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绽出一朵花。”川端康成的猝死震惊了日本和世界文坛，日本各界举行了隆重葬礼，沉痛悼念了川端康成。

　　在纪念馆里，他依然用沉静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忙碌的世人。

　　樱花在心灵远景中芬芳

　　——川端康成的文学地位、文化与美学特色

　　“我的宁静是马不停蹄的忧伤”

　　—一川端康成作品的文化特质

　　川端康成在日本文学的植物园中，是一株最具日本风格的樱花。

　　川端康成的清寂、幽玄、和敬、蕴含了日本文学自《源氏物语》以来的禅宗意识，并与海岛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创作时期跨越了二战，经历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历史大转折，其作品反映了日本国民精神的时代特色。就这一点而言，此前、此后及同期的三、四代作家中，没有谁比得上川端康成。

　　自古以来，太平洋成为上天恩赐给日本的天然屏障，使它在科技不发达的中世纪及更古老的时候免遭侵略。而且，日本很早就建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威，文人学者对于“创造任何具有独特性的哲学与宗教”并不感兴趣。因而，日本文学中“激烈的怒吼和祈祷、雄壮而崇高的风物和人事，殆无所见。”日本人的世界观特点，“可概括为非抽象性、非逻辑性，而具有具体和实际的思想倾向，非概括的体系，具有注目于个别存在的特殊性习惯”

　　川端的创作特色也正与这个特色相符合。他的作品，在内容上以描写丽女怨愫和恋情纠葛、心理抑郁或变态为主，在情调上则追求一贯的朦胧、幽玄、清丽，这些都是典型的日本传统美。在手法上，川端则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如意识流、心理分析等方法，融合到具有自己民族传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的细腻笔法中去。

　　川端的作品骨子里是地地道道的日本血脉。他自己也承认，他是念念不忘日本传统文化的，“我虽生犹死，除却颂赞可悲的日本美之外，不会再写一行字了。”

　　对日本文化素有深入研究的郁达夫认为，所谓传统的典型的日本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文艺，“最精粹最特殊的”，当然是和歌，“写男女的恋情，写思妇怨男的哀慕，或写国家的兴亡，人生的流转，以及世事的无常，风花雪月的迷人等等，只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几句，就把乾坤今古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纤屑不遗”；“至于后来兴起的俳句”，“又专以情韵取长”。

　　郁达夫认为日本的舞乐，合乎“以单纯取长，以清淡制胜的原理”，动作和缓悠美，讲究举手投足间的韵味；“秦楼楚馆的清歌，和三味线太鼓的哀音”，“真像是猿啼雁叫，会动荡你的心腑。”

　　作为“幽闲雅事”的茶道，则更是“进退有节，出入如仪，融融泄泄”，在狭小的茶室中，见出无限的悠远与无边的宁静。

　　其他还有“庭园建筑，佛舍浮屠，又是一种精微简洁，能在单纯里装点出趣味来的妙艺。”至于“元日的门松，端阳的张鲤祭雏，七夕的拜星，中元的盆踊，以及重九的栗糕等等”，都“变成了很有意义的国民节会。”（《日本的文化生活》郁达夫）

　　很显然，郁达夫对日本传统文化有着切身的体会。这些片断论述，可以说基本上说清了日本的传统美。翻开川端康成的著作。与此一脉相通的艺术描写可谓俯仰皆是。

　　在《古都》中，作者在叙述千重子和苗子的悲哀而又动人的故事时，着意描绘了古都的风物人情。写春天的樱花，颇有“人面樱花相映红”的意味：

　　“仔细看上去，颇有些女性的风韵”，“纤细低垂的枝丫，以及枝丫上的花朵，那么柔媚又那么丰满……”

　　“我从未想到，樱花竟这么富有女性风度。无论是色调、姿态，抑或是娇艳的风韵。” （《古都》）

　　除了春日樱花，还有秋天的红叶，仲夏的篝火、冬夜的白雪，令人赏心悦目。

　　对于日本传统的节日活动，川端也不吝笔墨，细细描绘，如祗园节的彩车、伐竹节的刀，马鞍寿火节的灯光，使人心旷神怡，为日本节目特有的幽远古味所心折。

　　川端康成犹如一名出色的导游，让读者领略了京都的无限风光。那醍醐寺的塔，泰平阁的桥，清水寺的亭台楼阁，都给人以无限的美的享受。在他的笔下，四季的景物与主人公的命运水乳交融，人物的内心情感与大自然的风光美融为一体，继承了源氏物语以来日本美学的传统。

　　瑞典科学院的常务理事奥斯特林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这样评价川端康成：“正象已逝的前辈作家谷崎润一郎一样，川端康成先生显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但同时也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显然加以维护和继承。川端的叙事笔调中，有一种纤巧细腻的诗意。溯其渊源，盖源出于十一世纪日本的紫式部所描绘的那包罗万象的生活场景和风俗画面。”

　　崇高自然美是川端康成作品的一大特色。他一贯提倡把自然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的文学思想，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纪念讲演—— 《美丽的日本与我》中，总结了自己对自然美的理解：“以研究波提切利（意大利画家）而闻名于世的矢代幸雄博士，对于古今东西美学博学多识。他把 ‘日本美术的特色’之一简洁地概括为“雪月花时最怀友”的诗句。当看到雪的美，月的美，即四时季节的美而产生感触时，当由于这种美获得愉快时，便会热切思念友人，愿与他们共享此乐。这就是说，美令人感动至深，并能诱发对他人的怀恋之情。这个 ‘友’，也可以广义理解为‘人’。‘雪月花’这三个字，表现了四季时令变化的美，包括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以及人间感情的美在内。”

　　川端康成作品另一最显著的美学特色是崇高女性美。这首先反映在他的文学思想中，他特别憧憬《竹取物语》中崇拜圣洁处女，赞美永恒女性的境界，“在所有艺术中，少女都是被讴歌的，不言而喻，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中，少女和年轻女郎无止境地被赞美之。”再加上川端康成幼时不幸，亲人接二连三地过世，导致了他永久的哀伤和孤独感。所以，赞美女性，尤其赞美象征着清纯生命的处女，成为他寻找母亲光辉赖以自救的一种途径。

　　川端康成作品的主要内容，往往以清新美丽的大自然为背景，以四季时节的变化为衬托，以美丽伤感的年轻女性（尤其处女与少女）为中心，以她的情感纠葛和哀伤身世为主旨。自然与女姓，自然美与女性美，成为川端康成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因素。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雪国》，就是自然美与女性美高度结合的典型。开篇头一句，“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一片莹白。”脍炙人口。写到美丽的驹子，说“女子给人的印象是洁净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小巧的柔唇却宛如美极了的水蛭环节，光滑而伸缩自如，在默默无言的时候也有一种动人的感觉……”

　　细腻的心理刻划，情感的自由流动，以景托情，也是 《寻国》及川端康成美学的重要特色。作为日本现代抒情文学的顶峰，《雪国》确如清风，如云雾，如烟如缕，亦如幽涧哀歌。驹子不甘沉沦的挣扎，叶子短促的生命，岛村淡淡的无名愁绪，都在读者心中激起了袅袅回音。作品注重人物主观感受的描绘，通过岛村刹那间的感觉、印象，巧妙地表现了驹子与叶子的形体美与心灵美，同时又凸显出岛村的心灵虚无与哀伤的颤动。作品开头，岛村从火车的窗玻璃中看到叶子美丽的眼睛与灯火重叠后的雪景所引起的感触，便是典型的明证。

　　爱情，在川端康成心目中乃是最重要的人间关系和人间感情，爱情乃是川端康成文学创作所要表现的最重要的主题。川端康成认为女性的纯真、女性的美，主要表现在对待爱情的态度方面，在川端康成笔下，纯情、美丽的年轻女性往往是爱情的不懈追求者，她们感情热烈，态度真挚，有时甚至是不计后果地去爱，而不求回报，即所谓无偿的爱。川端康成通过《雪国》女主人公驹子的口明明白白地说：“因为只有女人才能真心去爱别人的！”

　　为回答林房雄所说的“作者对女性的身体具有少女般的憧憬，真是不可思议”，川端康成在随笔《文学自传》中解释道：“我没有幸福的理想，没有孩子，也当不上守财奴，只徒有虚名。恋爱因而便超越一切，成为我的命根子。”既然如此看重爱情，而且认为只有女人才能真心去爱，那么她们当然也就成为川端康成的主要描写对象，她们的美当然也就成为川端康成的主要讴歌内容了。

　　虚无美、悲哀美及颓废美也是川端康成的几个显著特色。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谢辞中，川端康成非常多地引用了道元禅师、明惠上人、高僧一体等人的和歌说明日本美的特色。从中可以看出，川端受佛禅意识的影响非常深。

　　“禅”是印度佛学中“禅那”这个词的音译，意即“思维修行”或“静虑”。禅宗形式上不讲究出家戒行，实质上带有很大的佛学成分。佛教以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永恒的、绝对的。但是世间万物又是混乱无序、卑贱低微的，人类本身也蒙受了无数的苦难与烦恼。人类只有凭藉自己的力量进行节戒，用禅定的方式收性敛心，才能觉悟于苦难，新生于涅惣（慧），达到永生澄明的境界。

　　在日本，禅宗作为一种观念在其传入后不久就渗入了文学领域，它坚信，只有内心的宁静与广延的宇宙融为一体才是人生的永恒。它在体验外部世界时采用一种神秘的直觉方式，认为人生虚妄，生命本无所谓生灭，人应该在不受人间一切烦恼影响下的清静明澈的状态下生存。

　　日本文学从松尾芭蕉的俳句起，到现代川端康成等的作品，禅宗意识一直经久不衰。特别是作为新感觉派中坚的川端康成，禅宗意识几乎贯穿了他全部作品。作品从“文体到内容，始终贯穿着‘日本式’的感情，富于抒情色彩而内心隐藏着无情的虚无主义。” （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

　　“新感觉”理论源于表现主义的认识论与达达主义的思想表达方式，主张从主观感觉出发认识这个世界，反对单纯地描写外部现实，力求把主观感觉融注于创作客体，创造主观感觉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艺术世界，认为“天地外物都存在于自己主观之内，外界只是主观的扩充。”因此，可以说川端康成的“新感觉”理论与禅宗意识在体验世界的方式上是一致的。

　　川端康成的作品经常带有虚无的情调。《雪国》、《千鹤》和《一只胳膊》，三部作品的女性美都是通过男主人公虚无缥渺的眼光和感受表现出来的。在《雪国》这一著名长篇中，对于颓废而虚无的岛村来说，驹子可触感的现实美不如叶子可望而不可即的虚幻美。叶子的虚幻美始终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这样化虚为实的笔法，也只有川端康成才写得出来。[/font=宋体]

在《千鹤》中，菊治所欣赏的是太田夫人那种濒临崩溃的虚幻的光。在菊治眼里，太田夫人是“最高贵的女人”。但太田夫人一死，她在菊治心中的位置才固定下来。情人的过世，居然使他想到将和自己订婚的“稻村小姐包袱上的千只白鹤，仿佛就要在眼前的霞空里翩跹飞舞。”菊治的这种幻觉如参禅中的彻悟一样。看似虚无，但可以说是“事物更深层的形象，事物的纯粹真实。”

　　在《一只胳膊》里，“我”几乎完全生活于虚幻的世界之中，姑娘的一只胳膊以及周围的一切都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觉。

　　以上三部作品的男主人公，是作者虚无观念的体现者，虚无思想的代言人。在谈到自己创作的虚无色彩时，川端康成说：“写冬雪皑皑添清寒的道元禅师和写 ‘冬月拔云来相伴’的明惠上人，大约都是《新古今集》时代的人。明惠和西行曾以诗歌赠答，并谈论过诗歌。 ‘西行法师常来晤谈，赞我的歌不同寻常，虽然寄兴于鲜花，杜鹃、明月、白雪以及自然万物，但却把这耳闻目睹的一切看成是虚妄的。所咏之事，并非真言。咏花、其实却不以为是花；咏月，其实却不以为是月，只是尽兴咏唱而已。犹如雨后彩虹高悬，五彩缤纷，白日灯光照耀光芒万丈；然而虚空本来既无色，又无光。我心类似虚空，纵然染上种种色彩，结果却毫无痕迹。这种诗歌便是如来的真正形体。这段话把日本以至东方的 ‘空’和‘无’说得恰到好处。有的评论者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同于西方的 ‘虚无主义’一词，我认为在根本精神上不同……” （《美丽的日本和我》。

　　川端康成指出，禅宗并不崇拜偶像，它虽然也供佛像，但在修行的场所和参禅的禅堂却无佛像，佛画，也无经卷典籍，只是闭目端坐，以便进入无思无念、灭我为无的境界。川端认为，“这里的“无”不是西方的虚无，而是天下万有得大自在的空，是无际涯无尽藏的心宇。”这种东方式的虚无观念正是川端康成崇尚虚无美的思想基础。

　　由虚无而生颓废是必然的结果。川端康成在这方面有不少令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过激言行。早在中学时代，他就讲：“我的作风虽然不是锋芒毕露，其实却颇有一些违背道德标准的倾向。” （《文学自传》）他认为，为了表现美，可以不顾人类正常的伦理道德，甚至有时可以违背。

　　晚年，他又有惊人之语：“作家应是无赖放浪之徒”，“所谓小说家，必定要敢于有 ‘不名誉’的言行，必定要敢于写违背道德的作品，否则便会导致小说家的死亡” （《夕阳原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在战后写出了一系列以表现违背正常伦理道德，甚至以表现官能刺激、****享受和变态性爱为主旨的作品，在描写人们阴暗、丑恶心理时不免加以美化，充满颓废的情调。

　　在《千鹤》中，太田夫人明明是菊治亡父的情妇，菊治却与她爱得情浓意浓。《山之音》中，川端康成把公公与儿媳之间的爱慕之情写得细腻入微，只是尚未达到发生****行为的地步。

　　川端康成说，美就象失去性功能的老人眼望着美女却不能尽情享受一样虚幻。1961年发表的《睡美人》，描写了一个老人先后与六个服下大量安眠药昏睡不醒的姑娘——“睡美人”躺在一起，抱着她们的****。在《一只胳膊》 （1964）中，他更加异想天开地设计一只完全脱离姑娘本体的胳膊，被一个男人带回家去，玩弄了一夜的故事。

　　对于川端康成的这类作品，日本国内评论界也褒贬不一。三岛由纪夫曾赞美《睡美人》是颓废文学珍品。而著名评论家山西健吉在评论《一只胳膊》时则写道：“川端康成的创作越来越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下去，越来越突入到奇想的世界里去了。他把对女人身体的理想寄托在这只胳膊上了。”“在所谓既无犯罪，又无背德之中，我反而嗅出了强烈的背德味道，产生这种妄想的孤独的心之深渊，使我觉得恐惧” （《文艺时评》）。

　　川端康成以上美学特色的形成，是有着深刻而又复杂的思想渊源的。

　　首先，据说川端康成的祖上在历史上曾与镰仓幕府执政官北条泰时为首的北条氏有一定联系。他自己曾经说过：“我有北条泰时的第三十一代或三十二代末孙这样一个不甚可靠的谱系”（《文学自传》）。不过，尽管这一谱系不大可靠，川端康成仍然十分珍视。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就穿上印有家徽纹章的和服去参加颁奖仪式。

　　另一方面，川端康成又明显感到了家族的没落，心中常常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悲凉之感。在《临终的眼》中，他有一段令人哀伤的内心独白：“我认为艺术家不是一代人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的继承、才能开出一朵花……可以认为，世家代代相传的艺术教养流传下来，结果可能才产生一个作家；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世家的后裔大抵体弱多病，犹如残烛之焰，即将熄灭，临末闪亮一下，于是出现一个作家。这已经是悲剧了。” “我在世上无依无靠，独身一人过着寂寥的岁月，有时甚至嗅到死亡的气息，这并不奇怪。” （《临终的眼》）这种寂聊的心绪使他倾向于悲哀、颓废和虚无。

　　川端康成既为继承世家血统而自豪，又为世家没落衰败感到惋惜，这就使他产生一种消沉、没落情绪。这种情绪影响了他的美学观，使得他崇尚悲哀美、颓废美和虚无美。

　　自立意识觉醒后，他开始对人们的怜悯产生了反感，反而对下层的、出身卑贱的人们产生了好感。在下层人那里，他感到亲密、温暖、平等、自然。尤其在伊豆的舞女那样的温柔女性那里，他得到了平等的爱。这就是川端康成崇尚女性美和卑贱美的根源。在浅草和伊豆，他活得自由自在。在浅草，他“觉得浅草比银座，贫民窟比公馆街，烟草女工们下班比学校女生放学时的情景。更带有抒情性。她们粗犷的美，吸引了我。我爱看江川的杂技踩球，马戏、魔术以及听因果报应的说书，我对所有在浅草的简陋戏棚演出的冒牌马戏团都感兴趣。”

　　和同时代作家相比，川端康成常有末世遗民的感觉。早在1931年，他就说自己“想去的不是欧美，而是东方的灭亡的国家。或许我是个亡国奴。再没有什么形象，比地震时逃亡者那源源不断的行列，更能激荡我的心。我迷恋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欣赏托尔斯泰。可能由于我是个孤儿，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哀伤的、漂泊的思绪缠绵不断。”

　　战后，这种观念在他头脑中更增强了。“战败的悲哀伴随着身心的衰弱，我们所生的国家和时代仿佛灭亡了。”“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死去，自己的尸骨被故国日本的秋雨所淋湿，被故国日本的落叶所掩埋，并且呼吸到古人的哀伤气息。”

　　如此深重的哀伤情绪，深深影响到川端康成的美学特色。佛教教义与日本文学传统也是影响川端康成创作的重要因素，不复赘述。

　　西方现代派文学对川端康成产生了较大影响，尽管他后来力图走出这种阴影并屡屡否认。例如新感觉派就受到了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等的影响，西方现代派文学以描写孤独、寂寞、苦闷、彷徨、空虚、矛盾的心理见长，经常为人的道德沦丧而悲伤，为个人与社会的脱节而痛苦，但是却又无力自拔，只好听之任之。川端康成的作品与西方现代派有着不绝如缕的联系。三十年代初，川端康成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同人刊物《文学》，同时购得乔伊斯的原作，与译文加以比较，试图模仿。

　　“一朵花，比一百朵花还美”

——川端康成的美学追求

　　本世纪二十年代，日本作家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开始以各种形式进行艺术探索，在表现手法、题材内容、思想倾向等各方面异彩纷呈、热闹非凡。以小林喜多二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作家，将笔触伸向广大劳动人民，描写他们的苦难和不幸；私小说派以久米正雄、德田秋声为代表，将自身经历加以文学改造，敷衍成章；以岛崎藤村为首的自然主义文学，开始转向更大胆地爱欲描写，大量运用实录笔法……

　　川端康成和横光利一被誉为日本新感觉派的双璧，他们坚持从传统的日本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发展自己笔法细腻、娇丽多姿、自然幽玄的风格。不过，由于“新感觉派”所标榜的艺术主张乃是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文坛上出现的达达主义、表现主义和立体派，它所标榜的“艺术至上”、 “情感、感觉就是一切”等观念在当时已是陈旧。所以一年后。“新感觉派”在组织上宣告瓦解，但是，川端康成自始至终坚持了题材上以少女情事为主，笔法上继承自《源氏物语》以来的幽玄风格并加以创新。

　　川端康成特别推崇《源氏物语》，说《源氏物语》“深深渗透了我的心”，是他精神上的“摇蓝”。他称“自己决定要成为日本式的作家，希望能继承日本的美学传统。”在日本现代作家中，他是最坚定的日本传统美的发掘者和培养者，并成功地使日本文化走向世界。他的清词丽句和虚无飘渺、富有诗情的笔致，是其他作家无可比拟的。

　　由于川端康成在文学上所作的努力，日本的复杂多趣的园林营造法，秀丽古朴、寓意深远的盆景、盆石，“古雅清寂、幽闭素朴”的日本山水画， “和敬清寂、流品高雅”的茶道……都逐渐为世界，尤其为西方文明所认同，所尊重。人们可以指责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如颓废情调过多筹，但却不能否认他的小说成就。

　　在写传统的“两情相悦终相守”的爱情模式方面，川端康成算不上圣手。诚如小林秀雄对川端康成的评论：“缺乏写出两个男人、两个女人的特点的才能。”但是，在他对女人的形体动作、心理活动和语言上，观察之细致，体会之深刻，笔致之委婉逼真。使人得到高度的艺术享受方面，确是无人能与之比肩的。

　　川端康成的语言达到了字斟句酌、颗颗珠玑的地步。几乎所有的作品，都简洁而无斧凿之痕，一如行云流水、极其自然。文章剪裁得体，比兴巧妙，情节淡化，因此，他的内容基本健康的作品，如《伊豆的舞女》、《离合》、 《名人》、《雪国》等等，自不必说，即便是颓废情调很重的作品，在这些方面也具有吸引读者的魅力。

　　著名文学史家吉田精认为，日本文学有一个“容易使诗歌散文化，使散文接近诗歌”的特点。川端康成的小说有的蕴含较浓的抒情成分，有的富有诗歌韵味，这恐怕是它在风格上独树一帜、令人神往的一大长处。

　　川端康成作品中的很多意象，往往带有一定的象征，寓意性质。冰清玉洁的叶子驹子，只能生长在“大地一大莹白”，纤尘不染的“雪国”；《古都》里挺拢清隽的杉树，象征着日本人的清健和顽强，千花子乳胸之间的黑痣，就更是直截了当地象征了丑恶和惊惧。

　　花比一百朵花还美。”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选色纯白者，单插花蕾待放的一支。纯白者，不仅最为清丽，也最富色彩。”还指出“五月间，以青磁花瓶插牡丹，这是茶道的插花中，最雍容华贵的一种。”

　　川端康成在文学上始终没有偏离传统的日本美学特色。他那备爱赞赏的擅长观察女性心理的能力，可以从紫式部的清少纳言到松井荷风的作品中找到渊源。《雪国》与《千鹤》正是这方面的杰作。

　　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对他的评价是毫不过誉的：“从两部作品浓艳的插曲里，我们可以发现作家辉煌而杰出的才能，细腻而敏锐的观察力，和编织故事的巧妙而神奇的能力。描写技巧在某些方面胜过了欧洲。读他的文章，令人联想起日本绘画。因为川端极为欣赏纤细的美，喜爱用那种笔端常带悲哀，兼具象征性语言来表现自然界的生命和人的宿命。倘如把外在行为的虚无比作漂浮在水面上的荇藻，那么，在川端的散文中，可以说能反映出俳句这种玲珑剔透的纯粹日本式的艺术。”

　　伟大作家的魂灵，早已化作一年一度的花瓣雨，润泽美丽的日本。而他，却在自己躺下的地方，长成一棵美丽的樱花树，永远在人们心灵的远景里……

　　镜中的印象 流萤的感觉

　　—— 《雪国》

　　遥远的雪国 虚幻的人

　　——内容与人物形象

　　《雪国》是一部中篇小说，川端康成对此部作品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品从1935年到1948年，前后断断续续用了十三年时间。《雪国》是川端康成小说风格的最好体现，也是川端康成能在196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扛鼎之作。

　　川端康成这样讲述道：岛村乘火车去看望住在雪国的情人——驹子。在漫长而疲惫的旅途中，岛村注意到了一位面容极其清秀的姑娘。车窗反射出姑娘俊秀的面容，她亲切细心地照料着一个面容枯瘦的病人。黄昏的暮景和点点灯光飞快地向后流去，映在玻璃上那张美丽的脸庞像是透明的，岛村看入了神，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象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岛村没有想到同车的这个病人就是驹子师傅的儿子行男，那个美丽的女人是行男的情人，叫叶子。

　　驹子是个洁净而善良的姑娘，为了给她的三弦和舞蹈师傅的儿子行男筹措医药费，驹子自愿当了艺妓。一年前，坐食祖产、无所事事的岛村来到雪国，仅仅是为了排遣一下情欲的苦闷，同还是良家姑娘的驹子发生了肉体关系。岛村当时已有妻小，闲暇之余研究点舞蹈艺术，因此才和喜爱舞蹈的驹子成了知音。

　　岛村是一个将一切都看成虚无的人。然而驹子却爱上了他，这多少有点让他为难。他很想明确地告诉驹子，这种爱是徒劳的。然而驹子却盼望着他能长久地与她来往。在岛村回东京那天，行男死了。

　　一年之后的秋天，岛村第三次来到雪国。这年初，驹子回到了港市的娘家，不做艺妓了。因为岛村约好二月要来这里看赶鸟节，所以自二月份起，驹子就回到山乡里等岛村了。后来，她又做了艺妓。驹子这次做艺妓期限是四年，她企望在这四年间，岛村每年能来一次。然而来到这山乡之后，岛村似乎更注意的是那个叶子。叶子在行男死后，每日逡巡于他的墓前。在她的身上，有一种浸透了悲哀的美。叶子请岛村回东京时把她也带去，岛村答应了。但是，就在岛村快要离开山乡时，突然发生了火灾，叶子死于火灾。

　　《雪国》是川端康成的重要作品，被看作“出自日本风土、旅情的抒情性名作。”作者写了两位艺妓驹子和叶子。川端是把她们当作美的象征来刻画的。而川端康成的美又是与悲哀相联系的。”悲哀这个词同美是相通的”，因而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总是有一种与悲哀、纯真相联系的柔和美，川端康成笔下的爱总是给人一种温柔的感伤，淡淡的哀愁，是被他称为“精神上的摇篮”冠绝古今的，“创造了日本美的传统，影响乃至支配了后来八百年间的日本文学”的《源氏物语》中古典女性的现代翻片，都有一种温和、谨慎、熨贴的特点。 《雪国》的叶子无疑是一种美的象征，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美的理想。她宛如一尊矜持脱俗的雕塑，美在肉体，美在心灵，凛然而不可犯。 “雪中火场”——叶子的涅惣升天式的结束，是作者对叶子的最美好的赞歌，这并不意味着叶子生命的结束，而是“她内在生命的变形”，“在转变成另一种东西”，（《雪国》），这种东西正是小说开头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却几乎为之颤动。” （《雪国》）

　　川端康成曾宣称：他的创作立足于“日本的传统美学”，要不遗余力地表现祖国的“传统美”。这种传统美主要是通过他笔下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体现出来的。日本女人具有东方女人的诸多优点：柔媚、秀丽、端庄、凝重……川端认为“女人比男人美……是永恒的基本主题。”翻开他的作品，一股清新之风就扑面而来，众多青春、妩媚的少女便流光溢彩地浮现在读者的眼中：

　　“女人给人的印象是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小巧的朱唇却宛如美极了的水蛭环节，光滑而伸缩自如，在默默无言的时候也有一种动的感觉……　　　　 ”——这是《雪国》里的艺妓驹子。

　　“那眼神冰冷冷的，如同远处的一星灯火。或许是因为岛村想起了昨夜的印象。昨晚，他望着叶子映在车窗上的面庞，山野的灯火正从她面庞上闪过，灯火和她的眸子重叠，朦胧闪烁，岛村觉得真是美不可言，心灵为之震颤不已。”——这是 《雪国》里的叶子。

　　灵秀的山水、古朴的民风孕育出了如此俏丽夺人的女性形象。她们如一幅幅传神的“仕女图”，栩栩如生，给人以强烈的美感。她们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心灵也美。她们身上闪耀着日本劳动妇女传统美德的光芒：温柔善良、吃苦耐劳，刚毅顽强，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等。尽管她们身世凄凉，命运坎坷，但大都竭力挣脱厄运的罗网，于艰难中求生存，于屈辱中保尊严。

　　《雪国》中的艺妓驹子，是下层女性形象的画廊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由于家境贫困，她十六岁被卖到了东京的酒吧当女侍。后来一个好心人替她赎了身，让她学习舞蹈。谁料人世无常，不久她的恩人就去世了，教她学艺的师傅又得了风瘫症。在这样的逆境中，她依然刻苦学艺。“她总是以大自然的峡谷作为自己的听众，孤独地练习弹奏”，始终抱着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她有自己的生活信念，懂得做人的本分，极力寻求生存的价值。“一向对着山峡这样的大自然，独自练琴，积久便练出一手铿锵有力的拔弦，并能不看谱子弹奏自如，就非有顽强的意志，长年累月的努力不可。”而驹子的这种刻苦自勉，在岛村眼里，无疑也是“一种虚无的徒劳”，但对驹子自己来说，那正是“生命价值之所在”，“是她顽强求生的象征”，几年来精神上的依恋和寄托。在这个僻远而多雪的山村里，在来温泉疗养的匆匆过客中，作为舞蹈研究者的岛村是她所能找到的唯一的“知音”。不幸所遇非人，爱的竟是这样一个自私而冷漠的人。真应了岛村的话，她的爱，“是徒劳的”。明知岛村薄情，终身依然会无所依托，但她仍倾注自己的感情而并不施恩图报。驹子对岛村并不抱不切实际的奢望，只不过要求他每年来雪国聚会一次，诉诉衷肠。驹子对岛村的爱情，实质上是她对美好生活憧憬的一种象征。

　　驹子是一个真实的艺妓形象，驹子当艺妓，是为了挣钱替师傅的儿子行男治病。她并不爱行男，也不承认是他的未婚妻，但她说：“该帮忙的还是要帮忙嘛，”表现了知恩报德的自我牺牲精神。当她刚当艺妓时，精神上非常痛苦，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她在陪客时狂饮滥喝，实际上是在精神上进行自我麻醉。她并不甘心沉沦到底，总盼着做一个正经女人。尽管作者竭力把她加以理想化，但她毕竟不是毫无瑕疵的。她早年给卖到东京，开始过灯红酒绿的卖笑生涯。环境的熏染，使她不免“露出风尘女子那种不拘形迹的样子。”她爱岛村，但并不妨碍她同别的男人来往；不论她是不是行男的未婚妻，终究是为给他治病，才卖身当艺妓的，不能说没有感情，但行男病危时，她没有赶去送终……正是这些细节描节描写，才构成了驹子这一人物的多侧面性和丰富性。

　　驹子对生活的追求是徒劳的。她为了替行男治病而牺牲了自己，但行男很快死去了。她刻苦学艺，但在那些寻欢作乐的游客中，有几个能真正欣赏她的演奏技巧呢？尤其是她把热烈的爱情寄托在岛村这个朝三暮四的上层人物身上，是注定要失败的。且不说岛村有妻室儿女，仅同她短暂的几次相处后，就已移情于另一个美丽的姑娘叶子，并下决心要同驹子分手了。他“总是把她的爱情看作是一种美的徒劳。”爱情的无望，加剧了驹子“难以抑遏的悲哀”，她只好“竭力掩饰这种无所依托的情怀”和“说不出的孤独感，”她陪酒之后的醉态，叫嚷“头痛、头痛、啊，苦恼啊，苦恼”，是她内心复杂情感的真实写照。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令人同情的人物。

　　川端笔下的下层女性，很少能逃脱悲剧下场，她们的美是徒劳的，而这种徒劳，又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

　　日本是个封建意识极浓的国家，在广大日本妇女的心灵中，特别是受教育较少的农村妇女和城市下层妇女的心灵中，封建意识依然象阴魂似地附在她们身上，在川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女性形象，尽管在心灵上和肉体上受到男子的蹂躏，但毫无怨言；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她们总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她们的最高生活理想也就是当个贤妻良母。正是这种封建心理的历史积淀，使她们在苦难的深渊中无力自拔。

　　这些女性悲剧命运的主要罪责应当归咎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在日本这个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的国度里，有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对妇女的贞操要求特别苛刻，把它视作男人荣誉的保证和社会美德的准则；另一方面卖淫现象又极为严重，男子有充分的嫖妓宿娼的自由。因此，川端笔下的女性形象，尽管有坚韧不拔的现实追求，但在冷酷的社会生活面前，一切努力都付诸于东流水，只能在幻想与梦境中编织幸福的花环。可见，这种“美的徒劳”，正是丑恶的社会对女性美残害的结果。

　　在《雪国》中，作者一面让男主人公岛村去否定驹子的追求，一面又以驹子为镜子，对岛村的虚无态度作了某些批评。岛村见驹子对人对事如此认真，总想劈头给她一句“徒劳”，然而说过之后，“似乎反而得她的存在变得更纯真了。”岛村那百无聊赖的颓唐情绪，同驹子那“满脸朝气蓬勃的神影”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因为如此，川端笔下的女性形象的美，才不失其积极社会意义。作者对女性美的描述中，虽然用“徒劳”一言以蔽之，但仍在灰色的失望中为读者留下了一些希望。在作品中，他对她们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进行否定的同时，又情不自禁地表示赞赏。他写道：“从感情上说，驹子的哀伤，就是我的哀伤。”

　　《雪国》中另一个女主人公叶子，则是一种虚幻美的化身。与驹子相比，叶子似乎是“透明的幻影”。她在书中所占的篇幅不多，却是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小说是以叶子开的场，也是以叶子收的尾。同时，叶子又是作品的线索人物。在岛村和驹子之间，时刻有叶子虚幻、清纯的影子。当岛村在火车上思念驹子时，他无意之中用左手食指在玻璃窗上画了一条线，而看到的，却是“分明照见女人的一只眼睛”，原来是对面座位上那位姑娘映在玻璃上的影子。“单单映在星眸一点，恰恰显得格外迷人。”有时，连岛村自己也搞不明白，究竟是在思念驹子时想起了叶子，还是在想念叶子时看见了驹子。驹子与行男之间，同样也不可忽视叶子的存在。叶子在火车上照顾行男一段，流露出令人慨叹的真诚。“姑娘上身微微前倾，聚精会神地守视着躺在面前的男人，从她肩膀使劲的样子，带点严肃、眨也不眨的目光，都显出她的真情实意来。”叶子把全部的爱凝聚在重病中的行男身上，象慈母、象姐妹、象妻子般的料理他。但随着行男的病逝，她的爱也落了空。更可悲的是，这个纯真的少女的一生，竟以葬身火海告终。也许是作者不忍心让这个少女的纯洁受到玷污，所以宁可让它毁灭。

　　不论是叶子的匆匆来，匆匆去，还是她那空灵而超脱的车窗暮景上的形象，还是她那带着悲戚的尾音的优美而清越的嗓音，都是虚幻得如同隔世。她纯粹是作者观念的产物。叶子的形象，似乎有点虚无漂渺，可是，这恰恰是川端所要追求的那种朦胧的“美”，她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和再现。她爱行男，也同驹子爱岛村一样“徒劳”，而，她的火一般一闪即逝。——实为川端所持人生无常，从“死”中求“美”的那种颓废哲学的表露。

　　在川端康成笔下，驹子和叶子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代表“肉”，一个代表“灵”。驹子是具体而微的工笔画，书中多次写她容貌艳丽，美的“洁净”。如“岛村朝她那边望了一眼，倏地缩起脖子，镜里闪烁的白光是血色，血色上反映出姑娘徘红的面颊。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洁净。说不出的美。也许是旭日将升的缘故，镜中的白雪寒光激射，渐渐染上徘红。姑娘映在雪包上的头发，也随之黑中带紫，鲜明造亮。”而叶子是朦胧的写意画，总是形容她的声音美得“悲凉”，美得空灵。如“她的笑声，响亮，清脆，不显得痴呆，听着能令人漾起悲哀的情致。在岛村的心弦上，徒然地叩击了几下便消逝了。”“她的声音，美得不胜悲凉。那么激扬清越，仿佛雪夜里会传来回声似的。”

　　驹子是“官能美”的体现，宛如一团熊熊之火。她的形象是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她的语言泼辣而明快，“‘我还以为是怀了孕呢。嘻嘻，现在想起来真好笑，嘻嘻，’她抿嘴笑着，突然蜷起身子，象孩子似的，两手抓住岛村的衣领。两道浓密地睫毛合在一起，看着就象半开半闭的黑眸子。”就是这种野性的美，使来自都市的岛村深深迷恋。相比之下，叶子把一切看得很淡泊，是“虚幻美”的化身。因此她的美也就格外淡雅、空灵。辟如文中对叶子的描写：“叶子愣在那里，呆呆地望着驹子。神情认真到极点，看不出愤怒，惊愕，还是悲哀，毫无表情，简直象副假面具。”

　　川端康成曾写过一篇散文，题为《纯粹的声音》（1935）。认为少女的声音是“纯粹的声音”，因而是美的；少女舞之蹈之的肉体，则是“纯粹的肉体”，更是“美得令人感动之至”。而“倘如既有‘纯粹的声音’，又有 ‘纯粹的肉体’，就应该有‘纯粹的精神’”，这自然就成其为“纯粹的美”了。就《雪国》而言，驹子有“纯粹的肉体”，叶子有“纯粹的声音”，她们明知徒劳，却偏要追求生命的价值，希冀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寻求超尘脱俗的境界，所以岛村感到，她们的“存在”是那么“纯真”，在他眼里简直是“纯粹的美”的象征。

　　然而，川端康成所谓“纯粹的美”，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美学观。少女的舞蹈着的肉体，歌唱时的声音，富于思想的精神，都是具有社会的和道德的内容的。川端康成在《雪国》里之所以刻画“纯粹的肉体”和“纯粹的声音”，实出于她对女性“柔滑细腻的肌肤”有种“眷恋之情”，但是，没有思想的精神是不存在的，没有思想的声音和肉体，也只是一个外壳。可以说，川端对排除任何思想的少女的声音和少女的肉体，有着某种说不出的好感。

　　男主人公岛村是一位拙劣的舞蹈评论家，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认为一切都是徒劳，对人生持虚无态度，“不知不觉间对自己也变得玩世不恭起来。”他“拿工作来自我解嘲”，说是致力于研究西洋舞，却不看活灵活现、生动美妙的表演，而在欣赏“根据西方的文字和照片所虚幻的出来的舞蹈，如同迷恋一位不曾见过面的女人一样。”他耽于假想，看周围世界“像看西洋镜一样”。即便对他的情人驹子，也“像对待西洋舞蹈那样”，缺少真情实意。以他这种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当然无法理解驹子对生活的憧憬和对爱情的追求，更不要说领悟叶子为自己所爱作出牺牲的那种“认真”了。在他看来一切都归于“徒劳”，大可不必去追求什么。完全否定创造生存的价值。

　　他千里迢迢去与驹子相会，最根本的还是去追求瞬时的官能刺激，刹那的欢畅感觉，觉得这才是唯一的实在。“离别之后，会时时思念驹子，可是一旦到了她身旁，也不知是因为心里泰然呢，还是对她的肉体过于亲近的缘故，觉得对人的肌肤的渴望和对山的向往，恍如化入同一梦境之中”。所以，他不惜抛下妻子，千里迢迢，几次三番跑去幽会，满足对驹子的“肌肤的渴念”，要说对驹子，他也不是没有廉价的同情，有时也感到有点内疚，自问是不是“欺骗了她”，可是一旦如愿以偿，他又拿出漠然的态度，竟然薄情到不辞而别，驹子站在路旁给他送行，他也不屑回头看她一眼。

　　用情不专，见异思迁，是他的本性。他一方面与驹子周旋，同时又为叶子所吸引。在火车上，乍一见到叶子，就感到“在叶子身上有种奇异的魅力”。他彷徨于驹子和叶子之间，既迷恋于驹子的肉体，又倾心于叶子的灵秀。在岛村方面，小说里所表现的是对肉的追逐，甚于对情的渴望。

　　作者对岛村这个消极颓唐、登徒子式的人物，不但没有一言半语的非难，而且加以美化，给他抹上一层感伤的色彩。岛村这个人物的现实根据，体现了三十年代日本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消极遁世的人生态度。作者对此是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欣赏的。岛村并非一个专门玩弄女性的人。他常常对驹子抱着同情。对于驹子对他的一腔热情，他总想明确地对驹子喊“徒劳”两字。他为自己“毫不费力地骗了她而感到内疚”。只不过他对生活抱着一种不现实的看法，是一个极端虚无的人。

　　日本评论家评论岛村这一人物形象时说：“从基督教的道德标准来说，是不能允许的恶魔，唐璜式的纨绔；而从民主主义的市民道德以及现今的小家庭主义来看，他也是不可原谅的轻薄子。”

　　川端康成在《雪国》的后记中声明：“岛村并不是我……与其说我是岛村，还不如说有些地方象驹子。”统观川端康成的大部分作品，可以有把握的说，作家一直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岛村身上，不是没有川端康成的影子的。如果川端康成“写岛村时在有意识地尽可能与自己区划开来，”那恰恰说明作家在无意中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人物的灵魂之中。川端康成自己就说过， 《雪国》是他旅行的产物，写于新泻县上越的汤泽温泉。

节选：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读了川端康成的雪国和我生活在美丽到日本后， 我从对日本的印象就是地道战中挥着军刀叫着八嘎雅路的宣传画中走出来了，川端康成将我带入一个有着丰富人情， 情趣和思想的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