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特雷弗：爱尔兰文学园中的月桂树

朱骅

　　爱尔兰曾经是个屡遭侵略、苦难深重的民族，然而爱尔兰又是个富有文学天赋的民族，她培育出许多文学英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叶芝、拉塞尔、辛格和乔伊斯等，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表达对本民族的忧思和期望。而20世纪中叶成熟起来的爱尔兰作家，虽然继承了上一代作家独有的民族忧思和宗教情结，但更多地以相对冷静的态度审视、思考本民族文化的特征，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获奖频频，著作等身，至今笔耕不辍的作家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目前他已经出版长篇小说29部，短篇小说集16部，获重大奖项数十个，对英语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威廉·特雷弗，1928年生于爱尔兰科克郡的米德尔顿，原名威廉·特里弗·科克斯。1942年至1946年就读于都柏林圣科伦巴学院和都柏林三一学院。1950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爱尔兰从事教师工作，后移居伦敦，做过很长时间的广告撰稿人。

　　他的家庭具有英、爱双重背景，信仰新教。因父在银行任职，所以特雷弗有一个迁移不定的童年，先后在13所不同的学校读书。动荡的生活，与众不同的信仰，使他从小时候起就有一个作家的独特视角。

　　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老校友》，曾获1964年霍桑顿奖。一群老校友委员会成员在推选下一任会长过程中勾心斗角，互相猜忌，并以回忆的形式展现了这群老校友当年在学校时的矛盾和竞争。尽管年事已高，但依然对当年所受的屈辱无法释怀。既要应付来自外界的压力，防备别人的进攻，又要面对自己日益衰老的身体和病痛，他们内心极其孤独和悲凉。小说提出这样一个主题——人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不幸？对于成功和失败该抱什么样的态度？怎样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保护自己？

　　尽管特雷弗的作品中有许多地道的英国人物，然而他偏爱的主题还是爱尔兰和爱尔兰人。同乔伊斯一样，他选择了一种自我流放，流离于自己的祖国之外进行创作。这对于特雷弗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距离上，他都能以旁观者的冷静审视祖国的文化，揭示种族、阶级和宗教等人为的障碍如何影响着人们的教育、爱情、婚姻等方方面面。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要数《命运的嘲弄》和《花园的寂静》。

　　《命运的嘲弄》是一部探讨历史的重负对爱尔兰人生活的影响的作品。在恢弘的历史场面上将几个不同时期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爱尔兰的昆顿家族同英国伍德库姆家族长期有联姻的传统。19世纪初，安娜·伍德库姆嫁到昆顿家在科克郡的基尔尼庄园。饥荒席卷爱尔兰，安娜试图救济灾民，并警醒家人和英国殖民官员留意民众的困顿状况。结果激怒了整个家族，被剥夺了继承权。基尔尼庄园的以后几代人仍然沿袭迎娶英国新娘的传统。小说切换到爱尔兰历史上另一个创伤时代——英爱战争。威廉·昆顿和他的英国妻子伊芙有着田园诗般的婚姻生活，有三个孩子。他们支持公益事业，并在英爱战争中倾向马克·科林斯，因此在自己的阶级圈子、宗教圈子中被孤立起来。他们的政治活动最终导致基尔尼庄园被纵火焚毁。威廉、两个女儿以及许多仆佣被烧死，伊芙和儿子威利退居科克市的一栋小屋。伊芙无力面对丧夫失女之痛，日渐颓废，酗酒浇愁。长大后的威利同英国的表亲玛丽安娜之间有了爱情。可是怀了孕的玛丽安娜来到败落的基尔尼庄园却发现威利神秘失踪。玛丽安娜在威利的姑姑和一名还俗的神甫帮助下，独自抚养着女儿伊梅尔达。年老时他们终于破镜重圆，原来威利因报复而谋杀了下纵火令烧毁基尔尼庄园的家伙，逃离了爱尔兰。昆顿家族衰微的过程以伊梅尔达不堪这一代代的精神重负以致神志失常而告终。

　　特雷弗的历史观，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政治的，都是独特的。尽管作品中提到了英国政府在其统治期间对爱尔兰的不闻不问，甚至动用武力，他拒绝将一切归罪于历史上英国的不当统治。他一直在探讨历史对生者的折磨，一直暗示人类有义务挣脱回忆的绞索，超越这种不幸，战胜这种不幸，为自己的下一代塑造一个全新的未来。

　　《花园的静寂》某种意义上是《命运的嘲弄》的继续，仍然以大宅为背景，尝试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达成一种妥协。这部作品特别强调“暴力”那一石千浪的后继性影响，在控诉爱尔兰历史对人民的消极影响方面毫不留情。

　　在反思爱尔兰的历史与文化的同时，他的作品还将注意力放到了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上。在《命运的嘲弄》中，描写受到伤害的女性时——失去继承权的安娜、酗酒的伊芙、被遗弃的玛丽安娜、精神错乱的伊梅尔达——笔触充满同情。小说中丈夫们没有一个比他们的英国妻子更睿智、更坚强，她们都是男性以崇高的名义所作决定的牺牲品。丈夫们要么不愿采取行动，要么无力采取行动，要么采取不明智的行动。而《花园的寂静》中只有女性的形象是有活力，有勇气而充满理性的，顽强地抗衡着一个家族无法逆转的颓势。在历史与男性的坐标轴上，特雷弗笔下的女性以平行甚至超越男性的波形线横穿历史。

　　特雷弗很擅长描绘女性生活细节和她们内心的微妙活动。他的早期作品《奥尼尔旅社的埃克道夫太太》、《格梅兹小姐和教友们》、《孤独的伊丽莎白》都是表现女性题材，刻画了女性孤独的心理状态。《孤独的伊丽莎白》尤其受到好评。伊丽莎白是一位带着三个女儿的离婚妇女，住院时结识了其他三位境遇相似的妇女。在交往中伊丽莎白看到了自身可悲的命运，也感受到人生在世彻底的孤独，谁也无法进入别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女性的形象更多。《浪漫舞厅》、《阿特拉克塔》、《碰运气》等，女性形象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但心底那真实的孤独始终挥之不去。

　　女性题材只是特雷弗借以立体反映爱尔兰社会，传达其本人人文思想的一个手段，这与其他题材的创作是齐头并进的，例如宗教题材。在一个宗教可以决定社会安宁以及文化发展的国度，如果从幼年起信仰就非属于主流宗教，那么这样一个作家会如何在作品中体现自己的宗教观呢？

　　较近的短篇小说集《山里的单身汉》中有一篇梦境般的故事《圣母的礼物》。虔诚的迈克一生三次看到圣母的出现，幻觉由此决定了他的人生。18岁时受圣母的指引突然离开父亲的农场，进入一家修道院；35岁时受到圣母的指引又突然离开修道院，在高山峭壁下“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几年后圣母最后一次显灵，指引他回归故里。对这一切毫不置疑的迈克徒步穿越爱尔兰的村村寨寨，就像一条流浪的狗终于在消失几十年后又回到了故乡。尽管表面上看小说没有丝毫的讽刺意味，然而很难相信特雷弗希望读者与迈克一样对圣母的显灵信以为真。迈克是一个完全凭直觉支配而缺少判断力的人。他的幻觉是真的吗？这位孤独的人一生是不是都白费了？超越宗教之外来看，宗教中的降灵与欺骗是不是一回事？特雷弗对此未着一言，转而描写儿子失而复得后迈克父母洋溢的快乐。

　　其他，如本集中的《法衣》里迷惘的新教牧师，感到不仅与天主教的爱尔兰失去联系，而且感到同整个世界失去了联系。《死于耶路撒冷》，探讨宗教在世俗世界中的地位，对天主教和新教人物予以同样富有同情心的描写。从其作品来看，特雷弗似乎没有明确的宗教观，也可能有意在作品中隐去自己的观点。他更多的表现为宗教上的怀疑论者，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感觉到上帝那种操纵一切的力量。
　　特雷弗作品中的人物都被赋予自然精确的描写——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似乎每个人的故事就像是一首代代相传的歌谣，具有某种原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笔下的人物类型之多令人震惊。在特雷弗的短篇中，人物与地点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似乎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他们所居之上的土地塑造的。尤其在以偏远的乡村为背景的小说中，个人似乎完全是他们所出生的狭小世界的产物，甚至失去意志的自由，失去别处谋生的决心。短篇小说集《山里的单身汉》中的题名故事十分突出地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思想。

　　该故事讲述的是一个29岁的儿子鲍利，为了取悦寡居的母亲，接受了令自己生畏的那一点地产，回到地处偏僻的小农场。现在的爱尔兰妇女们宁愿到加油站或化肥厂打工也不愿嫁给他们这样的单身汉，过令灵魂麻木的艰辛生活。就他这样的爱尔兰人来说，对先主们的认知却又是他们所不能放弃的。鲍利是英雄？是傻瓜？抑或仅仅是温顺的儿子？如果说他代表了爱尔兰的过去，模棱两可；如果说他代表爱尔兰的未来，这绝不可能，单身汉没有后裔，他们所代表的一切将不再继续。这样的前景如同古代爱尔兰的民谣，内容已经朽去，形式尚且存在，却不会延续。

　　受乔伊斯的影响，特雷弗的许多作品注重象征性细节描写，放弃戏剧性编排；幽思，怀旧，氛围十足又往往含而不露，并使用乔伊斯小说中典型的“ 淡出”式结尾。例如《浪漫舞厅》、《山里的单身汉》、《家庭罪恶》等。总的说来这种影响是正面有益的，但有时这种结尾给人的感觉是缺少某种活力。

　　特雷弗还创作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例如《影集里的风光》（剧本）、《茱丽叶的故事》（儿童文学）等。根据《老校友》改编的舞台剧于1971年上演，随后他又根据自己的短篇小说创作了许多成功的舞台剧和电视剧，几乎每年都有一部舞台剧或电视剧在伦敦上演或播出。

　　特雷弗目睹了爱尔兰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乡愁的源头滋养着80年漂泊的流程，创造了爱尔兰文学的又一辉煌，他不愧是爱尔兰文学园中的月桂树。

　　（朱骅：上海水产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00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