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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红楼论（5）
——信息创造：从题材到作品
作者：水西弱

（内容提要：信息创造是对已有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产生新信息的过程，是大脑神经系统对信息重新分解，组合，选择和建构的高级思维活动。文学创作把题材加工成作品也是一种信息创造活动。《红楼梦》也是如此。

关键词：信息创造信码系统对应规律明码本题材作品生活原型

《红楼梦》是小说，大家无疑义。“小说是什么？小说就是虚构。”（1）怎么虚构？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有这么一段话：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儿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想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淅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2）说到《红楼梦》，广袤无垠的宇宙太空没有放春山和灌愁海，宽广辽阔的神州大地没有怡红院和潇湘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没有出现过充满浓郁女人味的贾府人家，人间世上没有生活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这些俊俏美貌智慧的可可人儿。他们是作者塑造的艺术形象，是活龙活现在读者脑海中的精灵。

和小说相对立的是自叙传说。自叙传是指作者叙述自己生平经历的文章，是真实的记录。上过年纪的人，一般都填写过自传。填写自传要老老实实，弄虚作假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会惹来不少麻烦。《红楼梦》不是作者自叙传，前面已经分析透彻，不必赘述。

有人喜欢和稀泥，把两种对立的东西搅浑在一块，拼凑成所谓“自传性小说”。周汝昌说：“《红楼梦》是带有一些非尽写实的作者自传性小说。”（3）“这部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小说，即在于它的写实自传体这一独特性上。”（4）他的《红楼梦新证》洋洋四十万言唯一的目的是要“证明写实自传说之不误。”（5）在书中，他把曹家和贾家等同起来，不仅人物可以类比，甚至“书中人物声口，以至极细微的闲事闲话，也皆系写实，而非虚构。”（6）总之，他认为《红楼梦》这部小说是根据曹家的真人真事写成的。

小说是虚构的，自传是写实的。“自传性质的小说”岂不是“写实性质的虚构”？虚与实怎么能结合在一块呢？这和“此地无银三百两”有何差别？自相矛盾的命题在逻辑上行不通，明显易见。至于《红楼梦》是依据曹家真人真事写成的说法更加难以置信。这涉及信息与题材，题材与作品以及信息自主创造等问题，这里且深入探讨一番。
人脱离娘胎，呱哌堕地，降临世界，便接触信息。长大成人后，接触面越来越宽，信息积累越来越多，来源也渐趋复杂。有的是亲眼目睹直接获得的，有的是途听道说间接知道的，有的是从书本上阅读得来的。信息源可分为零次信息源，二次信息源和多次信息源。信息经过多次传递，信息量会逐次衰减，甚至变异。人们是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眼、耳等）取得信息。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获取的信息可能片面，不准确，甚至被虚假信息蒙骗。杯弓蛇影，瞎子摸象，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故事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具体例子。对待各种不同来源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检验其真实性，准确性，相关性，不宜盲目轻信。在红学研究中，对于脂评系统各种手抄本中的不知何人所撰，所据何由，零碎断续的批语，不加甄别地一概采信，实在是十分儿戏的事情。对学术研究而言是断然不可取的。

人生的经历丰富多彩，获取的信息万万千千，林林总总。但并不是所有信息进入大脑以后都能形成记忆。许多信息一闪而过，转瞬而逝，过目即忘。只有那些刺激强烈，扣人心弦，反复多次出现的信息会在大脑里面留下深刻的痕迹。随着岁月流逝，人的记忆日渐淡忘。到了中老年，许多儿时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当然，人们可以用文字把信息记录下来，长久保存。但这却是极个别人做到的事。一般人则是听之任之，随着生命的终结，肉体消亡，脑海里存储的信息也随其载体离开人间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探佚者，公然宣称能够探索出古代逝去的作者想写而未形诸文字的信息，或者写成文字后又经已丢失的信息，着实令人惊诧。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通灵”之术，可以突破阴阳阻隔？荒唐！

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种信息创造活动，是信息分解、选择、加工、组合，重构的过程，也是作者和读者的一种通讯行为。作者是信息创造者，读者是信息接收者。读者对象是谁？向读者传播什么思想？什么内容？用什么方法和技巧传播？都是作者关心和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创作全过程。它们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彼些溶合。

文学创作是一项有目的性、计划性的思维活动。《红楼梦》开宗明义是赞美“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裙钗，“使闺阁昭传”。书中“女子是水作的骨肉。她们金玉贵质，冰雪洁性，星日精神，花月色貌，是山川日月之精秀。她们中的姣姣者林黛玉和薛宝钗，其身上表现出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精神置诸青史亦熠熠生辉。反观书中男人，他们是“泥作的骨肉”。或“迷仙好道”，“烧丹炼汞”；或“一味高乐”，玩弄女性；或迂腐“禄蠹”，昏庸无能；或道德淪丧，“扒灰”“聚麀 ”。《红楼梦》男女有别，泾渭分明，有着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

在题材选择上，《红楼梦》自有其鲜明的特色。《红楼梦》是女性的天下。大观园是女儿国。它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世。不写“大贤大忠理朝延治风俗的善政”，而详细描述”闺阁琐事”，“闲情诗词”，写“小才微善”的痴情女子“离合悲欢，兴衰际遇”的事迹原委，写她们遭受欺凌压迫，摧残蹂躏的悲惨命运。书中每章每节都涉及女人事，连“恋风流情友人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也有宝玉告别黛玉的情节。全书有姓名的女性有二百多人。试问：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有哪一部作品描写如此众多的女性？她们的闲情生活，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描绘得这么生动、丰满、细腻、详尽？

文学体裁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等。《红楼梦》是小说，小说的最大特点是虚构。作品反映的内容并非源自作者的直接生活。《水浒全传》写宋神宗年间宋江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反抗官府的故事。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当然没有被迫上梁山，落草为寇的经历。他是凭借《大宋宣和遗事》和民间传说等间接材料加工创作的。罗贯中也是元末明初人，无法亲眼目睹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群雄混战，争夺天下的热闹局面。陈寿的《三国志》对这段历史略有记述。罗贯中与陈寿观点不同。他在创作《三国演义》时贯穿了一个拥蜀反魏，尊刘贬曹的正统思想，把平庸无能的刘备塑造成一个“知人善任”，“三顾茅芦”“宽仁待民”的“圣君明主”。把文韬武略，横槊赋诗的曹操刻划成诡诈残暴的“宁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乱世奸雄。对于忠义关云长，则极尽渲染美化之能事，尊奉为“神”了。这样一来，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就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游记》写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历劫磨难的故事。吴承恩是尘俗者，不是出家人。书中的天堂地狱，神佛妖魔，孙悟空，猪八戒等，有着浓厚的幻想色彩。他们不存在现实世界中，是艺术家虚构的产物。

《红楼梦》写女人事，抒女儿情。但是选择女儿凄息居新，颇费犹疑。“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断然住不得。只有一墙之隔的西府也缺乏安全感。怎么办？作者想起了女性最高代表——皇妃。皇帝的妃子雍容华贵，享尽富贵荣华。然而，森严可怕的深宫内苑却是“那不是见人的去处”。内心的幽怨凄凉寂寞难以名状。要冲破樊篱，畅叙天伦，就得回家省亲。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敢于挑战皇权的妃子么？清代康、雍、乾三朝没有，上溯数千年封建社会也没有。没有，就虚构一个吧！皇妃要省亲，家里要建造省亲别墅。省亲后，别墅无需空着，可以传下懿意，令十二金钗进住。这些女孩子就可以在大观园内诉肺腑，传心事，咏菊赋诗，即景争联。皇妃省亲，一举数得。难为作者匠心独运地构思出这样的好桥段！有了大观园，姐妹们虽然生有所依，尚依然死无所靠。在封建礼教下，象秦可卿、金钏、晴雯和红楼二尤这些饱受欺凌侮辱的妇女死后不能魂归天国，还要打入十八层地狱，惨受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此情此景，谁个不撩动忍恻心肠？作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在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勾划出一幅太虚幻境，让那些不幸的怨魄痴魂有一片详諡的安息地。

上述例子充分说明小说内容的虚构性。那种把虚构的贾家和真实的曹家等同起来的看法，那种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7）的观点是十分幼稚和失于偏颇的。

作者应当重视读者。作者和读者是相互依存的。不难设想，一本书没有读者问津，无疑等于被束之高阁；一个歌唱家面对空荡荡的音乐厅演唱，岂不是象是站在空谷旷野上呐喊。如此尴尬境地，他们将情何以憾？！作者创作时绞尽脑汁，废枕忘餐，把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把情节构思得新奇跌宕，无非是要激发读者兴趣，引起共鸣。从信息论看来，创作和阅读构成信息交流，是一种通讯行为。“通讯是一种博奕，是讲者和听者联合起来反对混乱力量而进行的博奕。”（8）维纳这句话的意思，换成今天流行语就是：“作者和读者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

作者不会“忽悠”读者，不会把要告诉读者的故事隐藏起来，只告诉蔡元培先生和胡适先生。道理很简单！因为作者没有先见之明，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不能预知他死后百年有两位大文豪降临人世。作者写《红楼梦》时，也不知他们身处何方？如何联系上他们？

作者创作时要做两件事。一是把各方面获得的信息分解，加工、组合，重构成新信息；二是把新信息形诸文字，写成作品。这两件事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织的。作者不能直接把自己脑子里的新信息传递给读者，读者也无法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直接获知作者脑子里的信息。要实现作者对读者的信息传递需要中介——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的最突出的成就”。（9）它是一个极期庞大的长期形成的人们公认的约定俗成的信码系统。它的产生与人类的进化有密切关系。人体结构具有大脑和相应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有关进行编码和译码的能力。但要掌握这套庞杂的信码系统，人们还要经过逐字逐句地长时间的学习。这个信码系统有两个特点：一是文字和语义在具体情况下，有着一一对应的规律。这样，信息和文字相互转换才能正确无误地进行。二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明码系统，其译码本就是各类字典、词典、辞海、辞源等语言工具书。

有了信码系统，作者才能把脑子里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人物、故事）写成文字，编成作品，作品辗转相传到了读者那里，读者通过阅读作品里的文字，脑子里接收到传来的信息，呈现出相应的影象。这样，就完成了从作者到读者的信息传递过程。在这里可以说，作者就是把脑子里的信息写成文字的人，读者就是通过阅读文字接收作者信息的人。

创作时，作者可以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但必须遵循相关的语言规律。山就是山，水就是水。猫是猫，老虎是老虎。不能说猫是老虎。贾宝玉就是贾宝玉，不是胤礽，不是纳兰容若，不是曹雪芹，不是传国玉玺。林黛玉就是林黛玉。她是贾敏之女，不是卢家女，不是董小苑，不是朱竹垞。贾探春是奇女子，不是须眉汉，不是徐健庵。贾政不是曹頫，王熙凤不是余国柱，贾家是贾家，不是曹家，不是宰相府，不是帝王家。文字的表象与其语义的内容是相一致的。文字是张三，语义是李四的表达方法是不存在的。作者不掌握，读者也不理解。《红楼梦》作者不懂这样的表达方法，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兰陵笑笑生统统都不懂，我国古代和现代任何一个作者都不可能懂这种方法。我们何妨把目光放远一些，投向整个地球村，纵观世界文学史，也没有发现一部文字表象与其词语内容不一致的作品，也没有一个人能读懂这样的作品，假如它存在的话。

把《红楼梦》的人物说成真实的历史人物，把贾家看作曹家或帝王家，是某些红学家的过错。文艺批评者应当是读者的拐杖，是沟通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决不该做出误解作者、误导读者的事情来。

文学是人学。小说以刻划人物见长。《红楼梦》描写人物极多，有人统计过竟达七百人。（10）塑造人物有没有模特儿，或称“生活原型”？鲁迅先生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各个作者性格不同，偏爱不同，艺术典型化方法有差异，自然不能一概而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对信息分解，选择和重构的一种非决定论式的内随机性活动。按目前科学水平而言，人们对脑神经系统这种高级活动的具体细节和机理尚不清楚。所以，除非作者自己，别人无从知晓。

奇怪的是，2005年8月，刘心武先生作客《百家讲坛》，讲述他的重大发现：

“秦可卿的原型就是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废太子的长子弘皙的妹妹。”

多么肯定，多么准确！实在令人惊诧。

秦可卿是宝玉的梦中情人，性启蒙者。噩耗传来，宝玉“心中似戳了一刀”，口吐鲜血。她和家公关系不寻常。人们不见贾蓉悼妻，却见贾珍哭媳，“象泪人一般”。她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领受风光大葬，极尽哀荣。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奇异女子，为什么只有一个“生活原型”，而不会是由几个模特儿拼凑而成呢？刘心武先生怎样得知作者心中的奥秘，教人生疑。《红楼梦》作者是谁尚存争议，就算如刘心武所云是曹雪芹，也难释疑团。从曹雪芹那里获得信息只有两个途径：一是语音，二是文字。曹雪芹仙逝多年，不能张口，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再说文字，只有一本八十回的《石头记》和两句诗：“白傅诗灵应甚喜，定教蛮素鬼排场。”关于“生活原型”不着一字。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刘心武倘若得到信息当在1992年至2005年间，在这些年的考古发掘中，也没有发现曹雪芹的任何文字踪迹。这样，我们得出结论：刘心武先生关于秦可卿“生活原型”的说法没有证据，只是他凭主观臆测杜撰出来的。信息传播需要物质中介，这是科学的规律。科学是显微镜和照妖镜，能令墨写的谎言毕露原形。

在题材与作品问题上，走得最远的当数周汝昌老先生。他毕生笃信自传说，简直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但是，自传说却被证明是错误的，枉费了几许光阴岁月和精力，令人叹息。上世纪中叶，信息论和控制论相继问世，揭示了信息创造，传播，接收，反馈的客观规律，阐明了作者，作品和读者的相互关系。作者是信息创造者，传播者，从题材到作品的艺术加工过程是在他的脑子里进行，经过他手写的文字输出的。读者是信息的接收者，评论者也是读者，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参与故事情节的构思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无法知晓作者在艺术加工过程中添加了多少自己联想或幻想的成份，尤其是古代已逝去的作者。现代科学思维为解决红学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周老先生年事已高，对新事物接触不多，缺乏理解，这也难怪。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创新的年代，新的先进的正确的观念必将取代旧的落后的错误的观念，红学研究将会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崭新局面。

注释：

（1）《俞平伯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73页。
（2）《精读鲁迅》，鹭江出版社，2007年，第358页。
（3）、（4）、（5）、（6）、（7）转引自宋广波：《胡适与红学》，中国书店，2006年第71页，第214页，第215页，第69页。
（8）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5页。
（9）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54页。
（10）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