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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大地专访：
程宝林的诗：存在的寓言
程宝林简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长期担任四川日报文学编辑，1994年应Djerassi Resident Artists Program之邀赴美访问，1998年5月以“杰出人才”身份移民来美，获旧金山州立大学（SFSU〕创作系艺术硕士学位（MFA〕，现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延伸教育中心兼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著有英汉对照诗集《纸的锋刃》、《程宝林抒情诗拔萃》、《未启之门》、《雨季来临》；散文集《国际烦恼》、《心灵时差》、《托福中国》、《烛光祈祷》；长篇小说《美国戏台》等12部；最新散文集《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被读者和专家选入2004年信息网络杯“上海市民最喜爱的20本书”书目。其诗歌、散文作品被收入中国大陆约100部选集，包括小学生语文课外读物、初中三年级《课外语文》(王蒙、刘心武编选)等，并获得约20多项奖励，包括中国文化部第二届文化新闻奖、四川省文学奖、成都市金芙蓉文学奖等。
程宝林主要作品介绍：
诗集《雨季来临》：新时期中国第一本在校大学生自费出版的诗集，1985年2月出版，引起全国诗坛热烈反响，许多著名诗人，如舒婷、流沙河等捐助出版，谢冕教授作序。此书引起此后数年的自费出版热，并奠定程宝林学院诗歌主要代表诗人的地位。英文中国日报(China Daily)1986年7月22日以半版篇幅，配以作者照片，介绍到海外。
诗集《未启之门》：此书1987年12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旋即入选在香港举行的中国图书展，并获得第二届四川省文学奖。
诗集《程宝林抒情诗拔萃》，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获得第三届成都市金芙蓉文学奖。
散文集《托福中国》，1995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半年内第二次印刷，获得第四届成都市金芙蓉文学奖，是这项两年一度的评奖中，两部获奖散文集之一。
长篇小说《美国戏台》，37万字，是中国第一部以在美中资企业为主要刻画对象的长篇小说，1998年2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此书曾被福建日报、武汉晚报、重庆晚报、汕头特区晚报等近20家报纸连载，其中深圳商报在1997年10月至1998年6月期间，以每天一节的篇幅，全文连载。
散文集《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2004年8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中美两国约60家报纸、杂志刊发书评，包括文汇报、新民周刊、羊城晚报、深圳商报、东方航空杂志(英汉双语)、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东方早报、纽约侨报、多维时报等，并经专家和读者三轮投票，入选2004年信息网络杯“上海市民最喜欢的20本书”，排名第13位。
程宝林采访：
小平： 程宝林先生，你好，首先谢谢你接受我们纵横大地（
www.Cross-Land.Net）的采访。早就知道你的大名，今天得到你的允许采访你，把你介绍给大地的写手，我感到特别愉快。最早注意程先生是经由《我在硅谷当警卫》开始的，当时这篇文章被许多网站转载，看过以后便留下深刻的印象，程宝林是你的笔名还是真实姓名？你从一个“杰出人才”变成一个“警卫”，你是怎样处理这种“落差”的，在那段日子里，你还有文学创作吗？尤其诗歌，若有的话，哪些作品出自那个时期。
程宝林： 谢谢纵横大地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和读者有短暂交流的机会，谢谢你花时间对我进行访谈。“程宝林”是我的本名。你提到的那篇关于警卫工作的纪实文学，发表在纽约的《彼岸》和北京的《报告文学》杂志上，国内多家报刊杂志，如《旅行家》、《文摘周报》等，都曾转载过。1998年5月，我带著妻子儿子，第二次来美国打天下，住在南湾一个老朋友郭城家里。他是圣荷西一家警卫公司的创办人和老板。他说：“你刚来美国，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就先到我公司里，当办公室助理，兼任警卫，一个月也能挣个小两千的，骑驴找马罢！”就这样，我抵达美国几天之后，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警卫公司的办公室助理兼警卫，在圣荷西一带的几家电脑公司的停车场，都留下过我巡逻沉思的身影。7个月后，我考入世界日报，担任新闻编译，便辞去了这份工作。警卫工作是我从事过的最舒服、最轻松的工作，但由于工作性质的限制，这一期间我没有写过任何文字。毕竟，初抵美国，拖家带口，生存是第一要紧的事情。从国内体面的大报编辑，到美国的警卫，我心里并无任何“落差”，因为我深知，任何劳动都是体面的，只有内心虚弱的人，才会掩饰自己职业上的不得意，羞与人言，甚至编造假履历，装点门面。在美国前后10年，这样的例子，在华人中不胜枚举，就不去说它了。
小平：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诗歌最近一些年来境遇不是很好，比如在中国，诗人们是生活比较潦倒的一个文化人群落，你为什么选择了诗歌？有人说你属于身世苍凉的诗人，你怎么看？
程宝林：1980年，我以湖北省荆门市文科“状元”的高考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但不久即休学一年，其间开始诗歌创作。第二年复学后，正逢中国社会开始对外开放，我对诗歌的热情和痴迷与日俱增。1982年7月，吉林省长春的《长春》月刊(现《作家》月刊前身)发表了我的第一首诗《邂逅》。这样算起来，我从事严肃写作，已经有24年了。成就虽然不大，声名虽然不彰，我颇感欣慰的是，这一丁点文名，完全来自我的作品本身，而不是我参与的文学与非文学的活动。名以文立，对源自作品之外的一切荣耀缺乏兴趣和敬意，是我为自己确立的写作伦理和文人标准。
至于说到诗人的境遇，我并不完全同意“潦倒”这个词。相反，在中国，许多当年穷愁潦倒的诗人，后来变成书商，成了文化界的巨富；还有一些所谓的“地下”诗人，后来进入大学，当了教授。对诗歌的热爱和追求，惠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诗人。
一个人与诗歌的结缘，与其说是后天的追求，我更愿意相信是命定的归宿。真正的诗歌，是赤子的事业，更是智慧的事业。一个深具机心、广有城府的人，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散文作家、小说家，但不大可能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从本质上讲，我是一个多情的人，悲悯的人，感于事而敏于言的人。这就注定了在我的青春岁月，多汁的心与诗歌之神必然遭遇，并成为一生中最深的缱绻。
就我自己的阅读范围而言，我并不记得有哪位论家，说起我是“身世苍凉”的诗人。恰恰相反，和大多数具有相同乡村背景的同龄人相比，我算是一个幸运儿：上大学最热的时候，我上了中国的名牌大学；当记者吃香的年代，我当了10多年省报记者和文学编辑；“出国热”延续发烧的时候，我获得美国一家艺术家基金会的邀请，来到美国；在短短15天里以“杰出人才”身份申请到全家三张绿卡；抵美几天就当了办公室助理；半年后进入中文大报担任编译；两年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份生意；全职攻读两年半，拿到在全美创作教学领域名列前茅的旧金山州立大学创作系艺术硕士(MFA)学位；第一份教职就与美国名校柏克莱加大(UC Berkeley)相关；不久前，在房地产涨幅刚刚减缓的时候，又幸运买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成为旧金山文友圈子里最后的“居者有其屋”者。在我的农村老家，兄妹六人中，五人读过大学；在我的小家庭里，我们赡养20年的妻子的外婆，不久前以96岁高龄安祥去世。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我对上天给予我的厚爱，包括我肩头所承担的“上有所养、下有所抚”的家庭、家族与社会责任，深感骄傲。
但并不矛盾的是，我的内心，倒真是“苍凉”的。这源于我，本质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于人类的处境、人类的困境、人类无日无之的杀戮，还有，人类21世纪的最大敌人-贫困，我恒常怀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哀感。
小平：有评论说你是少见的诗、文、小说俱佳的全才作家并进入了丰产期，在各种文学题材中，你更钟情于哪一种表达方式？最常写的是哪种体裁？其丰产意指那一类体裁，还是在诗歌，散文，小说全方面的？
程宝林： 可以这样幽默地说：在中国的诗人中，我是散文写得比较好的诗人；在中国的散文作家中，我是诗写得比较好的散文家；在中国的诗与散文都比较好的作家中，我又是英语比较好的英语工作者；在中国的诗歌、散文、英语都比较好的作家中(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我又是极少受过正规美国教育、且能自由往返中美两国的人。概括起来讲，1982年到1992年，是我的诗歌丰收期；1992年到2002年，是我的散文丰收期；2002年到2012年，大概就是我的双语融入期了。
还可以更为简略地说，我最珍惜我作为诗人的声誉；我最看重我散文的影响；我最期待我小说的深度。痕7b在，我最倾心的文学形式是长篇小说。
小平：读你的诗，觉得你属于情思奔涌的诗人，可以谈谈你是怎么保持这种创作激情的吗？尤其在海外生活波折比较大的时候？
程宝林： 保持诗歌的创作激情是相当艰难的事情，有时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诗歌的三要素：灵感、才华、思想，并不是完全同步抵达的。才华常有，思想常在，而灵感常缺。诗歌是一门越写越难、越写越少的艺术，所以，它是自杀的艺术-这也是古今中外许多诗人弃绝生命的深刻原因。一个诗人，如果一生能写出20首广为流传的诗歌，其中5首足以传世，他或她就不虚此生了。诗歌的数量毫无意义，这一点，与散文绝对不同。一千篇相似的散文，仍然有它们的存在价值；一首诗与另一首诗，如果有一丁点的彼此相似，那就是诗人的失败。
我现在很少写诗，常常几个月一字未写。但我并不心慌，一是因为，我在20多岁的时候，已经写出许多好诗来了；二是我现在不写则已，只要写出来，都是有相当新意的诗歌。对自己诗歌艺术的这点自信，使我面对诗坛的喧嚣和热闹，毫不动心。
小平：有人说你属于学院派诗人，你觉得是这样吗？你可否就学院派和非学院派的基本差异做个简单的阐述。你觉得你的诗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你对一些另类诗人及他们的诗作怎么看？比如伊沙以及一些垃圾诗歌或下半身写作，持何态度？
程宝林： 在80年代中期，以我自费出版的诗集《雨季来临》作为标志，我被许多文学词典之类的工具书，列为“学院诗歌”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关于什么是“学院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新潮文艺知识手册》(石道成、王君编)列有“学院诗”词条，摘要如下：
“指80年代初、中期由我国各大专院校在校学生创作的，表现他们对人生、社会、友谊、爱情的理解和追求的诗歌，是继现代诗派之后出现在诗坛的创作现象。学院诗的真正代表，就是1980年以后进校、年龄较小的大学生们，他们以程宝林、宋琳、菲可、张小波、曹剑、钱叶用、彭国梁、伊甸等为代表。由于他们大都缺少现代派诗人极其艰辛的人生履历和与扭曲的道路、阴暗的社会思潮不懈搏斗的心灵进程，同时由于当时的反思文学思潮已趋于低潮，他们的诗也就回避了现代诗派的题材与主题，更多地选择了永恒的主题，如爱情、友谊、母爱等，写校园生活，写透过教室玻璃窥见的新生活的折光”
我的前期诗歌，《诗刊》副主编李小雨的一段话给予了美丽的概括：“一只帆，一只明亮纯洁快乐的帆，一只向风暴挑战的骄傲的帆，一只充满了不安和骚动，充满了热情和狂放的帆，在雨季来临之前温柔地歌唱。它对土地怀有深深的感情，却要驶向大海；它洒满阳光却憧憬风雨，它忧郁早熟却又永远不肯长大。在它难于安静的强健灵魂里，青春的血液在奔腾(《雨季来临》跋)。
我的后期诗歌，美国青年诗人道格.麦克法森( Doug MacPherson)则是这样总结的：“在《纸的锋刃》中，程宝林真切地揭示了将我们的世界划分为内部与外部的玻璃。我们很容易处在玻璃的这一边，或是那一边，而玻璃之内很快就会变成玻璃之外。我们同时置身于暖房之内与暖房之外。作为花匠，我们深知事物的生长；作为孩子，我们意识不到野蜂有刺。只看到它的美丽。当玻璃上的雾气干燥，这两种视野似乎融为了一体，却仍能感觉到失落与隔绝。程宝林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到这种失落感的：理发的孩子、系鞋带的青年女子、在人行道上行走并仰望天空的老者。我们停下脚步，和他一起仰望，对环绕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有了更为细致的观察。”我的导师、美国著名诗人保罗.胡佛(Paul Hoover)，则评论我的诗歌是“存在的寓言”，令我完全折服。
小平：作为一个近年来无论是北美还是中国大陆很著名的诗人，你觉得怎样定义当代“中国先锋诗人”，你觉得你属于这个范畴吗？请您简单谈谈目前中国先锋诗人受到的一些外来影响。很多人指责当代的许多诗者盲目模仿西方当代诗歌，用汉语写西诗，在贬低民族传统，你对此如何看待？你觉得西语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影响是什么？这个影响和我们的民族传统的冲击是什么？
程宝林：首先要声明一下，我算不得“著名”，最多在诗歌和散文界“知名”罢了。让我们对“著名”这个词怀有虔诚的敬畏之心，让它与成就相随，不要滥用了它。否则，对于那些真正体现了创造力，在文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著名作家，就太不公平了。在文学殿堂里，如果我算得上是一个入门者，就已经足感欣慰了。“先锋” (Avant Garde)这个词，在中国，也或多或少有被滥用的趋势。我无法定义“先锋诗人”这样一个概念，但我自知，我不是先锋诗人；但我同样自知，我不是传统诗人。现代诗歌的源头来自西方，是最年轻的一门语言艺术，迄今为止也不足百年。许多人都是在西方诗人和诗歌的影响下写起诗来的，所以，西方语言对于汉语诗歌的影响，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和必须的。西方诗歌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在于它促使中国诗歌，由“情感语言”向“理性语言”转变。这是个大题目，恐怕要一本书才能给予论证。
小平：多年海外的生活，你觉得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你的诗歌创作最直接影响是什么？
程宝林：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我的诗歌创作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加了我诗歌中的人文诉求，特别是对于人类永恒价值，如“自由”与“尊严”的认同和追求。在我36年的祖国生涯中，我感到这是最脆弱、最容易被伤害的东西。
小平： 你觉得汉语诗正在走向衰退吗？你对越来越小的新诗市场怎么看，最典型的说法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你这样认为吗？
程宝林：汉语正在全球变得越来越热，美国的中文教师出现了供不应求之势。很难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汉语诗会走向衰退。恰恰相反，随著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以及网路的普及，诗歌成为最容易进入的文学领域。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办诗歌网站，出版网刊，很少有人被控我们80年代经常遇到的“非法出版”罪名，诗歌不再局限于全国的几家诗歌刊物。这是一个人人可以当诗人的时代。
小平： 除了写新诗，你也写格律诗吗？你觉得今人写古诗还有可能超越古人吗？特别在语言上和意境上，你觉得今人写古诗的意义是什么？
程宝林：我偶尔写点七律什么的，纯是好玩，根本不合格律，因此，绝不可算是格律诗。今人写古诗，断无超越古人的可能，也无这样的实例，因为，“在干涸的血管里/古老的墨汁渐渐流光”(旧作《写大字的人》)。最近读了刘荒田的一篇长文，写他家乡的旧体诗诗人程坚甫先生。从文章所引的少量诗作来看，程坚甫先生的旧诗是少见得好，但仍然是今人所写的旧诗，无法超越古人。
小平：中国古典诗歌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新派写手试图尝试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但他们的作品仍然带有浓重的古典浪漫主义色彩，你觉得新诗的写作有必要特别传承传统吗？或者干脆摒弃传统？
程宝林：我个人并不喜欢浪漫主义的诗歌，但现代诗歌，既然以中文为载体，自然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诗歌是一种世界语言，诗歌的一些基本要素，无论在哪种语言里，都是相通的。
小平：古今中外哪些诗人是你所喜欢的，他们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可否和我们具体分享一下？
程宝林：中国古代诗人中，我读得多的是李、杜、苏轼和辛弃疾；现代诗人中，几乎所有诗人作品都读过；外国诗人，则很难列举，因为以前都是读的译本。自己也算是一个翻译工作者，以后在这一领域要有所承担，有点作为。
小平：你的诗歌中，你比较满意的有哪几首？为什么？我发现你的诗歌中，不乏以女性为载体的作品，比如《孕妇》《一个来访的女人没留下姓名》，你怎样理解女性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中所担当的角色？
程宝林：在我的诗歌中，我比较满意的，如果只限定列举5首的话，它们是：《雨季来临》、《栽培葡萄》、《银杏》、《布履平生》、《玻璃》。此外，长诗《蒸汽机车》也是我自己偏爱的作品。确实，我写过一些女性题材的诗，甚至还写过一些直接以性为题材的诗，如《第七个夜晚》等。在我的诗歌里，女性永远是赞美和讴歌的对象。
小平：你觉得诗人的气质是什么？你在诗歌里倾注最多的是什么？你对“诗人总是孤独中的言者”有何看法，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尤其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常常有孤独感吗？
程宝林：其实，关于诗人气质，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赤子之心在行为方式与精神状态中的反映与外化。我常常有深刻的、强烈的孤独感，主要是仍不适应美国社会中“孤绝”的生存状况，对于美国社会病态的、极端的隐私观念，也一直难以认同。我们在美国结交的朋友，与在中国结交的朋友，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在中国的朋友，散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天南地北都有；我们在美国接交的朋友，局限在圈子里，每个人都是他人所共同认识与交往的。这样的环境，很容易传播是非，也很容易引起才华、名气、微小利益争夺的冲突。在这样的社交环境中，很难产生灵魂共振与共鸣的朋友，连坦率诚实的纯文本交流都难以做到。我们只有屈指可数的派对，可以聊慰内心的寂寞。“无与语者”，这曾是我的一篇散文的标题，也是我置身美国常有的心绪，而不习惯于在电话中，与朋友谈论具体事务之外的任何东西，也妨碍了我成为社团中的闻人。不过，非我所求，自然安心。
小平：看到报导说，你已经开始英文写作，可否谈一下你的近期写作计划？
程宝林：我确实有两本英文书的写作计划，都是关于中国乡村的，其中一部，已经作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访谈录音。近期我打算将我历年来散文中的“美文”类作品，编为一本散文集，谋求出版，此外，便是备课、读书、写这两本英文书了。没有做成的事情，还是少谈为佳。
小平：你还有什么需要和大地网友们分享的？什么都可以。
程宝林： 我在此感谢大地网友，花时间阅读这篇访谈，并顺致美好的祝愿。
小平：非常感谢程宝林先生接受我们纵横大地论坛的采访。谢谢大地网友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