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的责编细述

阿来与《尘埃落定》

脚印  

    好多年前，诗人廖亦武来说，有一个人让他感觉特别好。他是指人的气质特异。朋友都知道，廖亦武对人相当挑剔，进入他的“好感觉”范围的人寥寥无几。他一定要让那个令他感觉好的人来见一面。朋友真诚地推荐朋友，那个时代，纯是精神上的事。那天他们踩着吱吱呀呀的木楼梯来到我的小木屋。“阿来！”廖亦武淡淡地说，阿来个儿不高，气闲神定，散淡随意，我们喝了一些葡萄酒，阿来几乎不怎么言语，喝了酒也没见他神采飞扬。是时的阿来正在写诗，兼写小说。那时候四川诗派林立，大师辈出。阿来有幸没有忝列其中，他的诗极具异域的明亮色彩，又有点哀愁和伤感，他倒没有那些与诗歌同步运作的诗人情状，另外他把诗歌语言操练出来的一切好感觉都带到小说里了，不可一世的四川诗人笑傲江湖，却又隐隐感觉尚有高手深藏武林中，他们说，就是阿来。

    我早年看过阿来的小说，却很少跟阿来谈小说，他的中短篇小说，打磨得都很精致，格调也很稳定。谈这类小说，是很要心智的，阿来也不主动谈自己的小说。写小说这种个人劳动曲里拐弯牵肠挂肚，阿来可能更愿意自己品尝，有时他从草地到成都，相约喝酒也是摆些闲龙门阵，相互问候说又到过什么地方，那里有什么人什么事。阿来总在阿坝草地上游来荡去。他有时候对宗教问题感兴趣，有时候对红军过草地的遭遇感兴趣。朋友多时，他更少言谈，酒至酣时，大家便唱歌，阿来便欣然加入进来，他是一个好歌手，那声音低沉，柔和，却又有明亮的色彩。很多写手在文学上都有些妄想，但看不出阿来有没有。

    1994年我回四川在成都呆了两天，阿来在几百公里外的阿坝，自然无缘见面。听说他好像不太顺，我给《四川文学》的朋友高旭凡打电话。那边的声音说，高旭凡不在。我说，哟，跟我开玩笑，你明明是高旭凡。那声音说，我真不是高旭凡，我是阿来！我兴奋起来：阿来你在成都？！还能见到你！第二天，见到高旭凡。高旭凡说阿来不能来，他生病了，每天打点滴，就在我那破平房支个床，情绪也不好。我在《四川文学》宿舍住过很多年，情状我是能想象的。朋友们在聊天喝酒，南方的秋雨绵绵，房檐滴答着清冷的水声……

    后来我才知道，阿来这年已经写完了《尘埃落定》，并开始了在各出版社漫长的流浪旅程。之后，阿来回到阿坝州继续编那本纯文学双月刊《新草地》。空隙时，给旅游电视片撰写解说词，给地方志撰写宗教方面的文章，总之，为地方文化建设作贡献。《尘埃落定》的命运尚在一团迷雾中……

    1997年，《当代》编辑周昌义、洪清波将疲惫的《尘埃落定》带回北京，副总编辑高贤均读后，认定这是一部好小说，他在电话里兴奋地说：“四川又出了一个写小说的人。”书稿编好后，出版社将订数订在一万册。当时纯文学人气散淡，一本小说发行3万，简直就是奇迹了。对于陌生的《尘埃落定》，陌生的阿来这个名字，印数一万也得咬着牙。

    《小说选刊》有本《长篇小说增刊》，供职该刊的关正文常“流窜”到各出版社抓书稿，他刚发过《抉择》，反响不错，高贤均向他力荐《尘埃落定》，关正文刚认识了阿来，对阿来印象颇好，便急忙驾车来我家取书稿。我兴奋地跟关正文谈了半天书稿，他只颔首说，回去看看再说，很是老练的样子。几天后他来电话说，好，不错，我们要用20万字。刊物出来后，关正文又来商量要开个《尘埃落定》研讨会。关正文有新点子：不要老面孔，不要老生常谈，刊物送到新派评论家手中，还送了一句话：有谈的再来，没谈的不必勉强来。效果是奇异的，研讨会本定在40个人左右，结果来了60多人，很多人是知道了《尘埃落定》这部书来研讨会旁听的，很快报纸上陆续出现关于评价《尘埃落定》的文字……

    这下该出版社坐下来商量对策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牌子又老又硬，好书稿、好机会、好编辑不缺，社里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应市场化的出路，1998年社里刚成立了宣传策划室，室主任张福海年轻有锐气，他认定要做就要把《尘埃落定》做成一流的作品，老牌出版社第一次尝试了全方位策划、营销一部纯文学作品的运作：写出厚厚的策划书、开新闻发布会、电视、广播、报纸大规模立体宣传、区域代理、全国同时发货，每日监测销售量数据，不久盗版书铺天盖地……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11月15日第九版)

阿来　拂去尘埃见本心

尚晓岚  
   
　　作家阿来近日吉星高照。他的名作《尘埃落定》的美国版权不声不响地敲定，又一举获得我国文学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甚至有人说这部小说完全够资格去敲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

　　阿来以一贯的豁达和平静正视扑面而来的赞誉：“我写作不是瞄着什么奖，写作本身对我才重要。”今天身价百倍的《尘埃落定》当年曾历经磨难。1994年年底，阿来在阿坝完成了小说，而一些出版社不予接受，直到1998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尘埃落定》描绘了一个土司家族的兴衰，阿来在其中展示了他对地方史的出色理解，并向英雄主义精神深深致意。阿来说：“我一直关注地方史，《尘埃落定》中某些真实的细节来自我长时间地从民间传说和各种资料中积累起来的感性知识。小说的另一个情结是埋在我心中的英雄主义梦想，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藏族人血液中遗传的精神气质。我们今天的生活舒适但很平庸，我用小说去怀念那生与死、铁与血的大的浪漫。”

　　《尘埃落定》之后阿来再没写过长篇小说，连中、短篇小说都很少。阿来将《尘埃落定》视为对故土、对往日生活的一个交待，很快他就从阿坝辞职到成都谋生。他应聘到科幻世界杂志社任编辑，1998年升任主编。谁也没想到阿来也是一个办杂志的高手，他接手的两年间，《科幻世界》销量翻了一番，涨到40多万份。《科幻世界》少年版《飞》日前刚刚试刊，反响极好。所以现在阿来对办刊物雄心勃勃，他的计划是把《科幻世界》的品牌作立体开发，把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读者都吸引过来。所以，阿来对当一个“职业作家”没有兴趣：“作为职业作家太孤独，与社会接触太少。在办刊物的过程中我学到很多东西，有很多乐趣，其成就感不逊于写小说。”阿来并未辍笔，他还在酝酿新的长篇，同时提倡写“科学美文”。记者看到他最新的作品是《飞》杂志中的《生命之水》，阿来对水母的构造和对土司制度同样熟悉，这真令人惊异。阿来是一个务实的，又别有怀抱的作家，科学和文学在他的追求中殊途而同归。

《北京青年报》 2000年10月26日

评阿来的《尘埃落定》


    青年评论家 葛红兵

　　有消息说阿来的《尘埃落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觉得，这个小说完全可以拿这个奖。此小说可以说是汉语言文学在90年代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比较于陈忠实的《白鹿原》，它一点儿也不差。在《尘埃落定》这样一些小说身上我们已经可喜地看到90年代以来，中国白话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收获期，90年代出现的重要作品其质量几乎可以和过去的整个世纪的白话文成就媲美。

　　对于阿来的《尘埃落定》，我想这部小说在艺术感觉上以及文化意识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西藏文化的神秘与芬芳，其特殊的艺术感召力，我们曾经在“汉人马原”的小说中见过，那个时候，“汉人马原”以一个异乡人身份来到西藏，他在那里奇异地走动，进而他回到汉文化的语境中向人们讲解他的异乡异闻，其文化上的意韵透过小说叙述上的现代化转化，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西藏迷宫。另外，扎西达娃也具有同样的力量，他对西藏文化的理解可能超越了“汉人马原”。

　　但是，阿来似乎比他们两人更进了一步，阿来并不是在写异乡异闻，而是在写一种始原状态的人和魂，阿来的写作是他还没有离开原始的写作，他的精神依然在那片神奇的光芒之中。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表现了一种有节制的先锋性叙述，这是极端实验主义小说的后产品，它避免了极端实验小说对读者的歧视，将阅读和理解的张力交给了读者。

　　我们看到，一种类似沈从文式的语言，那种平静的，有张力的汉语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极端的情绪流语言，极端的描述体语言作为实验已经从这里退场，留下的是对语言的真正的把握。这种努力是白话汉语言文学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当然，这个小说在故事和叙述上都有夸张的地方，有的地方似乎不统一。小说对内容的依赖太多，形式上的力量依然不够。

《尘埃落定》：一本神秘的书

亚辰  

　　阿来，１９５９年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履历表上列为籍贯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八十年代中开始创作。出版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与诗集《梭磨河》。《尘埃落定》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内容简介

　　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

　　１９９４年五六月间的某一天上午，阿来坐在马尔康小镇５楼的房间里，打开电脑，在屏幕上键出《尘埃落定》最初的几行字。窗外是一片青翠的白桦林。小说的第一章是《野画眉》。
　　其时，阿来是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文化局《新草地》双月刊的主编。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在南京全国书市上，阿来身着宇宙服似的夹克在摊位上推广他主编的销行４０万的《科幻世界》及其子刊《飞》。据最新消息，《尘埃落定》获得了第５届茅盾文学奖，并且在四位获奖者中排序居首。另外一个消息，是阿来日前赴美国签下了《尘埃落定》英语版权的第一份合约，版税是１５万美元。
　　１０月１５日，在南京的上海路长青藤咖啡馆，记者与阿来有了一次与书相关的访谈。
　　
　　记：《尘埃落定》写完后是什么感觉？
　　阿：自己觉得是写出了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好的东西。写完之后是长达四年的在全国各出版社和大的期刊社之间的旅行。
　　他们可能是托词：现在纯文学不景气，觉得这种小说不会有市场。编辑习惯了看先前的有规律的小说，发现《尘埃落定》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吃不准，没有办法给它一个定性，说它好还是不好。只好“请你理解”。
　　记：在四年的流浪中，你的信心动摇了？
　　阿：没有。计划体制带来的结果：并不是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岗位上，现在也如此，只是当初更严重。再加上当时开始搞市场经济，那时认为小说写凶杀写色情才有市场，至少是认为纯文学没有市场。
　　记：最后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我甚至已经不抱希望了，反而是“人民文学”拿到这个稿子，一个月后就拍板，作为１９９８年的重点稿。首印就印了５万。后来是长时间的被盗版。后来又印刷５次，正版将近１０万册。也许到了１９９８年，恰好公众可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饥渴期吧，没有读到特别的作品。作品有很多机缘。
　　记：文学专业人士可能不大理会，但读者还是对人物的原型、渊源感兴趣。你的人物有什么原型吗？
　　阿：没有。这也是我极力避免的。在阿坝那个地方有清朝册封的１８个土司。我也读了很多史料。如果我照着一个原型写，说不定土司的后代会找我纠缠。这种题材是比较敏感的。
　　服饰、建筑、风俗、典章故实，我保证都很真实。但进入到故事领域，就是我的虚构了。
　　记：这些人物在你先前的小说中出现过吗？
　　阿：没有。以前写的都是当代生活。完全没有那个时段的故事。
　　记：你的人物不是无根的吧？
　　阿：我可以这样说，里头有几个人物倒是像我本人性格中的不同侧面。如果拍电影，我觉得自己可以扮演其中一个人物。
　　记：哪几个人物？
　　阿：老土司，土司的傻瓜儿子，被割去舌头的书记官。
　　记：你是在写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故事，那么爱情故事只为了配合它吗？
　　阿：不是，不完全是。我们通常的小说一个都不敢离开中心。这样的小说读起来没劲。
　　我喜欢写一些不那么要紧的东西，说一些不那么要紧的话，首先它们好看，而且写出了某种真实状态。
　　记：这部小说写了权力斗争。中国读者对宫廷争斗、权力都比较有阅读经验、阅读准备。
　　阿：有批评家看出了小说中的寓言性质。寓言可以让读者会心一笑，原来一个土司，跟一个国王皇帝争斗起来是一样的。我在写作时也经常有会心的联想。
　　土司在藏语里叫“嘉波”，就是国王的意思。他从中原王朝领一块金牌，不时有大员来他的领地视察一下。每年上供一些麝香、豹皮、鹿茸，上边则赏赐银子、绸缎。这种交易是一种赚钱的买卖。他给皇帝的总是少，皇帝给他的总是多。皇帝是一个大施主。但他回去后完全是个国王。它很小，是一个缩微景观，可以看得很清楚。
　　记：这么多年以后，你回过头去看，怎么评价它？
　　阿：它已经有它自己的生命，不再是我的私有品，我还是觉得它是个好东西。
　　记：有遗憾吗？
　　阿：所有的东西完成后都有遗憾，但是我永远不会动它一个指头。它就是那个阶段的我的最好东西。我也没有特别理性地想它何处好何处不好。
　　记：在奖和版税之间，你会更看重哪个？
　　阿：那我更喜欢版税。得到茅盾文学奖，当然高兴。它在中文世界已经取得了成功，包括台湾版和加拿大版，而且都销售得很好。
　　英文版一直在谈。经过经纪人的运作，找到了最好的美国文学出版社——— —休格顿出版公司。它首先是美国市场对我的小说的一种认可。翻译者给我发来一个很长的传真，传达了出版社的态度，说你不要以为是仅仅因为小说的西藏背景，首先他们（出版社）认为它是一部很精彩的中国小说。因为这个出版社出版了很多中国小说，其中的故事都很好，但人物往往平面化。而你的“人物生动，个性复杂，富戏剧性效果，又不失真实感”。翻译者是著名的汉学家葛浩文，译过萧红、沈从文的作品。
　　这次不是买断版权。１５万美元也只是３万精装本的版税，仅仅是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三国的英语版权。经纪人是美国最好的经纪人之一，他代理的作家中包括谭恩美。另外他也要求我授予另外１４种语种的代理权，还有就是我其它作品英语版权的优先权。
　　茅盾文学奖是来自国内学术界和官方的认可。签约英语版权则是来自美国市场的接受。
　　记：对《尘埃落定》有没有很到位的批评？
　　阿：如果是我来选择，从这个批评家那里拿一点，那个批评家拿一点，拼合在一起，可能会比较满意。
　　我们的批评家很少作文本批评。中国现在的批评家只是用你作材料，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为此在寻找适合他的概念的材料。
　　记：哪些阅读过的作品作家，是你比较愿意靠近的？
　　阿：我对拉美文学作过一些研究，也研究过欧洲文学，但我更喜欢美国文学。欧洲文学创造了很多文体，美国文学没有。但是很多欧洲源头来的文体，一传到美国，被美国作家一加运用，跟美国的现实一结合，就出大师，就有生机勃勃的、很多现实感的东西。乔伊斯、伍尔夫读起来不把你累死。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更有活力、更成功。它不再是纯文体的东西。
　　对我有直接影响的，还有一部《侏儒》，很薄的长篇。写一种不太正常人的思维，对我有启发。后来还有人说我写的是中国的阿甘。幸亏阿甘是后出的。
　　记：诗人中有你特别喜欢的吗？
　　阿：我至今还是喜欢惠特曼，喜欢艾利蒂斯，喜欢聂鲁达。别的当然还有很多。有些阶段我特别喜欢阿莱桑德雷，西班牙人。
　　记：还写诗吗？
　　阿：我记得１９９１年第５期《上海文学》发了我最后一首诗，再没有写过。
　　记：国内批评家一度经常使用的一种批评句式就是：某某某的长篇小说不像长篇，意思大概是不饱满。好像没有谁用类似的句子批评你。
　　阿：可能我除了故事，还有人物立得住吧。
　　人类的故事是逃不开一些大的模式的。你要是强迫自己写一个不同模式，人家可能会认为它没有真实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通常的中国小说家比较拘谨，老是扣紧一个主题不撒手。所以人物故事不够丰满。
　　如果你的人物到了五万字就定型了，后来的事件就是重复了。一个很老的理念：情节的历史就是人物性格的历史。当人物性格发展完成之后，它没有历史了，那情节还怎么发展？仅仅讲一个故事？而且你还要讲得特别有花招。马原把故事讲得那么有花招，也就几万字。
　　要敢于围绕人物讲讲“废话”，但这些废话一定要风趣、幽默。干巴巴的，人家一定不要听。
　　记：听说影视界一直有跟你接触，谈改编权，你看重作品的影视版吗？
　　阿：我不大看重电视剧，比较看重电影。电视剧会帮助作品在公众中扩大影响，但我相信《尘埃落定》会是一个比较长的存在，电视剧的影响过去了，《尘埃落定》还会在。
　　电影界，我也接触过一些很优秀的人。但是，一个问题是对作品的理解有偏差，另一个，是进入商业操作就比较奇怪，我不想多说它。电影，一段时间不做，我也无所谓。
　　记：你是否在乎别人称你为一个藏族作家？
　　阿：在一定的圈子里使用藏族作家这个概念，是有一定消极的歧视。有的刊物发我的作品，我提出，如果征求我的意见，那么不要加藏族作家字样。我不需要这样特别的提示。如果一定要加，我也无所谓，因为我本身就是藏族。问题的关键是，人性、人类的情感状态是相通的。我写的是关于人的而不仅仅是哪一种人的生活。  

《南方周末》 200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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