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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佳文转载] 百般委曲难求全 — 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 (中) [打印本页]

作者: beige 时间: 2006-8-6 13:08 标题: [佳文转载] 百般委曲难求全 — 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 (中)

一九八四年，「原罪」紧箍咒开始松动，父亲为文表扬他的企业家父亲所作的好事，兼及官至清廷总督的曾祖父。关于国共两党，父亲也有新的认识，在一次同人聚餐时父亲对学生夏应元说，杨人缏先生他们解放前说「民主在国民党治下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是有和无的问题」，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对于被组织派进「梁效」又被组织当反革命整肃，仍是他头号伤心事。美国历史教授田浩来北大见父亲，谈话中向他请教《柳宗元和封建论》中的一个学术问题，父亲忽然哽咽，连说为那些文章给我们加罪名是冤枉的。田对这离题之谈甚为惊讶，数年后见我仍以此相询。我告田该文是「梁效」期间所写，而「梁效」案是父亲晚年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没有在那个年代在中国长期居住过的人不易理解。

　　一九八九年，父亲来美开会，母亲同行，会后访问在美亲友，再到纽约我家「就养」。国内民主运动兴起，父亲与亲友通电话，共祈不要流血。但当局终于开枪，父亲痛心疾首。我建议父亲与我同去参加领事馆前抗议集会，被母亲制止。以后几天，我陪父亲访问他在哈佛同学桑恒康教授。桑毕业后在美工作，从联合国退休。桑在谈话中大贬方励之，父亲未置可否。等离开桑家，我立即对父亲说桑没有亲历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批评方。父亲颔首不语。其后父母又见过老友任之恭夫妇，任说：「过去国民党骂共产党杀人放火，我向予驳斥，现在杀人这一条我是没得说了。」父亲点头。几天后，任在华盛顿地区集会上讲话谴责屠杀。北京消息显示专政利刃再次指向知识分子：「平暴」清查，党员登记，人人过关。我建议父母暂不回去，甚至考虑在我处住更长时间。为避免违心说话，父母思想斗争之后决定在我处等待一段。这大约是校内传闻父母已决定永远不回去的起因。领袖的组织是不能自由离开的，你进去了再想出来，要付代价。我以为六四之后的党员重新登记是个机会，只要父亲在我处住到登记结束之后再回去，「技术」上错过了填表，就可以以最小代价脱身，变成无党派人士。我低估了此事的难度，也低估了当局的威力。父母生存的物质资源全由当局所垄断，他还不敢象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那样破釜沉舟，声明退党。

　　父亲住在我家时动笔回忆他的前半生，此文后来发展成《毕竟是书生》。我读后认为他漏掉了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几十年被打压、愚弄、利用和蹂躏的史实。到一九九三年自传《毕竟是书生》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发表，他仍无意增补以上内容。同一年，社科院汤重南先生为文介绍父亲学术造诣，父亲在给我信中说他对于评传的原则是「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因此不同意汤文中「学贯中西」的溢美。与父亲自己写的回忆一样，汤文也回避了中国人文学者一九四九年以后饱含辛酸的经历。可见，当时国内出版界和人文科学界对这一题目有兴趣者不多，因为多数人思想仍象父亲一样受原有枷锁的禁锢。

　　文化界对于父亲自传有褒有贬，我也直率提出过不同意见。父亲认为自己应该怎么认识就怎么说。这时他的帕金森症和脑腔隙梗塞已影响右手，给孩子写家信多靠母亲。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日，他特别给我亲笔写了一段：「我的自传大陆一般反映是说了真心话，而海外的人认为其中尚多违心之谈，思想及社会背景不同，原不足为怪。我以为我们（指父亲和我〕之间最大分歧，在对民主革命看法。老头子（指领袖〕自认为作了两件事：民主革命与文革。我以为后者应全盘否定，而前者应全盘肯定。年轻人未经过国民党在大陆末期的统治，因而对民主革命的必要认识不足。以两个周家为例，我们家经过民主革命，当然许多方面大不如前，但因非地富，尚不致沉沦覆没，另一个拨道洼周家（我太太娘家姓周，贫农，所在村名拨道洼〕试对比一下解放之前和之后，岂非天壤之别！而这样的周家，要比桂林路周家（我祖父家曾长期在天津桂林路居住）其数目不知道多多少倍！这不是民主革命带来的好处吗？共产主义的最后目标，我仍坚信，人剥削人的制度终将消亡。但列、斯所走之路不足取，毛的路也证明走不通。今后怎样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地，或经过都变成中产阶级而达到（邓小平看来即走此路），或尚有其他办法，恕我已不及等待了！」

　　此后我和父亲就所谓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作了较集中的讨论。领袖及追随他的知识分子利用知识贫乏的农民，并借助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经济状况以内战取天下，代价是数千万人命和极大物质破坏。受益的是上台的领袖，伤元气的是国家，倒霉的是全国各阶层人口的多数。我的岳父母家受益是因为儿女当了中共干部和经中共优惠政策上了大学，从而从农民上升为官员和知识分子。中国几亿农民人口中如此改善自身地位的是少数。我太太所有贫农叔叔舅舅家都未能循此路致富，生活大不如我太太一家，因为领袖不可能把几亿农民全都提拔为官员和知识分子。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的和平社会经济改革，做到了大多数农民不必改变自己农民身份而仍然致富，才真正是社会进步。被称为地主富农的中国大陆农村有产者，是中国农村文化科技之所在，领袖为煽动贫农给自己当炮灰打天下而对地富经济剥夺，肉体消灭，造成农业生产力倒退。四十年代末期中国民众的苦难，内战是重要原因。领袖将倒蒋夺权置于人民福祉之上，「投鼠不忌器」，才有许多惨剧发生。新政权以武力取代旧政权，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一定代表社会进步。中国历史上就多次有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打败汉族入主中原。八十年代赵紫阳幕僚组织农村调查，询问最年长农民所经历的哪个年代农民日子最好过，各省老农不约而同答了军阀时代。如果被询问的老农更高寿些，满清入选也未可知。假若国民党不武力推翻满清，中共不武力推翻国民党，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至少不会比实际发生的更坏。国人二十世纪的首要教训应是不轻易以内战形式的暴力进行社会改革。发达国家如英国有工党的费边主义派，发展中国家有印度的甘地，都以非暴力推进了社会进步，增进了多数人口的福祉。所以我对「民主革命」是否定的。父亲虽然对我的意见不都同意，但仍耐心倾听。

　　一九九六年以后，舆论控制稍有放松。国内人文科学界开始有一些中青年研究工作者关注"末班车乘客"，即国民党教育系统和中央研究院体制下培养的最后一批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版界对这一内容的兴趣也有提高。同时，国内历史较长的重点大学竞相恢复国民党时期的人文系科，窒息多年的中国人文科学，好象有了转机。

　　一九九八年，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出版。《思痛录》和父亲的《毕竟是书生》同被收入「百年人生丛书」，父亲看了以后立即寄我一本。父亲自「梁效」以后乏人问津，这时开始结交不少新朋友，切磋内容除人文学术外，多是人文科学和学人的遭遇。官方对于父亲，似仍当成控制使用对象。这也是当局对待权力斗争失败一方的惯例。官办学术活动，他甚少能够参与。我以为这是成全了他。他精力有限，到为政治服务的官办学术活动上当花瓶，不如在家和民间同道切实总结一下自己的经历更有意义。这几年他出了两本短篇集，若干文章。可以看出他向他的先师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又迈近了一步。季羡林先生执教逾半世纪，但他数十年作育英才最亮丽的一笔应数一九八九年到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因为此事冒官方之不违，《季羡林传》洋洋数百页，无一字提到此事。父亲在给季先生新书作序时，明确赞扬他「劝勉」学生的义举。「西安事变」的真相，被歪曲了几十年，直到当事人张学良近年来开口纠正。这一段现代史，和父亲专攻的古代史无关，但父亲为文批评不尊重史实时，明知为当局所不喜，仍以此为例。对于被领袖撰文斥责奚落的司徒雷登，父亲也提出了更公允的评价。

　　父亲向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思想意识回归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他的师长胡适先生的态度。一九七六年以后，国内人文科学界用了一二十年时间才初步驱散领袖的阴魂，挣脱马列的桎梏，开始呼唤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这时国人恍然觉悟，榜样不必到西方去找，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人文学者群体留下的精神和学术遗产，不逊于西方同侪的成就。而胡适作为这一群体的领头人，其人格和学问在民间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父亲对于这位自己先追随后批判的前辈，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一九九零年父亲在我家写下短文「追忆胡适之先生」，推崇胡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推不倒的丰碑」。当时国内人文科学界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对胡的否定态度正开始改变，但不少偏见尚未消除，尤其是看不到胡对国民党政权既认同又批评的原则是当时最有利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做法。季羡林先生传记就记录了季先生因此说胡是「聪明的糊涂人」。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人五十年代在领袖教唆下向胡泼的脏水尽退，真相现出，胡的人格名节日益获得肯定。父亲这一代曾受胡亲炙的学人十分追悔自己在五十年代随波逐流批判师长，季羡林先生去台访问时向胡墓深深鞠躬。父亲也曾被台湾学术机构邀请访台，由于两岸关系变幻无常而一再推迟，加上他健康日坏，终于未能成行。他购买搜集了全球华文世界出版的胡适文集，书信集，和研究胡适生平的著作，重温六十年前胡对自己的教诲提携，忏悔自己五十年代对师长的冒犯。去世前两个月，他在「郊叟曝言」序言中写到，「自己不可能到胡先生墓前去顶礼膜拜，赔礼道歉了，但愿以文章表达诚恳的请罪的心情。」这比十年前在我家时的态度，显然进了一步。我相信自己未来将有机会造访宝岛，晋谒胡墓，向这位二十世纪杰出的人文学者致敬，满足父亲未了的心愿。

　　母亲在二零零零年骨折住院，辗转病塌五个月后去世。这对父亲无疑是很大打击。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而还有许多要说的东西，所以不顾劝阻，加大工作强度。去世前几天指示我修改关于吴宓先生的文章时，还提到已就关于文化世家和旧制族谱重男轻女（女作家张爱玲因此没有列入李鸿章族谱）两篇文章打好了腹稿。但天不假年，他未能留下所有想说的东西。

　　父亲去世后第七天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有数百人到场，都是来自民间的同事，友好和学生，当局没有出面。学人生前身不由己曾为御用，身后能和官方保持些许距离，聊以补偿被剥夺的人格，也是不幸中的一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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