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9年8月第一次加入这青年人流时已30多岁，是作为访问学者进校的。当时的心情让我难以融入校橄榄球成绩优异所产生的欢乐。而且我还有点儿内疚，来这所大学是得益于我认识盖斯顿·卡珀顿 (Gaston Caperton)。他1979年带领一教育代表团访问北京师范大学，我们班接待。我作为班长与他交谈了一节课时间。他颇具亲和力，让我很放松、很自在，第一次能够流畅地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谈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宗教情况，他还了解到我在工厂自我奋斗，考上大学的经历。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通信。他给我寄过不少书，包括《第三次浪潮》、《大趋势》，还有吉米·卡特的《保持信念》和罗伯特·马西的《彼得大帝》，都是这些书出版当年的精装本。1989年初夏，我应邀来到耶鲁大学参加关于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沃伦的暑期研讨会。研讨期间，我给我唯一的美国朋友盖斯顿写了封信。他立即回信说可以帮助我进西弗吉尼亚大学作访问学者。在他的签名之下，有个新职称：Governor of West Virginia。我虽然去英国留过学，但当时对美国还不熟悉。我知道governess是家庭女教师，governor是什么？正纳闷呢，一位在耶鲁结识的朋友说：“那是西弗的州长啊！他刚当选不久，特重视教育，要给西弗每个高中教室都装上电脑。你认识他？那还着什么急呀！”
飞到摩根城，留学生办公室主任彼得·李来机场接我，还陪我到处看看，熟悉环境。第二天，校长请我吃早饭，了解情况，我才得知美国有“工作早餐”。美国人的勤奋由此可见一斑。这等待遇，让我心里不安。当年在中国反官倒、反腐败，我却走了个国际后门。做访问学者其实没什么事，就是开了门中国文化介绍课，还做过几次报告。那种内疚不安让我一年后离开了西弗，在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尔茨 (New Paltz) 分校找到一个教中文的工作，干了两个学期。
在当访问学者期间，我了解到赛珍珠 (Pearl S. Buck) 是在西弗吉尼亚出生的。我还去参观了她的出生地——她父母的故居。而且由于洛克菲勒参议员的捐款，西弗吉尼亚大学收藏有最全的赛珍珠手稿和书籍。在纽帕尔茨教中文之余，我又做了些研究，发现竟然没有人写过关于赛珍珠的博士论文，尽管她是唯一得到过普利策奖、威廉·豪尔斯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于是，我决定研究赛珍珠并通过正常途径申请上西弗吉尼亚大学。由于我已经在英国获得过硕士学位，便直接进入了西弗英语系的博士学位课程。这次，我没有仰仗州长的帮助。直到四年半后，1995年12月我毕业，盖斯顿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时，系主任和教授们才知道我和他的关系。而且，我的毕业论文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就改编成书出版。我问心无愧。在扉页上，我将书献给父亲和良师益友盖斯顿·卡珀顿。
英语系扩张了，由原来靠河的老建筑Stansbury Hall迁到对面气派堂皇的大楼Colson Hall。一进门，左手边是弧形桃花心木方格落地门窗，其后是接待室。这哪是大学英语系的格局？简直像纽约的律师事务所。一位黑人男秘书端坐在光亮的高台之后。他的两眼相距很近，让我想起当年的女秘书，两眼相距也很近。不会是她的儿子吧？她可是白人呀，但也不是不可能。我瞎想着，进去问他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号码。他冷淡地让我到对面牌子上查看。二楼广告牌上贴着赛珍珠会议的海报。教授们知道我来主讲，热情地接待我，聊起往事和各种变迁，又唏嘘一番。系阅览室里还陈列着我那本书，扉页上花体手写着我早已忘记的献词：To English Department of WVU: In appreciation of the opportunity given to me at the hardest time of my life (送给西弗大学英语系，感谢你们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机会)。
晚上校车接我们去校长官邸赴宴。之所以称其为官邸，是因为那座楼并非校长私人的房子，而是学校为现任校长提供的住所和办公待客之处。美国的校长与中国校长的职能有一点不同，要为本校筹款。所以社交非常重要。宴会厅不小，有12张8人圆桌和讲台。巨大的落地窗收览校园一角；夕阳西下，把绿树、河水、红砖建筑镶上一缕缕金边。主持人寇尔博士对我说这是摩根城最美的观景点，并介绍我认识校长 (Elwood Gordon Gee)。校长平易近人，听说我是师范大学毕业的，他说我们专业相同，他也在师范大学读过书。后来寇尔博士告诉我，校长不仅得到过教育博士，还得到过法学博士，而且他是在美国各地当过最多任校长之人。校长感谢我回母校做贡献，说大家都非常欣赏我的演讲。可惜他参加了同时举行的能源会议，未能听到我的演讲。其实他个人对赛珍珠更感兴趣。这番话可着实令我汗颜。校长上讲台，也是如此客气地感谢大家，感谢各个单位，尤其感谢资助方。他讲话简短风趣：“不多说了，香喷喷的开胃菜令我闭嘴，不，张嘴。大家都开吃吧。”菜单上注明，那道开胃菜清蒸红鲷鱼还是按照赛珍珠的《东方食谱》做的，果然很好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