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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 英雄肝胆儿女心肠—记顾准和他的妻子儿女（书摘） [打印本页]

作者: 唐夫 时间: 2014-12-1 12:28 标题: [转载] 英雄肝胆儿女心肠—记顾准和他的妻子儿女（书摘）

英雄肝胆儿女心肠—记顾准和他的妻子儿女（书摘）

文高建国

　　１９５９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饥荒。中科院院部担心下放在商城的人会逐渐饿死，１９５９年底发来通知，要商城大队统统返回北京，等候调往新的劳动基地。

１月２０日晚，顾准和中科院下放人员，乘火车回到了北京。他在南口火车站下车，望了望首都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还没有拆除的国庆十周年庆祝横匾和大红宫灯……像在商城农村一样，用一根长扁担挑起自己发黑的行李，慢慢向家摸去。

几天后，休整了一番的顾准，从家中外出去看北京。他来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一眼就看见了报纸上早已介绍过多回，为迎接国庆十周年盛大庆典而建造的“十大建筑”。“十大建筑”之首是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顾准望着这个冠以“人民”二字的苏式宫殿型建筑，便想起商城和信阳活活饿死在公路上的无数老百姓……

顾准回到北京后，他已经很难和在首都祥和气氛中生活的大多数人找到共同语言。那时，他惟一能对之倾吐心里话的就是妻子。汪璧虽然不知道该如何“全面看待”顾准所说的骇人听闻的情况，但是，她相信顾准说的句句都是实情，也为之震动、忧虑和深深的困惑。有时候，内心积压着愤闷的顾准实在憋熬不住，也会在母亲和孩子们面前，情不自禁地透露一些商城见闻。孩子们都以极其惊异和完全不解的目光，望着劳改回来的父亲。父亲嘴巴里的可怕事件和他的愤怒谴责，与子女们在报纸上看到的美好报道，从学校里听来的“正统”宣传，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

当顾准在长女顾淑林面前直言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弊端，毫不留情地批评“三面红旗”，当顾准尖锐指出，再伟大的革命思想，也要通过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检验其基本理论是否正确时，纯洁而理想化的少女，自觉地站在维护革命事业以及党和领袖威信的崇高立场，与父亲大吵了一架。爱女激烈而“严正”的态度，大大地伤了顾准的心。从此以后，顾准虽然尽力关心子女的健康与成长，在他们面前的话语却明显减少了。除了汪璧，已没有第二个人能听到他的心声。

顾准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与汪璧议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一个“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

１９６０年２月，春节过后，中科院通知顾准，由于他改造有成绩，决定调他去院属清河饲养场协助工作。

因为顾准已痛楚地决定，让子女和他划清界线，在清河这两年，他便有意不在节、假日子女全日在家时回去，而选平常补休，或偶尔得到购买鸡鸭菜蔬等紧俏食品的机会，才回家给孩子们送上一些吃的，帮助他们在饥荒时期增加营养。就是在家里短住，他也只是闭门读书，假装对家中的一切都不闻不问，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争执。

１９６１年春节到来之前，汪璧早早地写信告诉顾准，他在上海的大嫂杨履洁和德州的七弟陈吉士，都将来北京过年，希望与顾准在家里见面。可是，顾准考虑再三，却仍然没有回家过年。他宁愿孤独地留在饲养场担任留守人员，忍受情感的强烈煎熬。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家族中贡献最小，而负面影响最大的人，理应尽量回避，减少亲属们政治上受牵连的麻烦。

由于抑郁和孤独，顾准平日愈加少开口了，仿佛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他来议论。甚至连过春节也留在农场里加班工作。使组织上觉得，顾准确实已经改造好了，完全可以摘掉帽子了。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初，中科院正式通知顾准，经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他的“右派”帽子，但是按照有关规定，不予恢复党籍。

顾准到底有没有改造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顾准带着一大摞笔记、文稿和书籍回到家里。他站在欢迎他的家人面前，既像自言自语，又像郑重声明一般，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顾逸东接受采访时笑着说：“父亲显然希望，起码有几个人能知道他的真实思想。我至今还记得父亲那天在家里说这句‘黑话’时，庄重的神色和冷峻的口气。”

１９６２年５月回到经济所后，顾准的工资增加到每月一百五十元。他把绝大多数工资都交给妻子统一使用，自己只用一点点零用钱。但是，他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补偿过去四年对家人未尽的义务，内心依然怀有强烈的欠债感。为了能对家庭多作贡献，使受他牵连而吃苦多年的子女多一点幸福，他开始在研究工作之余，大量翻译国外文献，企图像３０年代一样，通过笔耕增加收入，贴补家庭。为了早日拿到稿费，顾准经常通宵达旦，乐此不疲。无论那些社科文献如何艰涩难译，他一想到子女生活读书将因此得益，笔下便有了力量，心头甘之如饴。

１９６４年，也有一个“不平常的夏季”，说起来实在令人喟叹，顾准自从１９６２年５月返回经济所，至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再次被揪出来，只过了两年零四个月安稳日子！

好在顾准已是“老运动员”。为了不让鹰犬们抓住更多的把柄，自己早已开始“清理”东西了。顾准痛下决心，把多年积存的所有手稿和笔记统统销毁。他惟恐在家中火烧，浓烟会引起邻居们的注意，只得用水沤的方法，把字纸浸泡在浴缸里，然后揉烂，用抽水马桶一批批冲掉。由于顾准需要销毁的材料非常多，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汪璧和老母亲都参加了与审查者抢时间的行动。由于她们曾多次在地下工作中，一边分辨警报的远近，一边协助顾准紧急销毁革命材料，干起这种事情非常有经验。

９月１７日，顾准拖着沉重不堪的步子，去单位里听最后处理决定：经各级党组织研究决定，给顾准重新戴上“反党右派”帽子。顾准再一次沦为“党和人民的敌人”，成为“敌我矛盾”。

顾准踽踽地回到家里。他用极其不安的口吻，低声对妻子说：“对不起你们，又戴了右派帽子。这个家，我顾不了了，今后都得靠你了……”丈夫刚摘帽，却又变成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汪璧闻言痛苦不堪，精神上简直无法承受。

据顾逸东接受采访时回忆：“那天家里的气氛，真是压抑极了。父亲的脸色非常不好，母亲忧心如焚。而我们几个孩子获知大难又一次降临到我们家里，紧张得不知所措。父亲和母亲关着门在房里小声谈话，声音很轻，我们在门外，只能听到父亲说的那几句话：‘对不起你们……’父亲那时的心情一定是双重的难受，他一定是难受极了。而母亲，大概已经绝望得失去了生的勇气……”

顾准戴帽后，只准在家呆两天。９月１９日清晨，顾准默默地告别妻儿，背上铺盖卷，被强行遣送到北京郊区房山县周口店强迫劳动。

直到1966年1月18日，是阴历小年夜，顾准获准回家去过春节。对于这次回家过年，顾准的内心充满矛盾。以他现在的“极右派”身份，与日益高涨、越来越“左”的革命气氛，实在不协调。对于那天的经过情况，他有一段追述：“到家在下午，汪璧还未回来，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思，痛快地同意了。”

顾逸东对这段极其伤痛的往事，流着眼泪进行了回忆：“母亲和父亲的感情一向很好，但是，母亲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问题上，内心处于极大的矛盾中。母亲性格内向，总带一点忧郁。父亲第二次打成‘右派’，母亲精神压力一直很大，几乎天天忧心忡忡。说老实话，她虽然爱我父亲，却并不能理解他的深邃思想。毛主席是领袖，发出了革命大批判号召。母亲在孩子们面前，只能按照党的要求‘正面’说话，譬如：‘党早已说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是少数，你们的父亲嘴不好。你们要和父亲划清界限……’而我们做子女的，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也有我们永远无法挽回的后悔……”

最理解汪璧的还是顾准。他深深地知道，伴随了他数十年的这个女人，既是好妻子，也是好母亲，更是好党员。他最了解她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只是，他和她却已经表现为两种忠诚。在两种忠诚不能并容的这个社会，汪璧的内心已经淤塞着无穷无尽的苦痛，布满了层层叠叠的伤痕。如今，她幻想继续做好妻子、好母亲、好党员，三者统一绝无可能。如今，只有他咬着牙离去，独自承受苦难，做出牺牲，才能使不幸的妻儿得到安宁。他决定等着汪璧，等她十年，让她休息，让她想一想……当然，他也要等世道的变化；他绝不相信中国永远这样。顾准便是出于这种心态，答应离婚。他心里依然挚爱妻子，也原谅她。因此，顾准至死从未指责过汪璧一句，却总说自己欠债于她。

第二天，即是中国人全家大团圆的年三十。顾准一整天都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地帮汪璧烧饭做菜。他亲自掌勺，为家人制做了一大桌节日菜肴。这是他们全家人最后一次团聚，也是他与汪璧三十年恩爱夫妻的告别聚会！汪璧只是一个劲配合，任悲伤的泪水在心中流淌。

对那次不堪回首的春节，高粱接受采访时说：“1966年那个春节，表面看来还是融洽和平静的。春节过后，父亲便离家去周口店。父亲出门的时候，我的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亲回过头，大吼了一声：‘还吵什么？你们没爹啦！’这真是很惨很惨的一幕！母亲为了我们孩子这样做，内心非常痛苦，母亲曾痛苦不堪地对我说过：‘你们现在不可能懂，结婚以后才能知道，夫妻之间是什么感情！’母亲和父亲感情一直很好，却被政治运动逼到这个地步！”

顾准和汪璧并没有办法定的离婚手续。他们只是各自提出了离婚申请，却没有得到批复。不久，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天下一片大乱，此事被搁置了起来。可是，由于夫妻双方已经决定离婚，汪璧恳求顾准不要再损害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顾准从此便不再回家去居住。

顾准虽已和汪璧分开，但是，他的心里无时不在思念着妻子和儿女。他便通过陈敏之与汪璧秘密进行书信联系，表达他对家人的问候和关心。陈敏之多次代顾准与汪璧及时传递信息，转达彼此间终究无法割断的那份关心。这个秘密的通话渠道，一直保持到顾准被押回北京看管为止。

1967年4月，顾准的次子高粱去四川“大串联”。他与一位年长的烈士子弟崔红军（解放初期曾在顾准家生活过一段时间，自称是顾准的干儿子）邂逅相逢。崔红军拉着高粱的手，对他悄悄地说了几句犯禁的心里话：“其实，中国不少右派都是有思想的人。你父亲就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啊……”崔红军不遮不掩的“黑话”，使高粱深受震动，也勾起他对父亲的无尽思念。高粱非常想知道父亲的现状，便和崔红军一起，给顾准各写了一封问候的信，从四川径直寄往经济所。

儿子突然寄来一封充满真挚感情的信，对陷入冰窟的顾准来说，真好比喜从天降他在这一年多的苦熬中思念家人已久，捧着儿子的来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如同饥渴已久的人畅饮天赐甘露。顾准立即提笔给高粱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喋喋絮絮地告诉儿子：我已经被造反派从周口店揪回北京经济所，曾经挨过打，现在在看书，很想念妈妈（指汪璧——引者注），妈妈的身体不好，你们要多照顾她，我很想让妈妈吃到我做的鱼，她一直很爱吃鱼……顾准最后表示：我很希望能回到家里去。渴望见到妻儿的顾准，未等高粱回信，便立即又给汪璧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汪璧给他寄一些布票来当时凭户口簿领布票；顾准的户口还留在家里，并急迫地说明，如果到一定时候不见汪璧把布票寄来，他就自己回家来取布票。真是无巧不成书。汪璧用平信寄出的布票，恰巧就莫名其妙地遗失了。于是，顾准便向造反派请了假，穿戴得整整齐齐，兴奋地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那是5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正是家家户户灯下团聚的时候，当顾准突然来到家里时，汪璧还没有回家，只有顾逸东和顾重之两兄弟在家，弟弟正在熬粥。父子间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顾逸东告诉父亲，姐姐顾淑林仍在力学所，高粱和顾秀林都去了四川……正在这时，疲劳不堪的汪璧从外面回来了。

那时，汪璧既是“走资派”，又是“右派的臭婆娘”，双重的黑身份。“文革”刚爆发，她便受到顾准的株连，率先成为财政部重点批斗对象，被斗得死去活来，并被开除出党。连续的折腾，使她已有心理疾病的征兆。

那天傍晚，汪璧突然看到“离婚”的丈夫正在屋里，脸色顿时显得惊惶与痛苦，完全不知所措。顾准急忙走上前去，端详着一年多不见的妻子。他为眼前所见惊得目瞪口呆。汪璧极度憔悴，脸颊凹陷发黄，满口的牙齿已经基本没有了，由于还未装上假牙，嘴巴深深地瘪着；失神的双目显得无限愁苦，虚弱病态的身形使她衰老了许许多多。顾准怔怔地望着改变得这么厉害的汪璧，内心哀痛之极！他觉得汪璧已经不堪重负了，而她是被他害的。汪璧痛苦不堪地望着久别的顾准，语无伦次地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顾准张口结舌，竟无言以对。汪璧转过半边脸，咬了咬牙，颤悠悠地说道：“你，你走吧”说完就大口喘气。顾准望着汪璧仿佛要崩溃的样子，憔悴的脸上满是哀乱恍惚的神态，想再说上几句话，却又不忍心加重她的精神负担，连刚从箱子里取出的两双鞋子也忘了拿，便低着头，急急忙忙夹起一些衣物，匆匆离去了。事后，汪璧给顾准寄去二十尺布票和他那天遗忘在家里的两双鞋子。

两年后顾准追忆他与亡妻这次未及告别的最后相见，悲伤地写道：“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顾准回到经济所住地后，汪璧愁苦的面庞不断出现在他眼前。他对妻子实在放心不下，且又思念子女，便像初恋的情人一样，用那笔娟秀的钢笔字，每周给汪璧写一封信，问候她的生活起居，吃饭怎样，穿衣怎样……每封信里，顾准都彻底放下自尊心，诉说想回家去，想见汪璧和孩子们。顾准大约已经感到形势的变化和灾难的持久，绝不像预料的那么简单，他的牵连已不是家庭最重要的问题，因而想让汪璧以通达的态度接受他，使可怜的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共度漫漫严冬。可是，汪璧每次接到顾准的来信，就紧张害怕，就焦虑犯难，就非常神经质。她一点也不知道该怎样回复顾准的来信。因此，她每封都看，看过后却一封也不回复。

光阴荏苒，转眼就到了北方朔风呼啸的11月。顾准看妻子还是不回信，心中实在着急担忧，便又写去一封信，向汪璧说明，由于天气转寒，他本周必须回家一次，来取过冬的衣物和一些书籍。顾准在信中说明，他回家的时间，将是这个星期日的早晨，届时他将借用所里的一辆板车，推回自己的东西。大约三天后，经济所革委会派人告诉顾准，汪璧来了一封信，要他于星期日早晨７时，到家去取东西。

星期日清晨，顾准按时到了家。可是，他却发现家门紧闭，他要取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安安静静地置放在家门外的地面上。顾准想见到妻子儿女问个究竟，同他们再说上几句话，便朝着家门凄楚地连连呼喊，希望家里能有人出来帮他搬搬箱子。然而，任凭顾准沙哑着嗓子喊了又喊，大门依旧紧闭，家中全无声息，没有一个人应答。

顾准眼看连在门外见一见家人都已彻底无望，只得含着满眶泪水，哆哆嗦嗦地从棉衣内袋里取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特意带来给妻儿的一张存折和一些粮票，蹲在地上，小心地从门缝里塞了进去。存折上，是他这一年多来用菲薄的生活费积攒的一笔钱，粮票是他平日从嘴里一点点节省下来的。他恐怕孩子们正在长个子，钱不够用，定粮不够吃（他５月份来家时，就带着这张存折，可是孩子们没有收下）。他想这样来表达一点他对家人的感情。

回来后，顾准依然坚持每周给汪璧写一封信，继续表示对妻儿的关切与思念，继续要求回家。大约一个月后，顾准收到了一封寄自百万庄的薄薄的来信。信封中只有一纸简短的声明，那是除了他的长女（当时不在家）以外，四个子女联合签署的断绝关系文据：“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签名）”顾准握着这张纸颤抖不止，绝望简直使他失去了反应。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可是白纸黑字却不容怀疑啊！他望着薄纸上那斩钉截铁的九个字，终于哀嚎起来，泪如泉涌。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希望家庭团聚的想法，换来的竟是永远断绝父子女关系的一纸无情声明！

然而，顾准平静一些后，又把自己和家庭的情况全面地考虑了一番，不愿意消极接受眼前的事实。于是，他继续以每周一封信的频率，给汪璧和子女们写信，一如既往地问候和关心他们，并把自己的近况一一相告，恳切希望他们考虑他回家团聚的问题，或择时与他见面一谈……虽然顾准在此后一年余，从未收到家人的任何一封回信，却仍以痴情不改的态度，连续十六个月，几乎每周写一封信寄回家中，希望通过时间的力量打动汪璧和子女。到1968年8月，顾准彻底失去自由为止，他总共寄出了数十余封感情真挚、有去无回的家书。

然则，顾准岂能想到，他写去的那一封封情深意长的信，他挚爱的妻子却是永远读不到了！

在经济所造反派批斗顾准的“翻案罪行”时，汪璧所在的财政部造反派积极配合，掀起了追查汪璧和顾准“黑关系”的高潮。1966年8月，从百万庄抄出顾准写有批语的《毛选》的“反革命案件”，又被作为重点问题提了出来。顾准在那套《毛选》若干处，写有“脱离实际”等评语。当时，造反派便曾恶狠狠地对汪璧说：“看！现行反革命就在你家里！”现在，这个“恶攻罪”问题，又被财政部造反派死死抓住、并企图与汪璧紧密挂钩。而汪璧１９６４年在家中协助顾准“销毁黑材料”的“重大罪行”，也不知被什么人突然揭发出来。汪璧遂被诬为“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的“坏人”，多次“窝藏反革命罪证”，“销毁反革命罪证”。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汪璧有口难辩，痛苦不堪，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多年对党的无条件忠诚，竟换来这样几顶帽子。她正是为了跟党走，才迫使自己牺牲夫妻关系，对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丈夫改变态度，而革委会竟还认定她是坏人她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活在这个残酷的人世间。

1968年4月8日是星期一，子女都有事离开了家。汪璧整个下午都在宿舍楼下面的院子里默默地转着圈子，显得心事重重。没有人搭理她，她走过来，又走过去……傍晚时分，寒风阵阵呼啸，夕阳在混乱的城廓西坠。汪璧在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来沙尔”药水，顿时倾倒在地上。由于“来沙尔”剧毒，她的死状极惨……书桌上留有她笔迹颤抖的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这一年，参加革命三十四年的汪璧，年方五十四岁。根据“文革”中的说法，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她的后事十分简单凄凉。从此，顾准和汪璧相隔于阴阳两界。顾准依然满含感情地给汪璧又写了四个月的信，计十余封。

1969年根据斗批改部署，各个城市里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机关干部，都将被强制下放农村，从事体力劳动。１１月初，学部各“连队”的两千余名知识分子和干部，被下放河南省息县“五七干部学校”。

顾准奉命填写下干校登记表时，再次呈递了恳切要求与汪璧直接见面的申请报告。交出申请报告次日夜晚，因焦虑而失眠的顾准，突然被一种不祥之兆攫住了。他猛地感觉到，妻子也许已经不在这个人间了。此后数日，顾准便接连不断催促工宣队告知妻子的实情，他用急迫的口气，对连指导员杨清华一再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我下去，二不影响我改造。”11月7日，是个“黑色的星期五”。顾准冒着风寒扛完木头后，再次苦苦要求工宣队做出答复。工宣队这才将隐瞒了一年半的汪璧死讯，用极简单的几个字告诉了顾准—大约是“汪璧已经死了”。可是，汪璧的死亡日期与地点，死亡原因，有无遗言，安葬情况（汪璧的骨灰后来下落不明了），都一概不说。

顾准在日记中凄惨地记载：“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的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长恨歌说‘此恨绵绵无尽期’，那是空话。但是，马克思把他父亲的小像，镶嵌在胸饰中，带进地下。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

11月16日，顾准随同五连、七连全体“五七战士”，在一片热烈的锣鼓声中，列队告别学部。为了悼念亡妻，顾准到干校后，向同所的张纯音借布票买来三十尺白色维尼纶，亲手制作了两套纯白的被套和枕套。他在日记中写道：“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从古礼也……”他以此作为对汪璧永久的纪念。

林彪死亡后，周恩来成为二号人物，他直接发了话：“让学部回来吧”于是，1972年7月，干校全体人员返回北京。虽然干校的军事编制仍然保留，大家都返回家里居住，军（工）宣队只是定期召集各“连队”学习和劳动，平日的管理大大放松了。

顾准在刚回北京的好心情驱使下，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面带微笑的半身像，翻印了许多份，在背面一一注明：“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即自河南明港回后第六天摄于北京”，又分别附上信件，寄给子女和潘序伦等亲友。很快，他便高兴地收到了潘序伦等人语带惊喜的回信，却始终没有得到子女的任何回音。这使他怅然不已。他实在不知道如何才能使近在咫尺的子女放弃政治成见，来和他这个“反革命”爸爸见上一面。他无比伤感地对张纯音喟叹：“我知道我母亲和孩子住的地方，离我这里不远。可是，咫尺天涯啊！奈何，奈何！”（那时，顾准的老母和回京的孩子，都住在附近公安部大院内，陈枫和施义之家里）。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真正令人唏嘘！”

顾准曾对友人说：“过去在家里，我和妻子就是这样共用一盏双头灯。坐在这盏灯前，我感到汪璧仿佛就坐在我对面，和我一起读着书。这样，我就能看到她啊……”

1974年，顾准的晚期肺癌总爆发了可怕的大吐血发生在10月中下旬。10月16日后，顾准彻底卧床不起。１１月初，顾准已经发展到每天卧床吐血二百——三百毫升（相当于满满一茶杯）。

为了让顾准临终前能与子女们见上面，陈敏之于顾准进病房后第二天，给顾准的子女们写了一封长信，并找他们谈话，可是，谈话和努力仍然没有结果。原因十分简单，坚持“革命路线”的青年人说：怕受爸爸的影响。

顾准在弥留之际，听到子女竟如此答复，不禁怅然慨叹：“我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但是，他却无力改变眼前这一切。他只能将渗出苦泪的双眼，仰望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半天半天地出神……

顾准的老母，这时年已八十九岁，获知顾准病危，不住用衣袖擦拭总也控制不住的泪水。她深知自己独自离开公安部大院，去医院看望儿子没有可能，每天晚上无论多晚，总要坐等陈敏之从医院返回，向他详细询问了顾准的病情，方肯睡下。她听说顾准只能吃半流质，便悄悄地掏出钱来，背着众人，关照保姆去买来母鸡和鸡蛋等营养品，自己每天一大早起床，一瘸一瘸地亲自下厨，为顾准烹煮半流质，让陈敏之带去医院。顾准躺在病榻上啜饮着母亲亲手做的汤，默默地落下了眼泪。他虽然见不到母亲此时的模样，却已经从每天都不间断的一锅浓汤里，感知了慈母的那颗心——母亲还和以前一样爱他。

顾准的全面检查报告11月11*****了，病理检查的具体结果：肺癌晚期，癌肿大如一个鸡蛋，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而且已经扩散。

在顾准的朋友们强烈呼吁下，经济所党内外群众讨论后一致通过，给顾准摘去“反党右派”帽子。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到医院与顾准谈话。来人拿出一张预先写着：“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这一类内容的认错书，郑重地告诉他，只要他在上面签个名，就能马上完成摘帽手续，重新回到人民中间来。但是，顾准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签字。他觉得他不需要什么摘帽。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随便怎么劝说，坚决不同意签字，他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顾准实在不愿让自己临终再受一次灵魂的侮辱。朋友们只得上前恳劝：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啦顾准听到这话，深受震动，思考了片刻，才极其勉强地同意了。他颤抖着在这份最后认错书上签字时，由于内心倍感痛苦而流下了眼泪。他对骆耕漠、吴敬琏说：临终还在认错书上签字，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奇耻大辱啊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经济所党组织收到顾准的认错书后，派代表来病床前宣布了摘帽通知（但不恢复党籍）。

顾准的生命之火已经非常微弱，看来再也起不来了。他急迫地等待子女们来医院看他……

然而，顾准的子女们却仍然没有到医院来。他们幼稚地认为，顾准只是最后才被摘帽，并没有恢复党籍，意味他的政治问题依然存在。11月24日，陈敏之收到了顾重之从外地寄来的一封信，那是他对父亲希望他回北京来见最后一面的答复。信上写着：“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也存在着严重深刻的斗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二十岁才出头的顾重之，当时坚定地认为，他这样做是“大公无私”、“大义灭亲”，而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感情”。那真正是一个人性扭曲、人性泯灭的荒谬时代啊！

顾准的妹夫、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施义之，接受采访时坦率地说：“‘文革’中我执行错误路线，确实犯了大错。我阻止岳母和顾准的孩子去看望顾准，也是错误的。对此我不回避，也不推卸。但是，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要求大家的。我是个老军人。说实话，我当个公安部长也并不安全，也是朝不保夕的。我曾亲眼目睹前任部长李震，自杀在一个防空洞里，而两个副部长同时在我眼前被中央警卫部队逮捕……那时，我如果同意岳母和顾准的孩子去看望顾准，他们还能回公安部宿舍来住吗？我这里还能太平吗？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残酷。顾准第一次下放河北赞皇劳改，我曾利用出差去看望他。可是到了‘文革’时期，政治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顾准曾以洞若观火的态度，对吴敬琏说：“我倒是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为，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己。何况，他们全家也坐在火山上呀”“文革”时代，绞肉机疯狂转动的恐怖状态，于此也可略见一斑。

然而，无论顾准如何清醒地认识到“文革”的深度病变，他这次却是在生命临终之际，面对亲生儿子的绝情当他11月27日明确获悉，小儿子和其他四个子女，一个都不会到医院来和他见最后一面时，感情大恸。他在病床上痛苦地辗转了四个小时，始终不能平静下来。他实在无法承受感情上这锐利而沉重的一击。

陈易眼见顾准整日凄凉痛苦的神情，实在于心不忍。他心想，顾准临终见不到自己的子女，能见一见老母亲也好啊，对他必也是一个安慰。他赶紧去找刚从隔离审查室出来不久的李一氓。陈易告诉老领导：顾准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可是，他们母子俩却不能见最后一面……李一氓仗义地说：如果顾准愿意的话，我就到施义之家里去走一趟，解决这个事情。次日，陈易向顾准转达李一氓的问候时，兴奋地说：是不是把老太太接来见见面？我已经同一氓同志讲好啦，他说他可以出面……顾准心中早已盼望和久别的母亲相会，听了异常激动和高兴。可是他考虑了良久，缓缓地说道：“好倒是好。据我看，施义之是不会拒绝的。但是，他恐怕心里也很为难吧。想躲也躲不开。他要拒绝这个事情呢，又说不过去。老太太可能想来，但是也怕他们家里不好处。另外，老太太来了，见到我这样一定很难受。我见到她也会很难受。唉，我看这个事就算了，你替我谢谢一氓同志吧。”顾准咬紧牙关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北风呼啸，大雪肆虐，一代哲人顾准含冤而逝。蜡炬成灰，大海波息。

顾准的遗体由陈敏之为主护送火化并安置。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散在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面的老山骨灰堂。

附：顾准简历
顾准（1915—1974）1915年生于民国初年从苏州移居上海的一个中医家庭，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1934年完成了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他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
顾准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成为探索市场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运行的第一人。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杀。他遭受迫害期间，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病逝。
顾准对经济学、会计学研究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银行会计》、《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翻译作品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约瑟夫"熊彼特）、《经济论文集》（琼"罗宾逊）。文集有《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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