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埃及回来,我就一直关注Edward Said,先后买了两本他的书。一本是他的名著《Orientalism》(1980),另一本则是关于他的《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Interview with Edward W. Said》 (2001) 。但这两本书,目前为止依然受到冷遇,《Orientalism》被我翻了几十页,就搁置了。算不上艰涩,也是枯燥费解的英文阅读,于我个人而言,不仅是挑战智力,还挑战体力与耐力。当然,搁置它更主要原因是,我意识到自己尚未准备好。它甚至都不是一本给西方公众阅读的书,更何况我这个在语言的隔阂之外还有知识与文化语境的隔阂即双重隔阂的读者。除了搁置别无选择,我不要一次生吞活剥的阅读。宁愿不读。
其中的一篇访谈录,当萨义德被问到为何长期执著于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是如此回答的:“我是流亡在外的人,我想在这里流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的个性和禀赋偏好孤独,我可以跟人应对,但不擅与群众相处,一直与人打交道这事我做不来;政治生涯包括了太多妥协,我也做不来。”回答更多是解释他为何只停留在一个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定位里而不是直接介入政治。他的说法也让我想起不久以前自己的疑问:To Be Or Not To Be. 介入与否,其实,与良心无关,更多在于气质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