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原创] 堂姑 [打印本页]
作者: 程宝林 时间: 2011-3-15 05:39 标题: [原创] 堂姑
堂 姑
程宝林
决计要为我的三姑写下一点文字，已是上一个春节前的事情。如今，又到隆冬，“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寒冷在封锁著中国”，我青年时代熟读的艾青的句子，此刻不合时宜地涌上我的心头。三姑，比我仅仅大两、三岁的三姑，长眠地底已经一年了，死的时候，还不到50岁，儿子的婚期，就在几个月后。
三姑其实并不是我的亲姑姑，而是堂姑，而且，是隔了一代的堂姑。程家祖辈，有兄弟三人，长子训道，在家务农奉亲，育有二子三女；二子明道，出外当兵，仅有一子单传，就是我的父亲；三子义道，出外求学当兵，无嗣。1949年新政以后，各归故里的两个兄弟，各自从最后服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退伍”（实为对被俘国军士兵的清退），分享了我曾祖父“解放”前夕购进的八、九十亩土地，一茬庄稼未熟，而土改已暴风骤雨。
按旧时的乡村习俗，家族中的兄弟姐妹，讲究的是“大排行”，所以，在1950年分家之前，在一口锅里舀饭吃的程家，子女辈中，我的父亲算是老二。三姑是训道的幼女，也就是我父亲的幺妹。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三姑的印象不深。我只记得她是一个健康、开朗的女孩子，对我，辈份上虽说是姑姑，但更像是姐姐。只是，我不记得任何具体的细节和情节了。跟我很亲的是她的二哥，我称为“水叔叔”的。我那篇《堂叔》，写的就是他的悲惨一生。谁能料到，堂叔1991年惨遭横祸，在2009年的深秋，他的妹妹又死于非命，而在几年前，他们的姐姐，我的“桃姑”，因为宫颈癌无钱医治，早已撒手西归。
2009年11月20日，我和弟妹们，在村里为父亲的70岁生日，举行了一场仓促的乡宴。虽然临时起意，场面也还热闹，城里来的10多辆小汽车，将破败的村子街道挤得满满。院子里摆著宴客的大桌，亲戚和乡邻们散坐著聊天、 打麻将。我见到了我的大伯父，也就是这几个叔叔和姑姑的长兄，却没有见到三姑。因为，三姑虽然也是我们程家嫁出去的人，其血缘的亲疏，与这位大伯并无二致，却是已经不“走”的亲戚。
在汉语中，再也没有一个词，比“走”字更能传神地表达出亲戚之间的来往和联系了。亲戚是越走越亲的，血缘的纽带终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在赤贫的毛时代，以及80年代初期，不堪乡村人情重负的家庭，多多少少是要“丢”一些亲戚的。“丢”掉的亲戚，就是两家约定，逢年过节、娶妻嫁女、添丁进口、逢五逢十的寿庆，互相都不邀请对方家庭，以免增加经济负担。
只有一样不能免，那就是丧礼。
三姑就是我们家“丢”掉了的一门亲戚。至今我还是不太明白，三个堂姑中，只有桃姑直到去世，还和我们家作为亲戚走动著，三姑和另一个姑姑却再也没有登临过我家的大门。贫困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当初是谁做出的决定？我想问一问父母，又怕徒然惹他们黯然泪下。
这二十多年来，我只见到过三姑两次。
第一次是1988年10月，我失去我最敬爱的祖母。村东的乡村墓地，培坟的那一天（在吾乡，一般是下葬后的第3天）， 三姑来了，戴著孝巾，趴在坟头，哭成了泪人。我的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与三姑更无任何血缘关系。但在三姑小时候，祖母给了她母爱一般的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大约1974年的夏天，我用卖蜈蚣和夏枯草挣的几毛钱，在吴集街上，给奶奶买了三个皮蛋。拿回家去，欢天喜地地孝敬奶奶，奶奶却舍不得吃，悄悄藏起来，下午就用手帕包著，迈著裹过的小脚，向村西三里外的屋场走去。她惦记著自己瞎眼的、瘫痪在床的老妯娌——三姑的母亲，说是她好多年都没有吃过皮蛋了。
第二次见到三姑，是2003年6月，在叔祖的葬礼上。当时我塞了一点钱给已病入膏肓的桃姑，却没有顾得上和三姑讲话。谁能想到，我竟再也见不到我的三姑？
夺去三姑性命的，说起来不过是一件小事：三姑家的房子，请了她丈夫的弟弟来做点装修，花了2000元钱，三姑却不甚满意，埋怨丈夫，说：“花的钱并没有少，质量却比不上请外人做”。当丈夫的一听，火冒三丈，由吵而打，乡村无日无之的一点鸡毛蒜皮的琐事，就这样，让三姑仰药而尽。那药，不是城里人的补药，是农药。
在农村，死是很容易的，三五元钱的成本，临死前，到供销社跑一趟，一瓶黑乎乎、臭烘烘的液体就买了回来。在农村，活却并不容易。活得像个人，有尊严，有幸福，尤其不容易。
乡友兼文友曾令麟兄，曾给我讲过发生在他村子里的一件悲剧：被称为“应祥叔”的村民，担心自己老了，丧失劳动能力，成为儿女的拖累和负担，于是，和老伴商量，一起喝农药自尽。两位老人家偷偷买回农药，穿戴整齐后，当丈夫的先喝。几口下去，躯体剧烈抽搐，痛苦不堪，老婆婆一时慌了神，不再有勇气饮下农药，就这样眼睁睁看著劳苦了一辈子的老伴归了天。幸存下来的老婆婆，第二年也跌进水塘里淹死了。
农药啊，农药！农民啊，农民！
我不想在这里，引述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告诉读者，中国每年有多少多少万人死于自杀，其中，农村的自杀者占多大的比例；农村的自杀者中，饮药自尽的又占多少比例。我只想拜托我在城里体面谋生的同类——出生在农村并最终抛弃了农村的幸运儿，回自己的乡村打听一下，在你的及周围的村子，有多少村民喝农药而死？并问一问自己的农村父母：您是否曾有过喝农药的冲动？
2009年的春节， 在飘著雪花的严冬里，餐桌上，我这个海外归来的长子，被弟妹们和众多的侄甥们围著，正在享受多年难得的家乡菜肴，突然，听到了三姑的死讯，在她入土几个月之后。
父亲的脸顿时黯淡下来，一粒老泪无声地滚落。
母亲说：“我都险些喝了农药，要不是令梓伯的劝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
这不仅仅是农药的管理问题，也不仅仅是农民的心理健康问题。
本质上，这是农民的生命价值观问题。
在咱们中国，最不怕死的，就是农民；死得最不值的，也是农民。
2009年，是新政权“辉煌灿烂”的60周年纪念。电视上充斥著的，是宣扬60年前，“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几百万人的赫赫战功。
他们原本都是梦想“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国农民啊！
三姑啊三姑，愚昧的三姑，可怜的三姑，你就等不到我这个比你小两、三岁的侄子，给你买一身新衣服，我们两家人重新“走亲戚”的那一天麽？
2010年12月20日，旧金山
作者: 杨林 时间: 2011-3-15 17:22
宝林搬到旧金山来了？
“而且，是隔了一代的堂姑”，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你这个堂姑很正宗，没有“隔代”啊。你父亲的亲姐妹是你的亲姑，你父亲的堂姐妹（和你父亲同祖父），就是你的堂姑。
作者: 程宝林 时间: 2011-3-15 17:46
谢杨林兄指教。所言极是。我独自在夏威夷教书两年，数月前已调回北加州，现在距离旧金山两小时车程之蒙特利，家在旧金山东湾。敢情杨林兄也在湾区？
作者: 杨林 时间: 2011-3-15 17:49
我在南加州，洛杉矶西北。如来洛杉矶，吱一声。
作者: 程宝林 时间: 2011-3-16 04:16
谢杨林兄。如有机会去到贵方，诚望一聚。兄来北加，亦望相告。
作者: 程宝林 时间: 2011-3-16 04:18
留守孩子
早晨6点起床，到书房上网。平日总睡懒觉的儿子，今日却起了一个大早，拿着数码相机，将我家的“四合院”拍摄下来。昨天下午他就拿着尺子，丈量了房屋，打算将它制成立体图片，放在网上。
打开电脑的同时，也打开电视。我订购的中国长城节目平台，有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我常常看。今晨的节目，是《留守孩子》。画面上是熟悉的江汉平原，剧中人讲的是典型的襄樊口音。这两样因素，触动了我内心深处，对故乡那片土地上孩子们的一份牵念。
影片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几个父母都在外地打工的孩子，因无人管教，而常常在学校、社会上肇事。故事的高潮是，这几个孩子，租了一辆货车，南下广东，去寻找自己的父母，而被警方拦截下来。
有一场戏特别感人：一位姓王的父亲，在广东打工，因孩子在老家不听话，被学校请回来。他的妻子跟老板跑了。在荒野里，他跪在儿子的面前，哭着说：“我在外面给人家当孙子，回到家里来，给自己的儿子当孙子。我哪里像个人啊！”说到这里，泪水滚滚而下。
影片基本上是用“原生态”的方式拍摄的，演员在我看来，大多都是业余的，台词也是基本上未加修饰的襄樊土话，真实、自然。比如，“去”，在影片中，并不念QU，而是连汉语拼音也拼写不出的，类似于“客”(KE)的发音。而在上面所引的那段台词中，“儿子”、“孙子”，也是我们湖北荆、襄一带特有的弹舌音。
乡音，是灵魂深处的一种终身的情感元素。记得20多年前上大学时，从北京坐火车到襄樊，换乘襄樊到荆门的火车，一上车，家乡口音就顿时多起来。而在荆门汽车站，在电机厂烧锅炉的朋友范士云，已经帮我买好了到沙洋的汽车票。一块多钱的情谊，累积到今天，已无法用金钱计算。坐上汽车，身边就全是荆门土话了。这时，如果要和周围的人聊几句，我就必须将操了半年的普通话改过来。开头的几句土话，略显生硬，舌头似乎有点不听使唤。慢慢地，随着老家渐近，自己的土话也越发流利了。
现在呢？我不会讲，或者说，不再讲荆门土话，已经20年。我在城里的岁月，远远超过了我在乡村度过的18年。转眼之间，到美国这英语之邦、美元之国，也已经10多年了。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的院子里，自种的果树都已挂果，而菜地里的西红柿，也沾满了露珠。儿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用相机东拍西拍。前几天，他刚刚从旧金山一所不错的高中毕业。这个国家，用纳税人的钱，为他提供了9年的义务教育(小学4年级到12年级，因为他是在成都读完小学3年级后来美国的)，没有交过一分钱的学费，而且，还享受一顿免费的午餐。
他知道生活的艰难吗？知道在肥沃的江汉平原-他的祖先世代生死的土地上，还有许多孩子，靠年老的爷爷奶奶照料，而父母，则在遥远的南方，出力、流汗、累死累活，全部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孩子过好的生活。
我没有对孩子讲，最近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山西“黑窑工”事件。在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竟然会有身为父母的人，将别人的孩子，甚至是智障的孩子强迫掳走，在狼狗和皮鞭下，干超出体力负荷的活，却没有一分钱报酬。
我希望儿子能问问我：SLAVE是什么？
被当作牲口的人。
我希望儿子进一步问：SLAVERY是什么？
把人当牲口对待的制度。
在《留守孩子》的片尾，光明呈现：当地政府拨款，提供房屋，为留守孩子提供集体住宿、管理。社会，终于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我希望，这是真的，而且，是普遍的措施。
在中国，越是贫困的地方，政府的办公楼修得越豪华、气派。这样的图片，我们在网上已经司空见惯。河南的某个乡政府，将自己的办公楼修得像天安门；安徽的某个贫困县，政府机关漂亮得像美国的国会山庄。而在我居住的这个美国小城，只有两万多人口，大学程度以上的居民，就达70%以上。今年是该市建市90周年，全部的纪念活动，不过是在全城的部分电线杆上，悬挂了“El Cerrito, 1917-2007”字样的广告。谁能想到，市政府，就在几栋活动木板房中，如果不是挂着一面星条旗的话，找都难以找到。
在中国，一个人成才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了大多数农村家庭难以承担的程度，而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成本，完全是家庭承担的。而孩子，是国家和社会最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在一个现代国家里，他们是最可宝贵的财富。这是比任何GDP都要珍贵得多的东西。为什么要把中国建设好？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让中国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子子孙孙，过得至少不比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子子孙孙，差，如果不是更好的话。
再说了，再高的GDP，如果都变成了奢华的办公楼，而丝毫也没有惠及新一代的中国人-中国的孩子，如何让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制度、爱中南海里的那一群人。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007年6月22日
作者: 山豆凡 时间: 2011-3-16 14:13
我都不敢看汉语频道，国内的国外的，说汉语的频道节目我都不太敢看。偶尔在youtube上溜一眼，然后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更不敢去看。
作者: 忍忍 时间: 2011-3-18 13:26
Originally posted by 程宝林 at 2011-3-15 05:39:
堂 姑
程宝林
决计要为我的三姑写下一点文字，已是上一个春节前的事情。如今，又到隆冬，“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寒冷在封锁著中国”，我青年时代熟读的艾青的句子，此刻不合时宜地涌上我的心头。三姑，比我仅..
宝林，
悲三姑，too。
其实党文化里面有一条最具有杀伤力：一切由党来管理。
善良的人们把生活，生命都给了党，吃了亏以后才顿觉上当，可是人生有几回？记得当时有朋友和男朋友闹意见，为这事还和党支书谈话，现在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
我的意思是，制度和社会状况不是芸芸众生的茶，可是芸芸众生应该积极去寻找 negotiate 制度的方法。这点美国人民就好一些。
作者: 忍忍 时间: 2011-3-18 15:31
Originally posted by 程宝林 at 2011-3-15 17:46:
谢杨林兄指教。所言极是。我独自在夏威夷教书两年，数月前已调回北加州，现在距离旧金山两小时车程之蒙特利，家在旧金山东湾。敢情杨林兄也在湾区？
wow, 宝林当了廖老师的同事？
作者: 程宝林 时间: 2011-3-19 22:33
回忍忍：我与廖康兄早已相识，在同一学校之不同部门工作。
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1-3-21 21:55
的确是这样，故国的农民活得廉价，死得也廉价。一瓶农药就可了结一生。
宝林的两篇文，蕴含着故国农民很深的伤痛。
作者: 程宝林 时间: 2011-3-23 07:01
歸 葬
程寶林
1
盛夏時節，我帶著兒子，從美國萬里迢迢趕回去，仿佛就是為了料理他的喪事。其實，我原本是趁暑假回去探望父母的。到了北京，打電話到老家，才知道父親已經從城裡回到了鄉下，沒日沒夜地守候在他的床前，權且算是代替孝子，盡一盡人子之責。即將下世的這位老人，是我的叔祖─我爺爺的親弟弟。再過幾天，他就要到村子東邊的墳崗裡，在一堆新土之下，與他的兄長比鄰而居了。叔祖無嗣，我的父親是他的親侄，下葬的時候，身披白孝，向前來致祭的鄉親行跪謝大禮的，只能是我父親。
我本打算在北京多住幾天的，這時再也沒有玩興了，急忙坐飛機趕回了武漢。武漢的朋友，古道熱腸，找了朋友的私家小車，一路疾行300裡，趕回江漢平原邊緣的那個小村莊。進村的一段土路，鋪著凸凹不平的碎青石，小汽車在上面艱難地挪動著，一步步地向生我養我，卻終為我所棄的村莊駛去。我生怕尖利的青石，會咬破車胎。
中國的農民，一生只為三件大事勞碌：蓋房、娶親、送葬。以這三件大事來衡量，我大概要算是不孝之人：從1988年到1999年，我家的四個長輩─我的祖母(我父親的繼母)、祖父，由我家贍養的叔曾祖父母，先後離開了人世。我起初在四川工作，後來遠走美國，關山阻隔，我一個人都未能親扶棺木，在他們的靈前，沉沉地叩幾個響頭。
最令我哀痛的是我的祖母，這個堪稱世界上最愛我的，卻與我並無血緣關係的人，在田埂上割草時突發腦溢血去世，其時，距離我的兒子出生，只差20多天，而未能聽到自己的長重孫在成都出世的好消息。不久前的一天深夜，我做了一個惡夢，夢見她老人家失蹤了，心急火燎的我在夢中到處尋找，終於，在一條背風向陽的田埂下(很可能就是她割草時突然倒地、昏迷不醒的那條田埂)，見到奶奶頭髮蓬亂、面色臘黃地坐著。我抱住奶奶，奶奶說：“我好餓，幾天都沒有吃東西了。”我急忙拉起奶奶，這時，在夢中蒙太奇般出現的卻是舊金山的華埠，平時熙熙攘攘的街上，此刻宛如一座鬼城，所有的餐館都關門閉戶。我在夢中拍打餐館的大門，我的錢包裡有足夠祖母美美地吃一頓的、綠花花的美金，我卻無法敲開任何一家餐館的大門。我敲門的巨大聲響，將我自己驚醒了。
用嘴咬緊被子的一角，凌晨兩點鐘的此刻，我放聲大哭起來。那一聲長嘯，凄厲得如同半夜的狼嚎。一個40歲的男人，一路上奮鬥、奮鬥、再奮鬥，從不屈服，絕不自足，最原始，最深層的動力不過是為了自己的長輩，尤其是這個在殘酷的“土改”時期，改嫁給我的“地主”爺爺的奶奶，在晚年能享幾天清福。雖知，這種“子欲養而親不在”的悲哀，偏偏發生在作為長孫的我的身上。一生中從來沒有去過任何城市，更不用說進過任何餐館的奶奶，在我家的灶膛前忙活、勞累了一生，而我被貧困、疾病與歧視所壓迫著的童年，因為有了奶奶，才有了光，有了慈，有了愛。我不敢自詡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一個人道主義者，一個具有自由心靈的人，但是，我至少可以自信，我是一個善良的人。在我的血管裡，並沒有奶奶的血漩流，但我的靈魂裡，卻有著奶奶靈魂的照耀。我哀慟難抑的嚎哭，如此放肆、如此悲凄，驚醒了身旁的妻子，也驚嚇了隔壁熟睡的兒子。妻子搖動著我的肩膀，急促地喊：
“你醒醒！你醒醒！又做惡夢了吧？”兒子“咚”地一聲從床上跳下來，跑進臥室裡，抱住我說：“爸爸，你怎麼啦？你怎麼啦？”我無法說話，只是用被子將頭蓋住，任眼淚奔涌而下。妻子打開燈，和兒子一起抱住我，說：“醒了就好了！”
我含含糊糊地對自己的親人說：“我是醒的。我是醒了才哭的！”這時，淤積在心裡10多年的悔恨和內疚，終於減輕了許多。我知道，長輩們沒有過上我提供給他們的好日子，一個接一個辭世，多少使得我在塵世間的苦鬥和闖蕩，變得黯然失色。 作為一個農家子弟，我在贍養與安葬老人這一大事上，完全失敗了，而且失敗得無以彌補。妻子對我體貼備至，趕緊給我拿來熱毛巾，幫我擦乾眼淚。我拿起電話，打給遠在老家─湖北荊門市的妹妹，告訴她，我夢見奶奶幾天沒有吃飯，請她和父母一起，買點香燭紙錢，燒給奶奶。在一個不信神的國家長大，從小受到的是唯物主義的教育，除了“鬥爭”二字外，從未受到過任何其他的思想灌輸，我很難說自己是一個有封建迷信觀念的人。但是，中國民間代代相傳的習俗和鄉風和民間信仰，有時候竟然比報紙和廣播有著更強的滲透力和生命力。它就這樣深地扎根在我這顆漸漸西化的腦袋裡，成為靈魂深處解不開的一個情結、一個謎。
在得知我即將趕回老家，安葬我們家族的最後一位祖輩時，遠在新疆旅游的大妹在電話那端說：“老爺子好福氣，你從美國回來，正好趕上為他送葬；我們家的爺爺奶奶，這沒有這份福氣了。”大妹顯然將我當成了什麼大人物。其實，我非但不是大人物，而且，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都是十足的小人物，但在這個落後、閉塞、貧窮的鄉村，我也算是給祖宗爭光的程家後代了。如今，又一個與我們有著血緣關係的祖輩，即將入土為安，我們與家族歷史的最後一線牽連，馬上就要被無常之手掐斷了。
2
汽車終於開進了村子中心。十字街頭是早已荒廢的我家老屋，如今又被村民略為收拾了一番：堂屋裡擺起了門板，當作料理喪事時宴客的廚房案板；門前支起了一個用碩大的柴油桶製成的灶，木柴也已堆好。停好車，我就急忙向村子西邊叔祖家走去，將14歲的兒子留在十字街頭的老屋裡，請鄉親們替我照看，避免讓他到垂危老人的病榻前去。看見一個奄奄一息的老人，我擔心對孩子的心智健康產生負面影響。這個在美國成長、受教育的“洋”孩子，對於中國，尤其是中國鄉村的事情，是完全不懂的。
見到了叔祖。只見他躺在臥室裡，眼睛緊閉著，胸部隨著艱難的呼吸，一起一伏。按照鄉間的習俗，他床上的蚊帳已經拆掉。這就表明，活著的人已經開始為垂死者準備後事。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牽掛，“往生者”可以早點往黃泉之路而去了。叔祖母見到我，眼眶馬上紅了，帶著哭聲說：“孩子，你總算趕回來了。你爺爺就是在等你呢，悠著一口氣，拖了這麼多天，你到底趕回來了！”說完，她對著我叔祖的耳朵說：“寶林回來看你了，你睜開眼睛看看！”。叔祖似乎想睜開眼睛，但沒有成功。他於是點了點頭，表示他心裡明白。我對他說：“您有什麼話要交代給我，我都會照辦。”老人嘴巴動了幾下，發出一串含糊的聲音，根本聽不清楚。我說：“您過去後，奶奶的生活，我們仍然會加以照料，絕不會撒手不管的。您聽清了，就點點頭。”老人順從地點了點頭。
想不到的是，我的兒子竟然找到村子西頭的這棟老舊的土屋裡，踏進了老人臨終的臥室。他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樣子，伸出手來，摸著老人的額頭，說：“老爺爺，你怎麼啦？你怎麼啦？”叔祖母喊著我叔祖的名字說：“義道，貝諾也回來看你了！”
更想不到的是，眼睛緊緊閉著的叔祖，這時，竟然拼命睜開了眼睛，飛快地掃了我兒子一眼，又緊緊地閉上了。我知道，這是來自血緣、來自骨肉之親、來自人性深處的最後一搏。原本沒有哭意的我，鼻子一酸，險些掉下淚來。兒子在一旁，搖著我說：“爸爸，老爺爺還有救，你為什麼不把他送到醫院搶救！你不能什麼都不做，坐在那裡等最壞的事情。”小小孩子，他也懂得避諱“死”這個詞，他是用英語“the worst ”來表達“死亡”的。
我坐在那裡，無言以對。我知道，我的叔祖，尚不到70歲，只不過是大腿摔跤後骨折，無論如何都不該是致命的。叔祖母在一旁埋怨我的已經晝夜守護了幾天、疲憊不堪的父親：“你們也不早點把消息告訴寶林，他可以幫忙想辦法呀！”父親垂下頭，說：“我們又不知道怎樣打電話到美國，再說，他在那裡，目前失業，連工作都沒有，能想什麼辦法？”
城裡的一群文學朋友，已經在郊區的一處“農家樂”餐館，訂好了為我萬里歸國接風洗塵的鄉宴。他們一遍遍地打電話到送我回來的朋友的手機上，催促我們馬上動身，務必在傍晚趕到100多裡外的城郊。長途跋涉、身心俱疲的我，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叔祖，對他說，第二天再趕回村里看望他。
誰想到，剛走到十字街頭停車的地方，一眼就在村民中間，見到了去年被卡車壓死的童年伙伴金興成的母親。她向我招手，感謝我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他的兒子(見散文《端午一哭》，載2002年7月17日、18日世界日報副刊)。我急忙走過去，拉著她的手。金興成的母親說：“孩子，謝謝你有這份心意。”這時，我的眼淚再也無法止住，當著幾十位鄉親的面，在臉頰上奔涌而下。一位在鄉村行醫的老醫生在一旁勸我說：“寶林，不哭了，你爺爺快死了，你都沒有哭，卻哭自己的同學，也算對得起去世的興成了。”我含著眼淚，囁嚅著說：“我爺爺是往那條路上走的老年人，而興成卻是年輕人，死得太慘了。”我摸出200元人民幣，塞給金興成的母親，請她給興成留下的孩子，買一兩件衣服，也算是我的一點心意。她推脫了半天，總算收下了。
3
從無奈的哀傷中，我帶著兒子抽身，坐上朋友的汽車，向荊門城郊進發，去接受家鄉文友的盛情款待。聽說我懷念鄉間的飲食，朋友便早早地在一處臨著水塘的院落裡，訂好了一桌地道的農家菜，如黃燜鯽魚、粉條燒土雞等。朋友的情意和菜的味道，自然是好上加好，我的興致卻提不起來，因為，老家的村子裡，畢竟有一個長輩，還有一口氣吊著，我答應第二天回去看他，肯定無法兌現。再說，我的旅途也確實太過勞頓，早晨我還是北京，這會兒，已經坐在家鄉的一座被稱為“農家樂”的餐館裡了。我知道，這是供城裡人到鄉下換口味、體驗鄉村生活的地方，應該叫著“樂農家”才好，身為農家子，目睹幾十年來農民當牛作馬的命運、被千方百計壓榨和歧視的事實，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樂不樂的。
晚上，回到賓館，晚飯時不吃不喝的兒子，突然放聲痛哭起來，淚水在他小小的臉頰上滾滾流下。我一時錯愕不已，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大哭。
孩子說：“只不過是骨折，怎麼會這樣！你為什麼不送老爺爺去醫院？你為什麼不叫救護車？兩年前我們見到他，他都好好的，現在卻快死了。”無論我怎樣勸他，他都不依不饒，一定要我答應，第二天早晨，叫一輛救護車到村里，將老爺爺送到醫院搶救。
拗不過孩子，也拗不過良心，我第二天一早，打電話到村里，村里人說：“城裡的醫生早就下了結論，無法治了，你花再多的錢，也是浪費。”
聽我在村里務農兼行醫的堂妹夫金醫生說，幾個月前，叔祖摔了一跤，臥床不起，於是，一封又一封信，寫到縣裡、鎮裡的民政幹部，指責他們不來送他去醫院看病。作為無兒無女的“五保”老人，他原本是不敢有這樣大的脾氣的。他所憑仗的，原來是自己的一丁點“革命”經歷。沾“三中全會”的光，這個當了一輩子“地主”的人，在生命臨近尾聲的這十數年，倒多多少少受到了國家的一點照顧。在村里，老老少少百來口人，都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秋收後賣了糧食，才會有點現款，有誰像他這樣，每個月有20多元錢的“民政補貼”呢？錢雖然不多，叔祖卻極看重，覺得這是臉面，是榮耀，更是尊嚴，自己也大小算是這個國家的“功臣”。有了這種可笑的心理，他對鄉里、鎮上的幹部，便多少有點不肯買帳，這不，自己摔傷了，不想辦法早日延醫治理，卻等著幹部來送自己上醫院。三五天過去了，十多天過去了，一兩個月也過去了，鎮上的幾個幹部實在拗不過他的罵人信，替他治病的錢又沒有申請到，只好湊了一兩百元錢，來村里看望了他一次，至於送醫治療，還得他自己想辦法。
拖了這麼久，實在抗不過痛，他去看病了，卻沒有去縣上的人民醫院，而是找了一個非法行醫生的江湖醫生，圖的自然是省錢。那個人胡亂給他推拿一番，非但大腿粉碎性骨折的部份，徹底錯位，而且，將他的手也弄骨折了。後來，村民用板車將他拖到縣城的正經醫院，醫生一看，就說沒救了。
貧窮和愚昧之間的關係，何為先，何為後，何為因，何為果，這正如“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一樣，一言難盡。我只知道，它們之間的那種糾纏、那種難解難分，真正是“剪不斷、理還亂”，貫穿了我40年來對中國鄉村的全部關注，對中國農民真實命運的深刻同情。
應該說，較之中原某地賣血而成為艾滋村的鄉村，位於江漢平原邊緣、有“魚米之鄉”之稱的我的家鄉，應該算是天堂了。我的叔祖不惜一死，也不肯花掉老伴壓在箱子底層，用手帕包了一層又一層的1千元人民幣。面對垂死的親人，我無話可說。我甚至連悲哀也無法感受到了。我掏出錢包來，給了垂淚的叔祖母500元人民幣，算是略表自己的孝心。這個曾經走遍了半個中國、親自投身於抗擊日寇的戰場，而且在兩支互相敵對的軍隊裡服過役的職業軍人，這個在共產黨國家裡，堅持要求恢復自己國民黨員的身份，並因此成為統戰對象、每月領取20元民政補貼的農民，這個在1978年以前，連屁都不敢響響地放一個的前“地主”，就這樣，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遲至1985年，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夏天，我才得知，他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軍區某部的一個文化與軍事教員。他拿出一張泛黃的立功證書，上面赫然蓋著這支軍隊的朱紅大印，簽著師長、政委的大名，寫著“榮立三等功一次”字樣。他輕描談寫地說，有一天，他正在給新戰士講解炸藥包的爆破要領，一位魯莽的新兵，好奇地拉燃了作為教材的一個真正的炸藥包。在戰場上摸爬滾打的這位被俘的原“國軍”上尉軍官，急中生智，抱起炸藥包，衝到操場邊的懸崖，將炸藥包扔了下去。這成了他日後寧肯躺在床上等死，也要等到鄉鎮幹部來送他上醫院的資本。在他看來，幹部送他上醫院，這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榮耀。在當了幾十年“地主”之後，這份榮耀足以抵消他忍受的種種羞辱。
我的手裡，保存著一份長達17頁、他親筆用歪歪扭拗的筆跡，寫在信箋紙上的我們程家的家族簡況。這份日期為1997年5月30日的材料，應該算是一份珍貴的中國民間資料。它的價值在於，它沒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只不過是一個無兒無女的長輩，試圖延續後代對於家族本已渺茫的記憶而已，而這些後代，是否對這些沉穀子爛芝麻的事情有興趣，卻又不在他的考量之中。他選擇將這份材料交給我，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是這個家族孫子輩中的長孫，而且，又是一個舞文弄墨之人。
我將這份材料中涉及到他的部份，原原本本地抄錄在下面，連錯別字也一仍其舊(括號內為本文作者所註)：
“我生於1927年3月24日，五歲那年，幾乎被红軍殺掉。六歲入學，面壁九年，1938年，日寇抵達河東(指漢江)羅漢寺，40年渡過鄉(應為襄河，漢江的別名)河，直抵荊門，我地成為淪陷區，亡國奴的遭遇，被姦擄燒殺，不選地點。不幹(甘)心當亡國奴的我，42年逃出淪陷區，負履(應為“笈”)四川，住進國立戰區進修學校，本來造就條件很好，奈日寇加劇侵華，出動大量飛機，轟炸剩餘土地。眼見整個中華，就要滅亡，我不能再做亡國奴，1943年投筆從戎，44年正式入青年軍202師，臨陣殺寇。原在學校加入“三青團”，在青年軍轉為國民黨員，歷任國軍少中上尉。49年廈門島解放，又在解放軍31軍92師234團一營三連幹過文娛工作。51年朝鮮戰爭打響了，又因我是名符其實的國民黨員，被部隊作了提前復轉，回到家鄉，土改時，施政者不管青紅皂白，將我劃為階級敵人，一直拖(唾)棄幾十年，叫我如何想得。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雖然為我解決了問題，但我赤手空拳，囊如懸鏡，其凄涼的晚景，不知如何結局。”
我自認為是個讀書頗多的人，但從來不知道，漢語中還有“囊如懸鏡”這個成員。我的叔祖，留給了我這份材料，這個成語，大約算是一份遺產吧。至於結局，現在他和我已經了然於心。死神的無形之手，已經扼住了他的咽喉，他即使有千言萬語，也無法講給我─這個並非他嫡親的長孫聽了。
4
我們家的土屋，與叔祖家的土屋，中間只隔著一戶同樣姓程的人家。男主人叫程家彥，輩分在我的曾祖輩上，與我家卻並無任何親緣關係。在上面提到的這份材料中，我讀到了他的一個故事：有一年，在偽軍中當軍官的他，帶著一支手槍回到村里，有點耀武揚威、光宗耀祖的味道。不知怎地，得罪了當地的土匪，綁了他的票，繳了他的槍。我的曾祖父程家安老先生，受人之托，去找土匪頭子說情，總算人槍雙歸了。我小時候，記得最清楚的是，這位程姓長輩有一臺鄉村里罕見的收音機，他走到哪裡，帶到哪裡，命根子一樣。在夏夜的禾場上，我特別願意坐在他的附近乘涼，為的就是旁聽他的收音機。任何節目，對於我飢渴的心靈來說，都是盛宴。我至今還記得收音機播報長江水位的那種類似於密語的播音：九江，漲，漲，三點一五米；蕪湖，漲，漲，三點二三米……那些沿著一條大河散布著的水漲水跌的碼頭，激發了我對於遠方的多少向往！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從同學手裡，借到了一本《說唐》，躲在田埂後面偷偷看，被扛著鍬巡查稻田的他發現了。這個原“汪偽”政權的軍官，坐在田埂上，和我這個小學生談論起這本書來。我驚訝地發現，他對這本書是如此熟悉，書中所寫的那些隋朝好漢：李元霸、單世雄、秦叔寶、還有我們程家的祖宗程咬金，他都了如指掌。90年代初，有一年我從四川回老家探親，見到他的屋子上了鎖，這才得知，他已經喝農藥自殺了，原因很簡單：在公路養護段上班的兒子，打撲克輸了100多元錢，他勸不住兒子，一氣之下，一死了之。這次回去，他的老屋，已經成為一片廢墟了。
行文至此，似乎扯得遠了點，但總歸離不了一個主題：鄉村里的死亡。最近，在美國僑報上，讀到一則關於中國自殺情況的報導，上面說，中國80%的自殺發生在農村，而農民的自殺方式，80%是喝農藥。這完全映證了我的親身感受。在我的記憶裡，本村與鄰村，喝農藥自殺的不下10多人，而我的一位同學，在鎮上的衛生院當醫生，最擅長的就是搶救農藥中毒。他說，每到夏天，是農民喝農藥自殺的旺季，一兩天就會遇到一位。村民們甚至已經積累了經驗：他們在用板車、拖拉機將口吐白沫的喝藥者(大多是婦女)拉到衛生院時，常常會記得將自殺者用過的農藥瓶也帶在身邊，讓醫生一看就知道，喝的是“滴滴畏”，還是“樂果”，或是其他什麼農藥。於是，三下五除二，利利索索地推進簡陋的手術室，灌腸、洗胃，是否能夠起死回生，就看尋短者的命大命小了。
我小時候，我們家和叔祖家，關係並不好，兩家人互不來往，連話都不說。我的母親，與叔祖的妻子，更是宛如仇人。結怨的原因，有歷史的因素，也有現實的衝突。我記得，導火索大致是這樣的：當時的湖北農村，農民必須賣一頭豬給供銷社，才有過年時殺一頭豬的權利。叔祖家老兩口，無力養兩頭豬來殺一賣一；而我們家，祖孫四輩，10幾口人，開銷大，需要賣豬來給孩子們湊書本費、學雜費等。兩家人商量，我們賣兩頭豬，其中一頭算是他們家的“任務豬”指標，他們家養的一口豬，過年時則宰殺掉，兩家人分肉，我們家分的肉，以市價算錢給他們。誰知春節前夕殺豬時，兩家卻起了糾紛。我們家認為，我們有10幾口人，老人有4口，孩子有5、6個，都特別需要營養，應該略為多分一點肉，他們家只有兩個人，四雙筷子，少分一點肉，應該是公平的。雖知，叔祖的妻子堅決不依，非但堅持要平分，而且，還要膘肥肉多的半邊豬肉。我的爺爺與叔祖，本是兄弟手足，為了半邊豬肉，變得互不理睬了。
母親不能原諒叔祖母的，是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母親從她門前過，沒有稱呼她“嬸母”，她就罵我母親，甚至扯過一根長竹竿，追打我母親。母親後來說：“她太不配當長輩了！我也是有兒有女的人，她拿竹桿追打我，我還像個當娘的人嗎？”
1980年我上大學後，眼界開闊了。我覺得，過去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所造成的恩怨，應該終結。叔祖畢竟是我們程家的長輩，他無人贍養，本已可憐；我們這些晚輩，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一點照料，應該算是無愧祖先、有益子孫的事情。母親很不情願，說：“你還記得嗎？你考上大學，村子裡一片轟動，她卻坐在門口，冷言冷語地說：‘考上大學有什麼了不起？人家當飛行員才了不起！’叔祖母指的是她娘家村子裡，有人被招成了飛行員。我從北京第一次放寒假回村，買了幾包北京的土產，如蜜棗之類，到村子西邊看望兩位與我們家10多年互不來往的長輩，第一次喊了一聲“爺爺、奶奶”。他們忙不迭地答應，拿出臘雞要蒸給我吃。兩家人又開始走動了。
母親的心結仍然沒有解開。她說：“生產隊那會兒，時興評工分，我親耳聽到他跟隊長說，應風(我父親的名字)慢手慢腳，出勤一天，值不了10分工。記8分工就差不多了。”母親恨恨不平：“哪有胳膊朝外拐的？他考慮過他有6個孫輩，要上學，要吃飯嗎？他給你們買過一支鉛筆、一個本子沒有？現在我們家好起來了，他倒和我們攀起親來。”母親的話確實不假，但我勸慰母親說：“如果這樣計較，這個疙瘩就永遠解不開了。”
幾年前，我聽說叔祖生病了，可能是胃癌。我便托回國的朋友，寄了1000元人民幣給他治病。過了幾天，我打電話給母親，母親劈頭蓋臉就數落了我一番：“孩子，你也太大手大腳了，給兩、三百塊錢就差不多了，你一給就是1000塊！你知不知道，農民辛苦一年下來，能不能賺1000塊，都成問題！”我對母親解釋說，在農村，1000元人民幣固然不少，但在美國，確實算不了什麼。母親對此一直不能釋懷。我深愛我的母親，我也深知，她被極端的貧困所長年壓迫的心靈，在面對錢的時候，或多或少表現出了一種失常的節儉和吝嗇。無論我怎樣對她講，要她搬進城裡居住後，改善自己的生活，不要怕費錢。她有六個子女，個個成家立業，幾乎都有體面的工作，長子又在美國，大小也是一個“老闆”，無論如何她要大方一點。我們的話，卻很難在她身上奏效。記得我小時候，家裡有時候連五分錢的“合作醫療”掛號費都沒有，這樣的赤貧，是幾代中國人的羞恥和悲哀、無奈與無望。
現在，又一個農民，將要從耕種了一輩子的土地上消失了。作為土地的僕人、國家的佃戶，他們比城裡人，至少擁有一項特權：死後不必花數千元錢，在公墓裡買一個棲身的小穴或小龕。他們在田邊地角的墳地裡，天經地義地占有一小塊土地。幾年前，叔祖和我談起他的後事，囑咐我，一是要為我們程家的曾祖父立一塊墓碑，二是為他也立一塊，上面的碑文是“抗日軍人程義道之墓”。我問他買什麼骨灰盒為好，他笑了笑說：“那只是個瞌睡匣子，越便宜越好。”
“瞌睡匣子”這樣視死如歸的比喻，就這樣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裡。
5
我離開老家4天之後，叔祖一命歸西。
這幾天，在城裡，在文朋詩友的款待之中，我一直在等著這一天。我在家鄉只能停留10多天，如果老人家這口氣，在此期間仍沒有咽下，我就要帶著兒子，從湖北飛到四川去了。我既無力將他從死亡線上拉回，又不能親自安葬他─這個將家史交給我的長輩，我的內心一定是十分遺憾的，儘管我承認母親的話：在我們家最困難的那些年頭，他一分錢也沒有資助過我們，我們這些孫輩，也從來沒有吃過他家的一口飯、喝過一口水。而叔祖母連續若干年，義務擔任村支書家的保姆，將書記的兩個孫女帶大，這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事情。
死訊傳到城裡，坦率地說，我們都鬆了一口氣，特別是我的父親，在那樣炎熱的盛夏，在蚊子叮咬的土屋裡，通宵守候，一會兒幫忙翻身，一會兒擦屎擦尿，親生兒子都難以承受，何況我父親只是他的侄子，熬了10多天，連從萬里之外回來探親的長子和長孫都丟在一邊，無暇顧及，應該算是問心無愧了。
我的父母，加上我們兄弟三人，租了一輛小汽車，趕回村里，料理叔祖的喪事。我將兒子交付給大弟媳照料，騙他說，我們走親戚去了。我的兒子只對打游戲有興趣，沒有多問。
汽車走到離村5裡遠的鄉場上，我們買了幾個花圈。我提出要買鞭炮，母親說：“鞭炮到村里去買。我們家對面的程姑，就開著雜貨店，有生意應該照顧她。”母親的話很有道理，我們於是繼續前行。
到了村子中心，只見我家門前，已經散坐了一些村民，都是來幫忙料理喪事的。按照當地的鄉俗，凡是幫忙料理喪事的，或是曾經前來致祭的，都會吃一頓飯。鄉村里，祭品其實很簡單，不過是一掛鞭炮、一兩扎紙錢而已，不像城裡，一般是送輓幛，或是奠儀。城裡人與鄉下人經濟地位的巨大懸殊，在祭奠死者這一方面，也顯示得如此清晰。
我走進叔祖的土屋。幾天前試圖對我說什麼話的他，此刻被一塊白布，從頭到腳蓋著。變成靈堂的堂屋裡，燃著香燭。主持喪事的原生產隊長、我稱為“范叔叔”的村民(我曾經在他治下掙過好幾年的工分)，將我父親喚過去，將一塊長白布，扎在了他的衣領上。這就是所謂孝子的裝束了。待會兒，祭奠和出殯時，父親要對所有的來賓，一一下跪致謝。對於中國人來說，“跪”是禮節中的極端，而“跪”又是有講究的，不然，就不會有“男兒膝下有黃金”這樣的話了。不過，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在死者遺體前磕頭，要雙膝跪地，而父親叩謝吊客，卻只需要單膝著地就可以了。
我們這些孫輩，每個人發了一條窄窄的白布，扎在左臂上。這稱為“孝巾”。凡是前來致祭的村民，都會得到一條，據說，帶上它，會得到死者在陰間的保佑。
自從我的父母兩、三年前搬進城裡以後就一直空著的祖屋，此刻又熱鬧起來。門前用柴油桶做成的灶裡，木材熊熊燃燒，蒸籠裡漫出粉蒸肉與粉蒸魚的香氣。這都是我在美國日思夜想的家鄉美食，我原本指望這次暑假回家，可以好好享受一番，以慰異國他鄉的故土之思。幾天來，在城裡朋友們安排的接風洗塵的宴席上一直沒有吃上，想不到在自己叔祖的葬禮上，第一次有機會品嘗。
這時，宴客的時間到了。鄉民們紛紛入席，喝酒、吃肉，我的母親突然放下筷子，站起來，對大家說：“我看，凡是得到他老人家好處的人，都有義務出安葬費，不能讓我家寶林一個人出錢。他又沒有得到過什麼好處。他從小學讀到大學，這個爺爺給他買過一根鉛筆沒有？”
我的心裡實在難受極了。我也站起來，對母親說：“媽，你不要再說了。人都死了，還提那些過去的事情幹什麼！我願意出錢，求自己心安而已。”母親說：“我並不是真地要那些人出錢，我只是要告訴那些得了好處的人：我們不傻。”
原來，我們剛進村時，主持喪事的原生產隊長，將我和另一個本家兄弟─在附近一所中學任教的一位老師叫到一邊，和我們商量喪事。他開門見山用鄉下土話說：“按照我們這裡安葬五保戶的規矩，村里只出1000元喪葬費。我算了一下，這1000元錢，無論如何是無法將老頭子拖下坑的。大約短缺500元左右，你們兄弟倆商量一下，把這筆錢攤下來。你們這裡答應了，我才好請人去墳地裡動土。”母親在旁邊悄悄地聽到了這番對話，心裡不免有幾分不滿。
這個本家兄弟，便屬於我母親所暗指的得到過我叔祖好處的人。確實，他小時候，幾乎是寄養在叔祖家的。我說：“老弟，你在鄉鎮上教書，也不富裕。我在美國，錢畢竟掙得多一點，全部由我出算了。”他堅持和我分攤。我們達成了協議：我出300元，不足的部份由他出。我當即掏出錢包，拿出錢來遞給這位前隊長。范叔叔忙不迭地說：“讓你吃虧了，讓你吃虧了！”他那裡知道，這點錢，在美國，只抵得上一天的房租。
范叔叔說：“請不請嗩吶呢？請了，叔祖母臉上好看些；不請，可以替你們省下200塊錢來。”我說：“那就請吧，我來出錢。遭了一輩子罪，臨走熱鬧一下也好。”范叔叔卻面露難色地說：“我看還是算了。你看，快到中午了。天氣熱，老人已經停放一夜了，還是早點入土為安。”這時，雇來的殯葬車也從村外開進，停在了叔祖的門前，村子的入口，燃起一串長長的鞭炮，中間夾雜著幾聲親戚的哭泣。這哭泣，多半來自我的幾個堂姑。
果然，在人群中，我一眼就看見了桃姑。她是我父母的堂妹，與我血緣關係雖然已經較遠，但在情感上，卻很親我們這些子侄。記得我讀大學那幾年，每逢放假，她都要走好幾裡路，到我家來，請我這個遠近聞名的大學生侄兒到她家做客，吩咐她的丈夫，或是孩子，騎自行車到20裡外的後港鎮上買魚。有一次，我實在不願意去，嫌天氣太熱，她的眼圈馬上變紅了。她帶著哭音說：“你到我家吃頓飯，村里的人都會高看我幾眼。”我哪裡知道，她嫁到那個村後，先是喪夫，後是招贅，而上門女婿人太老實，在村里受氣，在家裡與前夫留下的孩子也相處不好，她指望我這個有“出息”的侄子，能光臨她家，給她帶來點光彩和臉面，可我卻不請願在大熱天走幾裡土路，僅僅為了吃她一頓飯。
桃姑看到我，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原來胖胖的、壯壯的桃姑，如今已經枯瘦得如同一段木頭了。臨回國前，我才從妹妹那裡得知，桃姑兩年前就患上了婦科病，下身常常出血，沒有錢，更捨不得錢，一直沒有去檢查，以為熬一熬、挺一挺，就可以挺過去。她對家裡人說：“超過1000塊錢，就不必治療了，免得給剛結婚的孩子背一身債。”不久前，實在痛得熬不住，她到了荊門城裡，請我妹妹帶她到醫院檢查，結果顯示，已是宮頸癌晚期。在城裡，如果確診得早，花一兩萬元、至多兩三萬元人民幣就可以施行切除手術，成功率很高，但在鄉下，至少是在我們那個“魚米之鄉”的鄉下，這個金額的手術費，對農民們來說，是天文數字，想都不敢想。
在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中，帶著白孝的桃姑，按照農村的習俗，前來參加自己親叔叔的葬禮，而她自己的葬禮，已經不遠了。以中國之大，農民之眾，沒有誰會真正介意喪失一個年方50多歲的農婦。她留下的土地，她的子女自會耕耘，繼續完糧納稅，支持火箭，甚至載人飛船的藍天翱翔。至於她這一生，從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片廣袤無邊的大地上，得到過任何福利與照料，從國家和制度中得到了任何形式的回報，這個問題，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如果我告訴她，在美國的任何一家醫院裡，都貼著這樣一條用英語、西班牙語、漢語等書寫的“標語”：“任何人都不會因為無力支付，而被拒絕服務。”她是否會覺得，這個從美國歸來的侄子，是在說胡話？如果我進一步告訴她，在美國，窮人都會得到政府的救濟，有的人，一生從來沒有工作過一天，卻靠政府的福利救濟，養大了自己的子女，並將他們送入大學，她會作何感想。
我身上帶的人民幣已經不多，我拿了300元錢，悄悄塞到桃姑的手裡。妹妹曾在國際電話中告訴我，她帶桃姑去醫院診斷後，心情沉重，留她在家住了三天，送她回鄉下時，給了200元錢，誰知桃姑在路上卻弄丟了一張100元的票子，害得桃姑哭了一場。我無話可說，只好吩咐她說：“姑姑，你把這點錢裝好，想吃什麼，就給自己買一點。都到這個份上了，不要捨不得。”
桃姑放聲大哭起來，拉著我的手說：“寶兒，你下次回來，就看不見姑姑了！”
姑姑！
6
叔祖乾癟、瘦小的遺體，被從靈堂裡抬出來，塞進了殯葬車內的鐵匣中。又一陣鞭炮之後，黑乎乎的、醜陋不堪的殯葬車，朝鎮上的火葬場駛去。和我一起分攤喪葬費的那位本家兄弟，坐著一輛租來的、骯髒不堪的“桑塔納”，和我父親一起，親自送老人入焚化爐，我則留在村里，和前來幫忙的村民話話家常，並且，到不幸死於非命的童年伙伴金興成的墳上，放一掛鞭炮致祭。
陪我前去的，是我前面提到過的堂妹夫“金醫生”。在路上，我問起村里30多戶人家的經濟狀況，他將哪家窮，哪家富，一一報給我聽。據他說，我家斜對面的程順道家，應是村里的首富，肯定不少於5萬元存款；其他幾戶，存款也有萬元左右。我聽了，嘆了一口氣。記得1994年3月，我採訪路過老家時，回了一趟村里，這位堂妹夫拿出一個帳本來，上面詳細地記載了他1993年的收支情況：7畝水稻田，畝產均達到1200斤左右，除掉提留、攤派、稅款，減去化肥、水費、農藥等投資，總共賺了200元人民幣！一年裡，風裡來雨裡去，這就是收穫，而兩個孩子讀小學、初中，一學期光學費就得幾百元。幸虧他還有一門“手藝”，可以給鄉親們看個頭痛腦熱，有點額外收入，否則，實在不知怎麼辦才好。那次，我提出將他的那份帳本帶回四川，寫文章時作第一手資料。堂妹夫猶豫了片刻，同意我的請求，但提出了一項附帶條件：不能使用他的真實姓名。
我問他：“你怕什麼？你怕剝奪你種地的權利嗎？”
在給夥伴上墳的路上，我也問起了他在荊門城裡“行醫”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他到荊門，在一條偏僻的街上，租了一個門面，開門應診，當起了沒有行醫執照的“地下醫生”。他將藥櫃藏在臥室裡，不敢掛牌，只靠熟人介紹病人，開藥不給處方，以免被抓住把柄；凡是需要打針的病，那怕是最尋常的青霉素、連霉素，他一概不看，以免出醫療事故。這樣行醫，病人自然少而又少，所得連房租都難以為繼。我曾打電話給父母，請他們捎話給他，勸他不要這樣鋌而走險─在美國，非法行醫，人命關天，可不是一項輕罪，那可是要坐大獄的！金醫生終於回到村里，老老實實地過自己半是農民，半是醫生的日子。
金興成的墳，因為村里的墳場已“人滿為患”，被安置在了村西的一處坡地上。在那裡，還埋著金醫生弟弟的兒子。那個10歲左右的孩子，幾年前我就聽說患了白血病，現在，已經變成一堆土了。我給金興成放了一掛鞭，燒了一迭紙錢，並且，按照金醫生的吩咐，半躬著腰，給這為童年夥伴作了三個揖。金醫生說，按照農村的風俗，祭奠同輩的人，是不可以行跪禮的，死者消受不起，對生者也不吉利。我離家已20多年，民俗的東西已經淡忘了許多，我記得的只是那句古詩：“死者已己矣，生者常戚戚。”
我倆回到村里時，那輛殯葬車已經從火葬場返回。此刻，是送逝者歸土的時刻了。
叔祖不多的幾個親戚都來了，加上村里姓程，或是跟程姓沾親帶故的村民，都不約而同地到了村子東邊松樹林邊緣的公共墳地。從外村請來的道士先生，帶著羅盤，測量了風水，用石灰畫好了墓穴的四周。前面提到的我村首富程順道的二兒子，人稱為“大金平”的一位30多歲的村民，用鍬熟練地鏟開草皮，挖了一個長方形的、深若尺許的坑。叔祖的骨灰盒將安葬在這個坑裡。我的鄰居，我喊“應平叔”的一位長輩，則拿起瓦刀，用碎磚蓋起了一個拱形的小屋，剛好可以容納下一個瓷壇。
道士先生口裡念念有詞，朝墓穴的前後左右，各撒了一把大米，然後，吩咐村民們，到墓穴的下方取土。這樣，這塊墓地就是吉墓，有益子孫，也對得起他的100元勘踏費。
可是，“下方”是一塊旱地，種著一點稀稀拉拉的芝麻。更麻煩的是，這塊旱地屬於另一個村的一戶村民。在未得到許可之前，擅自在別人的莊稼地裡取土培墳，不僅犯了鄉村的大忌，而且，還可能導致一場械鬥。
村民們都推舉我，說就數我面子大，要我和在當地報社當記者的弟弟，到鄰村找那戶人家求情、協商。義不容辭，責無旁貸，我和弟弟踏著田埂，向鄰村走去。一路上，我都在想，我走了那麼遠，自以為和故鄉，和留在故鄉的親人、鄉親，已經隔了兩萬里，卻原來離得這樣近。幾天前，我還踏在舊金山綠草如茵的草地上，而此刻，我的腳又重新踏在了我發誓要永遠背叛的田埂上，腳下同樣是綠色的草，只不過，這裡的草竟然有如此深的澀味。
那戶人家倒很通情達理，爽快同意我們在他家的旱地裡取土培墳。弟弟拿出10元錢，硬塞給那位村民，說是“青苗損失費”。幾番推辭，那人終於收下了。
等我們兄弟倆回到墳地時，安葬進入最後的程序。那個我稱為“應平叔”的人，將骨灰壇放入砌好的“小屋”裡，然後，將叔祖生前喜愛的一臺收音機，音量開得大大的，放入“屋”內，這時，道士先生喊一聲：“來生多子多孫，洪福齊天！”在他的聽不清唱詞的古怪的吟唱聲中，村民們一聲吆喝，將第一擔土倒在了墳頭。裝土的農具不夠，我和弟弟就用一個裝化肥的尼龍袋子，將黑黑的、肥肥的故鄉土，蓋在叔祖的身上。這個原“國軍”上尉軍官，這個原解放軍“解放戰士”(當時對被俘的國民黨軍人的稱呼)，這個荊門市沙洋縣高陽鎮歇張村三組的資深農民，就這樣，因為腿部的一次骨折，走完了自己69年的人生。
最後一項儀式是將他的一件破棉襖燒掉，讓他在陰間有禦寒之物，並且，將他的一雙鞋子，朝田野裡相反的方向扔去。我至今不知道，這到底有什麼寓意。
隨著新土越堆越高，收音機的播音越來越微弱，終於徹底喑啞了。有位親戚在抱怨，說應該換一對新電池，這樣可以聽得久一點，另一位村民表示反對，說只要沒有空氣，收音機就會啞掉。兩人的爭執在此刻涉及到了彼此都毫無所知的無線電學。
我默默地培著土，抬頭就看見了范元國。按輩份，我喊他“元國爹”。
7
元國爹，這是我一生中都不會忘記的人物。
我大約7、8歲的時候，他是村里的鐵匠，鋪子就設在我家隔壁。如果說我的童年和工業有什麼關係得話，這個鐵匠鋪大概是首選。我的童年，就是在他的鐵錘丁丁噹噹的鍛打聲中度過的。而我童年時代的第一件恐怖的禍事，也正是由他而起。
那是1970年左右的事情，我已有了清晰的記憶，而我的弟妹們卻未必知情。50年代末，我父親農業中學畢業後，當了一個月的某農業機械廠的學徒工，因我爺爺是地主成份，而被趕回農村。生產隊見他好歹進過工廠，便安排他進了鐵匠鋪，跟著元國爹學打鐵。當時，元國爹“承包”了這個鐵匠鋪，由於他購進了一批根本無法使用的廢鐵，導致虧損了300多元。這筆債拖到70年代初期，生產隊向他追討，他無力支付，於是，想了一個狠招，逼我父親替他支付70元債務。
我父親當時連報酬都沒有，更沒有參與經營，只不過是一個跟他學揮大錘的學徒，況且，事隔10多年，怎麼突然逼迫我家幫他還債呢？當時，我只是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生，我已經知道，這太不公平了！但又有什麼辦法？元國爹是隊裡的“貧下中農協會主席”(簡稱“貧協”)，我爺爺是村里的地主(我後來才知道，我的爺爺和我的叔祖一樣，既在國民黨軍隊裡當過兵，被俘後也在解放軍裡打過仗，均在1950年前後被精減回家當地主)。政治地位上的天地懸殊，在那樣嚴酷的年代裡是足以致命的。我奶奶哭著吩咐我，要我任何時候都跟著爺爺，特別是當爺爺到廚房裡，或是到村外水塘邊時。我不懂，我奶奶就解釋說：“你爺爺被逼得沒法子，想死了算了。他要把自己的兩隻手綁在背後，倒栽到水缸裡淹死！”
奶奶的哭、奶奶的吩咐，刀子一樣刺在我的心頭。從小學二年級起，我幼小的心靈，就被死亡所籠罩。這是我為什麼對於任何形式的死亡展示與死亡恐嚇，懷著深入骨髓的恐懼與厭惡的根本原因。只有我才知道，它對於柔弱的心靈有多大的傷害。前不久，看到在家鄉教初中的一位朋友，寫了一篇文章，談自己奉命帶著學生去參加宣判大會的複雜感受：在那次大會上，一位年僅19歲的、只不過盜竊作案19起、金額不過數萬元人民幣，沒有欠下任何人命的罪犯，竟然被我們的國家機器，當著那麼多充當看客的初中生、甚至小學生的面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我記得，我讀那篇文章時流下了悲憫的眼淚。我為那個被惡法所虐殺的孩子哭泣，也為那些不得不參加極不人道、極不文明的所謂“公審公判”大會的孩子們哭泣。我知道，他們遠未成熟的心靈裡，有幾顆子彈從此掠過，引起靈魂深處久久難平的驚悸與恐懼。我固然愛我的國家，但絕不愛它為世所病的那堪稱殘酷的一部份，這其中就包括了將無數非暴力犯罪的人，如貪污分子、盜竊犯、以及其他並未侵犯生命權的財產犯罪者處以極刑的傳統和慣性。
後來，多虧了隊裡領導還算處事公平，沒有強逼我們家代人還債。但是，區區70元人民幣，現在，在舊金山，如果換算成美金，連一小時的法定最低時薪都達不到，當年卻險些逼出一條人命。這是我童年時上過的深刻一課，讓我知道了什麼叫“貧困”，儘管每篇作文上，我們仍然習慣於用這樣的句子開頭：我們從小過著幸福的生活。
元國爹早就失去了往昔農協主席的地位。常年打鐵，他的背駝得厲害，一邊幫著培墳，一邊咳嗽。我小時候，記得有一次，村里有一戶人家打棺材(鄉民們為避諱，常稱之為“壽材”)，他曾經為了和別人賭一包雜糖，躺進剛剛打好的棺材裡，和他打賭的另幾個木匠，趕緊將棺材蓋住，將他憋了老半天。他爬出來時，臉憋得通紅，還哈哈地笑，當時，我差點忘了他就是幾年前險些逼死我爺爺的那個鐵匠。
8
我帶著兒子回到美國，生活又回到了平常與寧靜之中。兒子偶爾會想起他在老家村子裡見過的那位奄奄一息的老爺爺。他會催我打電話回去，問候老爺爺，寄點錢給他，希望他好起來。面對孩子的善良，想起他在家鄉賓館長達40分鐘的痛哭，我實在不忍心告訴他：老爺爺已經埋在地下好幾個月了。
叔祖在留給我的那份家史中，在談到自己的後事時，是這樣寫的：
“至於我自己，只有一句話：人死燈滅。”
我承認，在我20多年的寫作生涯中，我還從來沒有寫出過如此形像、生動、如此具有情感張力、如此令人悲哀難言的句子。
人死，燈滅。無邊無際的黑暗籠罩著他去的那個世界。
前幾天，打電話給母親，問起村里的情況。母親猶豫了片刻，告訴了我兩條壞消息：
前些天，元國爹死了。是喝農藥死的。他得了肺癌，在深圳打工的小兒子趕回來，照顧了兩天，又要趕回深圳去了。一位愛開玩笑的村民對元國爹說：“我看你趁你兩個兒子都在家，喝藥死了算啦，何必拖半年一年，那時，兒子回來給你送葬，不又得掏路費？”
當天晚上，元國爹果然喝了農藥。小兒子那天一早上路，往深圳方向趕，在5裡外的鄉場上，被村里報凶信的村民騎摩托車追上了。省下了兒子的路費，元國爹該瞑目了。
第二條壞消息，母親猶豫得更久，終於在越洋電話那端，講給了我聽：我們村首富程順道的二兒子，也就是前文中所述替我叔祖挖墓穴的那位“大金平”，診斷出患了胃癌，醫院打開他的肚子後，又給縫上，現在已經拖回家來，說是過不了今年的年關。母親帶著哭聲說：“村里就數這孩子掙錢掙得苦，又是種地，又是開拖拉機跑運輸，還幫人理髮，好不容易攢點錢，現在，再多的錢也救不了他的命了。40歲都不到，他的爹媽怎麼想得過喲！”
我在電話這頭，有什麼話可說呢？我們那個村子，近年來日漸衰落，像是受了惡咒一樣，死於非命的、死於絕癥的，越來越多了，而在短短的10多年前，這村子裡曾經出過10多個大學生，如今，再也沒有人指望考上大學了。
這個程順道，靠開家庭雜貨店、販賣化肥、農藥，日子比其他村民好過些，錢卻摳得格外緊。他家在村里人緣不佳，與我們家的關係也不好，他甚至還毆打過我的母親。母親在電話那頭說：“我前頭聽到這個消息，難過得一夜沒睡好。我明天讓你二弟回一趟村里，看望一下元國爹的愛人，還有大金平，每人給50塊錢，表示一下心意。我們搬進了城，可老屋還在村里，還是村里人呢！”對母親的決定，我感到欣慰。
母親在電話裡說，幾十年前原隊長修的地道，通到我家的老屋下面，現在，已經下陷，我一直住到18歲出門遠行的那間臥室，傾斜得嚇人，怕是馬上要倒塌了，問我是不是將它拆除。我吩咐母親，趕緊請鄉親們幫忙拆掉，免得垮塌時傷著了人。
放下電話，我悵然地在電話機旁發呆。在鄉親們日漸凋零、老屋也日漸傾頹的那個小村里，我是永不回頭的背叛者、土地的逆子；而在我尚不擁有任何物業與土地的美國，回望我的父輩與祖輩，乃至祖祖輩輩生生死死的土地，我默然地流出的，只能是一行鹹鹹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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