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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原创] 与母国文化接轨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答艾华先生 [打印本页]

作者: 格丘山     时间: 2010-7-13 17:21     标题: [原创] 与母国文化接轨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答艾华先生

谢谢艾华先生的苦口婆心和谆谆诱说。还谢谢泠黛女士,孟悟女士和梓樱女士对于本讨论的关心。

我觉得对于不同事情的认识,语言的讨论和辩论是有一个限度的,过了这个限度就是大家根据双方意见见仁见智的问题,双方再坚持见解往往事倍功半。

打个比方说,有一个小花猪(用小花猪做比喻, 只是有趣,无任何隐喻和贬意,切忌联想(^o^) ),引起不同意见:

A 说 这个小花猪太肥了
B 说 我看小花猪一点也不肥
C说 小花猪不是人,不能用人的要求要求小花猪;

A又说 小花猪太脏了
B又说 我看小花猪一点也不脏
C又说 小花猪的生活环境需要它脏;

A又说 小花猪太懒了
B又说 我看小花猪一点也不懒
C又说 小花猪懒是它们祖传的风俗;

诸如此类。

辩论至这一步,其实意思都说清楚了,下面应该是读的人各取所需了。ABC 如再去硬要说服对方已无可能,也无必要。

回到我们的讨论上来,基于很多好心人表达了对于文心这个一个多年来辛苦打建的家园受到伤害的担心,无论出于对于这些网友的尊重,还是出于辩论再不会有实质进展的考虑,我都觉得就此停住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我对艾华先生信的兴趣却不减,因为艾华先生在谆谆诱说中引发的与母国文化接轨中的理论问题,本身就闪烁着独立的诱人的理论光辉,我们完全可以脱离文心去讨论这些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下面列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足以单篇成章,变成不失理论价值的论文,而我这里,只能蜻蜓点水,抛砖引玉而已。

1。 民族比较学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


“格先生提到笔者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一位著名教授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美国人相互间直呼名字的现象;前者实为该教授的个人素质所驱动,没有普遍性意义,因为美国也有教授很难与人相处,中国也有着名教授平易近人,不能以偏概全,一概而论”

艾华先生提到美国也有教授很难与人相处,中国也有着名教授平易近人,这个看法是无可厚非的。

记得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量留学生赴美时流传着一个经验,尽可能找美国人导师,华人导师比较苛刻。这个经验同样可以用上面的断论来质疑,华人导师中也有宽厚的,美国导师中也有苛刻的,何况这其中暗含着学生本人的素质问题,宽厚苛刻非单方面表现能结论的。但是我相信当时很多人还是考虑了这个建议。

有一次,笔者在纽约的大街上迷了路,看到一个卖货摊,摊主是一个上年纪的华人,我正要开口, 他立即态度非常坏的叫道,不要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正尴尬,旁边路过的一个黑人从我的表情看出我碰了钉子,就主动问我 DO YOU NEED HELP?当然这是一个个例,我们同样知道,不是每一个华人都是这样不友好的,不是每一个黑人都是这样友善的,而且普遍的认为是黑人有暴力倾向。

同样,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就问题更大了,中国人不是都丑陋的,道德优秀的也很多。何况柏杨提到的一些丑陋的特性如窝里斗等等,其他民族(如印度)也不差。

问题是,如果在一个断论中存在着复杂的不符合的特例和交叉,是不是就能说这个断论是错误的。 差不多所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新闻报导都是在自然,社会中找寻普遍规律。一个报导如果符合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好的新闻,个别的特例存在不能否定这条新闻的正确性。同时如果它不符合大部分情况,那么它就是坏新闻,甚至假新闻。所以这里从个例向普遍推论的方法是不错的,决定错误正确的是这个断论普遍的比例有多高。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我们前面说的例子,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所以能在相当的中国人中共鸣,并不是不存在不窝里斗的中国人的反证,也不是不存在不是中国人就没有窝里斗的反证,而是大部分中国人在心中都有我们窝里斗的同感,所以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就得到了认同和传播。

同理中国名人和导师的架子比外国大,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去参加过中国学术会议的都会对其中的等级森严有深刻印象,这个印象不能因为中国名教授和名人中有平易近人的和国外名人中有不平易近人的得到否定。就像我们说过的一句断言命题的正确决定于它普遍的程度,而不决定于它有没有不符合它的特例。

在民族性的比较中普遍性起决定作用的原则是它的起码条件,否则这种比较根本不用进行,因为没有一个丑行,一个恶习在一个民族中不存在,也没有一个美德,一个节操在在一个民族中不存在。 如果特例的否定被提高到判定的地位,那么所有的民族都彼此彼此,大家都是一团混水了。


2。 在与母国文化接轨中的立足点的问题

“ 你我从海外看中国,有很多东西可能看不惯,尽管我们和国内同胞都是同根生,说的是同样的语言。但是我们说话的风格、做事的方式、喜怒哀乐的标准可能已经大相庭径。无他,淮橘为枳。在我们张口批评对方之前,我们是否应该换位思维一下,假如我们没出国,我们是否会和他们一样?”

“尽管我们知道南美洲人的工作习惯和效率与我们不一般,但如果我们要和他们做生意的话,要求他们按照纽约、香港的工作效率办事是不切实际的,这样做只会令主人难堪、反感,其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怎么办?笔者认为在不违背道德原则底线的前提下,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或路径,灵活折衷,方为上策。”

二十多年前我从中国到了美国,今天回头看去,给我最大的震撼是我自己在道德行为上的变化。我庆幸来到这里的最大得益是我懂得了人之间可以以一种我原来完全不知道的方式生活,现在回想我的起步是从一个非常可耻的地方开始的。我去超市,将推车扔在任何地方,直到一个美国人很友善的告诉我,要将车送回去,我才注意这个公德。我买完东西,空手走出来,直到一个美国人拦住我,告诉我,你让你的太太提着很多东西,自己什么也不提,看起来很不好,才知道这有问题。去GARAGE SALE ,我故意将好几样东西加到一起,说一个价钱,知道那个美国主妇算不过来,自己得了便宜还很为得意。直到我与他们深入接触,他们的善良深深地感动了我后,我才知道自己多么卑鄙。但是这怪我吗? 我来的那个地方都是这样的,记得在电车门前几十个人在那里挤很长时间,谁也上不去,谁要谦卑,永远也上不了车。六九年,我与难友老鲍从农场回到北京上访,看见十多个人在那里挤车,半天才能上去一个人。老鲍说上,领着我向挤车的人冲过去,他俩手将挤车的人一个个拨到两边去,势不可挡,那些北京人大叫,挤车规则只能挤,不带用手拨开人家的,老鲍说哥们都是玩大麻袋出身的,顾不上这么多了,这一次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劳动改造职业有了骄傲感。

正像我深信不移提到这些事的荒唐,我也深信不疑有一天我将到美国碰到的很多亲历的事情写出来,诸位也许会感动得流眼泪。我自己就是在这些感动中慢慢变了一个人。

回国后,我告诉很多人我碰到的故事,他们听得这么出神,听了后想起自己和身边的事只是叹气。有一次我与一个出租司机说起这些故事,他是那么感动,坚持着要不受我的钱和将我的东西送到旅店里面去,我感到人性都是向善的,很多情况下他们实在是不知道人间关系还有另外一种运作方法,或者不得已,不得不为环境所迫。

所以我觉得我们出国的人,应该将国外好的东西带回去,而不是自己回去,为了物以类聚,装成与他们一个样子。这样做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将他们当作与我们一样的人在尊重,相信他们的理智会做出判断。这与与南美人做生意不一样,与南美人打交道,只是为了生意,别无它求,可是与国人打交道,我们是同宗同属,正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来国外亲自经历国外的生活,我们有责任将自己的经历如实的告诉他们。

3。 中国传统风俗与当今道德腐败的分野问题

“例如,笔者一位自小在加拿大长大的香港同事,用英语交谈的时候,向第三方提到自己父亲的时候直呼其英文名字,而用中文交谈的时候,则会改用一种符合中国尊老爱幼传统文化的称谓。”

我觉得中国解放前的尊师,尊老爱幼的传统,在多年政治运动对人际关系的冲击下,和改革开放后钱财唯上的冲击下,已经变得极其微弱。现在保留中国这个传统最多的恐怕是东南亚的华人,其次是台湾和香港,而大陆恐怕问题最大,代之以之的恐怕是利益的工心计算,目前官文化的威力恐怕远远超过了一切旧传统。

严格说中国在五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基本摧毁了中国的师道尊严,家庭尊卑,老幼传统,而当时提倡和盛行的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以后没有得到继续,在文化革命后基本夭折。而改革开放后新的道德系统也没有建立起来,人们只能本着自己的实际利益奉行尊官文化,因为这是在这个制度下比较能够立竿见影的道德方式。

艾华先生如果要对这个问题有比较现实的体会,可以做这么一个实验,以一个大学讲师的资格(其他什么也没有)去参加一次国内的学术会议,然后再挂着国外的学位职位,或者国内一个官员的名字去参加一次,如果你乐意做这个试验,我很愿意奉陪,看看以在这两种不同身份下,我这同一个老翁得到什么样的尊老爱幼的传统(^o^) ,回来后如实写出来,成为世界名作未必,但是成为中国名作的可能很大(^o^)

这个问题不想多谈了,因为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有相当的坦率度,网上不容易达到这个信任,艾华先生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通过EMAIL 谈论。

以上是在艾华先生放出的汽球的引诱下,也走到高空逛了一圈,我觉得在大部分时候有思想的不同意见要比无思想的赞颂更有趣。说得不对处,请赐教。


附:复格丘山、丁小明先生


格丘山、丁小明二位先生大鉴:
  格先生七月九日的《希望与艾华先生有共同语言》(《希望》)一文已经在当天按照先生的意思转至文心理事会;而丁先生七月八日的《致理事会的各位成员》(《致》)一帖施雨社长也在当天转贴文心社理事会论坛。中美两地时差加工作,未能在第一时间回复二位,谨此致歉。(格、石二位先生的原文见本文末尾的链接)
  从二位先生的文字看得出你们是做学问的人,而笔者中学阶段就出国,中文造诣与二位先生不在同一档次,辞不达意的地方,尚祈二位先生海量。
  《希望》与《致》二文对文心工作多有观察,虽然所述观点见仁见智,个别看法甚至极具争议性,但对文心的关注不在话下。在如今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社会,二位先生新来乍到,肯花时间去关注文心,实属难得。
  天下之大,世事之多,不言而喻。从二位先生的文字看得出你们是做大学问的人,既然如此,恕笔者不在细节上纠缠,而从更高的层面去与二位先生探讨交流,求同存异。
  二位先生和笔者一样,有机会走出国门,接触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相信当年都或多或少经历过“文化震荡”,以及随后的适应、磨合到最后的融入。走完这个过程之后,我们的适应能力要比出国前强,这是我们自身的经历所然,毋庸置疑。
  世界各国各民族构成的文化万花筒,形形式式,多姿多彩。走进一个新的国度,如何直面“文化震荡”,学问不少。举个例子:尽管我们知道南美洲人的工作习惯和效率与我们不一般,但如果我们要和他们做生意的话,要求他们按照纽约、香港的工作效率办事是不切实际的,这样做只会令主人难堪、反感,其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怎么办?笔者认为在不违背道德原则底线的前提下,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或路径,灵活折衷,方为上策。
  其实,这种“文化震荡”现象不仅出现在跨国文化之中,也会在本民族的交往中出现。很多海归回到中国水土不服,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震荡”,至于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民主与否充其量只是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
  格先生提到笔者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一位著名教授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美国人相互间直呼名字的现象。前者实为该教授的个人素质所驱动,没有普遍性意义,因为美国也有教授很难与人相处,中国也有著名教授平易近人,不能以偏概全,一概而论。而后者则更多地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现象,或者说是一种语言现象。例如,笔者一位自小在加拿大长大的香港同事,用英语交谈的时候,向第三方提到自己父亲的时候直呼其英文名字,而用中文交谈的时候,则会改用一种符合中国尊老爱幼传统文化的称谓。
  发生在本民族的“文化震荡”也会因时空、地点的变换而异。来自中国南方的笔者第一次与北方文化深层次接触还是在美国波士顿上大学的时候,其时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凤毛麟角,自己在校园碰到一位来自北京的曹姓同学,很快就成为好朋友,并发觉他说话大大咧咧,侃起大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与大多数南方人的矜持对比鲜明。几年后在费城沃顿商学院的校园里,笔者碰到一位朱姓中国同学,一口京腔,口不离“您”、“劳驾”、“怠慢”,再加上他那待人接物时点头哈腰、彬彬有礼的肢体语言,简直就是电影里那些前朝遗老的活翻版,心中诧异,问他是“北京来的?”,答“台北”。原来他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北平后裔,父母因为大陆政权的更迭而落籍台湾。曹、朱两位同学,讲的都是京腔,语言风格却淮橘为枳,截然不同。
  你我从海外看中国,有很多东西可能看不惯,尽管我们和国内同胞都是同根生,说的是同样的语言。但是我们说话的风格、做事的方式、喜怒哀乐的标准可能已经大相庭径。无他,淮橘为枳。在我们张口批评对方之前,我们是否可以换位思维一下,假如我们没出国,我们是否会和他们一样?
  二位对文心的关注,不失细心,达到细致入微的境界,令人击节。例如,格先生非常准确地注意到,“文心有一个其他网络没有的特点, 就是与中国紧密的联系,一个以中文写作的人,离开他语言的母国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心的这个特点使她在国外的各个网络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和不能被代替的地位。”
  文心社是一个在美国注册成立的非盈利文化社团,而“与中国紧密的联系”,就确定了我们是海外与国内写作朋友的一座桥梁。虽然大家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都说中文,都以中文写作,但时空、地域的差别,约定了我们成员之间“淮橘为枳”的特性,必然要面对“文化震荡”的冲击。这种“文化震荡”,来自我们对很多东西的不同看法(恕笔者一笔掠过)。如何面对“文化震荡”固然大有学问,既可以暴风骤雨,硝烟弥漫,扫荡弱者出局;也可以和风细雨,搭建桥梁,提携后进。
  很多误会,来自“淮橘为枳”,来自无知。笔者刚开始和内地文字朋友接触时,常被内地文友冠以“老师”之称,让笔者十分不自在(至今如是),自我感叹,阿谀谄媚,何至于此!?盖因笔者知道文学方面自己有多少斤两,充其量就是中学生水平(笔者离开中国时十五岁),绝对与 “师”字沾不上边。碰到这种情况,只能连声以“不老不老”来自我解嘲。渐渐,笔者发现,这种“老师”的称谓其实已入约定俗成范畴,蔚然成风,使用者虽有阿谀谄媚之嫌,却无阿谀谄媚之实,变为一个相对中性的标签而已。一如日韩电视剧中常听到的“兄长、师兄、师姐”、香港警匪片中警务人员口中的 “sir/madame”等,尊卑的意义不大,只是一些中性的称呼符号而已。可见,笔者对“老师”的恐惧,源自于自己的无知。
  其实,文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作为一个与中国有紧密联系的海外社团,就必然要面对中国国情。文心社的今天来之不易,十年的道路,一路走过来,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我们还是挺了过来,从当初“桃园结义”的十三人发展到目前这个规模,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劳动与奉献。百年巨厦可以毁于一旦,更何况我们只有短短的十年历史。维系心友,我们的网站功不可没。然而,我们的网站不是在真空中存在,虽然网站的服务器在海外,心友们却遍及全球,尤其是中国内地。文心网站是心友精神粮食与精神财富的汇聚地,是我们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份,我们必须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好网站,确保网站与全球各地心友的通道畅通无阻。有关这一点,二位先生是明白人,我就不费口舌了。
  人无完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更没有三头六臂,凡事很难面面俱圆,这是事实。感谢二位先生对我们工作中不足的批评,提醒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改善提高。当我们还是十几人的时候,大家之间关系紧密,互助互爱,如同一家人。随着心友数目以几何级数倍增,我们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与大家经常性互动,唯有借助于高科技,构建一个方便大家交流沟通的平台,让全球各地的心友零距离交流互动,并设留言箱作为大家与编辑及理事会联系的渠道。因为我们是一个自愿者组织,理事会成员以及网站版主、编辑等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孩子与家务,只能在茶余饭后抽空服务文心。据笔者所知,文心网站的网站后台技术骨干,往往都是在凌晨之后才有空处理网站的大小事宜,惟其如此,偶有疏忽,在所难免,尚祈二位先生海涵。
  本来,与认识的朋友打招呼,这是我们待客的应有之道。与陌生的朋友少打招呼甚至不打招呼,这是人之常情。将心比心,换位思维,我们自然就能体谅其中的不易。二位先生新来乍到,我们没能在第一时间恭候迎接大驾,反映出我们在接待新心友方面的工作有待改进。至于所谓欢迎新人中的势利之说,其实有失偏颇。既然先生也注意到文心“与中国紧密的联系”,我们如何保持这样的联系?我们经常邀请国内笔友来访文心网站,进行交流互动。既然人家是我们请来的客人,我们自然应该把握好自己的待客之道。
  最后,想谈谈笔者对交流之道的看法。作为一个在美国注册成立的文化团体,营造一个宽松的交流平台与氛围,鼓励所有心友畅所欲言,百花齐放,是文心人的共同心愿,也是文心网站台前幕后所有同仁的共同追求。在笔者淡出网絡之前,曾经活跃于多个网站,身兼这些网站的版主、编辑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与来往的客人紧密互动,笔者尤其喜欢阅读各位笔友的文章,从中汲取养料,填补自己对中华文化认识的先天不足。由于自己水平低,读得慢,阅读中往往比较容易发觉作者文字中的瑕疵,小如“的、得、地”的不规范使用,大如文理、逻辑的混乱,笔者都会一一记录下来,或者在论坛里公开指出,或者透过电子邮件私底下进行沟通。至于选择何种方式,全看自己与当事人的交情如何,瑕疵的大小,笔者判断当事人的幽默系数等。在短短的几年中,笔者以这种灵活多变的沟通方法,为不少网友捉过“虱子”,并与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成为深交。无他,人要面子,无可厚非。不讲技巧的批评容易扯破受让者的面子,挑起受让者的自卫本能,结果事倍功半。善意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往往赢得朋友,赢得尊重,事半功倍。
  今天,笔者专程从北京到天津拜访了一位心友,当年我们曾经就李安的电影《藏龙卧虎》是否媚俗这一话题而有过一番唇枪舌战,不打不相识,如今,我们的友谊从虚拟的网絡世界走入现实。
  笔者不敢奢求能够获得二位先生的友谊,至少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理解,支持我们自我完善,不断进步,当好海内外心友的勤务兵,继续搭建并巩固文心这一座连系海内外华文写作朋友的桥梁。
  罗罗嗦嗦一大堆,二位先生海涵,并颂
周末夏安。

艾华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日
作者: 山豆凡     时间: 2010-7-13 17:31
艾华先生? 泠黛女士? 孟悟女士和梓樱女士? 这些名字我怎么感觉很陌生。

随便的感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个挺大的差别---怕吃不饱的危机感,其次就是文革幸存后的孔老夫子和曹操来了那么一个断背山的爱情故事,震撼了白毛女的后代们,就把文化挤哒成那样了。
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0-7-13 19:43
“我觉得对于不同事情的认识,语言的讨论和辩论是有一个限度的,过了这个限度就是大家根据双方意见见仁见智的问题,双方再坚持见解往往事倍功半。”——赞同,同感。语言的讨论和任何辩论要有度。本来对很多事情的认知,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谁也不要试图说服谁。讨论最好的结局,是保持自我,尊重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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