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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片，钱砸出来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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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6-12-29 08:45
标题:
中国大片，钱砸出来的垃圾？
中国大片，钱砸出来的垃圾？（上）─ 钱亦蕉 张静
2006中国电影：梦想照进现实？
从英雄到黄金甲，从无极到夜宴，中国“大片”越来越奢华，手笔越来越大。中国电影拍给谁看？奢华还有多久？中国电影的未来在哪儿？中国电影的症结在哪儿？本文还将揭秘张艺谋的大片操作模式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这是一百多年前小说家狄更斯一个精彩故事的开头，以此来形容2006年的中国电影，真是再恰当不过。
进入第101个年头，中国电影仿佛注定要呈现二律背反的复杂：古装大片叫座不叫好，上亿投入极尽奢华，继《无极》之后，《夜宴》、《墨攻》、《满城尽带黄金甲》前赴后继，一部比一部血腥，一部比一部霸道，一部比一部光怪陆离，冲击着观众的审美疲劳极限；小成本电影叫好不叫座，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三峡好人》拿到金狮，《马背上的法庭》获得金奖，《鸡犬不宁》在观众中获得口碑；唯有《疯狂的石头》投入不多，票房不少，一句“我顶你个肺”，成为本年度最红的电影台词，无奈这样的片子一年只此一部。无论是大投入还是小成本，也无论是名导演还是无名小辈，每一个都有梦想，每一个又都很现实。要名的得了名，要利的获了利。任何一方，都可谓“梦想照进了现实”。但对于一心想进电影院看一部自己真正喜欢的电影的中国观众来说，梦想与现实之间尚有不小的距离。
张伟平把一张《霍元甲》的MV塞给老搭档：“小伙子的古装扮相多酷！”突如其来的“恶搞”害得老谋子脑袋懵的一声：“周杰伦会演戏吗？”张伟平振振有辞：“你是艺术家，我是观众。投资人要的就是人气指数！”
张艺谋坦言：“拍这种古装大片，纯粹是为市场拍，尤其是海外市场。”张伟平表示确实如此：“我们拍文艺片在好莱坞是小儿科，拍惊悚片还是小儿科，海外市场和片商就吃古装片这口。”
没有证据表明张伟平动用了哪些非市场资源，但他们确实得到了来自官方的莫大支持。《十面埋伏》的首映庆典上，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出现在张艺谋的身边
中国电影的投入膜拜
《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峡好人》的共同上映，以及不同的遭遇，就像是中国电影现状的一个缩影。大片极尽奢华，饱受批评，却依然创造着票房奇迹。艺术电影赢得奖项，赢得口碑，却连放映阵地也几乎失守，票房更是连导演也不敢“奢望”的。
2006年年底，张艺谋推出其导演的第三部商业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票房在一片珠光宝气、金碧辉煌中冲击着3亿这个天文数字。这也是中国电影（内地）2006年度的第三部大片，前两部《无极》和《夜宴》分别取得2亿和1．3亿的票房成绩。据说，今年内地的总票房将达到25亿人民币（包括国外分账大片），而这三部影片就占了四分之一强。
张艺谋已经不再寂寞，因为中国另两位一线导演陈凯歌和冯小刚也已参与到这个“高投入高产出”的游戏中来，只是所有的这三部影片，外加之前的《英雄》和《十面埋伏》，都是古装功夫片，单一的类型、类似的打斗甚至雷同的演职人员阵容，足以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让王朔等人产生“新样板”的联想。难道中国大导演的想象力真的仅限于此吗？难道中国观众真能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被强势宣传忽悠进电影院吗？该是对大片“清算”一下的时候了。
奢华还有多久？
中国商业大片正在陷入一种投入膜拜，投资额从上亿到超过2亿再到3亿，玩的就是数字游戏，没人去想这个故事、这个阵容是不是需要这么多钱。《黄金甲》中满眼的琉璃和黄金就是“钱没处花”的证明，有人说张艺谋一剪刀就可能剪掉几百万，片尾那些宫女太监们排菊花的阵势好像2008奥运开幕式的排演，只希望两年后的那场盛宴不会像这部片子一般俗艳和空洞。
从2002年开始的中国式大片实验活动，《黄金甲》算是集大成者，把大片所有的优点缺点都放大了。形式远大于内容，是中国大片的致命伤，即使冯小刚改编了《哈姆雷特》，张艺谋改编了《雷雨》，照样没能改变内容空洞、叙事荒诞的局面。当然，美轮美奂的视听效果是吸引观众进入影院的砝码，接近投资三分之一的宣传费用，也让大片成功把市场规模做大，但是我们的大片始终缺少内涵，缺少内在的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刘藩博士说：“从产业和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几个名导拍的‘中国式好莱坞大片’为本土市场的壮大贡献了最大的力量，值得赞许。但是从艺术和传播口碑的角度来讲，他们应该被批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一直是中国大电影产业的支持者，认为大片是形成电影规模的重要手段，但是他也承认，《黄金甲》令人失望，海外专业评价也比较低，“张艺谋的三部片子，一部部在倒退。《黄金甲》拍得太俗艳，全世界没有一个商业大导演像他这样，为换眼球不惜代价。一般来说导演只是利用商业模式来表达电影内涵”。
好莱坞是商业大片的发源地，但好莱坞有斯皮尔博格，有伊斯特伍德，还有彼得·杰克逊，可以拍出《辛德勒名单》和《指环王》这样市场和口碑俱佳的大制作，拍出有灵魂的商品片。刘藩说：“是李安开拓了古装功夫片的西方市场，他的电影有固定的价值观念、审美态度，所以即使《卧虎藏龙》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武侠，但是仍旧因为蕴涵的中国味道打动人。而张艺谋等人只是好工匠，学了个外壳，却没有本质。”如果只是简单的重复，我们真要问一声这样集中中国所有电影资源的中国式大片，还要持续多久？这种沉湎于奢华繁复的审美情趣还要持续多久？这种宣扬争权夺利、忠孝节义的文化价值观还要持续多久？
尹鸿把中国式大片的风格雷同归因于商业诉求过度膨胀，越大的投资，就越趋于保守。“投资大，风险也大，资本不愿意冒险，所以在模式上自然是保守的，不知道改换方式。除非遇到失败，否则这样的模式（古装功夫）将一直继续下去。”
第二梯队在哪里？
有数据表明，去年美国票房收入为89．9亿美元?比上年的95．4亿美元下降6％?全球票房收入为232．4亿美元?比上年的252．3亿美元减少了7．9％；影院观众总数已连续三年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产业近三年却出现上升势头，影片产量从2003年的140部增长到2005年的260部，2006年将达到330部。票房收入也逐步上升，从2004年的15亿增长到2005年的20亿，2006年预计将达到25亿元。
市场大了，片子多了，作为推动市场的主要力量——大片，当然功不可没。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每年除少数几部大制作、大营销的电影以外，全国票房能够达到1000万以上的影片屈指可数。可以说95％的票房集中在5％的电影身上，与国人收入水平一样，贫富差距实在太大，这样的电影生态明显是不健康的。
几个大导演，集中了巨大的资本和最优秀的华人电影人，放映时又有政策铺路排斥了美国大片，独享档期，然后又霸道地把同档期国产小片的放映空间挤压到最小——《黄金甲》上映后，同期上映的《三峡好人》几乎在多厅影院的排片表上消失，即使在上海影城，也被排在24人的小厅里面一天放映两场。另一方面，观众的购买力（电影消费能力）只有这点，一部《黄金甲》把很多人一年的消费期待都释放了，自然很少有人愿意同时再掏钱去看一部艺术片。刘藩说，观众也被电影气候带入不理智状态，就是“知道大片不好，还是要去看，看了之后还要骂”。
当然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于院线和影院，因为有的片子上了院线，票房依然少得可怜，中国电影市场本身缺乏竞争是关键。除了两三个一线导演，第二梯队跟不上，对这些所谓“大片”形成不了冲击。在美国，一线明星有二三十个，顶级导演也有好多个，而中国就这么多，被国际市场认可的更少。两位专家都认为像《疯狂的石头》这样“小兵立大功”的片子毕竟是少数，有一定偶然性，在美国，也是如此，每年都有小片意外成功，比如《女巫布莱尔》、《我盛大的希腊婚礼》，但很难复制。电影的主导力量是一大批中等投资的有商业诉求的电影。在中国，原本冯小刚的贺岁片应该能算做这类电影，被寄予厚望的“第六代”普遍缺乏商业片意识，以拍摄作者电影为主，而且很难转型。大家都在呼唤“中层电影”，但是中国电影力量呈“葫芦形”，中间特别细。健康的电影工业是多元化的，而国内除了大片，大概有超过200部的影片都是观众无法容忍的烂片，质量实在太差。这也直接造成观众对国产电影的信任度不够，只能迷信少数几个导演。
缺少好的发行公司，也是造成观众只看大片的一个重要原因。尹鸿说，“对于电影产业来说，制作是头，市场是腿，发行则是腰。由于发行领域限制外资进入，而民营公司失去了发行进口电影的优惠条件，国营公司又缺乏体制动力，中国电影的‘腰’挺不起来。”美国八大公司都是大发行公司，向上能影响制作什么，然后通过包装、推广，向下又能影响放映市场。而中国电影普遍还采用单打独斗的发行方式，单个影片自己搞发行，大片拥有更多宣传费用，吆喝得更响，自然看的人就多。除此之外，就是主旋律影片了，因为有行政力量帮助吆喝。
中国电影拍给谁看？
从《英雄》开始，中国影片开始高调进军国际市场，海外市场逐渐成为电影投资者的考虑因素，特别对于大片和艺术片来说，在海外市场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影片的成本回收。
尹鸿认为，实际上，依赖海外市场正是全球化状态下电影工业的特征。近年来，美国电影的国内市场虽然略有萎缩，但是海外市场却仍然在扩张，2005年其海外电影票房达到了142．25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其国内89．9亿美元的票房收入。而中国电影2005年在海外市场的收入则仅为16．5亿人民币。尽管中国电影的海外收入不能与美国电影相比，但是与国内电影票房相比，却也是相当可观的数字。所以贾樟柯敢拿《三峡好人》与《黄金甲》对垒，因为对于国内票房，他基本上不作期待，放弃了，反正有海外40个国家购买版权作为收入保证。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对海外市场的重视，使得无论大片还是艺术片都要迎合西方的欣赏口味，只不过前者迎合西方大众，后者迎合西方小众（评委）。 “不仅是‘第六代’，‘第五代’也曾经依靠迎合来获得奖项，张艺谋、陈凯歌让世界认识了中国电影，关键是走出去，用什么方式是其次。”尹鸿说，“进入别人的市场，必然要迎合他们的需求，等你做大成为品牌了，就可以让他们来适应你。任何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都是如此。首先是要占住市场，暂时的迎合，没有办法。麦当劳进入中国市场还要迎合中国人的口味呢。好莱坞为了占领中国市场，也在改变，中国元素越来越多，甚至到中国来拍摄。”
当然，也有一些国产影片，是以内地观众、国内票房为目标的，比如今年大获成功的《疯狂的石头》，还有票房不错的《鸡犬不宁》、《云水谣》等等。但总体来看，由于观念局限和审查制度等等因素制约，中国电影的题材范围比较狭窄，类型也比较单一，社会性题材、以及商业性的黑帮片、警匪片、历史片、人物片等都基本缺乏。
今年，连“贺岁大师”冯小刚都不愿再用中国式幽默来娱乐中国老百姓了，而是赶着去拍片子给老外看了，让我们的岁末徒留遗憾。要知道，很多观众正是冲着他的小人物关怀才每每花钱进电影院的呢。
小片失守电影院？
由于票价高，质量差，中国观众进入电影院观影的习惯始终没有养成。而家庭影院的出现，让缺少视听感观刺激的小成本影片更难获得影院和观众的青睐。很多人一年都难得进入电影院一次。尹鸿认为从好莱坞起头的电影技术至上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如今，“可看的电影不是成功电影，必看的，才是成功电影”。
2004年电影制作资本开放后，中国电影市场其实不缺热钱，审片环境也相对比以前宽松，可是每年两三百部影片中的绝大多数仍是糟粕。资本是势利的，大投资必然紧跟有名的或者成功的导演。这意味着青年导演很难拿到大投资，但你只要有一部出来了，成功了，资本马上来找你。比如宁浩，现在肯定不愁资金问题了。尹鸿说：“这是个必然过程，两三百万拍得出来，以后才会有1000万，才可能有大资金找上你。”好莱坞的大导演们一般分两类，一种从拍艺术小片起家到商业化转型，还有一种是依靠艺术片积累名气，然后把艺术片推向商业市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第五代”走的是商业化转型路线，但结果不是很理想； “第六代”想选择后者，只是火候未到，至少现在作品尚不能在市场上得到观众的认可。
韩国电影产业总收益的40％来自票房，60％来自于电影后期产品销售；美国电影票房只占到电影产业收入的不到三分之一。相比之下，中国电影产业收益主要依赖票房收入（2005年约占电影产业收入的76％），电视、DVD、音像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其他后电影产业市场上获得的收入极少。在此前提下，票房成了衡量中国电影成功与否的重要手段。
小片上不了院线、进不了影院，即使上映也没有票房，往往被贴上“亏损”的标签。当然并非所有小片都没有“生路”，刘藩介绍说，“院线容量有限，小片不进院线，还可以卖给电影频道，DVD也可以收回一些，只要成本控制好（300万以下），也可以收回投资。有的小片还可以走二级院线，农村市场，照样不亏本。反而是一些1000万左右的中小投资，比较困难。”其实美国也有不少电视电影，与大片、中等类型片一起形成成熟的多元化市场。而中国目前的电影生态是：大片畸形发展，小片难当重任。
大片之路
张伟平把一张《霍元甲》的MV塞给老搭档：“小伙子的古装扮相多酷！”突如其来的“恶搞”害得老谋子脑袋懵的一声：“周杰伦会演戏吗？”张伟平振振有辞：“你是艺术家，我是观众。投资人要的就是人气指数！”
万人攻城，踏平千盆菊花，这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重头戏，没想到周杰伦的疯狂Fans竟在该片全球首映式上重演了这一幕。制片人张伟平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得意无比：“杰伦是我一手推荐的。我跟艺谋做了这么多年的电影，一看他用《雷雨》的本子，演员都是挑纯演技派，就知道他又奔艺术片的老路去了。”必须得加点商业元素。
玩票
当今中国电影市场，张伟平的新画面，王中军的华谊兄弟，董平的保利华亿堪称三足鼎立，而张伟平只运作“张艺谋”一个品牌。
《有话好好说》是张伟平第一次在中国电影史上亮相。那时电影人囊中羞涩，出国不易。这位主业为房地产和航空食品的“金主”脑袋一热：“算了，艺谋的电影。”带着姜文、李保田、瞿颖十几人浩浩荡荡飞到威尼斯，包了一层五星级酒店。第二天要放片了：嚯！没带拷贝。
“我当时根本不懂电影，800万就把发行权卖了，董平一转手把票房做成了4600万，我赔了1000多万。”
1996年，2600万可以启动两个房地产项目。张伟平把项目停了投电影，自言只是为了支持朋友，打算玩一把就撤，没想到骑虎难下。
“那是艺谋最背的时候。不只是跟巩俐分手，拍的电影还特别不招人待见，其他合作也没跟上，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二次创业，让国外第一次看到张艺谋离开谁都行。”
刚开始二张主要跟好莱坞的文艺院线打交道，《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国际上打响了“张艺谋品牌”，为日后运作《英雄》奠定了基础，也开启了第五代导演令人毁誉参半的影路历程：先以文艺片扬名立万，然后集体向商业片叛逃。
转型
谁也无法确切得知张伟平对张艺谋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他经常跟张艺谋说一个数字：把张艺谋从前所有的文艺片在全世界的票房通通加在一起，包括投入2000万宣传的《千里走单骑》和没有在国内发行的《活着》，还不如《英雄》的三分之一。
虽然《英雄》宣告了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到来，但历数10年来张伟平投资的张艺谋电影，仍以文艺片居多。
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那年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了电影人的面前：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从1997年的293亿人次降到6亿人次。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电影人的努力。近年来主旋律电影显然向好莱坞致敬，从叙事方式、视听结构，到场面造型、细节设计无一不学，但市场回报显示似乎并没把准观众的脉。
文艺片的追求与坚守同样无可厚非。一位电影学院的学生很委屈：“我们面对的是一帮不知大师的名字、不知缓慢移动的电影长镜头深刻寓意的观众。”
唯一的问题是：电影是给观众拍的还是给专家拍的。如果是拍给50年后的观众看，当下何必去捧场？
张伟平也有这个“毛病”：在戛纳看侯孝贤的片子睡着了。在他眼中，台湾从来不缺大师，乡土却最终失去了青年，因为和他们的生活无关。
“艺谋的艺术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目共睹，让他拍商业片，从他内心而言是极不情愿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里可以看到艺谋以前很多文艺片的影子，但是市场很残酷。在《英雄》之前，国内票房基本上是国外大片横冲直撞。我们跟好莱坞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交道，情知没法抗衡了，必须与时俱进。”
“二张”赶上了“最幸福的时光”。几十年来对好莱坞敬而远之的华尔街突然醉心起大银幕上的悲欢离合，又因为《卧虎藏龙》创下外语片北美票房过亿的纪录，制片方之一港商江志强赢得海外热钱的青睐，得以融资3000万美元复制同类题材。
非常营销
“《英雄》第一次让国人知道了什么是电影营销。”张伟平说。
我国传统的电影生产方式是国家出钱、制片厂出力，产销严重脱节。投资两亿多的《英雄》则是先定选题、演员，再找银行投资、保险公司担保。
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种“美国化的融资方式”，融资的革命给中国电影人带来了一个金融领域特有的概念：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张伟平的理念是：“电影一定要把它做成全民运动，给观众提供一个强烈的信息，给他一个参与的机会，你的影片才会有机会。”2002年?《英雄》耗资千万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映礼，这种国内电影史无前例的宣传方式传递出来的微妙意味与200名“秦军将士”分列主席台两侧齐呼“大风”的气势，确有令人目瞪口呆的效果。最险的一招是音像版权拍出1780万天价，比原来的纪录高出100多倍。“当时在中国大饭店聚集了100多家中外媒体，如果流拍这部电影就彻底完了。我也是逼出来的急智。《卧虎藏龙》国内票房才1400万，《英雄》如果没有后来烧的那几把火，也不会引起什么高度关注。”
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宣传中，张伟平吸取了《英雄》提前一个月太仓促的教训，一反包捂盖，从选角、八卦、拍摄到剧照，主动向媒体提供，保证话题不断。即便一个普通的新闻发布会也要挖空心思，不惜拿老谋子与巩俐的感情纠葛说事，特地请来嘴上功夫了得的郭德刚活跃气氛。
4月16日北京遭遇了一场20年来罕见的沙尘暴，一条短信不胫而走：“著名导演张艺谋携近1亿元人民币，远赴蒙古国购进200万吨黄土，回国途中由飞机沿途抛洒，此举是为第二天宣传其即将在年底上映的新片《满城尽带黄金甲》。”
“艺谋当时还很不高兴，我一听就乐了：这是好事，老百姓都把它编成段子了，证明我们初期的宣传大功告成。这场‘雨’算是下透了。”
重回影院
据张伟平透露的数字，全国新建成的影院不下30家，这背后是中国电影票房三年内完成了从10亿、15亿到20亿的3级跳。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国内电影票房将超过26亿元，这一速度远远超过了TDP的增长。
《英雄》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2．5亿的票房奇迹。《满城尽带黄金甲》首周末票房近亿，实收9600万，轻松打破了《英雄》当年5300万的同期票房。
张伟平认为：“大片最大的贡献是把观众重新请进了电影院。”
2001年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特地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中国电影，还能将观众请回影院吗》。电影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复苏后燃起过短暂的火苗，日益丰富的娱乐方式却如龙卷风袭来。1998年，中国有1万多家放映单位，2001年只剩下3000多家，电影院纷纷改弦更张。谁也没想到《英雄》突然火了。
在北京首映的那个雪夜，张伟平特地赶去长安街上的老首都影院。“我很惊讶，二楼放映厅刚从夜总会改回来，彩球还没来得及取下来。原来的椅子都拆了，临时搬来医院里面的那种大长椅，我就是坐在那上面看完了电影。”
媚外
自从《英雄》步上《卧虎藏龙》后尘，第五代三大导演5部大片就没能脱离武侠电影的窠臼，标配离不开叶锦添的服饰、谭盾的音乐和程小东的武术指导。王朔在接受孙甘露采访时不无揶揄：“好像天阴太阳忽然出来了，大家一起指着一帮古代人喊：这是电影！”
张艺谋不久前坦言：“拍这种古装大片，纯粹是为市场拍，尤其是海外市场。”张伟平表示确实如此：“我们拍文艺片在好莱坞是小儿科，拍惊悚片还是小儿科，海外市场和片商就吃古装片这口。”
无论是《英雄》、《十面埋伏》，还是《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投资数亿元的国产大片都无一例外极为重视国际市场发行。北京保利博纳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冬认为：“中国的电影业正在凭借其日益国际化的商业电影走向全面的复兴。”
这恐怕也是大片最受人诟病之处。王朔一针见血：“要说中国电影媚外，从来没这么媚过。过去说这些人拍电影是为了电影节，但电影节也是要求你多样化。”
但张伟平不以为然：“你可以做阿Q不进好莱坞，我不能这么干。一部大片要收回投资，它的全球票房就应该达到影片成本的3倍。没有欧美市场的支持，谁敢搞3．6亿的投资，投资人要血本无归的。”
正如一位传媒学者所言：“如果把《英雄》放在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这样一个宏观的全球化语境中，则《英雄》只如滚滚红尘中的一粒尘土，个体微弱的意志根本无法改变巨大历史潮流的走向。从这个角度看，绝不是张艺谋或其他任何人想把《英雄》拍成什么样就能拍成什么样的。”
恶搞
网络对于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大片从来都不会吝啬各种贬义词汇，人们似乎对负面有了某种期待，每一部大片都在民众的狂欢中被玩到残。《满城尽带黄金甲》全国公映的第二天，各大论坛还出现了这样一条帖子：《号召万人大签名共同抵制〈黄金甲〉》。
《USA Today》的报道认为张艺谋的不幸就在于犯了许多学院派导演‘多就是好’的毛病。“影片的视觉效果盖过了剧情，它最终不过是一出华丽的肥皂剧。”
“最起码先被一个故事感动。”这原本是商业片的优势，如今被用来拷问中国大片自身。人们有理由质疑：大片不能像“脑白金”广告一样忽悠观众。但张伟平自有他的硬道理——票房。“大部分中国观众看电影是为了看热闹，而且它必须是在电视上得不到满足的视觉、心灵的震撼。”
似乎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在中国做电影，来自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太多了。“电影市场烧杀抢掠无处不在”，横店集团影视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金海将矛头指向比盗版更具杀伤力的网盗。电影人不得不将正版音像制品与电影同步发行，以挽回损失，但《无间道》的教训证明这不亚于自毁长城。
DVD挤压电影生存空间已经是个世界趋势。张伟平认为电影要想在夹缝中生存下去，就必须给观众一个去影院的理由，提供电视所提供不了的视觉和心灵震撼。“说实话，《疯狂的石头》我也很喜欢，但这类没有大场面、以故事取胜的小成本制作，买张碟在家看就行了。”
事实上张艺谋将艺术与商业混纺在一起的努力观众不是不领情。有帖子云：“当鲜血被迅速冲刷覆盖后，漫天的烟花、太平的颂歌，已经隐喻得如此明白。”只可惜二者结合得太着痕迹，以至于这两天国外媒体与洪晃、王晓峰等一干文化人无不拿“乳沟盛宴”说事。
商业化决不是给蒙娜丽莎画上两撇小胡子那么简单，除非导演刻意想追求达达主义的滑稽。既走出了厨房，又不能立登大雅之堂，这恐怕是第五代导演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他们并不曾像李安一样在美国花10年时间学习好莱坞的剧本结构和操作模式。
权谋？
没有证据表明张伟平动用了哪些非市场资源，但他们确实得到了来自官方的莫大支持。《十面埋伏》的首映庆典上，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出现在张艺谋的身边。
近日一封发到各大媒体的匿名电子邮件让批评的声音变得复杂起来。“《黄金甲》制片人张伟平与数字院线签了独家协议，要求放映《满城尽带黄金甲》的65天里不能放映其他影片。这是在做野兽派营销，掠夺性地销售电影。”
这种谴责以前也有。《十面埋伏》全国同步公映，从2004年7月16日0点一直到8月6日，暑期档的黄金时段里不再有一部新片上映。一时众说纷纭。有媒体说这是有关部门贯彻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有媒体说这是行“扶植国产大片”之名。
为什么新画面抗批能力最强？新影联的高军有一个解释：“因为张伟平的朋友圈同样很强大。”张伟平大笑声称：“我这个人言必信、行必果，从不交虚头巴脑的朋友。”新画面只有12个人，资源都在外围储备。
2004年国产片产量是157部，但最终在影院上映?包括只上了一天就下片的电影 只有47部，进口片和商业大片占到票房90％以上。2006年中国共生产260多部电影，只有60部有机会进入影院。圈内人批评大制作把资金都吸走。
张伟平反驳说：“这是恶意中伤，谁能提供我跟数字院线签订的合同？投资几百万元的电影院是经营实体，也要生存。连水电在内放映一场电影的成本是500块钱，就两对搞对象的坐在那里能收回投资吗？人家当然愿意放映大片。”
但是如果影院里只剩下大片，谁都承认那是对中国电影最大的放弃。
【转自新民周刊】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6-12-29 08:47
标题:
中国大片，钱砸出来的垃圾？（中）
中国大片，钱砸出来的垃圾？（中）─ 钱亦蕉 张静
贾樟柯专访：拒绝“投入崇拜”
对于贾樟柯来说，赢了“金狮”，却赢不了中国观众。艺术电影没有市场，这是中国电影市场一个无奈的现实。
“贾家班”
《新民周刊》：每个导演都会有自己偏爱的演员，这次《三峡好人》再次选用了赵涛和王宏伟，这两人原先都不是职业演员，你为什么喜欢用他们？
贾樟柯：王宏伟是我以前的同学，他学电影理论，我从拍第一个短片的时候就开始和他合作。我们那时候上表演课，我、王宏伟，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三个人是被认为最不会表演的，老师老训我们，但是王宏伟这人特别生动，有自己的节奏，因为是学文学的吧，所以他对电影所要传达的感情相当敏感。我拍第一个短片《小山回家》的时候，觉得他无论形象还是能力都适合，他戴一副眼镜，其貌不扬，走在人群里和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一样，他有一种非常大众性的魅力。我们在拍摄时有很好的互动，能给对方新鲜的经验和灵感，拍好以后大家都觉得他演得特别好，就一直合作了好几部片子。到了《站台》，涉及到女演员的问题，要演尹瑞娟，需要女演员又会跳舞又会说山西话，还要会演戏，这个条件挺难的，我到处找找不到，只好放宽界限，只要会跳舞就可以了，反正山西、陕西、内蒙语言都比较接近。后来找到赵涛供职的太原师范学院，那时她刚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在大学当老师，见后觉得她特别能胜任这个角色。她是很本色的表演，那个角色外形和气质跟她本人很像?我觉得她还是很有塑造人物的能力的。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俩都逐渐变成了我的职业演员，赵涛今年辞掉了工作，专门投身做演员，这些年发现这两个演员不容易，大家非常合拍。
《新民周刊》：很多导演都有自己的班底，除了演员之外，比如固定的摄影师、录音师、美术师等等。
贾樟柯：我也有。这或许是国际上更通行的一个方法，电影是一个群体工作，不光导演一个人，很多部门要落实导演的想法，只有志同道合、美学观念一样的一群人碰到一起后才容易加分，把大家的才华集中起来，而不是抵消、消磨。从拍短片开始我就一直在找自己的团队，到了《小武》班底就稳定了。
《新民周刊》：现代电影工业，制片人和导演的合作越来越重要，比如冯小刚与华谊兄弟，张艺谋与张伟平，你的投资人也是稳定的吗？
贾樟柯：我的投资方主要有两家，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北野武，他从《小武》、《站台》开始就为我的影片投资了，另外一个是上影集团，我们从《世界》开始合作，《三峡好人》也是由他们投资的。
依靠海外市场
《新民周刊》：《世界》在国内的票房成绩不佳，那么这次的《三峡好人》投资600万，靠内地票房能收回成本吗？
贾樟柯：我觉得困难，对内地的票房不敢抱很大的期望。需要1800万的票房才能收回，按现在艺术电影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主要是靠国外市场，我们现在已经卖了40个国家，如果按票房来算，全世界有1．2亿的票房。我想这应该是今年华语电影里面回报率最高的影片。
《新民周刊》：威尼斯得奖对海外市场影响大吗？
贾樟柯：得奖当然对销售有很大帮助。
《新民周刊》：为了得奖会迎合西方评委的口味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你的艺术电影以及第五代一些导演的商业大片，都是在靠国外市场收回成本，那么是否必然会因此投西方观众所好？
贾樟柯：依靠海外市场很正常，现在几乎任何国家的影片都不能靠本土的票房来回收投资，不单华语电影是这样，好莱坞电影如果只靠美国市场也是回收不了成本的。按行业的规矩来说，商业电影应该是有一半在本土销售，另一半靠海外的收回。不过我不认为我是在迎合西方，怎么拍出导演的本土性，怎么提供给观众一种新的电影方法，才是我们的卖点，如果迎合反而会失去卖点。
意外之作
《新民周刊》：《三峡好人》主要拍的是一个男女情感故事，为什么会把三峡作为背景？
贾樟柯：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三峡，也没想过要去那里旅游，三峡是闯到我的生命里面的。我的好朋友画家刘晓东，画了《三峡大移民》，去年他又想去，给我打电话聊起来，说他要去奉节画11个拆迁工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因为我一直想拍他的纪录片，就跟着他去了。这部电影等于是计划外怀孕。我拍了十几天的《东》，被眼前三峡迁移的景象所触动，突然想拍故事片，只用三天的时间就写完剧本，赵涛他们到了现场后都不知道我要拍什么，我只是打电话说你们赶紧过来，有电影要拍。投入拍摄很快，但是之后费了很多精力，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去了12次，演员去了不少于5次，我们拍了6次，都是断断续续地拍，拍一段就回去休息。因为有个变化的过程，要跟着拆迁的过程去拍。我们最后一次拍是今年五一，有一场很重要的戏，是赵涛扮演的角色和她的丈夫分手，剧本里写的是在大坝前面，但之前大坝还没有开放，不能拍摄，等到5月份大坝开始迎接游客，我们就拍了最后一个镜头。城市空间变化的速度很快，一般一个多星期一栋楼就拆掉了，我觉得拍摄在跟拆迁赛跑。
《新民周刊》：《三峡好人》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贾樟柯：变迁是背景，最主要的主题是讲人选择的能力，其中一个是离婚的故事、一个是复婚的故事，他们通过自己感情上的选择，给个人生活一种自由和尊严，这是讲中国人的主动性和中国人的行动能力，这跟我以前所有电影里人物是被动的、随波逐流的状态有很大区别。
《新民周刊》：现在有种说法：中国缺少好的编剧，很多导演都自编自导，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你觉得自己编比请编剧更好吗？
贾樟柯：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我一直都是自己写剧本，这和受的教育有关。我们上学主要研究法国“新浪潮”，讲“作者电影”，“作者电影”很大的特性就是自己编剧自己导演，这样可以完整地实现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开始就接受了这样的电影训练。再有跟我们刚出学校时拍电影什么资源都没有有关，最初拍短片的时候不可能有钱去请编剧，这就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习惯。但我觉得一个好的导演应该可以有一个好的方法和编剧合作，比如基耶洛夫斯基就一直有自己的搭档编剧。我的下一部影片《刺青时代》，将与毕飞宇合作。
中间的电影
《新民周刊》：如果你有机会拍投资一两亿的大片，你会拍吗？也会拍古装武侠吗？
贾樟柯：其实我在2000年就已经有这个机会了，但我拒绝了。因为我要拍的题材都不需要这么多资本。我不接受命题作文。我有一个原则，国际制片都了解的，那就是我要拍什么，我拿出剧本，问投资人要不要投，而不是他们要求拍什么。我暂时对古装武侠类还不感兴趣。
《新民周刊》：今年有一部《疯狂的石头》以小搏大，在国内取得很不错的票房成绩，你对低成本电影怎么看？
贾樟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实际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高投入的神话。高投入实际上是投入崇拜，以此形成非常主导的电影观念，太单一了。《疯狂的石头》这样的小片子取得好成绩，会让人们重新思考，甚嚣尘上的大片可能会受到质疑。对于成本，我们现在变成一种极端，要么大成本，要么小成本，小成本的概念是什么呢？以前谈到低成本，就是所谓的“小马拉大车”，比如我1999年拍《站台》，那时候500万，但是要拍十年的历史，有那么多人出场，真的是小成本，利用了我们的年轻，可以超负荷地工作。反而我的第一个电影《小武》就不是小成本，虽然只有30万，但是够用，那个钱很舒服地就拍完了。我们现在考察影片，要么是商业大片，要么是艺术小片，难道就没有第三种中间的电影吗？我觉得占主导的应该是中间的电影，就是美国B级片的概念，它是符合国情的。动辄几个亿，按照国民的收入水平来说，我觉得比任何一个好莱坞电影都要铺张。
《新民周刊》：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你会考虑拍摄既有艺术价值又有商业价值的片子吗？听说《刺青时代》会请周杰伦这样的明星来拍，这好像是你第一次与明星合作，会是一种改变吗？
贾樟柯：有过这样的打算，但是我们最近收到的消息是周杰伦的档期正好是拍《灌篮》。《刺青时代》跟前面剧本的感觉很不一样，非常有戏剧性，以前我都是反戏剧的，这次是另一种尝试，是有明星参与的“作者电影”。你看侯孝贤，他的电影都是大明星在演，但是他的电影还是“作者电影”。我想我会吸纳更多工业的元素进来，适合的题材不排斥跟明星合作，做电影应该非常开放，有多种尝试。
小成本，也疯狂
投资300万，赚回2200万票房，让电影莫名其妙地成了暴利行业，除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和牛气冲天、不断上扬的股市，还有什么比这更疯狂的事情？
毫无疑问，《疯狂的石头》是今年最疯狂的一部电影。
之前寂寂无名的导演宁浩，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毫无征兆地放了一颗大卫星，却在无意中敲开中国电影市场的一条罅隙，也许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小成本制作类型的电影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尽管2005年中国出产了253部电影，其中80％是成本在800万之下的中低成本制作，它们仅占到全年票房的20％。
“穷爸爸”
《疯狂的石头》让发行公司大赚特赚了一笔，宁浩仍然扮演着“穷爸爸”的角色。原因很简单：他用包单的方式接拍了这部电影——制作费是固定的，剧组自己控制开支，有剩下的是自己赚的，超支了自己想办法填上，影片上映后，不管多卖座，导演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虽然这次拍摄宁浩没有再欠剧组成员的钱，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导演酬金扔进了制作，因为最终拍片超支了。
《疯狂的石头》是宁浩至今做过的投资最大的电影，在此之前，他拍过《香火》和《绿草地》两部电影。《香火》是一部DV电影，《绿草地》开拍之前投资就遇到问题，宁浩将自己的10万元家底全部拿出，和制片人的10万一起拼凑出一个寒酸的剧组。
“穷爸爸”的两部电影倒都不“寒碜”。《香火》（2003）获得东京银座电影节大奖，之后又获得香港国际电影节亚洲DV竞赛单元金奖。《绿草地》入选2004年柏林电影节和香港电影节，不但获得上海电影节亚洲区最受欢迎奖，还进入德法两国的艺术院线。
在《疯狂的石头》之前，宁浩钟爱的电影甚至不能解决他的生计问题。他只能靠拍些MTV“补贴家用”。那时，他跟朋友一起在街上溜达，朋友看他很久没有新衣服穿，于是建议他买一件，他说，不能买，钱是用来拍电影的。朋友见他营养不良，建议他吃点好的。他说，不能吃，钱是用来拍电影的。日子久了，朋友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的表现是，朋友哭了，边哭边说：咱该吃吃，该穿穿，钱会筹到的。
没钱，似乎已经成了宁浩新片遭遇的一个常态问题。即使是《疯狂的石头》，也不例外。
2006年4月底，宁浩基本完成了《疯狂的石头》的后期制作，影片耗时一年整。然后，他迎来自己电影生涯中最绝望的时刻。
剪接师在工作完成之后离开了，剩下宁浩一个人在机房。后期的费用已经花完，所有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刻一张盘得我去刻，送个文件也要自己送，累心累身，压力特别大，整夜失眠。那时真的是觉得绝望”。
宁浩觉得异常疲惫，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种内在矛盾撕裂着他。“我还无法扔掉MTV，这让我非常讨厌。从拍《香火》开始，当电影做得越专业，盘子越大，就越没有精力去照顾其他的事情，但是生活逼得我又不得不照顾。我得思考我要花多少精力放在电影上，花多少精力放在MTV上去挣钱，我无法专心地去从事电影，我很分裂。”
宁浩说自己眼下仍然处在养家糊口的阶段。“其实很多年轻导演都只能靠拍广告这些电影之外的事养活自己。是否能有相关的协会或机构，给这些人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让我们对做电影能有一份信心？”
“富爸爸”
没有明星，没有高额的成本，没有著名的导演，面对《疯狂的石头》这样的“三无”影片，发行方中影华纳曾经并无多大信心。
对于这类低成本影片，往往采用发行成本相对比较低廉的数字院线发行。但是当《疯狂的石头》决定要发行的时候，数字院线已经没有档期了。中影华纳横店有限公司副总裁赵海诚说，“我们欣赏这样一个好看的、智慧的故事，想把这部影片奉献给广大的观众，但又没有数字院线这样相对比较低成本的院线支持，那我们就要做拷贝，而拷贝的投放是需要勇气的，所谓勇气就是我们要拿出相当于这部影片制片成本将近50％甚至还要多的钱去做发行，所以从当时的决策层面上讲大家有信心，但是风险更大。”
5月看片会后院线反响热烈，拷贝制作量从原计划的30个增加到100个。按每个拷贝8000元制作费计算，发行商为此多投入56万元的发行成本。
到了6月底7月初，真正陆续在国内影院安排放映计划时，院线又变得保守了。国内大部分多厅大影院都只在非黄金时段安排最小的放映厅，公映首日大多只安排了不超过3场放映，票价多数定在二线国产影片的三四十元标准上。
几天放映下来，情况发生大变化。在有限的放映场次里，上座率非常高，爆满情况在各地频频出现。媒体记者的赞誉之辞更是蜂拥而至。在不足一周的时间里，“石头”取得了200万元的全国票房，为当周冠军。
上映一周后，“石头”享受到“好莱坞大片待遇”。7月8日、9日的周末，北京的各大影院普遍安排了每天10－20场放映，广州几家大影院把“石头”的票价提高到60元，在深圳甚至有影院把票价提到75元。“石头”的全国总票房在上一周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再次蝉联周冠军。
靠观众传出的好口碑，《疯狂的石头》一共在国内持续上映了3个月，并且创造出2200万的票房奇迹。靠发行《疯狂的石头》赚了钱的中华横公司也有了“表示”：他们奖励了宁浩10万元。拿到钱的宁浩有点开心：“挺意外的，有总比没有强。买一辆赛车？能买一辆自行车吧。‘BMW’的那种，哈哈。”
类型片的运气
12月3日，久未露面的宁浩出现在央视二套《商务时间》的节目录制现场。与他一起出现的还有《鸡犬不宁》的导演陈大明、香港导演王晶以及一批电影界制片、发行中的著名操盘手。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疯狂的石头》之所以成功，除了故事好，运气也很重要。《疯狂的石头》上映的时候恰逢国产电影月档期，本来是放映淡季，却因祸得福，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对手就大热胜出。而号称石头第二的解压电影《鸡犬不宁》虽有“石头”的品质，却没有“石头”的运气，档期中前有《迈阿密风云》，后有《墨攻》。迄今为止，票房只有《疯狂的石头》的四分之一，也就是500多万元（其实这个票房在今年上映的中低成本的国产影片中已经相当抢眼）。
“也许这个月上映大卖，3个月前上映就大败，没有一部电影在任何时期都是好电影。”香港金牌导演王晶对档期的强调，恰恰应验在《疯狂的石头》和《鸡犬不宁》这两部深受好评的小成本电影上。
其实《鸡犬不宁》的导演陈大明觉得自己挺委屈的。明明在《疯狂的石头》之前拍摄这部电影，却因为档期问题让《石头》占尽先机。发行公司推出的营销方案是“继疯狂石头本年度第二块石头解压”，陈大明一百个不乐意，“我跟它完全不是同类型的电影”。
但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做不了大手笔的宣传发行，只能通过第一批观众的效应把口碑传出去，吸引更多的人进来。在当时，借助《石头》的声名成了一种必然选择。就像《石头》营销的时候，打出了媲美冯小刚的冯氏幽默电影。“借力打力”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在发行方看来都不失为一种省时省钱的好方法。
长久以来，恐怖片、爱情喜剧、科幻片、惊悚片、黑色幽默、警匪片、灾难片，这些美国电影工业成熟的类型片模式并没有在国内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自打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使中国武侠片脱胎换骨以后，中国内地市场最成功的类型片是以《英雄》、《十面埋伏》、《夜宴》等为代表的“中国式大片”。
导演陈大明表示，在美国，不同类型的电影已经培养了各自稳定的观众群体，类型片在规定了不同的主题之后，观众通过这个“标签”可以确保获得预期的观影感受。但在国内，由于根本没有类型片和相应的观众群体划分，所以许多影片给自己贴上的标签更多只是宣传的噱头，观众和发行方都在“撞大运”。
“美国大部分受欢迎的电影都是讲述小人物的，这是最主流的，但在国内这种反映普通人情感的影片反而成了非主流。”陈大明认为国内电影产业一个很大的弊病是人们对于商业电影的理解有问题，“不是只有那些史诗类的大片才是商业的，在国内影院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些大片侵占了太多资源，实际上掠夺了其他影片的生存空间。”
正如宁浩指出的，“良性的电影市场，大中小成本的电影都需要。这就如同一个城市不可能只有大饭店一样，人们也需要街头大排档！”陈大明也认为“现在最重要也是基本的是要鼓励题材的多样化，除了贾樟柯的影片和中国大片，我们应该有一些雅俗共赏走中间路线的影片”。
有人统计，《石头》一场带给观众的笑声达到了60次。观众的笑声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们已经厌倦了“中国式大片”，也疲惫了“那些很少在中国上映却受到西方电影节和发行公司偏爱的艺术片”，他们喜欢“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电影。
朱文：最反感“精致垃圾”
作家朱文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拍的小成本电影在小范围内获得很好的口碑，还得过奖，却上不了院线。
现在，制作电影的门槛比以前降低了很多，但是制作电影只是这个工业的上游，放映则是下游。很多电影，可能连公映的机会都没有。朱文对于中国电影的现状又是怎么看的呢？
河西：当时是怎么想到去用DV拍《海鲜》的？花了多少钱？
朱文：《海鲜》是用DV拍了以后再转成35mm的一部作品。虽然拍《海鲜》之前我并没有拿DV拍过任何东西，看国内外的DV短片也看得特别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用DV去拍可能会更合适，也有人愿意投钱，就拍了。花得挺多的，差不多有100万吧。当时的系统还是以胶片为主的，还得拿到国外去转胶，光转胶的钱大概就有四五十万元。当时我就是拿35mm来拍都不需要这么多钱。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在忙活。
河西：《海鲜》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时反响特别热烈，是这样的吗？
朱文：没错，对此我记忆犹新。第二天意大利的各大报纸几乎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正面评论和报道，都说非常好，太棒了，电影品质与众不同，在所有类似的片子之中，这是最理想的一部。要知道，在卡尔维诺、费里尼和帕索里尼这些大师的故乡，得到这样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都是行家。
河西：一开始拍《海鲜》有没有想过后来会得奖？
朱文：其实拍电影不得奖是很难的。如果你自信自己的作品有实力，就不要怕被埋没。和写作比起来，电影的世界由于没有语言的障碍，而且世界上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电影节奖项分配，拍电影成功的道路肯定要比写作来得宽广得多。
河西：后一部《云的南方》是个比较内敛的电影，为什么想到请左小诅咒来做音乐？
朱文：《云的南方》是一部很内敛、慢热的电影，受过审查，表面比较光滑，要表达的东西都藏在背后，而左小诅咒的音乐可能会更粗糙，更原始，但是我正是需要这样一种感觉的音乐来打破电影的光滑，构成某种影像的张力。
河西：对李雪健的表演满意吗？
朱文：李雪健是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我就一直非常喜欢他的表演。当时这部片子的监制田壮壮很热心地就把剧本给了李雪健，李雪健看了以后特别喜欢这个本子，然后我们就有了非常愉快的合作。这得感谢田壮壮在其中牵线搭桥。从他在《巫山云雨》中做监制我们认识以来，他就一直在提携像我这样的年轻导演，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这帮人可能都没有这么幸运和顺利。
河西：《海鲜》和《云的南方》有公映的机会吗？
朱文：《海鲜》是彻底没戏了。拍片的时候没有许可证，最后也没有审查，这样的片子根本没有办法在国内公映。《云的南方》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有过公映，在央视六套中也有播出。
河西：你对现在的电影圈怎么看？
朱文：我认为，中国电影是一个禁锢最严重、开放最晚、限制最大的领域。也许有人不同意这观点。事实上，我们面前有太多人为的障碍，做起事来，总有一条底线在我们面前摆着，你不能逾越它，大家都心知肚明地不去碰这条底线。那些主流导演他们本身已经很堕落了，他们拍电影可能都是由于比较现实的目的，因名利所系，为现实考虑的。第六代导演在第五代导演的废墟上成了中国电影的一面新旗帜，可是他们并不那么纯粹，他们很多人热衷于到各大电影节打政治牌。
河西：你看过《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峡好人》这两部近期在唱对台戏的电影吗？你对它们怎么评价？
朱文：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两部影片。从市场来看，《三峡好人》肯定不是《黄金甲》的对手，用不着在那“殉情”，殉了也没用；在艺术上反过来看基本上也能成立。基本上，这是两部不可比较的电影。
我本身就不看张艺谋的电影，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独立的表达，本身没有什么独立的精神，而我觉得对于艺术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用中国最好的电影力量拍那种最精致的垃圾。他们用一种成功的方式在拍电影，那种电影我觉得特虚伪，最根本的问题我觉得是缺少了一种诚实的、富有勇气的作品。中国缺少这样的作品。
张艺谋对画面近乎苛刻的唯美主义追求让他不能诚实地面对镜头，你看他的宫殿和服装，奢华到了极至，他就是要刺激你们的感官，刺激你们的消费。所以你们批评陈凯歌的《无极》丧失了艺术立场啊，用不着，他的目的达到了，艺术不艺术根本不是他在这部影片中所要考虑的内容，那些批评家根本就是在对牛弹琴。你们可以说张艺谋、陈凯歌是中国最好的导演，但是这种出色是相对的，相对于中国电影，矮子当中挑将军，放在一个高标准的背景里面，还是不怎么样。
至于《三峡好人》，毫无疑问，贾樟柯是一位优秀的导演。但是他在各种媒体见面会和首映式上那些关于“殉情”的慷慨陈词则不免多了一些做戏的成分，从而也就少了一些悲壮。我觉得他对票房其实看得挺重，至少他的前一部电影已经证明了他的电影不赚钱，其实不必指望那些看惯了武侠的人会来懂你，他们需要蒙蔽自己就让他们掩耳盗铃好了，这也是一种真实。
当然，如果中国多一些真正懂行的观众，少一些只会追星的粉丝，那优秀导演的生活会好过一些，虽然这是不可奢求的，而且那样的话，那些拍大片的导演日子就难过了。（笑）
【转自新民周刊】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6-12-29 08:49
标题:
中国大片，钱砸出来的垃圾？（下）
中国大片，钱砸出来的垃圾？（下）─ 钱亦蕉 张静
为何满城尽是黄金甲？
《满城尽带黄金甲》高票房的秘密，那就是满城尽是“黄金甲”。
12月14日《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这一周，你很难在上海的电影院里买到其他电影的票。国产大片独占当周的档期已成为惯例，冯小刚的《夜宴》甚至独占了两周的档期。
谁拍的电影，谁演的主角，谁做的推广，甚至谁设计的服装，都被外界视为可能影响电影票房或者口碑的重要环节。但电影产业链的其他环节——发行和放映却往往被人所忽视。
我国电影发行市场目前采取的是院线制。在并不成熟的中国市场，这个领域里演绎的诸多故事往往能成为影响一部电影票房和口碑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三峡好人》知难而上
当《满城尽是黄金甲》敲定了14日的档期后，诸多影片纷纷躲避《黄金甲》的风头，提前或者推迟上映日期，不如意者甚至打起了“垄断数字院线”的嘴仗。唯独金狮奖获奖作品《三峡好人》选择了“知难而上”，在《黄金甲》上映前一周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点映。它有四两拨千斤的神奇手段吗？
“上海电影集团作为《三峡好人》的出品方之一，讨论过无数次上映的档期。现在的这个方案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有利于《三峡好人》在社会上确立它的地位。但不是确立它的票房。”上海联和院线公司副总经理吴鹤沪如此评价两部影片的同期碰撞。
9月10日，当导演贾樟柯在威尼斯举起金狮奖时，上映的档期就面临无数的选择——它可以借助得奖立刻上映，但肯定匆忙，前期工作都没有准备，海报和拷贝也没有做好。片方也清楚，匆忙上阵肯定会伤害这部有较高声誉的电影。但这些工作完成后，就碰到了贺岁档（《黄金甲》）。上，还是不上？
“那么多年（发行）下来，一看《三峡好人》就知道无论在市场上做什么宣传都不会有太大效果，除非遇到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如发公文看电影）。它是一部艺术类影片，在市场上属于小中电影，票房的总收入肯定是个小数目。”吴鹤沪对记者谈到当初参与讨论档期的想法。
当《三峡好人》还在讨论档期时，张艺谋和张伟平对《满城尽带黄金甲》早已胸有成竹，甚至已经踏上了奥斯卡之路。而吴鹤沪等全国各地院线的负责人也已经看完了《黄金甲》，“当时我断定票房要超过《英雄》，如果各地院线努努力的话，甚至可能向《泰坦尼克号》3．6亿元的国内票房纪录冲一冲。”
两部电影在物质上是悬殊的对比，但《三峡好人》片方想到了一个巧合——张艺谋VS贾樟柯，第五代对阵第六代，商业片碰撞艺术片，甚至连广告语也很配——在这个崇拜“黄金”的年代，还有谁关心“好人”？如果两者碰撞，产生的火花不仅仅是票房上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电影既有高票房的影片，也有高评价的影片，而且还是同时出现在贺岁档的市场上。片方其实自己也很清楚，早放没有票房，迟些放还是没有票房，还不如借助《黄金甲》的声势一起上市场。
《三峡好人》上映后的票房果真如预测的那般“惨痛”。从12月7日上映截至到记者采访联和院线的前一天（19日），《三峡好人》在联和院线全国80多家影院的总票房抵不上一家影院一天的《黄金甲》票房。《黄金甲》上映后的几天里，联和院线每天1000多场电影里，放映的《黄金甲》超过了800场，观众人数是平时的四五倍；而《三峡好人》在18日和19日分别只放映了5场，每天也就五六十个观众，票房收入分别为1400多元和1800多元。
“两者票房上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明知道《三峡好人》票房不会高，但我们还是花力气去推广，让贾樟柯走进大学，和大学生对话。这是对第六代导演的支持，对中国电影多样化的支持。”吴鹤沪甚至表扬了那些坚持放映《三峡好人》的影院，“他们明知道其他电影的票房高，但还是坚持能放《三峡好人》。这是对国产电影有良心的电影院。”
《伤城》避之不及
《三峡好人》知难而上，但还有更多的影片纷纷躲避张艺谋的风头，比如《门》就选择推迟到1月上映。可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是和大家开了个玩笑，它的档期的调整使得整个12月的电影市场随之发生了剧烈的振荡，受其伤害最深的恐怕就是由梁朝伟和金城武主演的大片《伤城》。
早在10月底的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伤城》的发行方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公司总经理于东就从全国各地院线那边得到了忠告，一定要放在《黄金甲》的前面。当初《黄金甲》计划的日子是22日，《伤城》就定在了8日。但《黄金甲》的档期提前到了14日，只能独占一周档期的《伤城》嫌时空太短会吃不饱，想过提前到2日，但制片的速度赶不上，同时还会撞上1日上映的《云水谣》，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放在《黄金甲》的后一周。
《伤城》肯定会吃亏。如果“黄金甲”市场萧条的话，大家还会对下一部上映的电影有所期待；但现在满城尽是《黄金甲》的局势下，影院舍不得将有票房保证的场地让给《伤城》，《伤城》在档期上就站在了一个不利的位置。而这种选择同样压缩了《黄金甲》获得更高票房的时间和空间，对《黄金甲》也是伤害。
《伤城》和《黄金甲》的档期之争甚至在媒体上打起了嘴仗——于东炮轰张伟平垄断数字院线，从12月14日至明年1月14日，全国的数字院线将只放映《黄金甲》一部电影。你可以将此看成是影片上映前的宣传策略，但于东的着急心态溢于言表。
数字院线在全国有190多家电影院，其中也包括联和院线公司旗下的6家影院（即6块数字屏幕）。数字院线从属于中国电影公司，而中影公司恰好又是《黄金甲》的发行商之一，这难免给人遐想。但早就做好一切准备的《黄金甲》在和数字院线签订独家放映合同时，《伤城》的放映时间还没有确定。等《伤城》确定了22日的上映时间时，《黄金甲》已经上映在即。以前大片上映时也都会签订独家放映合同，但一般都只签一两周时间。
电影片方为每米35毫米的胶片拷贝需要付给印制厂0．27元－0．28元，但数字拷贝（硬盘）的费用要低很多，很多时候院线公司甚至要倒贴片方才能获得数字拷贝。如此算来，片方当然希望进入更多数目的数字院线，面对《黄金甲》的独家放映合同，于东也难免着急。
对于《伤城》来说，电影质量没有变，仅仅因为上映时间的问题，就对票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一个影片市场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是影片真正实力的体现，与档期有极大的关系。“前面是《云水谣》，就发了；前面是《黄金甲》，就遭殃了。”吴鹤沪的这番玩笑，其实道出了电影市场竞争的真谛。
任何一部影片真正的有效市场寿命很短，也就一两周而已。档期内要与续映影片比拼，档期后要与新上档片比拼，没有一个档期不会受其他影片影响的。而档期除了时间概念外还有一个空间的概念，包括档期内在院线放映的规模，具体到多少影院多少块银幕放映，甚至可以细化到每个厅的座位数量。为了追求市场票房的最大化，电影就得挑选一个好档期。
院线：决定电影“命运”的一种力量
院线是电影市场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处于片方、影院、媒体三方的交叉点，是所有信息的中转站。
对于电影来说，它的放映成果很大程度上是由院线和影院决定的。院线是2002年6月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后产生的新事物。它在整个电影产业链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记者专访了上海联和院线公司副总经理吴鹤沪。
电影市场的“二传手”
记者：院线公司在目前的电影市场上承担着怎样的功能？
吴鹤沪：简单地说，就是批发商。全国那么多的电影制片单位（包括民营的、香港的），电影院也是星罗棋布，但每部电影的片方不可能自己去和全国几千家影院去谈判，中间的这个环节就是由院线公司来承担。面对制片方，寻找到片源，排给下属的影院。面对影院，承担每个月的排片工作，同时负责和制片方的结账。我们需要了解影片的生产规律，下个月市场上可能会有哪些片子，我们分别可以搞些怎样的宣传推广活动。特别是在商业社会，影片可以和商业活动和品牌结合。好多电影制片方也会找上门来，商量什么时候举行首映，什么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什么时候给记者看片？
记者：这些是制片方的意思，还是你们的点子？
吴鹤沪：他有了主意，再和我们商量的。
记者：很多朋友在抱怨，想看《三峡好人》，但找不到放的影院。甚至出现了原定放的《三峡好人》，临开场时换成了《黄金甲》。
吴鹤沪：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电影的市场有效寿命是很短的，排片可能就只有1周的档期，第二周就有其他电影上映了。《黄金甲》票房很好，那《伤城》上映后，《黄金甲》还会继续放；但如果换成是《三峡好人》，放到21日肯定就会刹车，之后的票房就都属于《伤城》了。这个问题是由影片自身的质量，和对社会的吸引力来决定的。
记者：也就是说，你们排定好一个月的档期，但电影院自己还可以决定放哪部片子？
吴鹤沪：对，电影院有自主权。但电影院对影片的了解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它会信任我们，另一方面它的渠道也没有我们畅通。我们这么排有我们的道理。如果我们给某家电影院排的是，6个厅放3个《三峡好人》的拷贝，2个厅放1个《黄金甲》的拷贝，影院肯定要造反。
票价问题
记者：很多人关心电影的票价问题，现在的票价是不是太高了？
吴鹤沪：很多非电影业的领导只要谈到市场，第一反应就是票价太高，向我们发出降价的指示。还有人说，票价降低一半，观众多一倍。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效果的话，影院经理们是傻瓜吗？10个人看10元的电影，或者100人看1元的电影，肯定选择后者，这样爆米花还能多卖一些啊。为什么他们不做呢？
《黄金甲》在上海最低票价是规定的30元，但高的票价达到八九十。但我一看报表，票房最高的影院恰恰是票价最高的影院。票价高，人反而来，低了反而不去？我得出的结论是，观众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将价值放在第一位，价格可能放在第二位。当电影由价格决定价值时，他们会接受高价格。因为高价格产生的高价值里，包括电影院的品位，比如你是在环艺影城看的电影，还是在区里文化宫电影院看的电影；还有影院所处环境的商业地位，你是在徐家汇南京路还是在闸北区某某街道的电影院；还包括电影院场所的设施和服务，灯光、色彩、可乐和爆米花等都是的。在价格和价值碰撞时，人们现在可能更注重价值，他们反而会选择高票价。当然我不是说高票价是正确的，而是说年轻人往往将高价格和等价值等同。
记者：实行周二半价票以来，有利于票房吗？
吴鹤沪：不能这么简单说，在影响电影票房的诸多因素中，我认为票价是很后面的。我有数据表明，周二的半价对周一和周三是一种伤害。过去周一称为黑色星期一，然后逐日票房递增到周六，周日会下降到周五周六的平均数。现在周二半价票实行后，周一更黑，周三也下降，甚至连周四都是低谷。总体是否得益，很难说。
我当初也提出过，半价票是可行的，但具体选择在某一天是不经济的。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是，工作日晚上18点前都实行半价票比较合理。还有一种方法，在5个工作日里，每天全上海有五分之一的电影院实行半价。那就天天有半价了。为什么一定要集中在周二？周三票房更差，就没人管了。既然政府出面了，那就尽量更合理化一些吧。
我们有影院独家推出周三半价票，效果就比周二好。周三就它一个半价，平时在众多影院中的票房排位在第12位左右，周三就能排进第五位，政策用得比较好。我们帮环艺电影城设计了一个“18点18元”，每天18点放映一场18元的电影，平时的票价要60元。这个时间原本是低值空间，但原先尴尬的时段，现在经常满座。当然它那个地段白领特别多，采取这种方式合适。
记者：我的同事曾在周二去看《墨攻》，一个1000多人的厅里坐了10个人。
吴鹤沪：票价与受众群体是相对应的，简单地以为只要降价就会增量或只要提价就会增量，都是不可取的。我主张不同的影片，在不同的电影院，不同的放映时间段，不同的大小厅，制定出多元化、多层次梯度式的票价。不是一成不变。涨涨跌跌，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比如《黄金甲》期间，在票价上做点小动作的电影院是聪明的。《黄金甲》上映的第一个周末，环艺电影院的票价是90元，但恰恰是它满座了。
宣传和广告
记者：这次看《黄金甲》感觉贴片广告特别长，广告收入肯定很多。片方、院线和电影院一般如何分账呢？
吴鹤沪：《黄金甲》招商引资比较成功，贴片广告的时间就达到了9分钟，但这部分广告费用和院线以及电影院无关。而电影院本身也有广告商，每场电影要放映多少时间的广告，这部分广告费用和制片方以及院线也无关（记者注：以永华影城为例，电影放映前的广告权包给了一家广告公司，但一般一场电影前播放的广告不超过8分钟）。
片方、院线和电影院三方分账没有统一的模式规定，大致保持在净票房收入（扣除5％的电影基金和3．3％的营业税）的40％、10％和50％左右，会有上下波动。
记者：宣传推广也是影片成功的重要保证，甚至有说一半的制作费都要花在这个上面，值得吗？
吴鹤沪：宣传得当很重要。比如年中上映的《疯狂的石头》，最初它选择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来宣传。那个时候大环境很好，国际电影节嘛；但小环境并不好，每天无数电影上映，很容易就淹没在其中了。影院经理都不知道它是一部马上就要上映的新片子，而以为只是一部电影节的参展片。他们也没有找我们院线，而是自己找了一家电影院，中午11点做起了推广宣传。等到影片正式在上海上映时，影院经理一听说是导演和主演不出名的国产片，一部无名的国产片，就不排了，扔了。等到外地票房都很高时，片方才想起来问上海票房为什么低呢？然后我们再把导演请过来，让记者看片，哄堂大笑后，重新推广，结果在上海取得了100多万的票房。
【转自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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