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意义不大，姓氏却有意思。贝多芬全名为“Ludwig van Beethoven”，这是一个佛拉芒语和德语的混合体。其中Ludwig（路德维希）为名，Beethoven（贝多芬）为姓，van（范）为姓氏前置词。佛拉芒与日尔曼渊源深厚，佛拉芒语（荷兰语）和德语关联密切，佛拉芒姓氏相比德语姓氏，二者既有共性又有异性。它们的姓通常都取自家族居住地或职业，比如贝克（Bakker）为面包师，布尔（Boer）为农民，施密特（Schmidt）为铁匠，施耐德（Schneider）为裁缝，伯格（Berg）为小山，巴赫（Bach）为小溪，等等。贝多芬曾一语双关地说：“巴赫不是小溪，而是大海。”那么“Beethoven”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一个组合词，由“beet”和“hoven”两个独立的字构成。“beet”是“beetroot”的俗称，意为“甜菜”；而“hoven”为“hof”的复数形式，意为“园地”或“场院”。所以顾名思义，“Beethoven”的意思就是“甜菜园”。它揭示了贝多芬的祖先或是甜菜农，或是居住在某个出产甜菜的地方。有专家考证出16世纪时，在比利时的佛兰德斯或Luik省，还真有一个地方叫作“Bethove”或“Bethoven”，与“Beethoven”十分接近。不论此考证的真假，“Beethoven”实在是一个具有预示意义的好姓氏，贝多芬在音乐这块园地辛勤耕耘，最终培育出了高质多产的甜菜，让全人类的子孙后代受用不尽。
Ludwig（路德维希）是一个德国男性俗名，意为“有名的勇士”，叫的人很多，没什么故事。有故事的是中间这个一般全为小写字母，看似最不起眼的典型荷兰字“van”，汉语通常译为“范”或“凡”。“范”为介词（preposition），意思是“来自”或“的”，也即英文的“from”或“of”，前者的意味更强些。“范”字用于姓名中时，并非西式姓名常见的那位于名与姓之间，用以表达当事人某些特殊属性的所谓“中间名（middle name）”，而是一个前置词（prefix），乃姓氏的一个组成部分。“范+地名（或职业）”组成了整体姓氏。如此看来，“Van Beethoven”的意思就是“从甜菜园来的人”。这也是本音乐家的全姓，准确的汉语翻译应该为“范贝多芬”，而不是“贝多芬”。当然如今“贝多芬”三个字早已如雷贯耳深入人心，今人也只有将错就错了。好在“贝多芬”比“范贝多芬”叫起来要鲜明响亮得多。不清楚佛拉芒人是否都姓“范”，清楚的是荷兰人、比利时人姓中带“范”的成千上万，历史和现代名人就不少，如荷兰国父威廉姆奥兰治亲王（Willem van Oranje）、画家伦勃朗（Rembrandt van Rijn）、凡高（Vincent van Gogh）、科学家列文虎克（Anton van Leeuwenhoek）、足球明星范•巴斯滕（Marco van Basten）等。可以看到，汉语对这些人名的翻译很有些随心所欲，缺乏标准规范。
维也纳的王公贵族们又是怎样看待作为贵族的贝多芬呢？根据所罗门的揣测，前者很容易就可以从后者那并不“高人一等”的言谈举止中看出，此君不似足金贵胄，很可能非我族类，是一个冒牌货，比如哪有贵族子弟20多岁了居然还不会骑马、跳舞，现在才花钱找人教的。但是出于对音乐天才的欣赏和爱护，他们既没有去追究年轻钢琴家的家族出身，更没有去戳穿这并无恶意的骗局，而是不以为意淡然处之。此推理分析兼俱合理与不合理相互矛盾的两方面。不合理点：贝多芬在维也纳几十年，从来不乏竞争对手和敌视者。他自己一门心思于事业，少有心思精力去主动树敌，但以他愤世嫉俗敏感暴烈的性情，不免容易得罪人。小人长戚戚，哪里都一样。贝多芬29岁那年（1800）写信给魏格勒说：“我的耳朵日夜嗡嗡作响，我能说的，我过的是糟糕的生活。两年来我躲避社交，因为我不能跟别人说，我的耳朵聋了。如果我从事的是另外一种职业，那或许还可以凑合，但对于我眼下投身的事业，发生这种情况是相当可怕的。我的敌人数目不小。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会说些什么？（"but my ears are buzzing and ringing perpetually, day and night. I can with truth say that my life is very wretched; for nearly two years past I have avoided all society, because I find it impossle to say to people, I am deaf! In any other profession this might be more tolerable, but in mine such a condition is truly frightful. Besides, what would my enemies say to this？─ and they are not few in number." ─ To Wegeler, 1800.6.29）”难以想象这“数目不小”的敌人在得悉他的贵族头衔原来是一张牛皮后，会十分君子风度地不善加利用。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人公开拿贝多芬的贵族称号作文章。不说公共媒体，就是奥地利帝国的“高等”法院，都以贵族待遇来处理他的民事诉讼案。如此看来，真相似乎确实无人知晓，秘密被近乎完美地保守了四分之一世纪。
所氏推理合乎逻辑方面：贝多芬在波恩的亲朋故友来维也纳访问、定居的不少，如魏格勒、布鲁宁（Stephan von Breuning, 1774-1827）、里斯等。他们自然都了解他的底细。即使众人一致同意帮他造假（可能性不大），也难免会无意间走漏风声。他的两个弟弟追随他来到维也纳后，二弟卡尔起先教音乐，后转行作财政部低职公务员；三弟约翰则在药店作学徒。一看就都是平民子弟。二弟三弟是平民，他们的大哥路德维希显而易见也不是什么贵族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哥仨乃是破落贵族子弟。事实真相还是不明朗。兄弟之外是女人，贝多芬并不被人待见为贵族的另一重要证据，是他的恋爱与婚姻。
波恩青少年时期，初恋甜心是他的学生，贵族小姐艾丽奥娜‧布鲁宁（Eleonore von Breuning, 1771-1841），小名劳欣（Lorchen）。他于她家教授钢琴多年，深受她母亲，教养不凡、人品高贵的海伦妮‧布鲁宁夫人（Helene von Breuning, 1750-1838）的关怀及教诲。仅比贝多芬小几个月的劳欣对家庭教师的热情不无回馈，送他去维也纳留学后以自己编织的兔毛背心相赠，没多久又给他寄去了一条手工围巾，一片少女情怀尽在不言之中。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哪得不伤悲，贝多芬回赠给心上人的礼物自然又是作品。但这对有情人的缘分最远也就到此为止了，从他们的通信中尊重有余而热烈不足的遣词造句可以看出，二人其实从未携手步入花好月圆的境界。性格不合只是初恋失败的原因之一，贝多芬一辈子也没有找到与他性格相投到能够冲破一切世俗阻碍而永久结合的异性伴侣。地位差异也不是主要问题，劳欣后来嫁给了贝多芬的好朋友、平民医生魏格勒，由此可见布鲁宁母女的豁达开明，当年贝多芬正是通过魏格勒结识了布鲁宁一家。劳欣出嫁时已年逾30，在那个时代属于严重晚婚。为什么把自己耽搁成了贵族剩女，整整10年来她是否一直在痴心等待着少年老师的归来，除了她本人外已经没人能够知晓。帝国的首都花花世界，人走茶凉司空见惯，贝多芬身边从来不乏女人环绕，并且都是些高质量女人，他不大可能只钟情于一个，更何况这个还远在千里之外。22岁离开波恩后直至辞世，贝多芬再也没有和他的绿蒂重逢。临终前两年在一封魏格勒给他的信中，劳欣附加了一两句话，表达了期望老师兼老友回故乡看看的心愿。贝多芬接到这信息后未置可否，自然也没有回去。故乡说到底是他的一个伤心地。另外初恋情侣暮年后是否应该重逢，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利弊相间难以辨清。
玛格达蕾娜‧薇尔曼（Magdalena Willmann, 1771-1801）：女高音歌唱家，贝多芬的同乡。两人在波恩时就相识且熟悉，好像还作过短期的邻居。1794-1795年期间于维也纳重逢，交往时间并不长，却产生出了一个波及甚广的传说：届时24岁左右的贝多芬向才貌双全且小有名气的薇尔曼小姐求婚，但被无情拒绝，理由是求婚人“丑且半疯”。故事听上去像是有几分鼻眼，却是一个无法考证的二手孤证。它出自19世纪贝多芬权威传记作家，美国人塞耶（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 1817-1897）的名著《贝多芬的生涯（The Life of Ludwig van Beethoven）》。塞耶于1860年左右采访了薇尔曼的一个侄女，后者向他讲述了这则逸闻。这位甚至没有留下名字的侄女是听薇尔曼的哥哥（或弟弟），也就是自己的父亲说的。薇尔曼在“拒婚”数年后嫁人，年届30即早早过世，也算是美人薄命。贝多芬对于她的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而一个半世纪以来，这则求婚轶事为许多或迷信权威，或人云亦云的专家学者所津津乐道、频频引用，包括20世纪贝多芬学名家所罗门、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等，却几乎没人注意到它的可信度其实很低：一是人证不足：虽然不能算是道听途说，但口口相传单线发展，薇尔曼告诉她哥哥，她哥哥再转告给自己的女儿，从事件发生到被披露于世，时间跨度长达60多年，三人当中如果有一个有品行或记忆问题（塞耶的诚信自不必怀疑），此传闻的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1860年代贝多芬已经是全球闻名，自然谁都想和他的大名沾边套近乎。二是物证缺失：夸口说一个名人爱你不难，只是空口无凭。薇尔曼从未自贝多芬那里得到过任何信件及作品题赠。这完全不是贝多芬的风格，有哪一个为贝多芬所钟情，甚至仅仅是抱有好感的女人没有得到过他的作品呢。根据不完整资料统计，先后得到过贝多芬题赠作品的女人有33名，其中多人获得不止一部作品。在这份长长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群芳谱里，怎么单单就缺少了作曲家30岁之前唯一的求婚对象呢。有人揣测创作于1791-1792年间的咏叹调《初恋, WoO 92》是为薇尔曼所写，因为她是当时波恩的第一女高音，但猜测被证实之前还只是猜测，“求婚”物证仍然是付诸阙如。三是史料匮乏：玛格达蕾娜‧薇尔曼这个名字，不仅在贝多芬信息丰富的书信、日记、谈话本中遍寻不着，就是在魏格勒、里斯、车尔尼、申德勒、格哈德·布鲁宁（Gerhard von Breuning, 1813-1892）等人的贝多芬回忆录中也完全不见踪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魏格勒：1794至1796年他正好也生活在维也纳，与贝多芬往来密切。如果求婚确曾发生过，对于知心朋友个人生活中的如此大事，魏不大可能没听说过，听说过则不可能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对此没有任何记载。以此看来，女当事人侄女60多年后的叙述，就此成了一个彻底的孤证。四是内容不实：早期的贝多芬还是很注意个人仪表的，绝非不修边幅，连劳欣送他的手工背心都嫌过时了而不好意思穿出去，放在衣柜里作为收藏。据贝多芬的忘年交，奥地利剧作家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 1791-1872）的回忆：“他在穿着打扮上是用心的，甚至是讲究的，只是到了后来才变得不注意外表，不注意到了肮脏的地步。”车尔尼的说法不约而同：“在年轻的时候（直到1810年左右），他的穿着还是比较讲究的，他对人的态度也比较殷勤，后来随着耳聋的程度愈来愈严重，人也就愈来愈不修边幅了。”那时他对自己天才艺术家的狂傲性情也有意识地予以节制。不说那一手让人不爱也难的钢琴绝技，贝多芬的文学素养及文笔在音乐家里也是无出其右，给他的内秀锦上添花。人靠衣装马靠鞍，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都让他在女人那里不无魔力。有另外一则轶事为证：在一个维也纳上流沙龙的聚会上，一位头一回看到贝多芬的贵妇人悄声对同伴说：“他生有一副贵人相呀！（"What a noble brow he has!"）”当时耳朵还很灵光的被称赞人听到了，马上回头接口道：“那么，请致敬吧！（"Well, then -- salute it!"）”一边说着，一边向那妇人一鞠躬。综上所述，所谓“薇尔曼求婚”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传说。
芭芭拉‧凯格勒维克斯（Barbara von Keglevics, 1780-1813）：女伯爵，贝多芬的学生。该女容貌平平，但颇有音乐天资，是贝多芬最为优秀的钢琴女学员。两人的关系由出版于1797年，题赠给芭芭拉的《第4钢琴奏鸣曲〈大奏鸣曲〉, Op.7》引发开来，概因这部阳春白雪的作品，却有着一个下里巴人的别名 ─ “恋爱中的少女”（The Maiden in Love），据说这曲名还是作者亲自附加的。是16岁的学生爱上了26岁的老师 ─ 看曲名好像是这么回事，还是26岁的老师爱上了16岁的学生 ─ “在一种热情充沛的心境下创作了此曲”（车尔尼语）的是老师，两种说法至今并存，都有一定依据，当然也有可能是男有情女有意，并非某个可怜人的单相思。总之几乎可以肯定，师生之间发生了或初浅或深厚、或片面或全面的某种化学反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化学反应没能完成物质转化，最后无疾而终。比较成功的是隐私保护工作，除去蛛丝马迹，没有留下明显线索，留给后人众口纷纭去猜测。其实这段罗曼史如果真的存在过，以悲剧收场是当时唯一可能的结局，因为女方家族显赫，两位当事人的社会等级悬殊。在这件事情上，贝多芬的假贵族头衔没能帮上他什么忙。几年后芭芭拉嫁给了一个叫作奥迪斯卡契（Odescalchi）的意大利王子，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为奥迪斯卡契公主。可怜钢琴公主最后也是30出头即病殁，才女竟也薄命。凯格勒维克斯家族的豪华宅邸（Keglevich Palace）座落于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德语Pressburg，中文译为普莱斯堡），至今保存完整。前面提到1796年贝多芬唯一巡演时曾到过普莱斯堡，他在这里逗留了9天，于凯格勒维克斯府第举办了一次音乐学术活动。
朱丽叶‧圭恰尔蒂（Julie [Giulietta] Guicciardi, 1782-1856），女伯爵，贝多芬的学生。朱丽叶应该算是最有名的“贝多芬女人”，因为她异常荣幸地得到了那流传千古的《月光奏鸣曲》。她也就是贝多芬在1801年底向魏德勒透露的那个“爱我并且我也爱她的迷人姑娘”。二人的爱情剧上演于1801至1802年间，最长不过一年半时间。很难想象这是31岁的多情种子生平头一回被女人爱，但却是他首次明确宣布自己“被爱”了，并为此欢欣鼓舞：“我眼下的生活可以说好了许多，因为近来我又开始与人交往了。你难以想象过去两年来我过着多么沉寂、悲惨的生活。我受损的听力像个幽灵般四处追随着我，它驱使我逃离人群，如同一个厌世者，可我本来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这个改变是由一位迷人的女孩带来的，她爱我，我也爱她。两年后的今天，我又享受到一些幸福的片刻，并且第一次感觉到，婚姻有可能给我带来快乐。（"I am now leading a somewhat more agreeable life, as of late I have been associating more with other people. You could scarcely believe what a sad and dreary life mine has been for the last two years; my defective hearing everywhere pursuing me like a spectre, making me fly from every one, and appear a misanthrope; and yet no one is in reality less so! This change has been wrought by a lovely fascinating girl, who loves me and whom I love. I have once more had some blissful moments during the last two years, and it is the first time I ever felt that marriage could make me happy." ─ To Wegeler, 1801.11.16）”那时他耳病已经开始恶化，并伴有其它健康问题，身心都处于相对低潮。为空旷冷寂的高原送来一阵温暖和煦的春风，朱小姐实在是功不可没，为此得到《月光奏鸣曲》当之无愧。可谓成也朱丽叶。
这次失恋对贝多芬的打击巨大，除了失去心上人的强烈痛苦，应该还有等级歧视带来的深重屈辱感。1802年10月6日他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依此合理推论，他与朱丽叶的恋情最晚应该结束于此前不久，当然很有可能更早，如1802年冬春时节。遗书中透露的悲苦哀痛主要来自健康问题，具体说就是那极有可能将要断送他视为生命的音乐事业的耳疾，而对男女之情只字未提，轻描淡写也无。后人很难判断此次失恋对随之而来的遗书的促成作用有多大。有可能影响因素甚大，但受害人出于自尊，在遗书中加以掩饰。也有可能的是影响确实较轻，热恋时虽然情绪高昂，但并没有被冲昏了头脑，他自己本来都对结果不报什么希望，在上面提及的那封信中，对此已有预见：“婚姻有可能给我带来快乐，但不幸的是她不属于我的阶层，所以我现在肯定是无法结婚。人生在世的首要事情：我当自强不息！（"...... and it is the first time I ever felt that marriage could make me happy. Unluckily, she is not in my rank of life, and indeed at this moment I can marry no one; I must first bestir myself actively in the world."）”注意：与波恩老朋友对话，贝多芬在这里没有以贵族自居。
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失恋，也就不会有遗书。许多文献说“朱丽叶之恋”持续到了1803也即女方结婚那年，从1802年成文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边热恋一边写遗书，于情于理都不通。一年前恋爱中的他对人生满怀信心：“不！我不能忍受，我一定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而绝不能让它将我压碎。哦，生命是这样地辉煌，我要能有一千次生命该多好！（"No! that I could not endure; I will boldly meet my fate, never shall it succeed in crushing me. Oh! it is so glorious to live one's life a thousand times over!" ─ To Wegeler, 1801.11.16）”直到20多年后的1823年，贝多芬在一次和申德勒的笔谈中，依然表达了对这段失恋的切腹之痛，这对于他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用法文写道：“她爱我比爱她的丈夫更深，但是他却比我更是她的爱人。（ "She loved me much more than she ever did her husband. However, he was her lover more than I was."）”贝多芬将朱丽叶的袖珍肖像画小心珍藏着，几十次搬家都没有遗失，直至生命告终。
“朱丽叶之恋”由《月光奏鸣曲》而闻名后世，《月光奏鸣曲》却并非由“朱丽叶之恋”而起源产生，她原本不是为朱而作，并不带任何针对性的爱情元素，也没有“月光”这个后人追加的浪漫标题，曲名本是不含任何情感色彩的《升C小调奏鸣曲》。朱丽叶甚至不是作者计划中的受益人。当时贝多芬已将新作《G大调回旋曲, Op.51-No.2》献给了她，可没过多久不知何故，又将题献收回了去，而转赠给李希诺斯基的妹妹女伯爵亨丽埃特（Henriette von Lichnowsky）。最后作为补偿，才于1802年某时将《升C小调奏鸣曲》题给了朱丽叶，而此时的她或许已是昔日恋人。不论怎样，朱小姐鸿运齐天，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就此于音乐史上留下美名。
参考资料：
─ Beethoven, Maynard Solomon, 1977
─ The Life of Beethoven（Musical Lives）, David Wyn Jones, 1998
─ Beethoven Life & Times Series, Martin Geck, 2005
─ Beethoven and His Women, Dick Strawser
─ 贝多芬传（Beethoven），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著，田園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贝多芬画传（The Life of Beethoven），大卫.温.琼斯（David wyn Jones）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贝多芬传记（Beethoven Life & Times Series），马丁.格克（Martin Geck）著，严宝瑜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 贝多芬：音乐与人生（Beethoven: The Music and the Life），刘易斯.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著，刘小龙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 贝多芬书简，杨孝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歌者贝多芬 --- 贝多芬的艺术歌曲，立彬，爱乐杂志2012年第6期
─ Wikip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