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伍尔夫的眼光 — 刘炳善 [打印本页]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6-10-5 11:01 标题: 伍尔夫的眼光 — 刘炳善
伍尔夫的眼光
刘炳善
维吉尼亚·伍尔夫是“意识流”文学在英国的代表作者之一。“意识流”文学产生于本世纪初、盛行于20年代。19世纪的小说艺术从描绘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发展到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意识流”文学便应运而生。它的产生也与当时欧美的哲学与心理学发展有关。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曾对“意识流”一词做如此说明：“意识本身不像是斩碎的断……不是拼接起来的。相反，它流动不已……我们尽可称它为思想之流、意识之流，或主观生活之流。”（《心理学原理》，1890年）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维吉尼亚·伍尔夫对于人的意识活动曾有一段著名的描述：
向深处看去，生活决不是“这个样子”。细察一个平常人的头脑在平常日子里一瞬间的状况吧。在那一瞬间，头脑接受着数不清的印象——有的琐细，有的离奇，有的飘逸，有的则像利刃刻下似的那样明晰。它们像是由成千上万颗微粒所构成的不断的骤雨，从四面八方袭来；落下时，它们便形成为礼拜一或者礼拜二那天的生活，着重点与往日不同，紧要的关键在此而不在彼。因此，如果作家是一个自由人而不是一个奴隶，如果他能够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以传统章法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那么，就不必非有什么情节、喜剧性、悲剧性、爱情事件以及符合公认格式的灾难性结局不可，而一只扣子也不必非要照邦德大街上裁缝所习惯的方式钉在衣服上不可。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对称排列的马车灯；生活是一圈光轮，一只半透明的外壳，我们的意识自始至终被它包围着。对于这种多变的、陌生的、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无论它表现得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总要尽可能不夹杂任何外来异物，将它表现出来——这岂不正是一位小说家的任务吗？（《现代小说》，1919）
为了表现出人物内心世界里的灵活多变的意识活动，作家就需要找到一种相应的描写手法。法国作家莫洛亚这样阐明维吉尼亚·伍尔夫在这方面的文学探索活动：
她无疑想要发现一种新的技巧，好让小说家有可能非常真实地把内在的现实描绘出来；而且，她还要表明这种现实只能是一种内心的存在。成熟时期的维吉尼亚·伍尔夫既不像萨特那样判断，也不像劳伦斯那样说教。她所关心的只是为读者提供一种更清晰、更新颖的生活视域，以开阔他的眼界，使他能够从表面事件之下发现出那些难以觉察到的思想感情活动。
这样探索的结果，使她在自己的创作中抛开了20世纪初期威尔斯、本内特和高尔斯华绥所使用的通过小说情节对于人物社会活动进行的自然主义描写方法，抛开了“带着特定观点进行理性主义叙述”的传统小说模式。她对于各种写法进行多方面的试验，最后采用了那种将散文和诗揉合在一起的、飘逸飞动、委婉多姿的散文诗笔法，去捕捉、描绘人物的浮想联翩、千变万化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我们在维吉尼亚·伍尔夫小说里常见的意识流手法。她使用这种笔法写了一批小说，情节淡化到无足轻重的地步，而着重于细致的心理描写，写出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
这样，维吉尼亚·伍尔夫就与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爱尔兰的乔伊斯一起，在20世纪初期共同开创了“意识流”的文学流派，她本人亦成为“意识流”的代表作家之一。
除了小说以外，维吉尼亚·伍尔夫还是一位卓越的散文家。从1905年她为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了第一篇书评开始，她一生中写过大量的文学评论和各种随笔文章。她曾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写这些文章时的想法：
我应该在自己个性所近的题目上写一写，减少浮饰之词，收入种种琐事轶闻。我想，这样子自己会更轻松自如一些。（《一个作家的日记》）
换句话说，这些文章是作者呕心沥血从事小说创作之余的“副业产品”。但这样说丝毫不能减低它们本身的价值。因为，这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在勤奋创作的间歇，以随笔的形式、轻松的笔调、无拘无束地漫谈自己对历代作家、作品的印象，写出她对于文学、人生、历史的细腻的感受，读者可以从其中获得很大的精神享受。
维吉尼亚·伍尔夫生前把她的评论文章亲自编订为叫作《普通读者》的两本文集。这两本书在开头引用了18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生博士的一段话，以说明书名的来源和含意：“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在我是高兴的事；因为，在决定诗歌荣誉的权利时，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也起着作用，但一般来说应该根据那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格雷传》）伍尔夫谈到她这部书，也说它是“一本并非专门性的评论著作，只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而非从一个学者或批评家的角度，来谈一谈自己偶然读到的某些人物传记和作品”。“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自然常常会对某一本书发生兴趣，但我也常常为了自娱而随意读一读、写一写，并不想建立什么理论体系。”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维吉尼亚·伍尔夫的评论散文有哪些特色吧。
首先，从内容上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的广泛兴趣和渊博学识。正如她的一部评传的作者所指出的：“从《帕斯顿信札》和乔叟一直谈到现代文学，《普通读者》一下子就使我们面对着伍尔夫文学兴趣的可惊的范围。从她父亲的藏书室里所培养起来的根深蒂固的读书习惯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她——她是一个真正的读书种子，总是不停地、广泛地阅读。
希腊作家，法国作家，俄国作家，英国作家，美国作家；小说，戏剧，诗歌；回忆录，传记，书信，还有历史———她统统贪心地阅读，提到拉德纳②和纽卡塞公爵夫人就像她写到乔治·爱略特和索福克勒斯一样得心应手。”我在这里只需要补充两点：1.这个单子自然是不完全的；2.伍尔夫读希腊作家、罗马作家和法国作家的作品都是读原文。———从这里可以看出伍尔夫在青少年时期的“创作的准备”的底子是何等丰厚和坚实。
在《普通读者》中有些文章正面阐述作者的文学观点，例如《现代小说》和《对当代文学的印象》等。其中《现代小说》一篇是她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宣言，是许多英国文学选集中必选的名篇。这篇文章为意识流文学呐喊开路，把老作家本内特、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狠狠奚落了一通。有人就据此断定伍尔夫要骂倒一切古人，认为天下除了现代派、意识流就再也没有好作品了。其实，这是误解，并非伍尔夫的原意。《现代小说》诚然是伍尔夫的创作宣言，而且也带有鲜明的论战笔调，但作者如此写仅仅是为意识流这一新的文学手法争取合法存在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她是当仁不让、毫不含糊的。但是，纵观伍尔夫的全部评论文字，她并不是要以意识流作品独霸文坛，更不是拿意识流这个框框来套古往今来一切作品，否定古典文学的整个成就。这种狭隘观点也和作者浩博的学识修养毫无共同之处。前引评传作者对这一点有很好的说明。
尽管她确实在为现代派的合法存在而慷慨陈词，她为现代主义的技巧所提出声辩却不是在抹煞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一她不过说，就其本身而论，它乃是另一种可靠的尝试，正像奥斯丁一样，都是为了反映出一种首尾连贯的人生图景。因此，现代主义并不是对传统的摒弃，而只是对传统的扩展。说到最后，要紧的在于（作品中的）那种图景是否令人信服一—作家对它的描绘是否成功。在这点上，伍尔夫注视着英国、欧洲和美国的整个文学领域，不受任何一种理论的强制约束。普鲁斯特、屠格涅夫、康拉德、笛福、奥斯丁、勃朗特姊妹、斯特恩—一全被一种敏锐的感应囊括而去，而这种敏感又是灵活异常，无论这些小说家们之间如何各有不同，对他们每个人的独特成就都能加以欣赏。
稍稍浏览一下伍尔夫评论散文中丰富多彩的题目和内容，我们就会相信这段话所言非虚。伍尔夫虽是意识流的代表作家，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小说家，她完全能够充分估价那些现实主义的或其他流派的大师们的文学贡献。“洞察力的真实性”（这是伍尔夫爱用的一个字眼儿）是不受流派、风格和手法的限制的。用伍尔夫的话说：“如果我们是作家，那么，只要能够表达出我们所希望表达的东西，任何方法都是对的，一切方法都是对的。”说到文学欣赏就更应该如此了。
譬如说，《普通读者》向我们介绍了英国一批著名作家和一些我们还不怎么熟悉的作家的生平、作品、写作生涯、遗闻轶事等等，我们读来饶有兴味，有助于我们对这些作家的进一步了解。同时，对这些文章细细读去，我们还发现作者在研读、评论过去的作家和作品时往往想为自己正在试验的意识流手法寻找借鉴和营养—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斯特恩。然而，不仅仅是斯特恩，也不仅仅是小说。伍尔夫那“上下求索”的眼光还注意到了种种散文杂著，例如自传、回忆录、日记、信札、随笔等等，因为这些体裁的作品常常揭示出人的日常生活中和内心世界中的细致微妙、变化多端的活动。斯特恩用他那前无古人的奇怪文体描摹个人情感的波动变幻；斯威夫特在达官贵妇面前倨傲异常，令人望而生畏，而在写给一个贫寒姑娘的私信中又是喁喁情话（他和那两个年轻姑娘之间的带着悲剧色彩的“罗曼史”也实在太奇怪了！）；还有那天才早熟，因病抽上鸦片，一辈子生活在云里雾里的德·昆西在自传里又回忆些什么离奇古怪的经历？——这一切为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所关心，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作为一个评论家，维吉尼亚·伍尔夫具有相当敏锐的眼光和深远的见解，并不受她自已所试验、探索的创作方法所局限。在这方面，可举她《对当代文学的印象》一文为例。《对当代文学的印象》最初发表于1923年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它首先一般谈到评价本时代文学创作之困难，接着谈到评价20世纪文学创作（主要指现代派作品）之困难，指出由于社会生活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在20世纪对新出现的作品往往难以做出准确估价，甚至褒贬之间差距很大，这是20世纪文学中的特殊问题。最后作者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由于20世纪文学创作处于试验阶段，不可能出现纪念碑式的鸿篇巨制，只有一些精彩的“断章残篇”能够流传后世，但它们可以起到一种铺垫作用，为未来的杰作做出准备。伍尔夫写道：“我们有一切理由应该乐观。因为，哪个时代也比不上我们这个时代拥有这么多的作家，他们决心要反映出那些把他们和旧时代区分开的差别，而不是要表现那些将他们和旧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最佳作品看起来好像是在紧急中用一种光秃秃的速记符号写成的，它们能够惊人鲜明地把屏幕上匆匆掠过的人物动作表情描摹下来，但是一闪即逝，只给我们留下一种深深的不满足之感，一方面感到强烈愉快，同时又感到极大烦恼”。“看起来，当代作家们干脆放弃写出杰作的希望倒是明智的。他们写的诗歌、剧本、传记、小说并不算书，只是一些练习作业；时间老人，像一位老练的教师，将它们接到手里，指出其中的墨渍、涂抹和删改之处，然后把它们一撕两半儿，但并不往字纸篓里面扔。他把它们保存下来，因为它们以后对别的学生们还有用处。未来的杰作就是在现在这些练习作业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些话，写于本世纪20年代，确实富于远见，可以为20世纪诸新潮流派描出一个大写意的轮廓，有助于我们的冷静思考，甚至对于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文学界，也不无可供参考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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