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子爱诗。说他“爱”诗是因为他张口闭口总要引上那么一两句诗一样的东西，我们一下子听不懂，他就会露出一副不屑的模样，弄得我们好生惶恐，好生惭愧。
谭子皮肤很黑，人也很瘦，鼻粱上架着一付咖啡色眼镜，文质彬彬的，挺有点诗人气质。春节回扬州，到他家去玩，认识了他爸爸，一个豆制品厂的会计，也像谭子那样，又黑又瘦，说起话来有点儿神经质。他家房子不大，却显着古老，堂屋的墙壁都镶嵌着木板。正面挂着毛主席画像，画像下面供着一叠红宝书，爿着一个歪歪斜斜的“忠”字。与一般人家不同的是，毛主席画像两旁挂着一付绫裱的对联：
百世泽长流，开天辟地荧日月
三阳东有兆，乘风破浪定乾坤
谭子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这对联是我爸作的，暗含主席的名字。”
堂屋两侧发黄的木板上左一处右一处白乎乎的粉笔印儿，朦胧可见“秦淮晓月随入梦，维扬夜雨细无声”的字句。看上去，谭子爱诗乃属家传。那天，他爸爸强拉着我喝酒，两杯酒下肚，他们爷俩就醉的语无伦次。他爸爸拽着我的手说：“老弟，人生何处不相逢，酒逢知己千杯少。来，来，干杯。我这儿子可就托付给你了。”谭子在一旁歪仄着笑道：“爸，你喝高了。我和李子平辈论交。慨以当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李子，干杯！”
谭子他妈长得人高马大，带着谭子的五个弟弟妹妹们在另一张小桌上吃饭。桌上的菜大都是缺胳膊断腿儿的豆制品，素鸡、腐竹、千张、茶干。她一边给孩子布着菜，一边骂骂咧咧：“干杯，干杯，干你个头。满嘴的豆腥味，掉个什么文。哼，老母猪冲天叫，冒充高射炮。少灌点黄汤子，有本事多弄几个钱来，不比那劳什子强？背枪子的，望什么呆？吃饭！”
谭子他爸苦着个脸：“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谭子爱古诗，爱得拘泥。他作古诗讲究得很，一定要“平仄”什么的。我学他，也五个字一行，七个字一行的写了不少。可我写的“诗”经常被他贬得一塌糊涂，要么“平仄”不调，要么“失黏失对”。日子长了，我也略知了一二，想报复一下，挑挑他的不是。我说这句应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你写成“平平平仄仄平仄”，错啦。他一翻白眼：“懂不懂？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没辄，再挑吧。好不容易又找到一句，只有一个平声，这次可逮住了，不但“平仄”不对，而且是“犯孤平”，乃诗家大忌。他又翻翻白眼：“看看下一句，只有一个仄声，这叫‘拗春体’，下句救上句。”我也不知究竟谁是谁非，反正谭子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不知道“文人”是不是都这份儿德行，说得好听点是“情绪化”，说得难听就是“神经兮兮”。谭子就有点神经兮兮的，他会为读了一首诗、听了一首歌而抱头痛哭，惨不忍睹。譬如他喜欢缠着颜子拉一段“病中吟”，颜子拗不过他，可没拉几句他就捂着脸跑了出去。我们抄来“知青之歌”，缠缠绵绵的，本来骚子的男中音唱得挺撩人，可搭上谭子尖细的呜咽就变得了无生趣。高岗子上挖坟时我写了一首打油诗：“野草覆黄土，朽木掩枯骨，谁想百年前，生龙又活虎”。给谭子看了，他发痴发呆，热泪长流，隔天眼睛还红肿肿的。可另一方面，他也会促狭地捉弄人，而因此笑得喘不过气来。
一天晚上，我们都坐在河东宋大爷家屋前的空地上抽旱烟。宋大爷家的两个远房侄子，一个叫宋银元，一个叫宋美元，也和我们一起凑热闹，胡天海地的瞎聊。这哥俩都二十郎当岁，父母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了，小哥俩要了几年饭，才保住小命。家里穷，没钱娶媳妇。弟弟美元到江西帮工割稻子，拐回来一个赣南小姑娘，明铺暗盖地合了房。家里就一间草屋，哥哥银元没地儿睡，铺盖一卷上了河工。可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哥俩儿轮换着外出打工，那江西小媳妇也就“共产共妻”了。这事儿村里人人知道，动不动指着银元美元，问小媳妇怀里咂着奶头的孩子谁是他爹。今个正轮到他哥俩换班的时候，一人捧着一大斗碗大麦碴子山芋粥，蹲在地上，呲溜呲溜地转着边喝，不时地同我们瞎掰咧。
银元说：“知道不？‘文攻武卫’上天了。”我们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说的个啥。银元看我们没反应，补充道：“公社话匣子里说的，还会唱‘东方红’哩”。谭子斗然哈哈大笑，扑倒在骚子身上，我们一楞神儿，也大笑了起来。“什么‘文攻武卫’，那是‘人造卫星’”，骚子一口旱烟呛得直咳嗽，边笑边纠正。
银元脸上有点讪讪的：“唉，还是知青能。要上点学，也不逊你们。农民苦，老天爷派的，命中注定！”银元话音刚落，谭子尖细的笑声又冒出来，揉着肚子半天才缓过气，指着银元美元说：“你们穷的不是命，穷的是名。你瞧你俩的名字”，谭子用旱烟锅敲着美元手里的大斗碗，像说快板儿似地：
宋银元、宋美元，
银元美元都是钱，
哥俩白白把钱‘送’，
不怨名字反怪天？
说罢又笑绝在地。我们虽然也陪着笑，心里却觉得谭子有些尖酸刻薄，拿人家老实人咂味儿。
也许是先天不足，也许是后天营养不良，谭子的身子骨够薄弱的，动不动会晕过去。队里不敢给他派体力活，就让他晒个草，看个场，轰个麻雀，一年下的工分连个口粮都挣不回来。逢年过节的，我们回扬州，他一个人留在队里，那是因为连船票都打不起。他爸爸一个人赚的那三十几块钱要养活七八口子，谭子即便回去，他妈妈也不会给他好脸子。我们知道他家穷，没钱买肉，就时不时地给他捉点田鸡、河蚌什么的补补，可这些玩艺儿没酱没油的怎么做都不好吃。自打那次在高岗子“遇鬼”后，谭子愈发病重了。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他真见过鬼，那鬼是他死去多年的外祖父，不说话，光向他招手。他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自言自语，哭一阵儿，笑一阵儿，让你瞅着汗毛直竖。
秋里，大队结了几条船，披红挂绿地到公社粮库交公粮。我们男知青都上了船，把谭子也捎上了，不让他撑篙摇橹抗笆斗，只靠在船头一堆稻草上打草把子。公粮入了库，我们打道回村。河东小队的小队长拿着簸箕把仓底的稻子扫出满满两笆斗，路过代销店时换了两挂子肥肥囊囊的猪肉。这是每年交公粮的保留节目，用“仓底子”换肉，然后大家美美地撮上一顿。谭子打的草把子立马儿派了用场，把一座土坯炉子烧得红旺旺的。小队长切着肉，一边嚷嚷：“嘿，都来瞧呀，五指膘，比得上河西张寡妇那团腰”。
肉下了锅，香气四溢，几条船上的老少爷们都拢了过来，鼻子糗糗地，一个个迫不急待。才烧到六成熟，小队长就揭了锅，顺手还加了一瓢河水，说是去去火。既无筷子也无碗，且不管烫不烫，大家伙伸着手往锅里捞，油糊淋拉的大肥肉块亮晶晶的，吃起来嘎支嘎支带着响儿，可真过隐。不少日子没见荤，嘴巴里都淡出鸟儿来，我们几个知青一点儿不比农民们逊色，一晃儿那一锅半生不熟的猪肉就被抢了个底儿朝天。
谭子唆着手指头，吟道：
无竹无肉半年长，
乍遇佳肴措手忙。
饥肠不辩生滋味，
入口饶馋二分香。
看上去意色阑珊，兴犹未足。
我们唱着歌，摇着橹，兴高采烈地回村。还没到“采花沟”，一个个就觉得肚子咕里咕噜不对劲儿。小队长把橹一扔，掳下裤叉子，连稀带屁地喷薄而出，还不好意思地解嘲道：“妈妈的，吃滑肠了。”不一刻，船帮上撅出一排白晃晃的屁股，弄得满川河道都是臭气，船尾的涟漪里泛着黄浆，水波上漂浮着油花子。这一来，谭子打的稻草把子又派了一回用场。怪得很，我们都拉得不亦乐乎，谭子却像个没事人似的，一只手捂着鼻子哧哧地笑，另一只手左一扬右一扬地给我们扔稻草把子。
回来的第二天，金子夹着铺盖到了我们组：“没法住了，没法住了”。原来谭子半夜里开始上吐下泻，竟然虚弱地出不了门，全呕在自己的小屋里，整个茅草房里腥酸恶臭，怪不得金子躲到我们这来了。两天后，美元家的江西小媳妇来找金子，说你们得想想办法，再不谭子就要死了。
我们喊上大队“赤脚医生”到了河东，知青屋里静悄悄地，门大敞四开，几只麻雀在桌肚底下飞来跳去，看来骚子也逃出去避难了。谭子的小屋里一片漆黑，还散发着一股酸腐气。我们点起煤油灯，看到谭子鬼一样佝偻在床上，满脸青煞，眼窝像两个黑洞。“赤脚医生”给谭子打了两针葡萄糖。谭子含着泪，拉着我们的手：“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我们扎了个担架，抬着骨瘦如柴的谭子到了县城，打了张船票，送谭子回了扬州。那年年底，我回城进厂当了工人。忙乱过一阵，就去看谭子，他爸爸说谭子恢复得不错，已经返回兴化了。不久，我收到谭子从村里写来的一封信，里面夹着一首凄凉的诗：
寒夜惊残梦，
孤飞雁远闻。
遥知方向失，
更惜伴群分。
独影空随月，
悲声报与君。
乡音难托寄，
望断万重云。
五年之后，我读完大学，留校当了老师。一天下班回到宿舍，门口守着一个黑瘦瘦的身影，是谭子。他还在兴化的那湾小村插队，至今都七年了。二十多岁的谭子看上去像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行动迟缓，眼神木然，当年那份儿潇洒的诗人气质荡然无存，只是还带着那副咖啡色的眼镜，眼镜腿儿上缠着乌灰的白胶布。他要我帮个忙，写一封信证明他患精神病，这样才能办理“病退”回扬州。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子。他走了，带着我给他的五元钱，五斤粮票，还有那封证明他有精神病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