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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杨建玫: 现代人的身份焦虑 [打印本页]

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1-8-5 12:05 标题: 杨建玫: 现代人的身份焦虑

现代人的身份焦虑

杨建玫

　　达夫妮•杜穆里埃是20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代表作《蝴蝶梦》（又译《吕蓓卡》）在我国影响极大，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名闻遐迩。然而，由于作品畅销世界，她被排除在严肃作家之列，被称为通俗小说家。评论界主要关注她的哥特式风格的长篇小说，从女作家身份焦虑的角度评论她的代表性作品，认为她是女性哥特式小说的代表，表达了妇女的不满、抗议、想象和恐惧，而对她的短篇关注很少。她的“康沃尔小说”大多情节曲折, 人物刻画细腻生动, 在渲染神秘气氛的同时, 夹杂有宿命论色彩的感伤主义说教。杜穆里埃的中篇小说《不在犯罪现场》（见《译林》2010年冬季增刊）就表现出典型的带有康沃尔郡色彩的哥特式特点。这篇小说以英国现代城市为故事背景，勾勒出一幅现代社会中的人因精神压力巨大人格发生分裂的图画。

　　小说的人物线条清晰：主人公芬顿、妻子埃德娜、出租给他房子的考夫曼太太及其儿子和一位警官。生活于中产阶层的芬顿深感循规蹈矩生活的束缚，精神几近崩溃，想要搞些破坏甚至杀人来发泄内心的不满。一个周日，他走到下层人聚居的博尔廷街一栋别墅门口时，偶遇考夫曼太太及其儿子约尼，他以租房子画画为借口，打算杀死他们。房子租下后，他每天下午固定到那里作画，开始了冒险经历。为了维持表面的平静生活，他对妻子埃德娜和同事撒谎掩盖此事。在这里画画，有考夫曼太太的精心服侍，他感受到做男人的尊严，逐渐放弃了杀死母子的念头。一天他给考夫曼太太说起要去苏格兰度假，第二天发现她没有收拾画室，一副病态。虽对她有些不满，他还是在走之前帮她扔掉一包“垃圾”后才回家。一位警察来到他家，说他扔的是一个早产婴儿的尸体。芬顿被请到警察局里，只好将租房画画的事说出来。为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提出到考夫曼太太家让她帮忙解释一切。他们去了那里，却发现她和约尼已经死了。妻子宣称，他一生从来没有画过画，画只是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他来这个女人房里是为了鬼混。没有人相信他，芬顿彻底绝望了。

　　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小说未明确交代芬顿的最终命运，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但不难推断，他大概只能住班房了。这篇小说的情节似乎不复杂，时间跨度也只有半年，然而，通过细腻地刻画男女主人公形象，杜穆里埃揭示出现代英国社会中产阶级因为精神受压抑而产生身份焦虑感，导致人格发生分裂，小说还反映了下层阶级女性因生活贫困和精神孤独而绝望的悲惨生活，这一系列人生悲剧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

　　芬顿的悲剧最初由他的生活方式引起。作为英国社会中产阶级的一员，他日复一日地过着程式化生活，感觉生活像囚笼。办公室的工作乏味无聊，上班对于他而言毫无乐趣。面对拥有家庭权威的妻子，芬顿毫无做丈夫的尊严，他的岳父生前也总对他挑刺找茬儿。他下班回家后受埃德娜的操纵，与朋友轮流坐庄聚会。作为典型的英国绅士，他又极其爱面子，中产阶级的自尊心使他不屑与妻子发生争执，去争夺家庭中的支配权。深受循规蹈矩的生活束缚，他长期精神压抑，人格发生了分裂，内心产生一种破坏欲，想要杀人。

　　第一眼看到考夫曼太太及其儿子，他马上想到的是掐死他们。然而，在租到她的房子后，他的内心逐渐发生了变化。考夫曼太太像猫似的温良恭俭，给他沏茶洗画笔，以前从未有人如此尊敬他。他最初以约尼为模特作画，后来又将考夫曼太太作为他的模特，母子二人还成为他的艺术作品，满足了芬顿作为男人渴望拥有的权威感。他逐渐恢复了男人的自信，变得雄心勃勃，希望画有所成。为了维持这一切，保持他已经发生的生活变化的平衡，他使尽解数在妻子和同事面前将这种生活安排得毫无纰漏。所发生的变化在他的现实生活中极其难得，勾起了他年轻时的抱负，狭小的地下室房间成为他的心理安慰，使他恢复了正常的人性。他谈起要举办画展，甚至幻想请高傲的妻子观看后开始对他产生敬意！然而，就在他日益恢复自信心、获得男子汉的自尊时，考夫曼太太的死使他的生活又发生逆转，芬顿的辩解和他的画根本无法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

　　芬顿的经历揭示出现代英国社会中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危机及其心理脆弱的一面。芬顿的悲剧除了源于他未积极面对生活之外，妻子埃德娜也负有一定责任。如果他的家庭模式维持传统的男权模式的话，芬顿不会人格分裂而想去杀人。也许杜穆里埃具有传统的男性支配女性的观念：在家里，丈夫应当具有男人的权威，妻子应当处于受支配地位，这样夫妻才能和睦，一个家庭才能和谐。芬顿夫妇的状况正好相反。

　　考夫曼太太的命运反映了下层阶级女性无助的贫困生活与精神的孤独。她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悲剧人物形象：面容苍白，眼神呆滞，脸上茫然、忧郁，生活于贫穷和孤独之中。当得知芬顿要租房时，她欣喜异常，一扫往日的忧郁。在根本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她谈起自己的状况：丈夫出走，没有朋友，异常孤独，只有儿子作伴。因为芬顿给她房租，她宁可陪他上床睡觉。当这一要求被拒绝后，她尽全力帮他打扫画室、沏茶。帮他收拾画室成为她的心理寄托，她的生活因此而变得充实。所以，当芬顿提到要离开三周而且秋天后要搬走时，她的心理大厦倾倒了，提前早产了一个婴儿。虽然小说没有交代她死前一天的经历，但是可以推断是她自己打开煤气的。

　　考夫曼太太是一个典型的完全受男权社会传统世俗观念支配的传统英国女性形象，她对男性顺从、依赖，丈夫的离去使她不但失去了经济来源，还失去了精神支撑。她经常将儿子捆绑在刮泥机上，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没有给儿子应有的母爱，使约尼像木偶一般没有活力。她与儿子的死不仅是由于物质生活的贫困，还由于她精神的脆弱和迷茫。她既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也没有一丝抗争意识，心甘情愿接受命运的安排。她的死既是懦弱的表现，也控诉了摧残、压制女性的男权社会。　　

　　哥特式小说的特点是令人感到恐惧，气氛阴郁紧张,充满疯狂、暴行和仇杀，它对19至20世纪许多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哥特式小说不再像19 世纪文学作品那样把恐怖的描写停留在感觉刺激的层面,而是把笔锋探向恐怖的源头——心灵。在这些作品中可能没有美女,没有恶棍,没有古堡,但这些东西存留于人们的心底,充满了焦虑和恐惧。这些作品向读者解释:认识恐惧的制造者,恐惧之源在人的内心。在这部小说中，杜穆里埃恰当地使用哥特式艺术手法，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探讨现代社会中人物的身份焦虑，烘托了这一现实主义主题，小说通篇充满诡秘、晦暗的色调，天气、建筑物、家用物品皆显得萧瑟、恐怖，描写的人物甚至动物的景象也一派凄凉。小说开头，芬顿散步时，天空中云层低垂，天色昏暗，风吹得埃德娜瑟瑟发抖。他以此为借口将她撵回了家。走在博尔廷街区，一幢幢别墅的外观显得贫穷衰败，大门破旧，窗帘长而难看。厨房、小厨间和餐具间肮脏不堪，脏兮兮的储藏架的奶油色漆皮悬吊着，破旧的油地毡已经碎裂，一台收音机也是坏的，地上随便丢弃着报纸杂志、毛线活儿和破玩具。他想租的奇怪的L形房间有一股潮湿且带有煤气泄漏的气味，墙壁黑乎乎一片，天花板低矮碰头。就是在这样荒凉的环境中，约尼被捆绑在刮泥机上，一只黑猫正舔舐着自己受伤的爪子；映入他眼帘的考夫曼太太面色苍白，眼睛毫无表情。在看到这些荒凉萧索景象的同时，在与她谈论租房的过程中，芬顿的头脑中一直盘旋的想法是杀死他们母子。由于芬顿作画有利于恢复他作为男人的自信，所以有关他画画的几个月的基调不甚晦暗。然而，在他即将离开那里去度假前，自然景象又一次令他沮丧：天空阴沉，河堤街灰蒙沉闷。树木萎靡不振，树叶凋落。

　　杜穆里埃以景物描写烘托出人物的内心感受，同时预示了即将发生的悲剧的到来。就是在这样的景象中，芬顿替考夫曼太太扔“垃圾”，结果引来了牢狱之祸。小说的景物和环境描写与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联，相得益彰，行文流畅、和谐，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效果。她的“康沃尔情结”是她使用哥特式艺术手法的源泉之一。她的家乡康沃尔郡的海和树林显得宁静、偏僻、神秘、迷人，有关康沃尔的古老鬼怪传说使她深感神秘、诡异，她一生极其热爱那片土地和她那里的房子，几十年来，她在那里的生活极有规律：“那里有我渴望的自由：自由写作、散步，独自爬山、乘船。”她的很多作品以康沃尔郡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作为主题或为背景，这为她赢得了“康沃尔小说家”的美称，以康沃尔为背景的作品使她享誉世界，许多小说有一种地方感，“杜穆里埃国”成为她浪漫的想象之都，她所描绘的康沃尔幽美风光，吸引了无数读者，使之成为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杜穆里埃的出身也影响了她的创作手法。父亲只有三个女儿，希望有一个儿子继承家庭的艺术传统。杜穆里埃在家排行老二，这使她从小就有身份焦虑感，希望自己是男性。她与父亲亲近，而与母亲疏远。她成年后遵循她那个阶层对女性的传统标准生活，二战时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康沃尔生活，在她平静生活、写作的表面下掩藏着她复杂的个性。虽然她作为母亲、妻子和作家过着快乐的传统生活，然而她却有作为女作家的身份焦虑，即“分裂的主体”。在给朋友的信里，她使用荣格的双重性术语称自己的自我未被体现出来，认为自己写作的人格面具源自于自己被压抑的男性的一面。这样，杜穆里埃认为自己的写作身份是男性，因此在她多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中，大部分是男性叙述者，这可以解释为是源于她的“他者”的身份焦虑，这是导致她转向哥特式写作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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