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沈艳燕: 作家的基本姿态 [打印本页]
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1-7-5 06:47 标题: 沈艳燕: 作家的基本姿态
作家的基本姿态——评戈迪默新作《时代故事：1954-2008年写作与生活》
沈艳燕 / 《外国文学动态》2011年第1期
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是当代南非最杰出的女性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身处南非特殊的社会语境，尤其是在极为苛刻的作品出版审查制度下，她作为反对白人政府种族政策的白人女性作家，始终坚持艰难地在种族和民族夹缝中书写自己的社会承担意识和历史忧患感。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发表小说14部，短篇小说集10部，论文集7部。
2010年6月，八十六岁高龄的戈迪默出版了《时代故事：1954-2008年写作与生活》。这部长达742页、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戈迪默非小说作品集收录了其55年来撰写的91篇文章，按年代分为六个部分，记录了作者对当代南非政治的剧烈动荡、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瓦解及传统南非社会的文化转型的反思和体悟。该文集跨越年度长，范围广，内容涵盖从刚果到开罗的游记、从托尔斯泰到阿契贝的评论、从曼德拉到大主教图图的印象、从艾滋病到水资源保护的社会话题等等，其核心是戈迪默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批判，及对白人作家作为“少数中的少数派”的“基本姿态”的反思。
1948年国民党上台以来，南非的种族歧视和隔离日益制度化和法律化，黑白关系恶化程度不断加剧。戈迪默成长的岁月，正是南非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时代。在第一部分“1950s”收录的5篇论文中，年轻的戈迪默直面社会现状，用犀利的文风揭露南非社会的种族和阶级冲突。第一篇文章《南非童年：风景的涵义》 (1954)记述了作者在约翰内斯堡矿区“悲伤、迷惑的成长片段”。她回忆起童年时代所接受的让她害怕黑人，将黑人视为怪物的教育。当地的白人用歌谣、故事等形式将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丑化、边缘化和他者化。镇上的黑人和白人形成对立、隔绝的“陌生人的世界”。有一次戈迪默没有清洗就吃了从黑人手中买来的梨，家人得知后狠狠批评了她，告诫她黑人天生肮脏，是人类的害虫。但当她逐渐长大，她对“黑白分明”的社会产生了怀疑。她和一位黑人矿工的女儿交上了朋友，一步步走出封闭的白人圈子，从嫌恶、逃避到逐步接受和理解黑人，承认“客观地看，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论文用大量篇幅描写了矿区废弃的矿渣堆积而成的小丘。小丘内部的矿渣“经年燃烧，亘古不熄，雨水和时光都无法将它熄灭。”这是南非人民追求平等自由的希望之火，也是戈迪默心中燃烧不熄的正义之火。1959年撰写的《隔离制度》一文进一步详细介绍了白人和黑人在工作、居住、教育、娱乐等方面的差异，分析了隔离制度给黑人、白人和民族未来带来的伤害。这个时期戈迪默的非小说作品，奠定了她写作和生活的基本姿态，即坚守在一个充满警察、暴力和隔阂的国家里，在大多数黑人作家奔忙民族解放事业而不得不暂时保持缄默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唤起民众对现实的反思。
六十年代，国民党当局镇压黑人，制造了沙佩维尔惨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国民大会均被取缔，南非被白色恐怖所笼罩。为进一步控制民众的意识形态，南非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作家们受到搜查、侵袭和迫害，不是入狱就是流亡他国。戈迪默的作品都经过严格审查，并三度被禁。第二部分“1960s”收录论文11篇。《被审查、被查禁、被噤口》（1963）这篇论文从审查制度的原因、标准、实施范围和委员构成等多方面介绍了作品发表审查制度，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南非，作品被禁的最根本原因是“损害了共和国传统的种族政策”。因为在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任何种族之间的融合都是有害的，是个人和社会的出轨和堕落”。戈迪默认为，审查制度既取缔了作家自由创作的权利，也剥夺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直面真相、学会思考的机会，更给民族文学和文化带来无可挽回的伤害。在这一时期撰写的《一个人的政党》（1963）、《街上的大问题》（1963）、《布莱姆·费舍为何选择监狱》（1966）等文章中，戈迪默坚持有良知的作家应有的基本姿态，不畏强权，不惧迫害，通过对真实历史的叙述和对知识分子责任的反思，保护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使南非境内外的读者在南非强权控制下依然倾听到了南非人民真实、客观的声音。
1976年，南非当局强迫黑人放弃本族母语而改学南非荷兰语，引起黑人学生抗议。警察对抗议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开枪打伤打死学生逾千名，这就是举世震惊的“索韦托”事件。为抗议这一事件，戈迪默创作了小说《伯格的女儿》。该书一发表就遭到南非政府的查禁和销毁。小说出版后，南非政府一直软性逼迫戈迪默离开南非，但她拒绝远离，坚持选择在自己国家继续写作这种精神抗争的形式。在第三部分“1970s”收录的多篇论文中，她用比小说更直白更有力的方式对隔离制度和审查制度进行了抨击。在《作家的自由》一文中，她谈到作家的自由即写真相的权利。南非黑人作家由于教育、语言、出版等限制，读者群极为有限。因此白人作家更加任重道远，必须将责任和创作合而为一，为种族政治作出独立的艺术表述。《来自索韦托的信》分析了黑人学生如何以大无畏的精神引领成人、反对政府，从最弱的个体成长为最强的群体，以及白人统治者不愿协商、不思悔改的真实丑陋嘴脸，指出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中，白人只有三条路：与黑人联合起来反对隔离政策、与白人政府同流合污或移民至其他国家。《南非的英语文学和政治》分析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上期南非文学的发展，评论了拉·古玛等黑白作家的创作特色，以及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并呼吁作家只有在坚定文化身份的基础上，才能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建构民族文学。
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非洲国家莫桑比克、安哥拉、赞比亚等相继独立。南非黑人的反抗情绪也日甚一日，黑人暴动时有发生。诈骗、凶杀等残酷不仁的社会案件不断，国际社会对南非的种族政权也产生质疑和抵制。戈迪默意识到南非正处于社会大变动的前夜，一方面， 她积极投身于反对出版审查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另一方面继续通过写作探求社会变革的新道路。第四部分“1980s”收录的15篇文章中，戈迪默以前瞻性的视角预测、分析新旧政权交替的过渡时期。在《活在未定之间》 (1983)这篇文章里，戈迪默借用了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话：“旧的正在死亡，新的尚未形成；在这未定时期出现了无数的病态症状。”作为南非白人中的少数派，戈迪默对逃脱及苟延残喘这两类方式均不接受，反而想努力为南非广大人民争取未来，在一切未定的诸多变态病症中，寻找出路。在《基本姿态》一文中，她对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作出了更清晰更明确的阐述，即“不懈地追求与社会息息相关的自我实现，作家既应该特立独行，更应与他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既需要艺术自由，更应清楚这种自由一日也无法脱节于社会大环境。”
1994年，经过国大党人多年的流血牺牲和白人国民党中有识之士的合作努力，南非终于推翻了反动的种族隔离制度，实现了黑人多数执政。全世界“最黑暗”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然而，种族矛盾并未因新政府的成立而得到根本的解决。南非人民还来不及抚平创伤，就被推上了漫长的痛苦的改革进程，种种新问题使人们对未来疑虑重重。国际社会在关注南非社会新问题的同时，也把疑问转向了南非作家：“在失去了反种族隔离制度这一基本文学主题后，南非白人作家是否还能生存，还能保持强劲的创造力？”第五部分“1990s” 收录文章20篇，其中有多篇文章探讨新形势下作家的职责。早在1992年，《翻开新篇章：站在二十一世纪门槛上的非洲作家》就提出了两个新时期非洲文学的核心问题：新世纪作家的目标是什么？作家期待怎样的创作环境？她认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第二个问题。要改善创作环境，需要全社会的付出，当务之急是提升读者的知识水平；其次要鼓励英语文学、南非荷兰语文学和当地各种土著语言的文学共同发展，新世纪非洲文学应该是百花齐放；第三要完善出版和发行制度，尤其是普及农村落后地区的图书馆和书店。在文末，戈迪默对新时期作家的职责作出了清晰响亮的答复：面包、正义、心灵面包（即文学审美），这就是非洲二十一世纪文学的任务。1999年的《自由的五年：我的新南非身份》剖析了后隔离时代的社会病症。她一方面为南非社会的黑白交融感到欣慰，一方面为各种社会顽症忧心忡忡，如黑人和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艾滋病蔓延、失业率和贫困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并从就业培训、发展多种经济模式、政府补贴等途径提出建议。
进入新世纪后，高龄的戈迪默依然心思敏锐，笔耕不辍。她将更多的精力从小说创作转向了杂文和文论等非小说形式。第六部分“2000s”收文29篇。《非洲的瘟疫，人类的灾难》（2000）触及艾滋病这一非洲严重的社会问题。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最多的国家，16% 的南非人携带艾滋病病毒，每天新增感染人数为1700。戈迪默指出，这已经上升为全球问题，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需要全社会乃至全球的力量。她从国际组织援助、免除发展中国家债务、加强公共卫生部门职能、强化道德教育四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并提出了三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为世界做了什么？”“我们对世界在做什么？”“发展的意义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她身体力行，坚持为世界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2005年，她编写了当今著名作家短篇小说集《爱的讲述》(Telling Tales)，所得版税均献给防治艾滋病事业，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热切关注。这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评论家。戈迪默在这部文集中收录了多篇评论文章，从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康拉德等西方经典作家到赛义德、苏珊·桑塔格等当代著名评论家，直至阿契贝、威廉姆·普罗曼等亚非拉地区优秀作家，她都做了细致的解读和评论。这一时期戈迪默的视野从南非内部转向整个非洲、乃至全球的社会问题，但是她尊重历史、关注人类生存的基本姿态始终如一。
戈迪默的小说形式丰富，风格多变，但她的非小说作品始终采用自然简洁、不加雕琢的文字，将遣词平易、言简意赅的风格与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凝重的社会责任感融合在一起。这种文风既考虑到读者，尤其是广大黑人读者的教育背景，使作品为更多的读者理解和接受，同时，也更精准、更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民族忧患和认同焦虑，加强了文章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无论是游记的借景绘心，杂文的嬉笑怒骂，还是文论的托文铭志，无论是慷慨陈词，直抒胸臆，抑或辛辣戏谑，都浓墨重彩地传达和证实了作者五十多年来“写作与生活”的基本姿态：即通过自己的文字，体察涌动的暗流并作出预言性的回应；把握社会勃勃生机之所在并给予明晰的支持；辨析事件的真相并勇敢地发出声音；在严苛的审查制度下和种族夹缝中反思记忆、回溯历史，以特殊的意识形态书写工具，达到对自我意识和民族命运的最终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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