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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福特：肃杀 [打印本页]

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0-6-21 08:21 标题: 福特：肃杀

肃杀

[美] 理查德·福特 / 钱满素译

我回到镇上没多久，也许就一个月吧。我在锡尔弗博那边的工作终于完了，天气转冷，我决定不再留在那里，于是回到比特鲁特我母亲的家，以便省点钱，留着救济金，等情况更糟时再用。

我母亲当时有个男朋友，名叫哈里·里夫斯，是个做冒险投机的老家伙。我和哈里不大合得来，虽然我并不为此怪他。他自己也在怀俄明州的吉莱特附近被解雇了，那儿的繁荣已经告终。他在做的也正是我在做的事，比我回来得早。那时人人都被解雇了，蒙那州的这个地区情况不好，而且一时也好不起来。他们两人正在做最后的努力，都六十多了，住在我父亲留给她的小房子里，形同陌路。

因此，不到一周我就搬到了镇上，住进伯灵顿北车场对面一个不像样的小公寓里，开始等待。我无事可做，看看电视，坐坐酒吧，到克拉克福克河去钓鱼，他们在那里建了个小公园。无非是打发时间罢了。你自以为想支配自己所有的时间，可那只是瞎想。我当时真觉得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知道一周内会发生些什么。这种感觉紧随着你，使你难以欢畅，谁也不喜欢那样。

我和小特洛伊·伯纳姆在“大礼帽”喝酒，正谈论着猎鹿的季节。这时一直坐在酒吧前面的一个女人站起身向我们走来。我在镇上别的酒吧也见过这女人几回，她大约下午三点到，有时则在晚上很晚到，我都要转悠回家了。她和空军基地的一些男人跳舞，坐下来喝酒聊天直到很晚，我猜她最后就跟什么人走了。她一点不难看，金发，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宽臀黑眉。可以说她三十四岁，也可以说她四十四岁或者二十四岁，因为她一直在喝酒，一直喝酒能对人起双重作用，尤其对女人。我第一次见到她便想到：这是一个在走下坡路的人，一个从比尤特流落来的矿工的老婆，或是一个刚刚突然逃跑的牧场工人的女儿，有可能发生的。也有可能更糟，我没再往下想。这类事的逻辑就是麻烦来得容易去得难哪。
“劳驾能借个火吗？”那女人对我们说，站到我们桌边。她的名字叫诺拉，诺拉·福斯特，我听说过。她没醉，当时是下
午四点，那里没人，只有特洛伊·伯纳姆和我。

“你要是给我讲个爱情故事，我就什么都给你做。”特洛伊说。他对女人总这么说，为了什么就什么都做。特洛伊因为跳伞灭火受过伤，坐在轮椅里，他做不了什么。我们在上中学以前就是朋友了，他是矮个儿，我是高个儿，但特洛伊是个出色的摔跤运动员，在蒙大拿获过奖，我很少参与那种运动，就拳击过一回。我们住在雷曼街同一幢公寓里，特洛伊一直住在那里，开一辆切克出租车挣钱谋生，我则盼望能时来运转。“我想听一个小小的爱情故事。”特洛伊说，要了一杯诺拉·福斯特正在喝的酒。

“诺拉，特洛伊。特洛伊，诺拉。”我边说边替她点烟。

“我们见过吗？”诺拉说，坐下来扫了我一眼。

“在‘东门’，不久以前。”我说。

“那是一个很好的酒吧，”她淡淡地说，“但我听说换了老板。”

“我很高兴认识你，”特洛伊说，咧嘴笑着，正了正眼镜，“现在让我们听听这爱情故事吧。”他吃力地靠近桌子，这样他的头和宽肩膀便高于桌面了。特洛伊的伤势使他没留下多少臀部，那儿还有点什么，但不是臀部。他车子里需要栏栅和特制的椅子。他既虚弱又强壮，在大多数情况下和别人没什么两样。

“我爱过，”诺拉静静地说，服务员正端来酒，她呷了一口，“现在不爱了。”

“这是一个很短的爱情故事。”我说。

“还有呢。”特洛伊咧嘴笑道，“我说对了吧？为你干一杯。”他说着举起酒杯。

诺拉又扫了我一眼。“好吧，干杯。”她边说边喝。

两个男人开始在屋子的另一头打台球，开亮了桌上的灯，我可以听到球的咔哒声，一个人说“打散它们，克拉夫特”，接着是啪的一声。

“你们并不想听，”诺拉说，“你们是醉汉，就那么回事。”

“那我们很想的。”特洛伊说。他总是很有热情，也能动辄抱怨，但我从未听到他发作过。我相信他心眼好。

“你呢?你叫什么？”诺拉对我说。

“莱斯。”我说。

“莱斯，那么，”她说，“你并不想听这个，莱斯。”

“不，他想听的。”特洛伊说，两条胳膊放到桌上，把自己撑起来，特洛伊有那么点醉，也许我们都有点醉。

“为什么不想听。”我说。

“看见了吗？当然，莱斯要听下去的，他跟我一样。”

诺拉是个漂亮女人，她的那种尊严不是一下子就能注意到的，特洛伊为她兴奋不已。

“好吧。”诺拉说，又喝了一杯。

“我还要对你说什么呢？”特洛伊说。

“我真的以为他要死了。”诺拉说。

“谁？”我说。

“我丈夫，哈里·莱昂斯。我现在不用这名字了。有人给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是不是？”

“没给我讲过，见鬼！”特洛伊说，“我要听这个故事。”

我说我也没听过，虽然我听说过是有个故事。

她喷了一口烟，看了看我们俩，那目光是说她不相信我们。但她接着说下去了，也许那时她已经想到再来一杯酒。

“他一副死人气色，他们管那叫心—细—管① 。他脸色苍白，嘴巴往下噘，好像能看见死神。他的心脏在六月已经停过一
回，我有这种感觉，哪天早上我到厨房去，他就会倒在他的面包片上。”

“你的哈里有多大？”特洛伊说。

“五十三岁，比我大不少。”

“那是心血管狭窄症。”特洛伊朝着我点点头。他自己的器官也不时出点毛病，我想当他撞地时它们全都下移了。

“人快死了会变得很怪的，”诺拉用一种很平静的声音说，“好像他在监视着它的来临。不过哈里还是每天去冠军厂上班，他是评估员。此外，他也一直在监视着我，我猜是看我是否准备就绪。他核对保险，平衡收支，放好保险柜钥匙。就那些，我也会的，谁不会呢？”

“那还用说。”特洛伊说着又点点头，看得出他当真起来了。

“我承认我爱过，”诺拉说，“我爱哈里。但要是他死了，我上哪儿去？我也该去死吗？我得给自己想个法子。我得想，到了一定时候，没有哈里也能行，对我的生活，不管怎么说。”

“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监视你的原因，”，我说，“他也许没觉得他的生活中能没有他自己。”

“我懂，”诺拉说，严肃地看着我，抽着烟。“但我有个朋友，她丈夫自杀了。他去汽车间让马达转个不停。他妻子毫无准备，是思想上没有准备，她以为他是去装闸瓦的。她赶到的时候他就在那儿。结果她不得不迁到华盛顿市去，为了这事完全失去平衡，也失去了她的房子。”

“全是倒霉事。”特洛伊应道。

“我想我决不能这样。如果哈里真听到风声，也就只能这样了。有些日子我醒来，看他躺在床上，心想，死吧，哈里，别再为此担心了。”

“我认为这是个爱情故事，”我说，看着那头两个男人用弹子架码了八个球，一个人在用白垩擦球杆，另一个人正靠向球桌发球。

“这就来了，耐心点，莱斯。”特洛伊说。

诺拉把酒干了，“我保证。”她说。

“那让我们听着吧，”我说，“接下去讲那爱情的部分。”

诺拉怪怪的看着我，好像我真的知道她要讲什么，而且还以为我会先讲出来。她对我抬起下巴，“哈里一天晚上下班回来，嗯？”她说，“还像平常一样一副死相，只是对我说：‘诺拉，我邀了一些朋友过来，宝贝。干吗不上艾伯森店里买块牛排来？’‘他们什么时候开来？’我说。‘过一个小时。’他说。我想，一个小时！因为他从来不带人回来。我们去酒吧，但我们不招待客人。可是我说：‘好吧，我去买块牛排回来。’我坐进车里，开出去买了一块牛排。我认为哈里应该得到他想要的。如果他想要朋友和牛排，他就该得到。人在死之前，会想得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那没错，”特洛伊很严肃地说，“我撞了以后有足足四分钟真的死了，全部时间里我梦想的只有龙虾，我那时还从没见过龙虾，虽然现在是见过了。也许那就是他们在天堂里上的菜。”特洛伊对我们俩咧嘴一笑。

“哎，这可不是天堂。”诺拉说，又示意要了一杯酒。“我回来时，哈利和三个克劳族印第安人在我屋里，坐在客厅里喝麦太②，一男两女，他说是他的朋友，厂里的。他说想让朋友们过来。哈里是按严格的摩门教培养的，但那无所谓。”

“我猜他变心了。”我说。

“那也可能的，”特洛伊郑重的说，“后期圣徒不像从前了，他们早先是坏的，可那全变了。不过我想有色人种还是不能一路直接进入殿堂。”

“这三个人在我屋里，我就说这。我对此没有偏见，有斑的豹也罢，没斑的豹也罢，对我都一样。但我蛮不错，我直奔厨房，把牛排放入烤箱，把土豆搁水里，拿出一些冰冻豌豆，然后回屋去喝一杯。我们围坐着，聊了半个钟头，谈厂里的事，谈马龙·白兰度。那男的和其中一个女的是夫妻，他和哈里是同事。另外那女的是他妹妹，威诺纳。密西西比有个镇也叫那名字，我查出来的。就那么过了一会——一切都和和气气——我进去削土豆。另外那个女的，伯妮，跟我进来，我猜是来帮忙。我站在多用小铁灶前烧饭，这个伯妮对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诺拉。’‘做到什么，伯妮？’我说。‘让哈利和我妹妹那样在一起，你还觉得挺高兴。克劳德要那样我可受不了。’我转过身来望着她。威诺纳是什么？我想。这对印第安人可太不寻常，我开始吼起来：‘威诺纳，威诺纳。’就在炉前扯开嗓门叫，我一时真疯了，我想。我尖叫着，手里抓了一个土豆，热的。那男人跑进厨房，克劳德·斯马特·埃尼米。克劳德极好，他保护我别伤害自己。但我开始叫时，我猜哈里就估计一切都兜出来了，他和他的威诺纳女人直接出了门。还没走到汽车，他的心脏就完了。就在过道里，在这个威诺纳女人的脚下，他得了心肌梗塞。我猜他以为一切都运转很好，我们要在一起吃晚饭，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是什么，只是他没想到伯妮会说出来。”

“也许他是想让你更欣赏他，”我说，“也许他不喜欢自己可有可无，他是在给你传达一个信息。”

诺拉严肃的看着我，“我想到过，”她说，“想过不止一次，但那样会很伤人，哈里·莱昂斯不是会伤害你的人。他更可能是偷偷干的人。我想他就是要我们都成为朋友。”

“那在理。”特洛伊说，点点头看着我。

“威诺纳后来怎么了？”我说。

“威诺纳后来怎么了？”诺拉喝了口酒，对我很不客气的望了一眼。“威诺纳搬到斯波坎去了。我后来怎么了倒是一个更好的问题。”

“你么，你和我们在这儿，”特洛伊热情地说，“你干得很好，莱斯和我应该和你干得一样好。莱斯失业了，我又不走运，我看你是我们三个人里混得最好的。”

“我不这样看。”诺拉坦率地说，转身盯着那边打台球的人。

“他给你留下什么？”我说，“哈里。”

“两千。”诺拉冷冷地说。

“那是很小一笔数目。”我说。

“一个伤心地爱情故事，”特洛伊说，摇摇头，“你爱他，可结局糟了。像莎士比亚。”

“我爱他够份了。”诺拉说。

“运动怎么样，你喜欢运动吗？”特洛伊说。

诺拉古怪地看着特洛伊。他坐在轮椅上，看上去不像一个完整的男人。有时他说一些简单的事情会让人吃惊，他说的话让诺拉吃惊。过了这么多年，我自己已经习惯了。

“你曾经想试试滑雪吗？”诺拉说，扫我一眼。

“钓鱼，”特洛伊说，胳膊肘又撑了起来，“我们一起去钓鱼吧，了结这过去的不愉快。”特洛伊好像要狠狠敲打桌子。我寻思着他最后一次和女人睡觉是在什么时候，也许十五年以前。现在那一切对他都完了，但就在这儿和诺拉·福斯特聊聊他也很兴奋，我不会碍他事的。“现在谁也不会在那儿，”他说，“我们会钓到一条鱼，大家高兴高兴。问问莱斯，他钓到过一条鱼。”

那些日子，每天上午“今日”节目完了以后我就去钓鱼，消磨掉一个钟头。河从镇中间流过，五分钟就走到了，在那儿汽车旅馆下方的顺流中钓鱼，抬头可以望见比特鲁特那头的兰白山峰，向着我母亲的房子，有时看见鹅群顺着它们的飞行路线飞回来。这是一个奇怪的冬天，正月里像春天，奇努克山从东坡向我们吹来一股暖风。有些天凉些或者冷些，但许多天都很暖和，只有在太阳照不到的低洼地才能看到冰。你可以直接走到河边，在冷水塘深处有鱼的地方放下长长的鱼线。你甚至会感到事情会好起来的。

诺拉看着我，我知道她觉得去钓鱼的想法简直是在开玩笑。也有可能她没钱买饭，想着我们也许会给她买一份。也可能她从来没钓过鱼。也可能她知道自己每况愈下，反正什么都一样，既然有人提出新鲜事儿，且不说别的，总还值得试试。

“你钓了条大鱼，莱斯。”她说。

“是的。”我说。

“瞧？”特洛伊说，“我骗你了，还是没骗你？”

“你可能骗我。”诺拉说。她古怪地，但我觉得也是亲热地看着我。“是条什么鱼？”

“一条棕色的鲑鱼，从深处钓上来的，用的是野兔耳朵。”我说。

“我不懂那是什么。”诺拉说，笑了。我看得出她对这些心不在焉，因为她的脸在发烧。看上去很漂亮。

“不懂什么？”我说，“棕色鲑鱼呢，还是野兔耳朵？”

“就是这个。”她说。

“野兔耳朵是一种假蝇饵。”我说。

“我懂了。”诺拉说。

“让我们走出酒吧一回吧，”特洛伊大声地说，把椅子前后转着，“我们去钓鱼，然后去吃篮子鸡③，特洛伊来付账。”

“我能失去什么呢？”诺拉说着摇摇头。她看着我们俩，微笑着，好像能想出有可能失去的东西。

“你是赢家，”特洛伊说，“我们开路吧。”

“没错，”诺拉说，“管他呢。”

我们走出“大礼帽”，诺拉推着特洛伊的轮椅，我跟在后面。

前街上，夜晚五月般地温暖，虽然太阳已经落山，天差不多黑了。东边萨费尔山后的天空是深深的海蓝绿，山是黑压压的，但太阳上面是鲑鱼的淡红色。我们就在这中间，半醉半醒，变着法去打发时间。

特洛伊的切克车停在前面，他摇着轮椅到了那儿，绕着它转。

“让我给你表演一个绝技，”他说，露齿笑着，“上车，开车，莱斯。你呆在那儿，亲爱的，看着我。”

诺拉手里端着酒，站在“大礼帽”的门旁。特洛伊把自己升起后下车到了水泥地上。我进到车里，在特洛伊的栏栅和升高的座位旁边，用左手发动车子。

“准备好了，”特洛伊叫道，“慢慢往前开，慢着点。”

我慢慢把车往前开。

“我的天哪。”我听见诺拉说，看见她用手掌遮住前额，朝别处望去。

“嘿，哎—嘿。”特洛伊喊着。

“你可怜的脚。”诺拉说。

“一点不痛，”特洛伊喊道，“就是一点压力。”我从我的位置看不见他。

“我现在全都看见了。”诺拉说，她在微笑。

“倒回来，莱斯，慢慢往回倒。”特洛伊叫道。

“别再做了。”诺拉说。

“一次够了，特洛伊。”我说。街上没别人，我想要是任何人事先不知道，看了都会觉得奇怪。一个人把车开过另一个人的脚取乐。我猜你准会想，醉鬼。也的确是这么回事。

“行，好吧。”特洛伊说，我还是看不见他，但我把车刹住了等着。“帮帮我，亲爱的，现在。”我听着特洛伊对诺拉说。“下来容易，但是老特洛伊自己可上不去，你得帮他一把。”

诺拉看着出租车里的我，手里还握着杯子。她看我的目光很特别，像是在问我要什么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没法回答。她随后把杯子放在人行道上，走过去把特洛伊放在轮椅里。

当我们到河边时，天已经全黑了，河只是你能听见的一个大空间，背后是镇南边的灯光，顺流约一英里，是三座桥和冠军造纸厂。太阳下去了，现在很冷，我觉得天亮前会有雾。

特洛伊坚持让我们坐在他车里的后座上，好像我们叫了辆出租车去钓鱼。一路上他唱着跳伞救火员的歌，诺拉紧靠我坐着，把腿贴着我。到我们停在河边狮首旅馆下面时，我已经吻过她两回，知道我都能干些什么。

“我想去钓鱼，”特洛伊从前面升高的座位上说，“我夜里要去钓鱼，我要自己把轮椅、钓竿和需要的一切都拿出来，我要好好玩玩。”

“你怎么换轮胎呢？”诺拉说，她没动，只是提个问题。人们向跛子提各种问题。

特洛伊猛地回过头来，望着坐在后排的我们。我一只胳膊搂着诺拉，一起坐在那里看着他的大脑袋和宽肩膀，往下是对谁也没多大用处的半拉身子。“相信轮椅先生，”特洛伊说，“轮椅先生能做任何完整的人都能做的事。”他对我们疯子似的微笑着。

“我想就呆在车里，”诺拉说，“我等着篮子鸡，那就是我钓的鱼。”

“现在对女士来说的确太冷了，”特洛伊粗声粗气地说，“只有男人，新规矩是只有轮椅里的男人。”

我和特洛伊一起下了车，将他的轮椅打开，把他放进去。然后我把他的渔具从车后的行李箱里拿出来，再撑起来。特洛伊不是用假蝇饵钓鱼的人，我在他的鱼线上放了条银鲦鱼，告诉他把线抛得远远的，让它随水漂流一会，直到沉下去，然后再下功夫，一直要下功夫。我说用这个方法他在五到十分钟内便可钓上一条鱼。

“莱斯。”特洛伊在出租车后寒冷的黑暗中对我说。

“什么？”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去做点坏事？做点可怕的事，去改变一切。”

“是的，”我说，“我想过。”

特洛伊现在把钓竿横在轮椅上，紧握着它，望着下面伸入黑暗的沙岸和闪烁的河水。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他说。

“我不知道该去做什么。”我说。

“故意伤害，”特洛伊说，“去犯故意伤害罪。”

“然后去迪尔洛奇监狱呆一辈子？”我说，“也许他们会把我吊死，让我在半空中晃来晃去，那我认为比现在还要糟。”

“不错，说得对，”特洛伊说，还在出神盯着看，“但是我该去做，是不是？我该去做最坏的事。”

“不，你不该去做。”我说。

接着他笑了，“哈，对，决不去做。”他说。自己推着轮椅往下到河边去，进入黑暗之中，一路笑着，“哈，哈，哈。”

这以后，我在冷冰冰的出租车里久久地抱着诺拉·福斯特。我用双臂抱着她，呼吸，等待。我从后窗可以看见狮首饭店，看见餐厅对着河，亮着烛光，人们正在用餐。我能看见前面突出的“欢迎”字样，但看不出欢迎谁。我看得见桥上回家过夜的汽车，这使我想起哈里·里夫斯，在比特鲁特我父亲的小房子里。我想到他和我母亲在床上，暖暖和和的。我想起哈里肩上褪了色的刺花字“胜利”，我很难把它和我认识的哈里·里夫斯联系起来，虽然我想，只要呆在他现在呆的地方，他可能已经对我赢得了某种胜利。

诺拉·福斯特说：“一个男人不被信任是最糟的，你知道这点，对吗？”我觉得她在走神儿。她很冷，我可以从她抱着我的样子知道。特洛伊现在已经进入黑暗。就我们俩，她的裙子已经撩得老高了。

“是的，很糟。”我说，虽然我想不出在那个时刻信任对我意味着什么。它在我的生活中不是个问题，我希望永远不会是。“你说得对。”我为了让她高兴而这么说，我感到我可以做到。

“你叫什么名字，再说一遍。”

“莱斯，”我说，“莱斯特·斯诺，叫我莱斯。”

“莱斯·斯诺，”诺拉说，“你喜欢少点雪④吗？”

“一般来说是这样。”我说，把手放在我最想放的地方。

“你多大，莱斯？”她说。

“三十七。”我说。

“你老了。”

“你多大？”我说。

“那是我的事，不是吗？”

“我想是的。”我说。

“我要做这个，你知道，”诺拉说，“甚至对它不在乎。就是做件事。这不过说明此时此刻我怎么感受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莱斯？”

“我知道。”我说。

“但是你得让人信任，否则你就什么也不是，你也知道那个吗？”

我们很是亲近。我再也看不见镇上的灯光，或旅馆，或任何东西了。一切都凝定了。

“我想我知道那个。”我说。我们像是喝醉了威士忌酒一样地说着话。

“帮我暖和起来吧，莱斯，”诺拉说，“暖和，暖和。”

“你会暖和的。”我说。

“我要想着佛罗里达。”她说。

“我会使你暖和的。”我说。

起先我以为听到的是火车。当你住得靠近火车时，那么多声音听起来都像是火车。你会说这是“呜”的声音，像火车。我躺着听了很久，想着一列火车，它的灯光划破黑暗，行进在北边的山路上，还想着一些现在已经不记得的别的事情。接着特洛伊进入我的思路，我明白了那“呜”的声音是他发出的。

诺拉·福斯特说：“这是轮椅先生，他钓上一条鱼，也许。要不就是淹死了。”

“是的。”我说。

我坐起来，往窗外望去，但什么也看不见。就在那短短的时间里，已经起雾了，我想明天又会暖和的，尽管现在很冷。诺拉和我刚才做那件事时都没脱衣服。

“让我去看看。”我说。

我下了车，走进雾里，只看见雾，只听见河水在流。特洛伊没有再发出“呜”的声音，我对自己说，没事儿，没问题。

我走了一段沙岸，雾中隐约可见特洛伊的轮椅，他不在里面，我看不见他。我的心一惊，只听见它在胸中砰砰地跳。于是

我想，这是最坏的，这儿发生的事将是最坏的。我叫了起来：“特洛伊，你在哪里？喊出来，马上。”

特洛伊喊了出来：“我在这儿，这儿。”

我循声前往，那声音不在河里而在岸上。再走远点，看见了他，当然不在轮椅里，他肚子贴着地，双手握着钓竿，鱼线在河里，好像要把他拖进水里。

“帮帮我！”他叫道，“我钓到一条大鱼，快做点什么帮帮我。”

“我会的。”我说，虽然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我不敢去拿钓竿，去拿鱼线也不对，决不直线拉鱼是一条老规矩。因此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抓住特洛伊，抱着他知道鱼上钩或者跑掉，就好像他是我在钓鱼时用的钓竿的一部分。

我坐在冷沙上，他的后面，我放下脚后跟，抬起他的两腿，感觉就像火柴棍一样，我开始护着它们不让沾水。

但是特洛伊突然愤怒地扭身对着我，“放开我，莱斯，别在这儿。下去。勾住了。你得下去。”

“疯了，”我说，“那儿太深了。”

“不深，”特洛伊叫道，“我已经把它拽得很近了。”

“你疯了。”我说。

“哎呀，莱斯，去抓住它。我不想失去它。”

我在黑暗中对着特洛伊受惊的脸看了一阵子。他的眼镜丢了，他的脸是湿的。他的神色绝望透顶，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人，但是奇怪地却可能失去世上的一切。

“愚蠢，这是愚蠢的。”我说，因为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我站起身来，走到岸边，踏进冷水里。

当时距离山上的水开始往下流至少还有一个月，我踏进去的水就像碎玻璃那样使我又冷又痛，我浸湿的部分立刻麻木了，我感到双脚像是砖在敲河底。

特洛伊对河的深度根本没说对,我才走进去十码，手背一直和他的鱼线保持接触，这时水已经过膝，我感到河底有大石块，四周水急声大，突然我害怕起来。

我再走五码，水上了大腿，很痛，但我碰到了特洛伊的鱼绊住的东西，我于是意识到用我冻僵的双手根本不可能抱住一条鱼或抓到它。我真正能做到的就是解开绊物，让鱼滑入水流中，但愿特洛伊能逮到它，或者我能回去将它拖上岸。

“你能看见它吗，莱斯？”特洛伊在黑暗中叫道，“该死的。”

“不容易。”我说，当时我不得不抓住那绊物来保持平衡。我的腿已经冻僵。我在想，这也许就是我死的时间和地方，多怪的地方，又是多怪的理由。

“快点。”特洛伊叫道。

我很想快点，然而当我顺着线摸那绊物时，我觉得那不是一条鱼，也不是绊物，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感到这是我认得的东西，虽然不清楚为什么。人，我想。这是个人。

然而当我把手伸进绊住的树杈和木片，伸到更深的水里，我摸到的是只动物，我用手指触摸它又凉又硬的侧肋，它的腿，它的短而滑溜的毛皮。我摸到它的脖子、头，摸它的鼻子、牙齿，这是一头鹿，不大，还不到一岁。当我发现特洛伊的银鲦鱼到了鹿脖子的肉里，我明白了他是钓到这头原先就绊在这儿的鹿，在力图让它脱开时把自己拉出了轮椅。

“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是条大的棕色的。别告诉我，莱斯，压根别告诉我。”

“我抓到了，”我说，“我把它弄上来。”

“当然，那还用说。”特洛伊在雾里说。

把鹿从绊住它的杂木丛里拖出来并且漂起来并不很难，但做完后我再用冻僵的双腿在水流中转过身来却很危险，很难不下滑，我不能不依靠这头鹿来保持足够的平衡，使自己移向浅水岸边。我在想，许多人做的事还不如我做的危险就淹死在克拉克福克河里了。

“把它高高地扔上来。”特洛伊在看见我时叫道。他把自己安顿在沙上，像个玩具娃娃那样端坐着。“小心点弄上来。”他对我说。

“很小心。”我说。鹿就在我旁边漂着，但我知道特洛伊看不见。

“我钓到了什么？”特洛伊嚷道。

“不寻常的东西。”我说着用力把小鹿拖到沙岸上面一英尺，将它放下，把自己冰冷的双手伸到胳膊下。我听到河岸上我刚才过来的方向关车门的声音。

“那是什么？”特洛伊说着把手伸去摸那头鹿暗暗的外形。他抬头望着我，“我没眼镜看不见。”

“是头鹿。”我说。

特洛伊的手在鹿身上来回移动着，然后又痛苦而迷惑地望着我。

“这是什么？”他说。

“一头鹿，”我说，“你钓到了一头死鹿。”

特洛伊于是又回过来对小鹿望了一会，盯着它看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坐在湿沙上，在雾夜里，突然显得很吓人，好像是他被水冲到那里完蛋了似的。“我不明白。”他说，坐在那里。我什么也没说。

“这是你钓到的，”我最后说，“我以为你要看看它。”

“真疯了，莱斯，”他说，“是不是？”他发狂地，两眼直直地对着我微笑着。

“确实不寻常。”我说。

“我从来没有开枪打死过鹿。”

“我相信你也没有开枪打死这头鹿。”我说。

他又笑了，但突然间迸发出一阵抽泣，我从没见过他这样。“该死的，”他说，“真该死。”

“钓到它是很怪。”我说，在又冷又脏的雾中站在他上首。

“我不会换他妈的轮胎，”他说着又抽泣起来，“但我会用他妈的钓竿钓一头他妈的死鹿。”

“并非每个人都能这么说。”我说。

“他们何必想这么说？”他又疯狂地抬头看着我，用手把他的弹性钓竿一掰两半。我知道他肯定还醉着，因为我也还有点醉，光这点就使我想哭。我们在那儿呆了一会儿，一言不发。

“谁打死了一头鹿？”诺拉说，她在寒夜中来到我后面，看着。我听见车门响时不知道她是否要走回到镇上去，那样做太冷了，我用一个胳膊抱着她，因为她在哆嗦。“是轮椅先生打死的吗？”她说。

“它是淹死的。”特洛伊说。

“为什么？”诺拉说，挤着我取暖，也就能这样了。

“它们没力气了，就掉了下去，”我说，“山里常发生的。这头鹿掉到水里，出不来了。”

“于是镇上的一个狗屁瘸子就能用钓竿把它逮住。”特洛伊说，又怨愤地喘起来。真正的怨愤。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糟的怨愤，我也听过怨愤之言，但那时是工会的事。

“也许没那么糟。”诺拉说。

“哈！”特洛伊从湿地上大声说，“哈，哈，哈。”我但愿自己没有把鹿拿给他看，但愿我没让他受这份罪。这时河水奔涌而来，把他的声音吸收进去，再听不见了，把他的声音从我们这儿带走，投入雾夜，再说不清了。

诺拉和我把鹿推到河里，特洛伊看着，然后我们三人开车到镇上，在“双面”餐馆吃篮子鸡，那儿灯光堂堂，他们的鸡现做现吃。我买了瓶葡萄酒，我们边吃边喝，谁也不多说话。那晚我们每个人都做了点事，不同的事，再明白不过了，说什么也不可能有所改变。

吃完了，我们走到外面，我问诺拉去哪儿。刚八点钟，除了我的小房间，没处可去。她说想回“大礼帽”去，过会儿要在那里会个人，那晚的乐队也有她喜欢的。她说想跳舞。

我告诉她我不大会跳，她说没事。特洛伊付完帐出来，我们就告别了，她握着我的手说还想见我。然后她和特洛伊走进切克车，沿着雾蒙蒙的街道一起开走了，留下我一个，我一点也不在乎呆在那儿。

好长一段时间我就这么走着。我的衣服是湿的，但一直动的话也不觉得冷，尽管有雾。我又走回河边，穿过桥，又走一段路到了镇的南边，一条宽宽的马路，一路上尽是带小门廊和小园子的房子，直到商业区，灯光照亮着路边的饭店和车行。我想，我当时可以直接走到二十英里远我母亲的房子里去。但我转过身来，走原路回去，只是走在马路的另一边。我再一次走进桥时，路过老年公民娱乐园，一间大屋里灯光柔和，透过粉红色光亮映照的窗户，我看见老人们随着墙角录音机放的音乐在屋里跳舞。放的是伦巴，或类似伦巴的舞曲，老人们跳的是方步，轻松，优雅，彬彬有礼，像真正的舞蹈演员那样在亚麻地毯上移动，像夫妇似的把手臂放在相互的肩上。我很高兴看见这景象，想到我父母不能在这儿真是太糟了，他们不能来这里跳舞，再高高兴兴回家，我呢，就看着他们。哪怕我母亲和那个做冒险生意的哈里·里夫斯来也行。这算不上什么奢望，不过是别人过的正常生活。

我站着望了他们一会，然后过桥走回家。那晚我不知为何睡不着，就躺在床上，把收音机调到丹佛台，一边抽着烟直到天亮。我当然想到诺拉·福斯特，想到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也许住在弗伦奇顿，二十号公路往西，靠近造纸厂。不很远，他们称之为穷乡僻壤。我想起我父亲，他曾因为偷一个朋友的干草进过迪尔洛奇监狱，从此一蹶不振，我现在觉得真不算什么。

我想到信任的问题。如果能使人避免不幸，我一定会撒谎的，那很容易。我宁可一个人不信任我，也别不喜欢我。但我想，你永远可以信任我会以一定的方式行事，在一个地方，说一件事，只要是重要的。你可以在人类理性的范畴内预料我会做什么，比方说我不会犯恶毒的罪，可以信任我会为你冒生命的危险，如果我知道这关系重大。我躺在灰暗中抽烟，冰箱在咔哒作响，伯灵顿北车场的扳道工在调动车厢，连接车钩，我想我的生活虽然在那一阵子好像交了坏运，停顿下来，但它对我仍然意味着生活，不用很久，它会很有希望地重新开始的。

我知道自己一定迷糊了一会儿，因为当我蓦地醒来，天已经亮了，收音机里放着厄尔·奈廷格尔的歌。我听见一扇门关上了，是它吵醒了我。

我知道那是特洛伊，我想我要走出去迎他，在他上床前把我们俩的咖啡做好，他要睡一天，一向如此。但当我站起身来，我听见诺拉·福斯特的声音。我不会搞错的。她醉了，为了什么事笑着。“轮椅先生。”她说，轮椅先生这，轮椅先生那。特洛伊也在笑。我听见他们走进小门厅，听到特洛伊的轮椅撞到门槛。我等着看他们会不会来敲我的门。他们没有，我听见特洛伊的门关上了，上了链子，我想我们终于都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上。没有一件事的结果不是顺顺当当的。我们谁也没受到伤害。我穿上裤子，穿上衬衫和鞋，关上收音机，走进厨房，我把钓竿放在那里，我拿了它走进暖洋洋雾蒙蒙的早晨，就这一回走了后门，一条安静的路，以便既看不见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看见。

①原文为Ca-shit-ic,估计是读别了的Cardiac（心脏的）一词。
②一种水果汁和酒的混合饮料。
③在廉价饭店里用塑料篮子盛装的鸡。
④莱斯·斯诺（Les Snow）和“少点雪”（less snow）的读音一样。

原载：《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

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0-6-21 08:29
作家简介：　

　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于1944年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Jackson,Mississippi)﹐自幼常居杰克逊和阿肯色州的小石城(Little Rock,Arkansas)﹐在公立学校上学﹐后赴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加利福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和华盛顿大学法学院(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就读。创作了《体育记者》(The Sportswriter)﹑《野性生活》(Wildlife)和《独立纪念日》(Independence Day)等5部长篇小说。另出版《石泉》(Rock Spring)和《多重罪恶》(A Multitude of Sins)等3本短篇小说集。发表过大量散文﹐常为《纽约人》(The New Yorker)杂志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撰稿。任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院士﹐作品获该学院的长篇小说奖 (Award for Merit in the Nove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还获得普利策小说奖(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笔会/福克纳小说奖(PEN/Faulkner Award for Fiction)和笔会/马拉默德短篇小说奖(PEN/Malamud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the Short Story)。　　各种长短篇小说已被翻译成23种文字﹐曾荣获法国文学艺术奖(Ordre des Artes et des Lettres)。福特现居新奥尔良(New Orleans)﹐妻子克里斯蒂娜‧福特(Kristina Ford)。　　

作家谈创作：　　

不言而喻﹐这其实是一个可以反反复覆争辩不休的问题﹐可谓文学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一桩疑案。如果推而广之﹐问问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身为俄罗斯人对契诃夫(Chekhov) 有哪些影响﹖身为女性对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有哪些影响﹖身为一名高不盈尺的水手﹐波佩耶(Popeye)为何如此鼎鼎大名﹖他终于知道问题的答案﹐而且见解精到﹕"我就是我。我是什么﹐就是什么"。　　

为破解这个逻辑难题﹐我不想囿于成说﹐需另劈蹊径寻求答案。这通常是小说家的功课﹕超越表像挖掘新意﹐开创令人耳目一新的认知﹐丰富已知的总体现实﹐砸开我们内心封冻的海面﹐不论你对达到新的境界有什么设想。　　

首先有两种命题方式需要当即排除﹐因为这两种方式都不特指美国。本文标题提出的问题是﹐"身为美国人对我的写作有哪些影响﹖"有人可能会说﹕"身为美国人意味着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我的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故言之成理。"但我如果在丹麦﹑加拿大或英国﹐是否也能如此﹐从而同为所述诸国人氏﹖这个推论适用于美国﹐但并非特指美国。其次﹐身为美国人可能造就了我的作家生涯﹐为我的事业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但与其它一些国家相比﹐美国不一定能使我成为一名更受欢迎的作家。世界文学史已经叙述了这一点。依我之见﹐我如果是法国人﹐可能更为成功。　　

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美国人。6岁向国旗宣誓效忠。18岁登记服兵役。20岁加入海军陆战队。但我可以肯定﹐早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非常清楚我首先是密西西比州的南方人﹐更确切地说是杰克逊人﹐是来自阿肯色州双亲的儿子﹐他们并非密西西比州本地人﹐与我略有不同。当然﹐所有这些独特的地方性均以我是一名美国人为前提﹐因为合众国﹐作为一个国家及其代表的原则已蕴涵了这一切。因此﹐对于我本人和我的作品﹐我可能认为具有南方人典型特征之处﹐广义而言也反映了我身为美国人的属性。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在密西西比州长大成人﹐当时人们对于南方应效忠整个美利坚合众国一事显然态度暧昧。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成过去﹐但往事还不算久远。我认识的一位远亲当年就在珍珠港(我的家人在晚饭时谈到过这件事)。朝鲜战争仍在进行。大多数南方人感到﹐共产主义即使还没有危害到我们自己的全部属性﹐也已经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我父母投了票。罗斯福(Roosevelt)和杜鲁门(Truman)先后担任美国总统。我曾宣誓效忠。美国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美国──至少是为了保护它﹐捍卫它。　　

然而﹐还有其它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种族﹑选举权﹑机会均等﹑保障人人享有美国给予的一切以及美国拔新领异的"联邦主义"等问题。"联邦主义"是美国宪法的基石﹐各地称之为"州的权力"。人们或许认为很多南方人宁愿另觅祖国﹐完全归属于其它某个国家﹕很多白人会向往南非或巴拉圭﹐黑人则属意法国或瑞典。不论在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上站在哪一边﹐身为一个美国人﹐服膺美国提倡的有关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理想﹐不免会遭遇波涛起伏﹐面临不和谐的气氛和种种争议﹐有时还可能危害健康。　　

自觉承认自己的国民归属﹐认同自己的属性﹐显然只是有所归属的一种体现。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归属问题﹐美国人历来在很多方面都视之为理所当然﹐从而可更专心致志地享受这种归属结出的累累果实。我国共和制政体的一个内在目标是﹐勉励大家关心自己作为公民应如何身体力行﹐哪怕是不经意的行为﹐不必太注意公民身份包含的机制与原理。因此﹐国民归属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达到个人自由这个目标的一种方式。　　

但对我而言﹐从1950年到1962年在密西西比州﹐在南方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做一名美国人﹐承认自己的国民归属﹐意味着完全(绝非不经意地)被卷入一个就美国公民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翻腾起伏的大旋涡﹐人们情绪激昂﹐众说纷纭。这场辩论的核心问题是﹕当我的出生国看来想压制我认为我拥有的最基本的﹑绝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的时候﹐我应如何看待自己归属于这个国家的问题﹖主张种族隔离的白人认为﹐这个权利意味着他们有权隔离与自己不同型式的人﹐彼此不相往来﹔黑人和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白人则针锋相对﹐他们认为这个权利允许人们不受拘束地自由行动﹐随心所欲地与别人交往﹐凡此种种都不必担心受到伤害。在这场激风暴雨中﹐围绕着这个问题出现了被称为"美国民权运动"的长期辩论﹐很多人为争取正义与权利献出了生命﹐但正义与权利最终得以实现﹐尽管可能未臻完美。　　

判断任何一种态度﹑人物﹑行为﹑品德﹑经历或信念是否具有"典型的美国特征"﹐总令我颇费踌躇。我在国外时﹐某些读过我的作品的人问我﹐某一篇故事是否具有典型的美国特征﹐我竟一时语塞。然后我说﹕如果乘直升飞机飞越美国某城郊的上空﹐看见一位头戴馅饼式便帽的男人在草坪上刈草。这当然应该是一位典型的美国人。但他究竟是什么人﹖(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答案。)我们走近一看﹐轻轻摘掉他头上的帽子﹐才发现他是巴基斯坦裔﹐一位移民﹐也可能看见一名第三代加纳裔或华裔美国人。按照他的人生轨迹﹐他在这一天出现在这个城镇的这块草坪上﹐不仅打破了大多数有关典型性的概念﹐而且揭示了不合传统的特质往往被淡化和排除的倾向。由此可见﹐个性证明了共性的不可靠。这正是大量文学名篇力求叙述的一点﹕贴得越近﹐看得越清。我们本应如此。　　

50年代我在密西西比州长大成人的经历是否比这位巴基斯坦移民的生活更具有典型的美国特征﹐这当然还有待讨论。但我和他一样﹐都是美国人。我们的经历都是在美国的生活体验﹐或者有一部份发生在美国﹕跌宕起伏(就我而言)﹑公民身份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国民归属与造成隔阂的地方主义。所有这些都不完全地融入一个宏大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在大量包容的同时﹐尽可能避免人们受到压制和束缚。(也许我应当承认﹐我和这位移民拥有的共同点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那么﹐我的生活经历如何引导我下笔写出这些书稿﹖ 　　

或许应该更确切地说﹐我的生活经历可能通过什么方式引导我进行创作﹐因为从人类想象的一个接口向另一个接口追寻文学表现形式演进的轨迹﹐从万般随意和单凭感觉的一面跨越到(故事)成型的一面﹐这个过程全靠臆测﹐常常似是而非。无庸讳言﹐我本人没有能力区分我的意图和我取得的实际结果﹐同时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证明"一种影响的存在﹐而且我从作者的角度对作品的全部理解与读者的解读也有区别──所有这些都使我无法从最客观的角度﹐或者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对自己进行评价。　　

因此﹐为了谨慎起见我只略谈以下几点。　　

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给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信中写道﹕"小说家告诉读者以质疑问难的方式了解这个世界......在以不容置辩的一定之规为圭臬的(极权)社会﹐小说就丧失了生命力。"因此﹐与我的美国经历(绝不属于极权﹐但聚讼纷纭﹐盘根错节﹐显得扑朔迷离﹐广泛多样﹐不和谐的状态往往到了引发轩然大波的地步)一脉相承﹐我始终力求创作的故事和小说能证实人们在身处危困﹑不和谐的环境和面临责难而饱受煎熬时展现的人类本性──寻求爱情的人们期盼两情相悦﹑心心相印﹐彼此能给予体贴和慰藉﹐结果却转眼成空﹔父子意殷殷﹐母子情切切﹐但中间横亘着误解的鸿沟﹐无法尽遂人愿﹐既难以找到确切的方式表达亲情﹐又为了当面向对方说出必须要说的话颇费踌躇。这一幕幕情景沸沸扬扬﹐已成水火不容﹑恩怨难息之势﹐其中还包含着不为人知的隐情。我从中体会到美国人经历了哪些变故﹕民权运动和越战﹐都伴有家庭解体的现像﹔麦卡锡大清洗﹐铸成国家的分化﹔大萧条以后的岁月﹐然后是世界大战爆发和50年代的繁荣局面诞生。　　

其次﹐与我在美国生长的经历相呼应﹐我遵循需要和自由的原则进行创作﹐描述各种与我不同类别的人物(如妇女﹑其它种族和国籍的人﹑儿童)﹐尝试回答我作为美国公民面临的特定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我们如此千差万别﹐彼此又如此相像﹖我写了一些小说﹐希望这种朦胧状态能令人们感到可以承受﹐饶有情趣﹐甚至赏心悦目。　　我还体验了通过个人日常生活展示的细致入微的政治。正是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在自成一统的小家庭范围内﹐在一个美国小城镇﹐在远离权力中心和公众舆论的地方﹐我第一次看见是非竟如此明断。事实上﹐我在不可能预作筹划的某一个时刻﹐仅仅受好奇心的驱使﹐离开作为我写作主题的南方﹐设想向更多的美国读者介绍我带有地方色彩的思考﹐同时试图以整个国家为我写作的背景﹐甚至更希望以此作为写作的题材。　　

最后──在这一点上我无需推测是谁影响了谁──作为一名作家﹐我始终相信可以美国为背景﹐描述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种种事件和行动﹐探究其中的动机和道义后果﹐从地球上任何一个角度观察都可以了解其重要性。美国的人文历程﹐即使不能成为世界其它地区效仿的典范﹐至少可资借镜﹐耐人寻味。　　

归纳自己所受的种种影响往往令人头脑发热﹐狂妄自大到不着边际的地步。但我觉得﹐我现在得到的结果令我感慨万分。如果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受到这些影响的话﹐我或我的作品可能会截然不同。当然﹐我也完全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我。从等式一边去掉关键的一项﹐原来的等式就不复存在。波佩耶若是一名飞行员或一名债券交易员﹐就不是我们喜爱的波佩耶了。　　
今天﹐车臣有一位作家可能也在写......谈车臣对他的作品产生的影响。他正在写我写过的同样题材﹐或更值得写的题材。我觉得很高兴。如果说所有这些年﹐身为一个美国人能让我发现﹐我与从未谋面的某人有着相似之处﹐相互间有某些关联﹐能让我领略文学最宝贵的财富﹐那么作为一名美国人﹐同时也作为一名作家﹐仅此己使我受益匪浅。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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