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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 荒诞的理性：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 [打印本页]
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0-5-6 10:19     标题: [转载] 荒诞的理性：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

荒诞的理性：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

吴元迈


引 子
　公元1616年4月23日，欧洲文坛上两颗璀灿夺目的文学巨星——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同日陨落！这一神秘的巧合给后人们留下无限的哀思与遐想。尽管在当时人们并未意识到什么，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变迁，人们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一壮丽的时刻昭示着文艺复兴的辉煌嘎然而止！

　　恩格斯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便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坛上这样的“双子星座”。

　　德国大诗人海涅评论说：“这两位诗人不仅是当时开的花，而且替后世伏了根。大家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德国和现在的法国起了影响，就推他为后世戏剧艺术的开山祖师。我们也应该推尊塞万提斯为近代小说的开山。”

　　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明确指出：“终于在16世纪，完成了艺术方面最后的改革：塞万提斯用无与伦比的《堂·吉 诃德》击败了诗歌的虚伪理想倾向，莎士比亚则使诗歌和现实生活永远调合、结合了起来。”

　　历史的肯定对塞万提斯与他的《堂吉诃德》来说是晚了一些！

　　一生贫困坎坷的塞万提斯逝世后，西班牙当局连一块墓碑也没给他立，而他的《堂吉诃德》在当时不过是一部“最逗笑的”“闲书”而已。《堂吉诃德》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小孩子翻着读，小伙子细细读，成人熟读，老头子点头簸脑地读；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都翻来覆去、读得烂熟，每看见一匹瘦马，就是 ‘驽■难得来了！’……每个贵人家的待客室里都有这么一部 《堂吉诃德》；一人刚放下，另一人就拿走了；有人快手抢读，有人央求借阅……”（《堂吉诃德》第二部第三章）。另据记载：一天，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三世站在王宫阳台上，看见一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狂笑，就说这学生一定在看《堂吉诃德》，不然就是个疯子。派人一问，果然那学生正在读《堂吉诃德》。十七世纪的人们只把这部小说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是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他们喜欢堂吉诃德，也因为他是个癫狂的疯老头。许多知名人物都讥讽《堂吉诃德》，如当时的著名戏剧家洛贝·德·维加等。文艺批评家瓦尔伽斯的评价颇有代表性，他说：“塞万提斯不学无术，不过倒是个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这句“不学无术”的评语在西班牙被称引了将近三百年。十八世纪英国大诗人拜伦甚至责备塞万提斯与他的 《堂吉诃德》，他在其长诗《唐璜》中感叹：

　　塞万提斯把西班牙的骑士制度笑掉了；

　　只是一声大笑就把它祖国的

　　有力助手砍去；

　　——从那一天起

　　西班牙不出什么英雄……

　　他似乎认为，《堂吉诃德》所得到的“荣耀”是以“他祖国的沦亡”的高价买来的。

　　这一尖刻的指责，恐怕是“忠君爱国”的塞万提斯最难以接受的！

　　近四百年来，《堂吉诃德》正如作者预言的那样“每个国家，每种语言，都会有译本。”据统计， 《堂吉诃德》已被译成一百种以上的外国语言，至于出版过多少版则难以计数。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得到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的铿锵之声！它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吸引了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不朽的杰作。它所塑造的堂吉诃德艺术形象，与哈姆雷特、浮士德等并列为世界文学中的杰出典型。然而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及其艺术典型，则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别的不同、美学标准的差异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深刻、完整地理解《堂吉诃德》及其价值是十分困难的。笔者力图以历史、作家与作品的内在联系为分析线索，综合能搜集到的现代研究成果，揭开《堂吉诃德》的荒诞面纱，剖析其深邃的理性底蕴，为青少年朋友们了解塞万提斯及其作品奉献绵薄之力。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介绍与研究塞万提斯及其作品的论著，它较为详细地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杰出作家塞万提斯贫困而坎坷的人生轨迹，并以历史、作家和作品的内在联系为线索，揭开了其代表作 《堂吉诃德》的荒诞面纱，探索了其深邃的理性底蕴，对于读者了解塞万提斯及其思想与文学成就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荒诞的理性

　　“黑铁时代”与“黄金时代”

　　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生活在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农民和手工业者在长期的辛勤劳动中积累了生产经验，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到16世纪时，各个工业部门的技术都有了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更进一步刺激了欧洲生产方式的革命。比如，火药于13世纪末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到14世纪中叶欧洲人就利用火药制造大炮和毛瑟枪，16世纪出现了装有燧石扳机的较轻便的毛瑟枪。这一军事技术革命的意义在于：火枪的使用使中古时期穿甲胄的骑士失去了原有价值，城堡也不再是封建割据势力的可靠保障了。封建军事制度的崩溃无疑大大动摇了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强大基础。再如，指南针自13世纪起传入欧洲，使欧洲航海术迅速进步。同时，地理知识的更新、造船术的提高、海外冒险的巨额利润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引起了西欧各国对海外航路的探寻。西方史学家把十五、十六世纪新航路的开辟称为“地理发现”。最先探寻通往印度航路的是葡萄牙人；接着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向西航行“发现”了美洲；怀着黄金梦的西班牙冒险家麦哲伦环球航行取得了成功。新航路的发现，对欧洲经济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交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共产党宣言》，第24页）总之，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剧烈变革，新兴的资本主义与衰落的封建主义在欧洲大地上展开了彼消此长的激烈斗争，这时的欧洲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与政治经济的变革相适应，一场文化革新的曙光已先期而至，并于 16世纪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这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欧洲中古初期的文化完全为基督教神学所笼罩，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无不具有宗教性质。教会垄断学校教育。学校中虽设有七艺，但内容完全为神学服务。理性被视为邪恶之媒，唯有信仰才能导致灵启，获得真知。教会还大力宣扬禁欲主义。罗马帝国末期，北非主教奥理略·奥古斯丁 （354——430年）所著《上帝之城》就宣传人世的罪恶是与生俱来的，要解脱人世的枷锁，必须禁欲修行。禁欲主义的思想是教会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手段。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城市的新兴资产阶级为维护和发展其政治、经济利益，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反对教会的统治即封建文化的斗争，要求以新的世界观推翻神学、经院哲学以及僧侣主义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支配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必要条件。从14世纪到15世纪，在欧洲资本主义关系萌牙最早的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出现了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当时天主教教会是欧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新兴资产阶级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发现了许多可以鼓舞自己而与封建神学抗衡的积极因素，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了学习古代的思潮。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大批学者流入西欧，与此同时古罗马废墟上发掘出许多古代文物，在欧洲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世界，再加上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新知识，人们头脑中的教会神学观念便迅速瓦解。所谓文艺复兴，是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其历史意义是为资本主义建立统治地位制造舆论，而绝非复兴古典文化。古典学术和艺术的“复兴”，不过是新的意识形态借以建立起来的一个有利条件，它绝不代表文艺复兴运动的本质。

　　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和教育方面的思想内容，通常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特征，在于它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人文主义者反对中古教会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肯定 “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他们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即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都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们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中古的宗教桎梏。城市市民长期以来向封建统治者争取政治、经济和个人自由的斗争，至此形成系统的理论。人文主义思想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封建文化，它继承湮没已久的古典文明遗产，打破了禁锢人心的教会权威和封建愚昧，为近代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宽阔的道路。 《堂吉诃德》的真正价值也正体现于此。

　　早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杰出诗人但丁·阿利格里 （1265—1321年）。恩格斯说道：“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的代表性著作 《神曲》，由《地狱》、《炼狱》、《天堂》三篇组成。在这部著名的诗篇里，他使用隐喻象征的笔法来描写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虽然也重复了中古关于禁欲和来世的观念，同时还流露出没落骑士贵族的幻想，但是诗中这些旧观点已经无疑被新的思想所压倒。但丁选择古典时代的诗人维吉尔作为梦游地狱和炼狱的向导，又选择理想中的恋人碧雅特丽奇为游历天堂的引路人，这两人都是俗界人物，所代表的是尘世而非教会。但丁以自己的好恶为准绳，在《神曲》中把历史或当时的人物各个安排在地狱、炼狱或天堂里。古典时代的诗人并不是按照教会的标准，放在地狱中受苦；而主教和僧侣却被打入地狱，受着永久的折磨。但丁特地为当时尚未死去的教皇卜尼法斯在第八层地狱的火窟里预留了一个位置。这种大胆谴责教皇和僧侣的勇气，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还歌颂了自由的理性，个人的情感，求知的精神，并在诗中穿插了许多故事，使幻想和真实形成了奇妙的结合。

　　继但丁之后另一位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是薄伽丘（1313—1375年），其著名作品是短篇故事集《十日谈》。它涉及的题材十分广泛，有各地商人的奇谈，有中古的神话和传说，也有从东方传来的故事以及作者所亲自观察到的奇异的社会现象。作者通过情节离奇的故事，对教士、贵族和男女修士的愚昧无知与荒淫无耻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宣扬个人的智慧和勇敢及“人类平等”的思想。他的全部作品都充满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

　　文艺复兴运动很快地在意大利及其他国家里传播开来。15世纪时，除佛罗伦萨外，还出现了其它的文艺复兴中心，如罗马、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15世纪后期，人文主义传播到法国、西班牙、德国、尼德兰和英国。到16世纪在英国和西班牙等国达到了高潮，产生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文主义文学巨匠。我们从上述所例举的早期文艺复兴代表人物的作品情况中，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产生于文艺复兴“黄金时代”的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可以说，早期的艺术家刚刚开始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能够对周围的现实、自然界、人的现实生活与环境等加以体察，并且反映于自己的作品中。但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其作品描写的大多是宗教或古代神话中的题材，还不是直接描绘当时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前人，尽管它的表现形式是荒诞的。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西班牙历史的发展状况。

　　西欧政治经济的变革浪潮和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也猛烈地冲击着西班牙王国，到15世纪中叶，西班牙的资本主义也获得一定的发展，但由于西班牙历史形成的特殊原因，使得资本主义在西班牙的成长远不如它在英国、法国、尼德兰和意大利那样顺利，因而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在西班牙就表现得更为痛苦与悲哀。

　　摩尔人的长期占领和西班牙人民收复失地斗争的阶段性，使得西班牙各地区形成了许多“独立的王国”，这些王国都有它们各自特殊的法律和风俗习惯。马克思在论述西班牙革命时说：“西班牙地方性的生活、各省和城市公社的独立性、社会的复杂情况，起初是由这个国家的地理特点造成的，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则是依各省摆脱摩尔人统治所采用的各自不同的方式。”这一状况对西班牙社会政治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农民和新兴的城市居民为了保卫他们已有的权利，常常与当时体现国家统一的王权发生冲突，甚至和封建贵族结成联盟与王权对抗。结果是，王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不得不对城市和封建贵族两种势力同时进行削弱，从而导致了极端****的君主统治，形成了西班牙历史上极为残暴的“黑铁时代”。

　　公元711年，阿拉伯人和摩尔人 （阿拉伯人和北非柏柏尔人融合后形成的种族）侵入西班牙，不过几年时间就占领了比利牛斯半岛的大部分。从此，西班牙人开始了收复故土、反对阿拉伯人的斗争，即“列康吉斯达”（意为 “再征服”）运动。这一运动从8世纪即开始，一直延续了七个多世纪，到15世纪末西班牙人占领格拉纳达时最后结束，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是11至13世纪。列康吉斯达运动表面上看来，是一场基督教国家对伊斯兰国家的斗争，但实质上具有民族斗争的性质，含有西班牙反抗外族统治的正义性。在阿拉伯人侵占西班牙的大部分领土之后，退处北方山地的封建势力逐渐建立了几个领土狭小的国家。它们的利益与阿拉伯人的外族统治有很大的矛盾，因此不断推动收复故土的斗争，从8至9世纪时即不断扩张，至10世纪初南进到雷翁城，并以此地为中心，形成雷翁王国。10世纪后期至11世纪初，西班牙人继续南进，构筑堡垒，步步为营。当到达杜罗河流域时，收复的土地上已经堡垒林立。因此新的国家称为卡斯提，取“卡斯提拉（堡垒）”之意。1230年，雷翁和卡斯提合并为卡斯提王国。它是西班牙人反阿拉伯斗争的主要中心。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冈诸国，也不断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土地，并于1137年合并为阿拉冈王国，成为反阿拉伯人斗争的另一中心。在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的长期斗争中，南方的阿拉伯国家一直具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优势，而北方基督教诸国则比较落后。但在政治形势上，北方优于南方，南方不仅有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而且社会矛盾极其尖锐。被征服的基督教居民在经济、政治、种族和宗教等方面受到的沉重压迫，迫使他们不断反抗，并大批逃往北方。这就消弱了阿拉伯——摩尔人的统治，壮大了北方基督教国家的力量。北方诸国之间虽也处于分裂状态，但在反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却能够联合行动。它们内部的社会矛盾因农民可以在收复失地的运动中获得土地和某些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其境内的城市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也参加了反阿拉伯的斗争。

　　卡斯提的城市出现虽较早，但多半由边境上的设防据点发展而成，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工商业不很发达。阿拉冈的城市多在地中海沿岸，工商业较早地发展起来。在列康吉斯达运动中收复的城市，经济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手。到14至15世纪时，西班牙城市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等沿海城市，很早就与东方、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有贸易往来。在新航路发现之前，巴塞罗那就发展为西南欧一流的沿海通商城市。由于英法百年战争的影响，欧洲的内陆商路部分地转移到大西洋上。南欧和北欧贸易的海上联系必须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促进了西班牙城市的兴盛。西班牙生产的羊毛，畅销于佛罗伦萨，是对外贸易中重要商品之一。

　　1469年，阿拉冈王子斐迪南和卡斯提王位继承人伊莎贝耳联姻，此后他们分别成为该国的国王和女王，于是1479年两国正式合并，西班牙统一王国至此形成。但是部分大封建诸侯不肯放弃割据势力，反对统一。伊莎贝耳和斐迪南依靠城市、小贵族和教会的支持，与大封建主进行斗争。城市势力在斗争中起了首要作用，卡斯提城市于1480年结成同盟，阿拉冈城市于1488年参加。城市同盟组织民军，帮助国王摧毁大封建主的城堡，没收他们侵吞的土地，剥夺他们享有的特权等等，使西班牙建立起强大的王权。统一的西班牙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国王拥有四万人的常备军，于 1492年收复了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最后据点格拉纳达城，从此长达七个多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以西班牙人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然而王权的建立并没有给城市势力带来多少好处，斐迪南为巩固其统治开始建立君主****制度。城市自治权被削弱，国会越来越少召集会议。国王以宗教裁判所为加强****统治的工具，对一切反抗国王和教会的人都加以异端的罪名。宗教裁判所罗织人罪，籍没财产，滥施酷刑。从1483年起，十五年内被处火刑的约有九千人，判处其他刑罚的达九万人，充分暴露了****统治的野蛮残暴。1516年，斐迪南死后无嗣，外孙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6—1556年）。查理从母系方面继承西班牙及其领地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美洲的殖民地；从父系方面继承奥地利和所谓“勃日第遗产”，包括尼德兰、卢森堡和佛朗士——康泰。1519年，查理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他在意大利战争中打败法国，夺取米兰和其他地区。在十六世纪的20至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又侵占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等地。1535年，北非的突尼斯、欧兰和其他一些地方也被西班牙占领。这样，西班牙成为一个地跨三洲的殖民大帝国。但国内的横征暴敛和对外的穷奢赎武，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反对****主义的斗争，1520年爆发了卡斯提城市起义，然而不久就被国王依靠大贵族的势力而残暴镇压了。起义失败后，城市的自由被取消，等级议会制日趋衰落，中世纪的封建残余始终保持了它强大的势力，使得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资本主义因素难以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正如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文中分析西班牙君主****和其他西欧国家不同之点时所说的：“在西班牙则恰恰相反，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了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而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意义。”

　　查理五世于1556年退位。他的弟弟斐迪南继任神圣罗马皇帝，西班牙王位由他的儿子腓力普二世（1556—1598年）继承，领土包括西班牙本土、尼德兰、意大利境内属地和美洲殖民地。这一时期是塞万提斯生活的主要时期，其社会现实对塞万提斯的人生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腓力普二世更加狂妄专暴，他利用宗教裁判所压制反对者，大肆没收富裕商人和工业企业家的财产。从 1565年起，又制订了一系列迫害摩里斯哥人 （西班牙统一后被迫改信基督教的摩尔人）的法令。如：摩里斯哥人不准携带武器和穿着民族服装，也不准说阿拉伯语和做伊斯兰教礼拜，违者处以火刑。遭受迫害的摩里斯哥人于1568——1570年举行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整个安达鲁西亚变成了一片废墟。1585年，阿拉冈也发生了农民起义，起义者杀死封建领主，拒绝履行封建义务，但不久也被镇压。

　　好大喜功的腓力普二世对外实行疯狂的扩张政策，不断进行战争。 1571年，西班牙与威尼斯的联合舰队在勒邦多海战中，击溃土耳其舰队。1580年，西班牙攻陷里斯本，次年兼并葡萄牙及其全部殖民地。但在对英、法和尼德兰的战争中，西班牙却连遭失败。1588年，腓力普二世派遣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几乎全军覆没，从此海上霸权落入英国之手。1589年，他又出兵干涉法国胡格诺战争，于 1598年被逐出法国。对尼德兰的战争，自1567年即已开始，战争绵延几十年，但终不能镇压尼德兰的革命。尼德兰北部七省的独立，使西班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遭到严重打击。无休止的战争耗尽国力，国家财政陷入紊乱。1573年到1598年间，国债由三千七百万杜卡特增加到一亿杜卡特。腓力普二世虽然一再增加赋税，但在1575年和1596年，仍两度无力偿付国债。至此，西班牙不断衰落，经济发展日益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工商业的凋敝，使人民生活穷困万状，不少人逃到海外谋生，有的为了逃避赋税而进入修道院。这一时期，西班牙的人口减少达到惊人的程度，许多大城市的人口减少一半，有的减少四分之三，有些小镇和村庄甚至消失。到17世纪中，西班牙的修道院竟多至九千所，神甫、修女、修士达到一百二十万人。贫民和乞丐约占人口的三分之一。1598年，腓力普三世继位，在政治和经济上毫无革兴之意，并于1609—1610年实现其父遗志，将数十万摩里斯哥人 （大部分是勤劳优秀的手工业者和农民）驱逐出境，这就使西班牙本来已经衰落的工农业更加一蹶不振。整个国家此时笼罩在一片绝望的情绪之中。正如塞万提斯借堂吉诃德之口多次谴责的那样，这是一个“黑铁时代”。

　　从上述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当其他西欧国家已经逐渐形成强盛的现代国家之时，西班牙仍旧没能完全摆脱中世纪状态，新兴的进步的资本主义势力没能在西班牙充分发展起来。然而此时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想的飓风已经荡涤着欧洲大地，这就激发了西班牙人民彻底推翻中世纪大山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正是“黑铁”与“黄金”的激烈撞击，促使熟悉人民群众悲苦生活的杰出人文主义作家塞万提斯孕育了他伟大的怪胎——《堂吉诃德》。这一历史背景是我们深入理解塞万提斯及其作品价值的重要关键。

　　堂吉诃德式的塞万提斯人生

　　由于塞万提斯没想为自己树碑立传，加上他生前和逝后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重视，因此他的生平缺乏翔实的史料记载，导致后世的研究者对他的人生历程争吵不休。直到十九世纪，经学者们千方百计的努力，查阅许多国家的档案，甚至搜寻他当征粮员和收税员时的收支帐目，以及他当俘虏时的一些记载和史料，才找到了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资料，使我们能对这位作家的人生轨迹做一番大概的描述。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不禁要感慨：生活中的塞万提斯正象他作品中所塑造的堂吉诃德一样，是一位热情、勇敢、正直而又带那么点“疯傻”和“不识时务”，为信念孜孜以求而又终不可得的理想主义者。如此评价塞万提斯或许有点片面，但认识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他的作品应当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塞万提斯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忧患的一生，贫困的一生。

　　家世与少年时代

　　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年生于西班牙中部的阿尔卡拉·台·厄纳勒斯镇（现属马德里省）。确切的生日现在已不得而知，有人推测可能是9月29日（圣米盖尔日）。从阿尔卡拉的圣玛丽亚大教堂的受洗登记册上，我们确知他是1547年10月9日施洗礼的。按照当时的习惯，出生和受洗不会相隔这么久，因此关于他生日的推测并没有很确实的根据。

　　塞万提斯的祖父叫胡安·台·塞万提斯，据说做过律师。他的父亲叫罗德里戈，是一位乡下游医的外科 “郎中”。塞万提斯的祖上属“伊达尔戈 （Hidalgo）”阶层，即绅士地主阶层，没有爵位，还算不上贵族，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他们世代信奉基督教，是纯粹西班牙血统，不混杂摩尔人或犹太人的血。据近代研究塞万提斯的学者们考证，塞万提斯家族是一个古老的世族，原籍在西班牙西部的加利西亚省。远祖是十一世纪时托勒多城（属当时的卡斯提王国）的市长，名叫努尼奥·阿方索。他的儿子继承了一片养鹿的庄园，遂把“塞瓦托斯”（西班牙语，意为“养鹿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姓氏。他的后代又将“塞瓦托斯”改为更悦耳的“塞万提斯”。塞万提斯家族有人当过塞维利亚的市参议员，还有人任过骑士团的军职。到十五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才迁到拉曼却地方来居住。到他父亲罗德里戈这一代，家族显然是衰落了，不过他父亲还有个叫胡安的叔叔在奥苏纳城当地方长官，据说他们家还有个远房亲戚萨莱尔诺担任大主教。但是，没有资料表明这些亲戚和他们家有密切的往来。

　　塞万提斯兄弟姊妹一共七个，他是老四。为了养家糊口，罗德里戈无法自己的诊所固定下来，他经常在外奔波，并且不得不带着全家来往于当时西班牙的几个大城市之间。1551年到1554年之间，他们全家住在当时国王宫廷所在的瓦雅多利德市；1561年住在马德里；1563年，罗德里戈又把全家搬到新兴的工业城市塞维利亚，据说1564年罗德里戈因为债务关系而在此被控告；1566年，塞万提斯一家又迁回西班牙的新首都马德里。此时，塞万提斯刚满19岁。从以上这些不完全的事实，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塞万提斯的少年时代就是这样跟着父亲和全家东奔西颠的。

　　塞万提斯的家庭属于没落的绅士阶层，在生活上无异于贫民阶级，但是他们毕竟还有一定的文化教养，尤其是在社会地位上他们还是力图维护一定的体面，努力使自己的孩子接受一点教育。米盖尔聪明灵俐，从小就很喜欢读书，是他父亲最宠爱的孩子。可以想像得出，老罗德里戈尽管贫困可能还是千方百计地节衣缩食，勉强凑了点钱，把米盖尔送去上学。至于塞万提斯究竟在哪里上学，现在已无从查考，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使用纯正的卡斯提拉语的一些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城市里度过的，并深受其文化熏陶，这对于他后来成为杰出的卡斯提拉语言大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他对戏剧的偏爱，就是因为全家居住在塞维利亚时，他常常观看西班牙戏剧奠基人之一洛贝·台·鲁埃达的以人民现实生活为素材的短剧。可以确知的是，1568年他在马德里进过文法学校 （即中学），在当时有各的拉丁文学者胡安·洛贝斯·台·奥纳斯的指导下学习过。奥约斯还是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是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的弟子。奥约斯也很喜欢米盖尔这个勤奋聪明的学生，有一次学生们为哀悼西班牙王后的逝世写了一些十四行诗，其中米盖尔写的几首得到了奥约斯的特别夸奖。总的来说，塞万提斯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而且在他上学期间还常常因为贫困而辍学。但是由于他的勤奋好学 （据他自己说连街上抛着的带字的烂纸也要捡起来读），他读了许多拉丁经典著作以及其他无数的名著。
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0-5-6 10:23
勇敢的士兵

　　1569年十二月，塞万提斯来到了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他出国的原因现在无从查考，但我们确知他在意大利期间曾做过红衣主教胡利奥·阿括维瓦的扈从；有人说他是这位红衣教裘的西班牙文教师，也有人说他只是一名仆人而已。不管怎样，他在罗马期间曾跟随阿括维瓦到过许多著名的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威尼斯、帕尔马等，从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这时的意大利仍然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文学、艺术、绘画、雕刻、建筑和科学欣欣向荣，繁花似锦。仅绘画而言，这一时期产生了达·芬奇（1452——1519年）、拉斐尔（1483——1520年）、米开朗基罗 （1475——1564年）、提善（1477——1576年）等杰出人物。这无疑给塞万提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感受。同时在红衣主教的左右，他也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文人学士，并能利用他主人的丰富藏书，阅读到许多经典著作和意大利的优秀文学作品。他贪婪地吮吸着新鲜的人文主义乳汁，并写诗来赞美罗马这座辉煌的城市，他甚至想动手创作一部田园小说。总之，塞万提斯在意大利饱受了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熏陶。但是不久，他这种优游岁月便结束了。

　　这时候，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正在地中海集结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它利用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不和，准备向这一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大举进攻，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年青的充满爱国主义热忱的塞万提斯立即响应祖国参军卫国的号召，于1570年 6月离开了红衣大主教阿括维瓦的宫廷，参加了西班牙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在乌尔宾纳指挥的蒙卡达联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这支部队当时正驻扎在那不勒斯。是年，塞万提斯23岁。

　　当时西班牙有句俗语：“教堂、海洋、伺候君王”，即年轻人求富贵、谋出路有三种途径：一是读书当教士；二是出海经商；三是进宫廷或为国王打仗 （见《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三十九章）。出身于绅士阶层的子弟入伍当一名小兵并不算辱没身分。许多名门后裔，为了挣个光辉前程，都是从行伍起家。只要表现得勇敢，就有升迁军官的希望。塞万提斯参军却不只是挣个前程，也是出于强烈的为国争光的愿望，他认为这是年青人应尽的职责。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借主人翁之口，表达了他对当兵打仗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只为五件事才该不顾生命财产，拿起武器奋战。“第一是保卫正教；第二是保卫自己的生命——这是人情天理；第三是保卫自己的名誉、家庭和财产；第四是正义战争中为国王效忠。假如我们再要加第五件，那就是保卫自己的国土……”（第二部，第206页）当时西班牙在海上正受到异教徒土耳其人的军事威胁，受到严格宗教教育和熏陶的塞万提斯，认为当一名基督教士兵抵抗侍奉异教帝国的侵略更是无比光荣的事。当然不可否认，此时血气方刚、正在谋求出路的塞万提斯，恐怕也把参加这次战争作为出人头地的良好机遇。

　　1570年，土耳其的苏丹王派遣舰队，直逼威尼斯共和国属下的塞浦路斯岛，攻下了该岛的首都尼科西亚，大肆烧杀掠夺，把这座美丽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塞万提斯所属的部队奉命出海救援塞浦路斯，但援兵还未赶到，尼科西亚已落入敌手，陷进熊熊大火之中。尼科西亚人民的悲惨命运给塞万提斯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激励了他的战斗决心。四十多年后，塞万提斯还感慨尼科西亚的失陷，他在小说《慷慨的情人》中写下了悼念它的诗句：

　　“哎，不幸的尼科西亚的悲惨废墟啊……

　　唉，你那化为齑粉的城楼……”

　　在大敌当前、基督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西班牙、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共和国终于达成了联合协议，决定派遣一支联合舰队，由西班牙查理一世的私生子 （腓力普二世的异母兄弟）奥地利的堂胡安任统帅，与土耳其人决一死战。塞万提斯所属的联队也从那不勒斯调遣到联合舰队的集中地墨西拿。1571年9月，这支拥有二百多艘战船和两万六千名士兵的舰队浩浩荡荡地驶出了港口。10月7日，联合舰队与土耳其海军相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海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勒邦多（Lepanton）海上战役。战役发起时，塞万提斯正发着高烧，舰长和战友们看到这种情形，自然都劝他到船舱里休养。可塞万提斯却坚定地请战，他说：“我宁愿为王上作战而死，也不愿躲在船舱里偷生。舰长先生，请您把我放到最危险的岗位上，我一定在那里坚守到底，流出我最后一滴血。”他的话使舰长深受感动，也就不再坚持让他躺下，而是派他带领几个枪手在战舰“侯爵夫人号”所属的一条作战小艇上待命。敌舰逼近了，塞万提斯和他指挥的士兵投入了战斗。一时间杀声震耳，炮火连天，塞万提斯带领伙伴率先登上敌舰，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在战斗中，他胸前中了两发子弹，又被打伤了左手，但他仍然坚持到战斗结束。勒邦多战役以联合舰队的全胜而告终，土耳其的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从此地中海的基督教国家解除了受土耳其人奴役的威胁。

　　战后，塞万提斯被送进墨西拿的医院里接受治疗，结果胸部的创伤痊愈了，但是左手被截去，成了残废（后世尊称他为“勒邦多的独臂人”）。塞万提斯在战斗中的英雄行为也得到了舰队统帅堂胡安的称赞，堂胡安曾到医院去看望他和其他受伤士兵。塞万提斯为勒邦多战役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没有丝毫怨言，他认为这是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最光荣的事情。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的前言中，他就别人嘲笑他是个残废而坚定地回击： “我的胳膊是从古到今最伟大的战役里残废的……尽管我的创伤看来不漂亮，知道底细的人至少不会轻视。阵亡远比逃命光荣，我是这样看的。所以，假定我竟有回天转运的本领，对过去的事我可以重新抉择，我宁愿伤残了身体，还是要参与那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战士脸上和胸口的伤痕好比天上的星，能指引旁人去争取不朽的声名，应得的赞誉。”勒邦多战役对西班牙来讲，无疑是一场有关民族存亡的卫国战争，因此塞万提斯所说的“为王上”而战，实质上就是为祖国而战。塞万提斯不仅用慷慨的言词，而且以英勇的实际行动表现了崇高的爱国英雄主义精神。事实上，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要是缺乏这种热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气概，就决计写不出象《奴曼西亚之围》和《堂吉诃德》这样不朽的作品来。

　　勒邦多海战后，基督教国家的内部摩擦又起，西班牙国王又嫉妒他弟弟堂胡安在战争中赢得的声望，有意扼制他的势力，于是在兵员、给养等方面故意拖延，使联合舰队的修整和恢复工作十分缓慢。这样土耳其方面有了充分的时间休养生息，半年后又组建成一支新的舰队。1572年，土耳其舰队再次侵犯地中海，而西班牙国王腓力普却迟迟不下决心，直到九月天气渐渐变坏，他才下令让舰队出发迎敌。这时海上起了风暴，战舰无法前进，只得中途返港。威尼斯共和国没有参加这次出征，它已经以割让塞浦路斯岛为条件，单独与土耳其人媾和了，至此联合舰队不复存在。

　　塞万提斯残废后，本该退伍，但当时他没有其他的生活出路，他的左手虽然残废，还勉强可以托住一支火枪，或许他还希望留在军队得到升迁，于是他于1572年4月离开医院，转入另一支联队继续服役，并随舰队参加了9月份的这次出征。1573年10月，他参加了堂胡安舰队攻打突尼斯的战争。突尼斯是西班牙查理五世出征时夺得的殖民地，并在此留下了一处要塞果雷塔，后来这块地方落入了土耳其人之手。堂胡安的这次出征十分顺利，未经攻打敌人就投降了。堂胡安加固了岛上的果雷塔要塞，并派驻了军队。然而1574年秋天，土耳其人不甘心放弃突尼斯，发起反攻，堂胡安派出的救援部队又遇风暴，损失惨重，只好返回。结果果雷塔被七万五千名土耳其人的军队团团围困，守军只有七千人，经过激烈战斗，守军绝大部分兵士英勇阵亡，果雷塔要塞陷落。塞万提斯后来在《堂吉诃德》中以十分悲愤和辛酸的心情诉说了这个悲壮的故事，赞美了保卫要塞士兵们英勇不屈的精神，同时也谴责了统治阶级不顾士兵死活、只管炫耀武力的自私自利的态度。

　　1575年，塞万提斯驻防在那不勒斯，并在此遇到了和他一样服兵役的弟弟罗德里戈（他继用父名，1550年生，比塞万提斯服役还早）。他们商议请求回国，舰队统帅堂胡安准许了塞万提斯的要求，并为他写了一封请求国王把塞万提斯升迁为军官的推荐信，西西里的塞萨公爵也给他写了同样的保荐信，信中对塞万提斯在舰队的表现和英勇作战的事迹给予了充分的赞扬和肯定。塞万提斯把这两封信郑重地收藏在身，于1575年9月26日同弟弟罗德里戈乘“太阳号”兵船从风平浪静的那不勒斯港启程回国。这位天性乐观的青年仿佛看到了一条铺着玫瑰花瓣的人生坦途，却万没想到一场横祸即将从天而降。

　　不屈的俘囚

　　启航第二天，“太阳号”行驶在法国马赛附近的海面上。塞万提斯和罗德里戈站在甲板上，怀着按捺不住的喜悦心情眺望着远方的家乡，他们期待着这难得的全家团聚。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灾难的阴影已悄悄向他们逼近。正当“太阳号”驶入里昂海湾时，几艘以北非阿尔及利亚为基地的土耳其海盗船突然包围了它。塞万提斯和罗德里戈迅速拿起武器，与全船的士兵们一起，同凶狠的海盗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然而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是毫无希望的较量。很快，“太阳号”就成了土耳其人的战利品，塞万提斯兄弟和船上其余活着的士兵都成了俘虏。他们被掳到北非的港口城市阿尔及尔。

　　阿尔及尔是土耳其海盗们在非洲海岸上的一个据点。当时全城人口不过十万人，而从事海盗勾当的就有三万多人。海盗们把抢劫来的财富带到这里进行分赃，把抓来的俘虏带来转卖为苦力。据统计，当时在阿尔及尔做苦工的基督教囚徒达三万人之众。他们有的被长期关在俘虏营中，有的则成为有钱的奴隶主的家奴。他们整日被迫在烈日下卖力气，稍有迟缓就要挨皮鞭抽打和凌辱，更惨的是那些被派到船上去划桨的囚徒，他们被铁链锁在船上，整日划船，没有行动自由，直到累死为止。阿尔及尔奴隶主虐待俘虏的手段是极为残忍的，俘虏们稍有过失就被割去鼻子、耳朵，或被吊在树上施以酷刑，甚至把人钉在尖木桩上，木桩穿透他的内脏，使他在极端痛苦和恐惧的折磨中死去。阿尔及尔对被俘的基督徒来说，无异于人间地狱。

　　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被卖给一个残暴的希腊人德里·玛米做奴隶。玛米搜出了塞万提斯随身携带的两封大人物的推荐信，便以为他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贵族，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和一些有身份的俘虏一起关在特设的牢房内，免除了他的劳役，但要他家人出巨款才能赎身，这一囚就是五年。这位性情直率、对前程充满信心的年青基督徒，突遭恶运的打击，不免心力憔悴，万念俱灭，不久他便衰弱不堪、奄奄一息了。这一来奸诈的德里·玛米倒慌了手脚，他担心即将到手的大笔赎金会失去，不得不放松对塞万提斯的禁闭，容许他到牢房外呼吸新鲜空气，后来更加放宽限制，允许他带着锁链在阿尔及尔的集市上随意走动。这样，塞万提斯逐渐认识了这个罪恶之城的真实面貌，也看到了成千上万基督徒惨遭非人折磨的痛苦和悲哀。他深刻认识到，他所遭受的不幸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民族和宗教的不幸。这位热爱自由、热爱祖国的青年，决心不甘忍受这种异族的奴役，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胆略拯救深陷火坑的基督徒们。

　　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囚居的五年间，一共组织了好几次逃跑行动。其中较大的就有三次。第一次他组织了十几个西班牙俘虏，包括他弟弟罗德里戈在内，准备从陆路翻越几十里山岭，到西班牙的非洲属地欧兰去。这条道路十分艰险，要翻越野兽出没的大山，穿过荒无人迹的荒漠，还可能遇到骑马的土耳其流动哨兵和拦路抢劫的强盗。但是渴望自由的他们并没有吓倒，他们找了一个熟悉道路的摩尔人做向导，便偷偷出发了。可是，事实却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密林丛生、道路崎岖的大山里，向导也迷失了方向，加上担心事情败露，向导便偷偷溜走了。他们一行人万般无奈，只好原路返回。由于这是第一次逃跑，奴隶主见自己的俘虏都失而复得，暗自庆幸，同时也担心惩罚会带来更严重的暴乱，所以只对他们严厉斥责和禁闭，而没有施加更重的刑罚。

　　塞万提斯兄弟被俘的消息传到西班牙，可怜的老罗德里戈和妻子终日泪流满面，他们到处求亲告友，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凑起300个克朗来赎他两人。1577年春，两个教士受塞万提斯一家的嘱托，带着钱来到阿尔及尔赎人。但凶狠的玛米说，塞万提斯的身价远远不止300个克朗，两位教士乞求祷告了半天，玛米才同意放回罗德里戈一人。玛米的贪婪使塞万提斯十分愤慨，他悄悄与即将离别的弟弟策划组织一次更大的逃跑行动。塞万提斯认识了一个名叫胡安的西班牙俘虏，他是阿尔及尔总督哈桑的园丁。有一次塞万提斯在哈桑的海滨花园里发现一个很隐蔽的地下洞穴，能容纳好几十人。机智勇敢的塞万提斯马上就想出了一个逃跑计划。他决定先救出几十名俘虏藏在花园里，然后由罗德里戈从西班牙租一般伪装的商船，于约定好的日期悄悄驶入滨海花园附近，接应他们逃走。罗德里戈被赎回后，塞万提斯开始了紧张的营救计划。一个又一个的西班牙俘虏，在他的帮助下逃出主人的牢房，躲进哈桑花园的地下洞穴里。他们吃的食物全部由塞万提斯设法寻觅，然后由一名皈依了基督教的年轻海盗艾尔·多拉多送到花园里，交给园丁胡安。胡安再趁机将食物送给躲藏着的俘虏们，这些准备逃走的俘囚们在洞中躲藏了大约有半年之久！可以设想，塞万提斯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心血！然而就在最后的时候，由于同谋者的背信弃义而终归失败，令人为此扼腕痛惜！

　　1577年9月20日的深夜，塞万提斯与罗德里戈约好的救援船悄悄驶向滨海花园附近的海岸，他们正准备实施救援行动，不料被几个夜间出来捕鱼的摩尔人发现，摩尔人惊叫起来，并发出警报，救援船不得不抛锚重新驶向大海。俘虏们也只得重新躲进洞中，以等待新的机会。但是，那个充当联系人的艾尔·多拉多却吓得魂不附体，他为了推卸责任，次日一早便向哈桑总督告发了！哈桑简直不敢相信，几个月来那些失踪的俘虏竟藏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而且还差点逃走！他火冒三丈，因为一下子几乎要逃走几十名囚徒，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大大地灭了土耳其奴隶主的威风。如果俘虏们都向他们学习，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下令将逃跑者带来，并盘算着如何找出主谋并加以严惩。哈桑是位残忍暴虐的总督，他曾亲自杀害过许多奴隶，其中一次还割下一个被怀疑想逃跑的奴隶的耳朵，缝在那人的额头上，把他驱赶着游街示众。面对哈桑的淫威，塞万提斯没有丝毫的恐惧。当他和别的俘虏们一起被带到哈桑面前时，未等哈桑加以审讯，他就坚定地站出来，要求承担逃跑的一切责任，说他是这次行动的主谋和组织者，并且要求哈桑不要责惩别的俘虏。塞万提斯的行动令刽子手哈桑大为惊讶，他没想到这个面庞削瘦、左手残废的西班牙俘虏如此倔强和勇敢。也许是塞万提斯的无畏气概慑服了他，哈桑竟没有对塞万提斯施以酷刑，而是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到园丁胡安身上。他下令将胡安倒悬在一棵大树上进行鞭笞，这位善良的西班牙俘虏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堵住喉咙，最后窒息而死。他为同伴的逃跑献出了生命。

　　哈桑觉得塞万提斯是个“极其危险”的俘虏，他的智慧和勇气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不放心让塞万提斯继续留在德里·玛米手里，就用五百埃斯库多把他从玛米手里买了过来。关进一间牢房，严加看守。他认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高枕无忧。他甚至对人说，“只要把这个残废的西班牙俘虏看牢，整个阿尔及尔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一连串的失败打击并没有使塞万提斯屈服。一年之后，他又投身于新的逃跑计划之中。他从来也没考虑过一人逃走的问题，这次他计划组织五、六十名俘虏一起逃走。两位在阿尔及尔经商的西班牙商人对塞万提斯的为人非常钦佩，他们 愿意提供一只船，将塞万提斯和其他逃亡者送回西班牙。塞万提斯计划在伊斯兰教斋月结束的晚上，乘阿尔及尔市民欢宴的混乱时刻混出城去，在哈拉河畔登船逃亡。然而多灾多难的塞万提斯注定要享受坎坷人生，一个参加密谋的西班牙多明我教会教士勃朗科·台·巴斯，在计划实施的前两天居然将这一消息出卖给阿尔及尔总督。西班牙商人得知计划败露，决定提前行动，设法帮塞万提斯一人逃走。塞万提斯却不肯抛下难友，独自一人逃命，并在总督的严刑审讯下，一口咬定同谋的是四个已经获得自由刚刚离开阿尔及尔的西班牙人，而没有供出商人和其他的同伴。总督对他无可奈何，只得把他又关入牢房。此后，塞万提斯成了阿尔及尔城中名闻一时的人物，博得了西班牙囚俘与商人的尊敬和爱戴。

　　塞万提斯在这几次逃跑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坚强和善良同他在勒邦多海战中的爱国英雄主义气概是完全一致的。虽然他所得到的只是锁链、鞭笞和背信弃义，但他毅然理想不灭、信念不灭。他以伟大的胸怀，拯救同胞；以顽强的毅力，与厄运斗争；以乐观主义的精神，承受苦难。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俘囚生活》中写道：

　　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

　　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

　　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他一直是以勇敢的实际行动来同命运抗争，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组织逃走，而且还用诗的形式写信给西班牙国王的秘书、他过去的朋友玛特奥·瓦斯盖，请他劝说腓力普二世派遣大军征战阿尔及尔，萧清这罪恶的渊薮，解除人民的痛苦。他豪迈而又天真地说，只要国王的舰队一到，阿尔及尔的西班牙囚徒们就会举起义旗，里应外合，一举摧毁这个万恶的海盗巢穴。他在诗中对敌人万分憎恶与轻蔑，对祖国的强大力量寄予坚定的信心。他哪里能想到，这时的西班牙政权已日益腐败，贵族们只知享乐，官僚们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对人民的疾苦根本漠不关心。国王腓力普二世正忙于夺取葡萄牙及其属地，无暇顾及在阿尔及尔备受苦难的三万西班牙俘虏的命运，他对塞万提斯的正义呼吁丝毫不感兴趣。这封信寄出后，得到的只是“以后再说吧！”的批阅，被仍到一边去了，塞万提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在塞万提斯不断尝试逃走的同时，他的家人也在为他的赎出而日夜奔走；他们省吃俭用，变卖家产，东借西挪，到1580年终于凑齐了　600杜加，委托阿尔及尔赎买俘虏的胡安·吉尔神父赎出塞万提斯。这时哈桑总督即将卸任，马上要离开阿尔及尔，他感到塞万提斯也榨不到多少油水，而且留着也是个祸害，因此也有心卖掉，但坚持一定要出到1000个杜加，否则就将他带回到伊士坦丁堡。这时再回西班牙筹钱已经来不及了。好心的胡安·吉尔神父想方设法向当地的西班牙商人借了一笔钱，才凑足了赎金。1580年9月19日，塞万提斯终于恢复了自由，结束了阿尔及尔五年的囚徒生涯。

　　然而就在塞万提斯即将回国前，那位背信弃义的奸徒多明我教会教士勃朗科·台·巴斯，却在西班牙散布谎言，说塞万提斯在被俘期间的行为有辱基督徒的身份，因此宗教法庭应当对他加以审判。这一谎言激怒了塞万提斯的朋友们，在胡安·吉尔神父的主持下，十二个居住在阿尔及尔的商人和绅士为塞万提斯写了一份证明书，他们以自己的声名和荣誉担保，塞万提斯在被俘期间的行为光明磊落，符合一个忠实基督徒的身份。证明书还详细叙述了塞万提斯几次组织被俘西班牙人逃跑的英勇事迹。这份证明书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研究塞万提斯生平的宝贵材料。

　　卖文糊口的文学之路

　　1580年10月24日，塞万提斯在西班牙的德尼斯登陆，踏上了祖国的土地；ll月到达瓦棱西亚，一个月之后终于回到了离别了十一年之久的马德里家。然而这时的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故，父母因劳累贫困和整日的担惊受怕而年老体衰；一切能值点钱的东西已变卖一空，家庭陷入赤贫状态。这时候的国亦将不国，连年的征战弄得民不聊生。塞万提斯的保护人，联合舰队统帅堂胡安也已经死去，勒邦多海战的光荣历史也渐渐淡漠，许多为国流血的老兵衣不裹体、流落街头。塞万提斯怀着劫后余生的激动和兴奋回到国内，本以为凭他的战功和被俘时的表现可以做个军官，但是根本没有人重视他。他百般无奈只好先回过去的联队继续当兵。是年，西班牙攻陷里斯本，次年兼并葡萄牙及其全部殖民地。塞万提斯的联队也驻扎在里斯本。1580—1582年，塞万提斯主要在葡萄牙服兵役，期间曾去西班牙在北非的据点欧兰做些临时性的差使。继续在军队干了两年多之后，塞万提斯看到自己没有晋升的希望，靠当兵也无法养家糊口，遂决定彻底退役。1583年他离开军队，回到了马德里。

　　塞万提斯是一位性情高强的乐观主义者，尽管回到家中还是没有工作，生活来源没有着落，但他自信他的文学天赋可以挣得一个光明前程，便决心从事创作，以卖文为生。1583—1587年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期间他写出了第一部小说《伽拉苔娅》以及《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的一部分。田园牧歌体的小说《伽拉苔娅》出版于1585年，这是一部歌颂友谊与爱情的颂歌。有的考证家认为，它写的是塞万提斯自己的恋爱史，说他在1584年曾爱过一个葡萄牙女人，甚至生了个女孩。但这一说法没有确凿证据，而且从时间上看和塞万提斯的生平有些矛盾，他从1583年已经离开了葡萄牙并开始创作这部小说。

　　不过塞万提斯的姻缘倒是在 1584年缔结的。这时塞万提斯已经37岁了，尚未结婚。后经他姐姐介绍，认识了一位名叫卡塔琳娜·台·萨拉萨尔·伊·帕拉西奥的年轻姑娘，比塞万提斯小十几岁。她是托雷多一位小乡神的女儿，其父已经故世。据说这位深处闺中的“小家碧玉”十分喜欢阅读骑士小说，当她从塞万提斯姐姐处听说了塞万提斯在勒邦多海战中的英雄事迹以及他在阿尔及尔当俘虏时的传奇故事后，就十分仰慕他。在她的心目中，这位三十多岁饱经风霜的残废老兵非常符合古代骑士的形象，所以她一见到塞万提斯就坠入情网，不顾他家境贫寒，也不顾她母亲和叔父的再三反对，绝计要嫁给他。1584年12月12日，米盖尔·台·塞万提斯与卡塔琳娜结了婚。卡塔琳娜薄有资产，据说她的陪嫁包括几箱蜜蜂、一个果园和一个葡萄园、一些家用杂物和大小四、五十只鸡等等。卡塔琳娜十分向往建立一个传统式的家庭，“你挑水来我烧饭”，红红火火过日子，但是这与塞万提斯的人生理想与追求实在相距太远。加上他的《伽拉苔娅》出版后，在文坛上为他赢得了一点名气，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在文坛上取得成就，于是坚持离开了托雷多，回到马德里继续他的文学之路。此后将近二十多年，他一直与两个姐姐生活在一起，依靠微薄的报酬艰难度日，只是偶尔回到托雷多与妻子相聚。直到1603年左右卡塔琳娜才回到塞万提斯身边。塞万提斯逝后，他妻子出版了他生前来不及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

　　塞万提斯回到马德里后，开始从事戏剧创作。他从小就热衷于观看戏剧表演。当年他们全家住在塞维利亚时，西班牙戏剧奠基人之一的洛贝·台·鲁厄达的戏剧演出就使他如醉如痴。过去的戏剧只是供宫廷贵族观赏的东西，内容比较单一，剧目都是一些宗教教义或神话传说等。鲁厄达的戏剧改革使其世俗化、大众化，他曾组织巡回剧团到城镇乡村为老百姓演出，多数剧目是用民间口语写成的情节简单的滑稽短剧，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描绘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滑稽有趣的片断。剧中人物主要是仆人、暴徒、恶棍、黑人、摩尔人或吉卜赛女人等，主角常常是幽默的傻瓜。这些剧妙趣横生，深受群众的喜爱。到塞万提斯创作戏剧时，正是西班牙戏剧蓬勃发展的兴盛时期，仅马德里就已经有好几个剧场，其中两个固定的露天剧场十分著名，一是建于1579年的“十字架剧场”，另一个是建于1582年的“亲王剧场”。当时的剧场十分简陋，舞台上没有幕布，贵族及其夫人闺秀多是在舞台两旁高大房屋的走廊或窗台上观看，一般群众则是在舞台前面的空地上站着观看。由于没有什么别的娱乐形式，所以戏剧就是群众最喜欢的一种文艺形式。当时演出很兴盛，剧本需求量也很大，塞万提斯便从剧院老板之约，积极地从事剧本创作。

　　从1584年到1586年之间，塞万提斯所创作的剧本据说有二、三十部之多，但这些剧目上演后都没有结集出版，故绝大多数都佚失了。留传下来的主要有1584年写成的悲剧《奴曼西亚》、1585年根据他的被俘经历而写成的《阿尔及尔的交易》以及《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等。塞万提斯的剧本上演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据他自己说，观众对它们还是满意的，至少在上演时“没有向台上扔烂黄瓜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对于渴望功成名就的塞万提斯来说，这远远不够。特别是当时戏剧舞台上十分“火爆”的是洛贝·台·维加的剧作，人们称他是“天才的凤凰”，甚至在形容一件精美的东西时都说是“洛贝式的”。这对迷恋戏剧又力图从事戏剧创作的塞万提斯来说，是灾难性地打击。他是一个荣誉感极强的人，面对维加的辉煌他自叹不如，他称维加是“大自然的怪物”，但在《堂吉诃德》中又多次有意无意地讥讽维加，表明他对维加既尊敬又嫉妒的复杂心态。客观地说，塞万提斯虽然喜好戏剧但并不适宜于从事戏剧创作，加上他孤傲的性情不允许他投靠某个附庸风雅的显贵，而维加既有戏剧天才又善于依附贵族的庇护，自然会使塞万提斯嫉愤难平。总之，出于各种复杂因素，塞万提斯决定暂时停上戏剧创作。他当时最迫切地现实需要还是养家糊口，小说和戏剧创作没带给他期望的文名，更没带给他优厚的报酬，贫困的生活迫使他不得不另谋出路。

　　倒霉的征粮员和收税员

　　1587年，塞万提斯告别家人来到了西班牙西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是西班牙通往美洲殖民地最大的出海口，贸易、工商业都十发发达。冒险家、军队、商人等从此出发，前往美洲或非洲；殖民者从各殖民地掠夺来的金银财宝和货物从此输入国内。这时西班牙与英国在海外贸易方面的矛盾日趋严重，但英国的海军力量还比较薄弱，难以与强大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抗衡，于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利用一些冒险家、海盗从事抢劫和走私活动，借以扰乱西班牙的海上航路。从1562年起，霍金斯、德雷克等人即常在海上拦截西班牙运载金银的船只，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走私或贩卖奴隶，有时袭击西班牙的沿海一带，以图削弱西班牙。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对英王伊丽莎白极其仇视，多次通过使臣和间谍在英国组织颠覆活动，都未能成功。因此，他决定筹建一支强大的舰队——“无敌舰队”，出征英国，以维护西班牙的海上霸权。1587年，西班牙的出征计划已到了最后关头，只是“粮草”不足。腓力普二世为加紧向民间征丁和搜括财物，在塞维利亚成立了庞大的征收实物税的机构，并下令招募一批征粮员和税收员。

　　塞万提斯来到塞维利亚，找不到更为合适的工作，只能做一个征粮员，他当然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差事，但为了养家糊口，他就不得不放弃他喜爱的文学创作而从事这样可憎的职业。从此，塞万提斯开始了长达15年的征粮、征税生涯。这样一个在别人手里或许能大捞油水的差事，在塞万提斯手里则使他倒足了大霉。这一时期他曾数度入狱，但是入狱时间、地点和经过等正如塞万提斯生平中其他事件一样，没有确实的记载，后来的考据人员千方百计地查证，得出了一些重要线索，但说法却不尽一致。综合各家的看法，塞万提斯这一时期的重要史实大致如下。

　　1587年，塞万提斯曾到安达路西亚的厄西哈征粮。当时这地方正闹旱灾，老百姓连肚皮都吃不饱，哪有余粮交售！看着农民过着那样贫困的日子，塞万提斯心里很不好受，他不忍心强行索取农民的粮食，可是他的任务就是征粮，无奈之中他发现塔里法公爵的近亲、当地大教堂讲经师佛朗西斯·恩里盖斯·台·里贝拉的谷仓里却堆满了粮食，他立即下令予以征收，以抵偿当地人民所应缴纳的粮税。谷仓的管事警告塞万提斯，这是教会的财产，劝他不要鲁莽从事，以免后悔。塞万提斯却拿出国王的征粮诏书据理力争。诏书上明明写着：“凡属规定征购范围内的小麦或大麦，不论其为教会产业或世俗产业，不论粮户地位或官位高低，征粮员均有权予以收购。”塞万提斯果真照章行事，毅然实行征收。这下可闯了大祸，教会立即宣布将塞万提斯驱逐出教，并写出公告贴在厄西哈大教堂的门口。在当时，被逐出教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对上帝的不敬会遭到公众的唾弃，并且不能再从事公职。为了生存，塞万提斯不得不反复辩解，最后被迫把粮食还给了教会。

　　善良、正直而又倔强的塞万提斯从内心里压根就没屈服过，正象他自己笔下的堂吉诃德一样，一碰到除强扶弱、主持正义、济世救人的事，他便勇猛上前，全然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1588年1月，距上次受教会惩罚才几个月之后，他到哥多瓦地区的卡斯特罗·台尔·里奥镇去征粮。当他看到贫苦农民连当年的种籽都被迫交纳了，而教堂谷仓的粮食却堆得象小山一样，他又按捺不住强烈的义愤，强行征收教堂应缴的谷物，并把抗拒交粮的教堂司事依法关压起来。这又酿成了一次更大的风波，教会与当地政府官员勾结，以“擅自征粮”的罪名将塞万提斯逮捕入狱。关了一段时间，因无法给他定罪，只好又放了他。出狱后，他继续从事征粮的差事，但是他一接触到贫苦农民那悲哀的眼光，看到赤身****的农家孩子那干瘦的面容，他再也不愿干这不受欢迎的差事了。1590年5月，他上书国王请求派到美洲的殖民地去服务，但是没得到回音。许多年之后，有人在一堆废弃的政府公文中发现了他的申请书，主管人在上面不经意地批到“该员仍供原职，所请应毋庸议。”

　　塞万提斯自己穷困不堪，又多次受到打击和迫害，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他那主持正义、好打抱不平的天性。1592年10月，他的上级征粮官伊松萨被无端牵涉到一个下级征粮员违法征粮的案件中，这件事本来与伊松萨无关，但他很有钱。办案的人想把伊松萨拖进案中，趁机敲诈他一笔钱。不明世故的塞万提斯却对这种无端陷害义愤不平，他特意赶到马德里，上书国王，以自己的名誉担保征粮官清白无辜。他的申诉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牵连了自己，使他陷入扯不清、道不白的境地。第二年伊松萨就病故了。然而过了五、六年，塞万提斯仍被纠缠在这件案子的调查中。

　　1594年，西班牙撤销了设在塞维利亚的征粮机构。塞万提斯经人介绍又找了一个收税员的差事，其任务是收齐地方上积欠的税款，这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营生，但万般无奈的塞万提斯只为糊口，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可是没想到他还是出了岔子。这年底，他奉命到安达鲁西亚一带征收税款，收齐了一笔据说有七千四百里耳的税款。为了安全起见，他将款子存入一家银行，谁知不久这家银行就破产倒闭了，银行老板也畏罪潜逃。这下可苦了塞万提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从银行被查封的资财里取回一小部分税款，可是还有一大笔税款，他哪里赔得起呀？他只好托人求情，好说歹说才被允许缓期偿还，但就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一直遭到政府的催逼追索而不得安宁。直到1597年9月他还没有彻底缴清税款，税务机关再也不听他的辩解，以“亏欠公款”的罪名将他关进了塞维利亚监狱，他在监狱过了三个月的囚徒生活，才被释放。1602年，他又因“帐目不清”的罪名而再次入狱。据说，他的《堂吉诃德》就是这一次在狱中开始构思的。出狱后，他被革除了公职，从此结束了他长达15年的收粮、收税生涯。

　　塞万提斯在当征粮员和收税员的这一时期，是为糊口而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地的时期，也是他理想破灭、思想观念发生较大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段艰苦而充满厄运的生活中，他深刻体会到了西班牙在貌似强盛的光环笼罩下的污秽丑恶的社会现实，看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百姓的不幸和辛酸，从而对黑暗的****制度和这一制度的帮凶与维护者的上层贵族、僧侣们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和厌恶。这一时期他无暇从事心爱的文学创作，但也写了不少的诗。从前后期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青年时期豪迈的爱国热情已逐渐转变为对黑暗****社会的辛辣讽刺。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几乎全军覆没。满怀爱国主义热情的塞万提斯竟不相信这一事实，他写了两首十四行诗，热情赞美“无敌舰队”。在第一首诗中，他呼吁“光荣之神”：

　　“快些展开你迅捷的翅膀

　　冲破北方密集的多雾的山峰

　　粉碎那传递着不幸消息的喃喃低语

　　驱散黑暗，带来光明”

　　在第二首诗中，塞万提斯呼吁西班牙人民奋勇杀敌，他认为“无敌舰队”的失败不过是暂时的退却，就象斗牛场上公牛在准备进攻时先向后躲闪一下的策略，他恳请国王重整兵马，“继续前进吧，我们的国王腓力普……”塞万提斯仍然牢记着勒邦多海战的荣耀，对西班牙的威力深信不疑，反映了他浓烈的忠君爱国思想。

　　大概是 1592年那次吃官司之后，命运多舛的塞万提斯终于开始认清现实，颠沛流漓的生活击碎了他多彩的幻想，黑暗残暴的统治激起了他的愤懑。1596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梅迪西纳公爵上任记》的十四行诗，讽刺了当时军队统帅梅迪西纳公爵在英军进犯时张惶失措、敌人退却时才大摇大摆地进城的丑态。1598年，他写了《在塞维利亚大教堂里·腓力普二世的灵台前》，讽刺僧侣、教会利用国王葬礼纵情铺张的行为。这首诗以诙谐地口吻描绘了一名士兵站在灵柩台前目瞪口呆的神情。士兵对这座灵柩台奢侈豪华的情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打赌说，死者见了这样稀有的排场，一定宁愿放弃在天国的永恒欢乐而回到人间。这首诗在民间流传很广，后来被作为一件文坛逸事载入塞维利亚市的地方志。塞万提斯自己也很喜欢这首诗，他在《巴尔纳索神山游记》里说，“这首诗是我的作品的光荣”。由此也可见作者思想感情的剧烈变化。

　　辉煌与潦倒的晚年

　　1603年塞万提斯失去公职之后直到他去世，是他生活中最穷困最为潦倒的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最富有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塞万提斯失去公职也就失去了他生活收入的唯一来源，虽然他有时间从事他热爱的文学创作事业，但仅靠卖文是无法糊口的。为了谋生，这一时期，他也干过许多穷人才干的活，他当过中间人，沿街贩卖过布匹，替别人跑腿，甚至为卖唱的乞丐编写过歌词等。据说，1603年塞万提斯全家曾迁居到瓦雅多利德，因为这时腓力普三世也将其宫廷搬到了该市。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塞万提斯一家 （包括他父亲老罗德里戈）为什么总爱跟着宫廷跑倒是个谜！或许是因为他们全家都忠君爱国？或许是宫廷所在地差事好找些吧？无论怎样，塞万提斯迁到瓦雅多利德并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他们全家住在当时的拉斯托洛街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这条街在当时也算是城里最“下等”的地方了。他家里至少有五、六个女人和他住在一起，他的妻子、姊妹、亲戚和他的女儿等，她们整天在他的书桌旁走来走去，因为他的书屋是个“过堂屋”。这套小公寓的下面是一家最下等的小酒店，时常有猜拳、打架的吵闹声，加上劣等酒的刺鼻气味；这间房子的上面，有人说是一家妓院，半夜三更笑声、闹声、皮靴声不断；更为糟糕的是从他房下的小酒店到房上的妓院只有一道扶梯，而这扶梯恰好又要穿过塞万提斯的“书房”。所以塞万提斯这时从事文学创作，无异于在马路摊上写作。

　　总之，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塞万提斯这时候穷得不得了，而且他的杰作 《堂吉诃德》也正是在这时写成的。塞万提斯自己说这部书是“监牢里诞生的孩子”，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比喻，有人认为确是狱中开始构思的。于是，关于这部中的创作过程也有种种不同的传说。其中一种传说是十分有趣的：

　　大约在 1602年，塞万提斯来到拉·曼却地区最偏僻荒凉的小镇阿加马西亚收粮，得罪了当地的一家豪绅，被这位豪绅扣押在当地人称为“梅德拉诺府”这座房子的地窖里。塞万提斯无法忍受这种虐待，便写信给他的亲戚胡安·贝尔纳斯·萨阿维德拉求救。他在信中说：“我在这间牢房里，或者不如说在这个洞穴里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已使我精疲力竭。”据说他被救出后不久，就决定写部小说，对欺凌他的人进行报复。到现在阿加马西亚当地的农民还相信这个传说，他们常给外地游客指出“监禁过塞万提斯”的那座“梅德拉诺府”。这个镇上有一座教堂，墙上挂着一幅圣母向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绅士和一个年轻妇女显迹的宗教画。画像下面有题词，说明这个老绅士是当地的一个富户，那个妇女是他的外甥女。这位老绅士患了多年的精神病，1601年圣马太节前夕，圣母突然向他显身，治好了他的病，因此他请人画下这幅显迹圣像，向圣母还愿。画像上的绅士高颧骨、尖下巴，两撇八字胡。就年龄和相貌来说，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有些相仿。据说就是他把塞万提斯扣押起来的。现在这座教堂和这幅画像也成了阿加马西亚镇居民热心给游客指点观赏的当地景物。

　　无论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他几十年各种人生体验的悲愤结晶，这是确定无疑的。

　　1604年9月26日，塞万提斯兴致勃勃地冲回家对家人说，有位叫罗伯斯的出版商巳经答应出版他的新作了。尽管塞万提斯得到的顶多不过是千把个里耳，但又穷又老的塞万提斯和他的家人却十分兴奋，他们已经有好久没见到整千的钱了。塞万提斯自己对这部新作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至于那位出版商自然认为这种逗乐的“骑士文学”大概不见得有多大销路。不料，1605年1月《堂吉诃德》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轰动，一年之内马德里再版修订本一次，卡斯提拉重版四次，里斯本出现三种翻版。在塞万提斯逝世前，《堂吉诃德》第一部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等地出了十几版，总印数不下一万五千册。这在当时识字人不多的情况下，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出版商的腰包装满了，但塞万提斯依旧很穷。在《堂吉诃德》畅销之后，那位出版商罗伯斯曾借给塞万提斯四百五十里耳，名义上是借，实际上是赠送，因为这个钱数不过是出版商赢利的一个小头而已。

　　塞万提斯出书后，不仅经济上没多大改观，反而横祸不断。1605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塞万提斯所住的街道上，有一个行为放荡的贵族青年被人刺伤了，刺客逃走。塞万提斯听到呼喊声，就赶到出事地点，他看那人伤势很重，便与家人将伤者抬到自己的屋，由他妹妹仔细看护。不料，这位贵族子弟因失血过多死了。于是这位“吉诃德先生”的创造者正象吉诃德似的“行了侠”却惹了祸。地方法官以涉嫌杀人的罪名，将他全家一齐收进监牢。虽然过了不久，因为证据不足，他们被无罪释放了，但这件事给他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和给他全家名誉上带来的损害却是难以估量的。

　　塞万提斯除了忍受生活的贫困、社会的不公外，还得承受家庭的不幸。他的父母很早就病故了。1600年，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弟罗德里戈也在国外战死。1609年，长期守寡的老姐姐也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但是塞万提斯以坚强的意志承受了这一切。个人的痛苦和家庭的不幸只能增强他战胜和改变这丑恶社会的决心。他以笔为武器，喜笑怒骂，讽刺、揭露这“黑铁时代”的罪恶面目，热情呼唤、赞美人文主义的美好社会理想。这一时期是他创作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他早年光辉的战斗经历和俘囚生涯、做征粮员和收税员的屈辱生活以及长期在马德里、塞维利亚、瓦雅多利德等地下层社会生活的见闻，使他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能够洞悉社会的本质，把握各种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从而奠定了他创造不朽作品的雄厚基础。

　　1610年，他的恩主雷莫斯伯爵（平时经常资助他，塞万提斯也多次把自己的作品献给他）担任那不勒斯的总督，塞万提斯也曾一度想追随他去，虽然这时他有了一定的名气，但依然贫困得活不下去，所以还想去谋求个职位。但最终塞万提斯拒绝了这种诱惑，转为潜心地从事创作。1613年，他终于出版具有独特风格的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集》，这部新作虽然不能与《堂吉诃德》比，但却显示了塞万提斯独特的文艺天才。1614，他写出了长诗《巴尔纳索神山游记》，在他的诗中，这篇算是最好的。同时他还在全力准备出版《尚未上演的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至于人们翘首以待的《堂吉诃德》第二部至今快十年了，尚未最后完成。塞万提斯也多次答应读者尽快写出第二部，1613年他在《训诫小说集》的前言中又预告说，“不久以后，您将看到堂·吉诃德的冒险和桑丘·潘沙的幽默的续篇。”然而，就在塞万提斯按部就班地埋头写作时，一件料想不到的事使他顿受刺激。

　　1614年夏，忽然有一位自称阿隆索·斐尔南德斯·台·阿维拉尼达（AlonsoFernandez　de Avellaneda）的人，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塔拉果纳（Tarragona）城出版了一部 《堂吉诃德》续集。这部作品竭力丑化堂吉诃德和他的随从桑丘·潘沙的形象，把为骑士理想而献身的疯癫骑士堂吉诃德写成只善于吹牛的粗俗人物，说他后来抛弃了心上人杜尔西内娅，最后被关进了疯人院；而桑丘则是一个愚蠢、下流、毫无风趣的酒鬼，整个故事情节也令人作呕。该书作者还在序言中对塞万提斯进行了恶意的辱骂和人身攻击。他说塞万提斯是一个“心怀妒羡、爱发牢骚”“背地诽谤人的坏家伙”，是个“坐过牢的囚犯”，讥笑他老，是个残废“只有一只手”，做公务员时“亏空公款”。这一来，激怒了塞万提斯，使他务必要在短时间内出版《堂吉诃德》第二部。为了揭穿伪作者的谎言，塞万提斯改变了他在第一部中预告的“堂吉诃德第三次出门到了萨拉果萨”的写作计划，让堂吉诃德去巴塞罗那参加比武，因为伪作上写堂吉诃德在萨拉果萨参加了一项挑圈竞赛。在第二部结尾，塞万提斯又安排堂吉诃德嗑然长逝，这样就难得有人再伪造《堂吉诃德》出来行骗了。不过塞万提斯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借故事讲述者熙德·阿默德之口警告伪作者，“我把你（指写作的笔）挂在书架子的铜丝上了，你在这儿待着吧。如果没有狂妄恶毒的作者把你取下滥用，你还可以千载长存……堂吉诃德专为我而生，我一生也只是为了他。他干事，我记述；我们俩是一体。托尔台西亚的冒牌作者用鸵鸟毛削成的笔太粗劣，他妄图描写我这位勇士的事迹是不行的；他的才情不能胜任；他文思枯涩，不配写这故事。你如果碰见他，劝他让堂吉诃德那一把霉烂的老骨头在墓里安息吧，别侵犯死神的法权，把他从坟圹里拖出来……”

　　这位自称阿维拉尼达的伪作者究竟是什么人，至今仍是一个谜。三百多年来，许多学者进行了考证，有人说他是国王的忏悔神父路易斯·台·阿利亚加；也有人说他是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当俘虏时的冤家勃朗科·台·巴斯；还有人说是当时文坛上的著名作家等等。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我们可以认定这个人是维护旧的封建****制度势力的代表。阿维拉尼达所续的《堂吉诃德》并没有被广大读者所赞同，只是因为它攻击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样一部伟大作品，才保留到今天，这倒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真正的《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后，与第一部一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甚至比第一部更好。它的思想内容更为深刻，艺术形式也更加成熟，语言更加幽默圆滑，人物描写更为生动自然。作者在第二部中，对堂吉诃德的无情嘲讽已渐渐转变为辛酸的同情，甚至可以说他渐渐喜爱上他所创造的这位拉·曼却疯骑士！这是作者饱尝了人生忧患的反映。他本人何曾不是象吉诃德先生一样，为理想东奔西颠、历尽苦难而又终生不悔呢！

　　《堂吉诃德》的出版，受到了当时西班牙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无论在普通居民中间，或是在贵族中间，都引起纷纷的议论。”同时也为作者赢得了很高的文学声望。但由于他无情地讽刺和嘲笑了封建贵族与反动教会，也招致了许多上流人士的不满和憎恨。同样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但却依附于贵族庇护的著名戏剧家洛贝·台·维加就对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讥讽神情。他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前就阅读了手稿，并给朋友写信说，“关于诗人们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唉，我们这个可怜的时代！明年又会有许多新的作者出现，但是没有哪一个象塞万提斯那样糟，也没有人会愚蠢地去称赞《堂吉诃德》。”

　　1615年2月，《堂吉诃德》第二部完稿后，正由教会审查官进行审查。一个法国使团来到马德里，商谈西班牙和法国皇室的联姻问题。教会出版物审查官马尔盖斯·台·托雷斯神父陪同桑多瓦大主教拜会法国使臣。席间，他们谈起了西班牙的文学。托雷斯顺便说起他正在审查《堂吉诃德》第二部。使者们一听这本书，便热心地议论起来。他们说，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读者都十分喜爱这部书。他们很感兴趣地询问作者的情况，他多大岁数？从事什么职业？托雷斯告诉他们说，这个作者“老了，当过兵，一位小绅士，很穷。”使臣们很诧异地问：“象他这样的人才，政府为什么不用国库的钱将他供养起来？”一位外交官很机智地回答：“假如他写作是为了谋生，那么就祈求上帝让他永远也富不起来吧。这样，他自己虽然穷，却可以写出好作品使全世界都富起来！”这位外交官的回答令人悲叹，但其中也包含着几分真理。

　　的确，塞万提斯用他不朽的作品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巨大的财富，但他自己十分穷困潦倒。他在1514年写的《巴尔纳索神山游记》中记述了这种窘况：诗人们来到诗神阿波罗的宫殿，都找座位坐下了，单单是没有塞万提斯的座位，他只好站在那里。诗神看见了，便叫他把自己的大衣叠起来坐在上面。塞万提斯回答说，“先生，您大概没有注意，我没有大衣。”他不仅没有座位，连一件遮体的大衣也没有。正如海涅所说的：“诗人在作品里吐露了隐衷。”1616年初，塞万提斯完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贝雪莱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这是一部充满奇异冒险和忠贞爱情的小说。它文字优美，情节曲折，充满诗情画意，有人评论这是一部“理想的骑士小说。”但最为感人的是作者这部书前的“献词”，它是塞万提斯告别人生的绝笔。这时，塞万提斯患了严重的水肿病，他自己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但是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悲观情绪。有一天，他和朋友外出，碰到了一件小事，他把这件事记录在“献词”中：

　　亲爱的读者，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正从以高贵的家族和名贵

　　的美酒而著名的埃斯基维亚镇回家去，听见后面有人催马加鞭赶

　　了上来。不一会那人就喊叫起来，让我们慢点走。我们站住了，

　　看见一个灰衣服的学生骑着一匹矮小的牝驴赶上前来……他问

　　道，“诸位先生为什么这么急着赶路……竟连我这匹在赛会上不

　　止一次得过奖的驴都赶不上你们。”我的同伴说，“全是这位米

　　盖尔·台·塞万提斯先生的老马的错儿，它跑得太快了。”学生

　　一听塞万提斯这个名字，就立刻跳下驴跑到我身边。他一把抓住

　　我的左手，叫道，“对呀，对呀，正是他，左手残废的好汉，大

　　名鼎鼎的人物，有趣的作家，诗神的宠儿！”我觉得不回答他就

　　显得太没有礼貌了，就拥抱了他……对他说，“许多不了解情况

　　的朋友都犯了和你一样的错误。先生，我就是塞万提斯，不过不

　　是诗神的宠儿，也当不起你的褒词。请你骑上驴吧，我们好边走

　　边谈。”我们放慢了速度继续前进。谈话中

　　涉及到了我的病，这位好心的学生一下就给我的好兴致泼了

　　一盆冷水：“您患的是水肿病，哪怕是喝完整个大洋的水，也治

　　不好它。请您少喝酒，多吃饭，只要能坚持这样做，不用吃药也

　　可以恢复健康。”我回答说，“好多人也是这么劝我。可是我爱

　　酒如命，舍不得放弃喝酒的乐趣。反正我的日子快完了，最晚不

　　过下星斯天我就要销掉一辈子的帐了。你和我是在一个不吉利的

　　日子认识的，很遗憾我没有机会报答你对我的好意了。”说到这

　　里，我们到了托雷多桥，他就和我分手了。

　　再见吧，感激之情！再见吧，赞美的话！再见吧，善良的朋友们！我要死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能幸福地重聚一堂！

　　这段令许多人感动的诀别词，反映了塞万提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病痛的超然态度，展示了他一生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充满勇气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确，我们不能不感叹：“这是一条好汉！”

　　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在马德里莱昂街他那简陋而寒酸的寓所中静静地与世长辞！终年69岁。他死后被埋葬在一家修道院的墓地里，除了妻子外没有什么人参加他的葬礼，墓地上也没有墓碑。至今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葬于何处。我们只能说，他与他所热爱的西班牙土地永远地融为一体了！

　　1835年，西班牙当局才在马德里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下雕刻着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的铜像。1976年，西班牙政府特地设立了“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西班牙语文学奖，来纪念这位驰名世界的伟大作家。

　　塞万提斯的伟大人生与他的不朽作品《堂吉诃德》，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也矗立着一座西班牙政府赠送的塞万提斯铜像。在那高高的台座上，塞万提斯昂视远方，一手握卷，一手扶剑，向中国人民展示着他那坎坷而又光辉的书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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