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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战争与性暴力 [打印本页]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8-5-7 14:12     标题: 战争与性暴力

战争与性暴力


是战火肆虐的地方，就会有性暴力的幽灵在游荡；■ 战争总是和占有与凌辱有关，而强奸就是占有与凌辱的手段和体现；■ 战争中死亡最多的是男性，而苦难最深的是女人；■ 性暴力，给女人留下的是难以愈合的创痛；■ 用法律手段维护战争期间妇女的权利，是人权保护的发展趋势。

卢旺达，这个被称为“千丘之国”的非洲国家，因１０年前那个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成为世界的焦点。

今天，在卢旺达大屠杀１０周年之际，人们通过个案描述缅怀无辜的遇难者，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其前因后果，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检点各方面过失。除此之外，人们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如何以法律的名义清算战争性暴力的罪责。

因为，凡是战火肆虐的地方，就会有性暴力的幽灵在游荡。在波黑，在卢旺达，在所有大规模战争中，我们都能听到受害妇女泣血的诉说……

从莱比锡审判，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惩处战犯的呼声从未停止，对战争性暴力危害的认识和责任追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并将成为保护妇女人权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破冰之举　将强奸犯罪事实单独予以审判

有人说，战争中死亡最多的是男性，而苦难最深的是女人。“包括强奸、强迫怀孕、强迫卖淫、性奴役在内的性暴力，给女人留下的是难以愈合的创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刑法博士生杜晓君告诉记者，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在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中被一次次验证。

１９９２年，处于战乱状态下的波斯尼亚。一个１２岁的女孩光着身子在桌子上跳舞，事后，折磨她的军人强奸了她。接下来几个星期的每天晚上，这个女孩都要面对这样的屈辱和折磨。然而，灾难并没有到此为止，后来，那个军人又以２００德国马克的价格将她卖给了另一个士兵。

在同一时期，类似的暴行在波斯尼亚的其他地方重复上演。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２日，包括强奸１２岁女孩的罪犯在内的３名士兵被推上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杜晓君告诉记者，审判期间，数十名妇女在作证时指出，她们被关押在旅馆和学校里，在几个月内多次被强奸。被告在把受害人沦为性奴隶之际，向她们发出了死亡威胁，甚至用枪口威逼，让她们无处可逃。

法庭最后认定３名被告犯有的罪行共计１９项，其中属于“反人类罪”的有强奸、拷打、奴役和伤害个人尊严等内容，３被告分别被判处２８年、２０年和１２年监禁。判决书称：证据显示，被告把强奸“当作施加恐怖的工具，一种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在任何时候、针对任何人随意施用的工具。”

杜晓君认为，这次审判对于保护战时状态下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妇女意义重大。在此之前，联合国审判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都先后裁决过多起与强奸有关的案例，但将强奸犯罪事实单独予以审判，这还是第一次。

该案将被告在战时状态下实施的性奴役行为认定为“反人类罪”，也是首次。

审判确定的对战时性奴役事件提起诉讼的标准包括：受害妇女处于被拘押状态，不得不按照加害者的旨意行事；她们遭受到特定男性加害者的再三强奸，并被转交给其他士兵任意奴役；她们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控制权。

从那以后，凡有类似犯罪，都可以此作为先例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惩办罪犯　与妇女人权保护状况息息相关

“战争总是和占有与凌辱有关，而强奸就是占有与凌辱的手段和体现。”杜晓君如此解释战争和女人的关系。凡是战火纷飞，仇恨燃烧的战场，就会伴随着性暴力的泛滥。但是很久以来，国际社会并未将战争期间的性暴力犯罪作为严肃的刑事犯罪来看待。

有历史学家统计，二战期间，有４０余万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至少有２０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成为日军的性奴隶，其中有７５％的受害妇女被日军凌虐至死。据欧盟委员会估计，在为期３年的波黑战争期间，约有２万名强奸受害者，而波斯尼亚有关方面提供的数字则是５万人之众。另有数据显示，在卢旺达１９９４年爆发的种族大屠杀中，约有２５万卢旺达妇女遭遇来自军人的强暴、轮奸、性奴生活，不少被强暴的妇女还生下了儿女，这在卢旺达被称为“战争之孕”。

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提出，武装冲突中蓄意强奸妇女被当成一种战争武器和种族屠杀的工具的问题很普遍。而且，即使这一问题被认真地对待，往往没有被看作是对妇女的暴力侵犯，而是被看作是对荣誉的侵犯，对家庭，特别是对这个家庭男性一家之长的侵犯。

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楠来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犯罪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妇女当时的社会地位有关。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战胜国就启动了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初次尝试，二战结束后，东京法庭和纽伦堡法庭审判了侵略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却没有给战争中的性暴力犯罪以应有的惩罚，以致日本军国主义强迫东南亚国家妇女充当“慰安妇”暴行直到今天也没有受到审判和追究。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５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海牙国际法庭之下成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负责审理前南地区犯有屠杀、种族清洗等罪行的人员。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联合国安理会又在坦桑尼亚北部城市阿鲁沙成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负责审判卢旺达大屠杀的制造者。至此，战争中的性暴力问题才被给以一定的重视，并在后来的审判中，把战争中的性暴力犯罪作为单独罪名予以起诉。

刘楠来认为，用法律手段维护战争期间妇女的权利，和人权保护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二战期间发生了大量侵犯人权的事件，如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惨痛教训使人类清醒地认识到，侵略总是和侵犯人权联系在一起的，要和平就要保护人权，这也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保护战时妇女的问题才被提了出来，国际社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规定。

杜晓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特别指出，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对战争性暴力的追究，和妇女权益运动的兴起、妇女组织的推动有很大关系。卢旺达妇女组织认为，耻辱应从受害者转移到强奸犯身上，因此主张严惩战争中的性暴力犯罪。

完善规范　让１０年前的悲剧不再重演

毫无疑问，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对性暴力犯罪的审判对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作为审判依据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其影响不可忽略。采访中，杜晓君用“分水岭”这个词来形容两个《规约》的地位。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首次设立专门机构协助对性暴力犯罪进行审理，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证人身份，同时又不干涉被告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考虑到性暴力案件的特殊性，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特别设立了一个受害人和证人科。由于很多受害人和证人是女性，因而在任命该科职员时适当考虑任用合格的妇女。受害人和证人科的主要任务包括：提出对保护受害人和证人所应采取的措施的建议；为强奸和性攻击案中的受害人和证人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见，并提供心理上的帮助和支持。

此外，为保护受害人和证人的名誉和人身安全，法庭还采取了以下措施：确保受害人和证人的姓名和现住址等情况不暴露在公众或新闻界面前；把他们的姓名特征等从分庭的记录中删去，或通过改变形象和声音的音像设备作证，或让他们使用假名。

杜晓君同时指出，两个《规约》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对性暴力的构成要件规定过于严格，要求必须和武装冲突有关，对此类犯罪没有足够的追究，直接影响到为更多的受害妇女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由于处理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的两个特设法庭，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发生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之后，为了处理特定的情况而设立的。这些法庭的管辖权只限于有关的时间和领土。既不能用来处理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性犯罪行为，也不是为了防止将来发生性侵犯事件，因此也就显现了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必要。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６日至７月１８日，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外交全权代表会议在罗马举行，会议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约决定设立永久性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罗马规约》批准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移交的有关战争罪行的案件。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国际刑事法院在荷兰海牙正式成立。按照有关文件的规定，该法院有权对有组织暴力中所涉及到的灭绝种族罪、反人权罪和战争罪提起诉讼并进行审判，从而克服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在罪行追溯和审理过程中有地域和时间限制的问题。

《罗马规约》明确规定，强奸、性奴役、强迫怀孕、强迫绝育或严重程度相当的任何形式的性暴力，如果是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行为，是危害人类罪。如果在国际或国内武装冲突中实施这些行为，还构成战争罪。

从受害妇女不屈不挠的抗争，到国际社会对战争性暴力的警醒，这是一段由妇女血泪书写的历史。我们从心底里期望：１０年前的悲剧不再发生。也更有理由相信：战争性暴力犯罪终将无法逃脱理性和良知的审判。（ 英国一本讲述二次大战期间，苏联红军强奸德国妇女的书籍出版后，很多沉默了50多年的受害人，都纷纷打破缄默。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她在去年自杀身亡。当年她只有12岁，和母亲同时被红军强奸,军事历史学家比弗出版的《柏林：1945年沦陷》，是根据俄罗斯档案中一些未经公开的材料，德国、美国、法国和瑞典的战争档案，以及受害人的忆述而写成的。

他在书中指出，在差不多三年多时间里，苏联红军由普鲁士与纳粹德军作战并攻打柏林，估计共有200万名妇女被奸，其中有些更是被人轮奸。单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

该书今年9月在英国发售后，被俄罗斯驻英大使指为"侮辱"，俄国军事专家并否认书中内容，但不少当年的受害人看过书后，再度勾起多年前的伤痛，并公开这段被人忽略的历史。

人们再次审视战争的丑恶一面。我刊特约柏林撰稿人发来专稿。 战争总是丑恶残暴的

《拯救大兵瑞恩》一开场被炮弹掀起的水柱此起彼落，登陆艇的钢板船舷被机枪打成筛子，冲向岸边的士兵被击中，胸前鲜血喷涌，炸断的手臂，撕下的大腿，掀开的皮肉，刺出的骨头，胸腔翻开，肠肚横流，满脸血污，身首异处，布满了几百米宽的海岸。斯比尔伯格把战争的残酷无情、战争的丑恶恐惧描写得淋漓尽致，令人震撼。他用最形象、最生动、最直接、最明了的语言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坏人还是好人，英雄还是狗熊--死得都是那样脏、那样破、那样恶心、那样难看。他把描写战争的片子拍成了反战的宣言。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好莱坞很多其它战争片，还有我童年时看过的很多"打仗电影"，演的都是"好人"的机智与英勇。即便有牺牲，也是化妆得整整齐齐，额头裹上一条象征性的绷带，微笑的嘴角或许有一滴鲜血，在曙光的照耀中，安详地死去。这些电影不是在描写战争的真实，甚而美化牺牲，宣扬英雄主义。难怪在这样的电影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人不怕死，不怕战争。 二战中苏联红军在德国的行径

战争无论"正义"与否，都是残酷无情的。这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常常体现在给平民所带来的灾难上。无论战争的发起者与指挥者怎样标榜自己军队的风纪，侵扰，甚至掠夺、凌辱、虐待、强奸对方的平民、妇女，在所难免。

1990年著名女权运动家海尔克•桑德与芭芭拉•波尔合作编写并导演的电影《Befreier und Befreite. Krieg, Vergewaltigungen, Kinder(解放者与被解放者--强奸、儿童、战争)》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激烈的讨论。桑德采访了很多经受了战争创伤的妇女，让她们在摄像前讲述自己遭受苏联红军轮奸的经历。作者在同名的书中写道："1945年，当45万红军攻打柏林时，城里有140万姑娘和妇女。1945年初夏到秋天，这些姑娘和妇女中有11万人遭到了红军士兵的强奸，占总数的7.4%。……这些遭到强奸的、处在生育年龄的姑娘和妇女中，有11000人怀了孕……被强奸的姑娘和妇女的人数与强奸的次数不重合，因为40%的受害者被多次强奸。……历史学家莱西灵估计，在柏林有一万妇女死亡或者留下了终身的伤残。"

很多妇女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军队所到之处，不仅烧杀抢掠，而且高声呼喊："Frau komm（女人来）"。他们挨家挨户搜集德国妇女，从未成年的小姑娘到中年以上妇女，进行集体强奸、轮奸。很多妇女不堪暴行而惨死，另一些妇女不能忍受侮辱而自杀。剩下的年富力强的则被抓回西伯利亚作苦工，成了活的战争赔偿。苏联军官索尔仁尼琴回忆说：最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强奸就被枪毙的德国妇女们。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估计，在1945年4月24日到5月5日之间，柏林有近50万妇女遭到红军官兵的强奸，占总数的30%。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苏联红军士兵强奸的德国妇女总数在200万以上。

但是，仅仅指责苏联红军对德国妇女的暴行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德军，特别是希特勒的冲锋队在进攻波兰和苏联时，所到之处，不仅强奸了很多当地的妇女，而且设立了大批公开与非公开的妓院，强迫这些妇女"慰藉"德国官兵。斯大林在反攻开始时曾说：血债要用血来还。 暴力与战争强奸的心理背景

战争的暴力对平民，特别是平民中的弱者--妇女、儿童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妇女大规模的集体强奸、轮奸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二战中日军官兵对菲律宾、韩国和中国妇女所犯下的罪行也是无比残暴。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爆发的诸多战争中，塞尔维亚正规军与民兵曾经大规模集体强奸波黑族的穆斯林妇女。可以说，妇女已经成了历次战争的一个特殊的战场，强奸成了一种特殊的武器与战斗方式。

为什么在战争中--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强奸的现象这样普遍呢？迄今为止在社会流行着这样的误解：强奸犯是受性欲望驱使，是某些男性性饥渴的表现。有人甚至猜测，如果妓院合法化，强奸案就会减少。但是，通过现代社会学、心理学、行医学等等的研究，我们知道，强奸首先不是一个性行为，而是一种暴力行为。著名女社会学家露特•赛福尔特曾简短、精辟地指出："强奸不是性欲望的暴力表现，而是通过性来实现的暴力。"从对强奸案件的审讯与调查，从性医学医生和心理治疗家对当事人的询问，被强奸的人几乎没有把强奸看作一个性交过程的；强奸犯常常谈到在强奸时对对方的优越感、统治感、对对方的侮辱与虐待。换句话说，强奸首先不是为了满足强奸犯的性欲望，而是为了满足他（她）对弱者的优越感和凌辱与压迫的愿望，性仅仅是强奸犯对受害者施暴的一个手段。另外，在很多强奸案中强奸犯不仅强行与受害者性交，而且还要打骂受害者的事实，也支持这个论点。

性行为作为一个重要的暴力手段有着深远的历史。在很多文化圈中，被征服的部族的妇女被当作战利品来满足征服者，犯人的妻子要被迫去当官妓与营妓。由于性行为是人类最隐私的行为之一，在男权社会中，与一个女性发生性关系通常被看作对她的物理占有。

明白了强奸的社会学与心理学机制，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强奸成为战争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了。战争无非就是暴力，就是占有，就是征服，就是对对方的凌辱或者报复。

对一个人、一件事做评价时，我们常常喜欢说：关键看动机。人类的司法实践--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把动机看得非常重。在中国文革中流行着"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说法。这种错误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现代更得到了发展。在我们这个技术化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盛行的时代，技术、手段被当作中性的东西，而逃脱了任何道德的检验，手段与目的越来越脱节。

所以，我们不仅要用道德的尺子去衡量那些动机，更要用道德的尺子去衡量那些手段，因为，手段才是真正导致后果的部分，而不是动机。如果我们用这个原则来检验战争，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战争是能够符合我们的道德共识的，就像没有一个强奸是可以被我们容忍的一样。 既然这种男性脚本是从古代武士社会流传下来的，也就难怪在以训练杀人为目的的地方：军队，我们能够最清楚地看到进入色情的男性暴力如何激发了战争和两性战争。在整个统治关系历史上，军队（不久前仍被视为贵族的惟一高贵的职业）训练男人，使他们不仅要杀那些“危险的”和“劣等的”部落的人，而且要杀自己的同胞，倘若当权者认为这些人威胁到他们的统治的话。因此，过去和现在都必须教这些男人不要屈服于那些“软弱”的情绪，譬如同情、怜悯和关心。除了使用对“真正的”男人最恶毒的污辱——倘若他们这么做了，

他们简直就像娘儿们——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教男人压制这些情绪呢？此外，除了系统地把残酷和暴力与性和女人连在一起，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训练男人，让他们真正喜欢那些可怕的事情呢？

当然，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并不是说这一切都是军事或政治战略家们坐在那里有意策划出来的。可事实就是，根据社会科学家威廉?阿肯（William Arken）和林恩?多布罗夫斯基（Lynne Dobrofsky）在研究美国军事训练时的观察，直到现在，“男性气质与暴力以及男性气质与性的关系，在正规和非正规的军事社会化模式中，仍占主导地位”。

他们发现，在步兵营的训练中，“军规用阴茎与力量的联系，对新兵进行羞辱和警示，新兵必须一手持枪，一手握裆”，大声说：

长官：
这是我的长枪
这是我的短枪
这杆用来作战
这杆用来寻欢！

空军飞行员把以女性名称命名的战斗机，譬如“贝蒂?布伯”上的控制杆叫做“快乐棍”（俗语中对阴茎的称呼），同样，步兵的专用语中也把性与暴力相联系。这两者的关系实在太紧密了，就连那些在人的胯部这样的高度爆炸的炸弹，也经常取女性的名字，譬如“弹跳的贝蒂”，利用了男性对阉割的普遍恐惧——也使男人对女人的暴力统治合理化了。

阿肯和多布罗夫斯基说，在基础训练中，男人系统地接受鼓励，将性征服视为男人气概——用他们的话说，视女人为“男性性服务的工具”。男人当然要用同一套词语来谈论性暴力和军事暴力——又刺激又好玩。打老婆和对妇女的其他形式的暴力，当然也就从古至今是军队家庭里的主要问题。

我并不是说军队里的所有男人都虐待妻子，也不是说所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男人都成功地成为两性战争、甚至一般的战争中积极的斗士。但是，军队的脚本将“真正的男性气质”与暴力和征服（包括性征服）联系起来，无疑是通过战争和两性战争维护统治关系的等级。有一些男人也确实将这种脚本内化了，他们学会了蔑视所有与他们被教导视为软弱或女性的东西，而且压抑自己身上的这一方面——也就是爱与同情，甚至对自己的同情——并且将性等同于野蛮的征服，甚至杀人。

倘若我们读读一些最新出版物的节选，这一点就变得非常明显了，作者都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个交战国：德国和美国。他们揭开旧伤疤，给我们看那种可怕的男性社会化，它将暴力和残酷系统地与性和女人联系起来。

这些材料让人不忍卒读，因为它们暴露了作者的兽性。这些人的确是恶魔，他们丧失了人性，无法将其他人看作有生命、有感觉能力的存在，无视他们的痛苦。那些德国人就是杀人魔鬼，克劳斯?斯韦莱特（Klaus Theweleit）在《男性幻想》一书里对他们的作品做了仔细分析。他们是纳粹志愿军的精英，1923年至1933年间成为希特勒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的核心——这支精良部队不仅在短命的威玛共和国时期在德国搞恐怖主义，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恐怖活动中，包括希特勒对上百万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或被视为异己的人的杀害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这些人写到女人的肉体（更确切些说，是女人的性部位，他们就是这样描述妇女的）时，毫不掩饰他们的厌恶和鄙视。斯韦莱特写道，对他们来说，女人的性感是“兽性的”、“危险的”，会“夺去他们的性能力”——对他们的男性气质是一种威胁，而且常常危害到他们的生命。在许多故事里，他们杀死女人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其实，有关志愿军的故事提到性交，大都也要提到死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女人的死亡）。即使在极少数例外中，譬如，贝弗科隆中尉与红色玛利的故事，闪现了一丝人与人的关系，最后的结局却仍是这样。“可怜的贝弗科隆若要施行他的仁慈计划，就必须谨慎从事。”可是，他的“仁慈计划”也不过是辜负爱人对他的信任，从而欺骗她说他会救她，好让她不用整夜担惊受怕而已——清晨，她信任地、双眼充满希望地看着他，他却命令手下朝她开枪。

从有关志愿军的这些文字里，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性关系在他们的头脑里与战争中的搏斗完全一样。在这些故事里，女人和男人的惟一关系，也的确是建立在男人的残酷和暴行之上的，建立在男人对女人的棒打、鞭笞、烧灼、践踏、枪击之上，以及撕裂女人的肢体，尤其是女人的性器官、臀部和胸部——或者，如斯韦莱特所说，建立在将女人的躯体弄成“一堆血肉模糊”的行为之上的。 正是这一过程——“心满意足地看着女人变成血肉模糊的一堆”——斯韦莱特说，“似乎带来了”这些男人寻求的“真正满足”。

“好像有两种男性冲动以同等的力量在撕扯着女人，”斯韦莱特写道。“一种力量想要推开她们，把她们推得远远的（防卫）；另一种力量想要穿透她们，把她们拉得近近的。这两种冲动似乎同时在杀戮中获得了满足，这时男人推开了女人（夺去她的生命），同时又接近了女人（用子弹、刺刀、棍棒等物穿透她）。”最后他总结道：

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她的美才能得到容忍并且似乎受到欣赏。她的性的“红玫瑰”只有在她死去、被支解、被打开的肉体的伤口上才能绽放。美妇人使这些男人激动的因素是内在的，在她的皮肤以下。这些杀戮看起来就像补救措施，它们改变女人的假像，使她们“真正的本质”暴露出来给人看。

那么，这种“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血肉模糊的一堆”。因为在这些统治关系的幻想里，在现实中也常常一样，妇女的肉体和妇女的性不是让人联想起生命和快乐，而是毁灭后的“血肉模糊”，是残酷和统治的“满足”，最终是肉体的腐朽，是死亡。

另一群很不一样的人也写了同样的主题：美国空军第77战术战士中队（Tactical Fighter Squadron）年轻的飞行员们，在半个世纪以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赌博者的歌曲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本书“集中了我们75年的传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歌，以及我们的游戏”。这本75年军事传统歌曲集中有一首叫做《我操了一个死妓女》。开头的一段是这样的：

我在路旁操了一个死妓女
我马上知道她是一个死妓女
她的肚子没有皮
她头发掉了成秃驴……

另一首歌被作者称作《这些蠢事，让我想起你》。歌词中有这样的话：

出租车上那一枪放得实在差，
屄上尽是大大小小梅毒留下的疤，
这些蠢事让我想起你。

在这些歌里，女人的肉体也是让男人既兴奋，又讨厌。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和在纳粹的幻想中一样，女人不过是一堆肉——比这更坏，是一堆让人厌恶的肉，腐烂变质，没有生命，像第一支歌里所唱的那样。总之，正如琼?史密斯（Joan Smith）在其杰作《厌女症》中所指出的，这些歌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作生命和快乐的象征。 而且，倘若看一下另一首歌《天上的操屄者》（讲述强奸一个“斜眼婊子”的故事），就会发现这些歌总是把性与暴力——具体说，与男人对“敌人”（女人）的暴力统治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只有死人的阴部是甜蜜的 写这一章时——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意识到，我这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也并没有看到针对妇女的暴力有多么顽固，性与统治和暴力的联系如何加剧却又掩盖了这种暴力。我甚至更明确地意识到，否认的心理机制在整个统治关系历史上，如何使我们接受了野蛮的现实，尤其是当我们认为这一切都不可避免时。因为否认不仅使我们对野蛮和暴力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将我们的感知和体验挤到大脑的潜意识中去；而且还使我们接受两种互相矛盾的现实——这两种现实都强化了统治关系的现状。

一方面，他们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性与暴力统治的联系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说这种联系不仅正常，而且不可避免——这就是人性，或确切些说，这就是男人天性中的一部分。

因此，只不过就在数年以前，英国著名作家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还说，“在性方面正常的人”都有可能做出情杀这样的事情，因为“性行为与谋杀有非常相似之处”，他认为“谋杀者和受害人的关系，与穿透女人的男人同女人的关系一样”。这也是罗伯特?斯托勒（Robert Stoller）的看法，他甚至在《性兴奋：色情生活的动力》一书中指出，“倘若不算对肉体性敏感部位的直接刺激产生的明显效果，那么激发并加强性激动的是敌意——公开的或隐藏的伤害另一个人的欲望”。换句话说，斯托勒认为“伤害和受苦”是性激动的中心，对“性工具”的糟践，将之作为恋物癖的对象（非人化和物化），甚至利用性进行“报复”，都是正常的。

斯托勒所说的性工具是女人，或在同性恋关系中扮演女性角色的男人。而他那充满敌意的性描述中的主角，则是男人，尽管他认为女人愿意接受性虐待，“因为这是她战胜男人的方式，她最终控制了男人，因为她才是一切的根源，他们只不过是对之做出了反应而已”。

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是，发出这种奇谈怪论的不仅有男人，也有女人。譬如弗洛伊德的学生海伦?多伊施（Deutsch）。弗洛伊德认为，“正常的个人也可能有性自虐的倾向”（在弗洛伊德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中，个人就是“男人”），因为“大多数男人的性都表现为攻击和服从倾向的混合”。多伊施补充道，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女性性虐待也是非常“正常的”。

倘若一个女人承认统治与被统治的性关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然要比那些怀疑这种关系的人能够得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更多关注。而且，总有一种新权威对我们说，暴力和残酷是“人的天性”，在性上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残暴和野蛮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史前社会里，并不像后来这么突出。我们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发现将野蛮和暴力引入色情的迹象。我们所看到的恰恰相反，那时色情是一种艺术，它所表现的是对妇女的性力量的崇拜和敬畏。

再说，倘若男性的暴力是一种遗传，我们就不应该看到这种暴力有如此多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不仅因时代而异，而且因社会而异。也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可以发现严格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性别定式与高度的社会暴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不仅如此，倘若男性暴力果真如我们常常听说的那样，不过是男性荷尔蒙的作用，那么，男人就应该都残酷而且喜欢暴力，至少大部分都这样，而女人永远或者很少会这样——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有些研究发现，荷尔蒙睾丸激素（男性体内比女性体内含量高得多）与暴力行为之间有一定联系，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但是，即使睾丸激素对男性暴力有一定影响，作为一个群体，男性更容易学会暴力行为，社会环境（包括男性是否受到系统的暴力行为的教育）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睾丸激素的水平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不定的，当进攻性行为得到社会的“回报”时，睾丸激素水平就会上升。

最近的研究表明，对肉体或情感的唤醒——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的定义，都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譬如，在一次健康试验中，对男性受试者说给他们注射了维他命，而实际注射的是肾上腺素，它会导致显著的荷尔蒙唤醒。然后，这些男人被分成几个小组，在不同的房间里等待“维他命”生效。房间里有试验工作人员，根据指令做出不同的举动。对一组受试人员，工作人员制造出试验者称为“气氛条件”的环境，向受试者提出一些冒犯性的或污辱性的问题，并做出冒犯的举动。对另一组受试者，工作人员则制造“欣快条件”环境，他们和气友好，行为轻松愉快，并邀请受试者共享乐趣。研究者发现，这两种大相径庭的社会环境对参加试验的人的反应有深刻的影响——一组受试者表现出气愤的情绪和敌意的行为，另一组受试者则表现出欢乐的情绪和轻快的行为。

显然，残酷和自虐行为并非完全是荷尔蒙唤醒的结果。我们不应该对社会环境——包括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会如何看待发生在他们肉体内的事情，以及如何对此做出反应——不予考虑。

但是，最明显的一点或许是，倘若男人果真由于荷尔蒙或遗传因素而天生地喜欢暴力，那么就不需要时时对男孩子和男人实施暴力教育了。换言之，倘若男人作为一个群体真的比女人更容易学会暴力 （面对人类行为如此巨大的差距，以及学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就更不应该通过所有可能的社会手段——包括性兴奋与暴力和残酷的系统联系，系统地强化这种倾向了。 面对这样的恐怖，人们会说这些幻想是心理变态，是大脑面对战争的恐怖进行自我保护的产物。但是，这些幻想并非野蛮的法西斯分子所独有，也不是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所独有。在黄色书籍、电影和录像带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幻想：妇女被捆绑，被加上索链，被刺伤，受到性折磨，等等。这些书籍、电影和录像带如今在全美国，在全世界，大批大批地卖给男孩和男人。倘若想看这些东西，甚至都不用到淫秽品商店或成人影院（这些地方和军队一样，只对男人开放）去，许多报摊上的黄色杂志里就有。

人们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淫秽品，是肮脏的大脑的产物。可是在事实上，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充斥着对妇女的色情残酷和野蛮，对此我们已经见惯不怪了。

我们可以在电影里看到它，在美国各地的剧院里看到它，并可从中看到世界，看到男人对女人的强奸、鞭笞、捆绑、折磨和杀害。这些东西被成批地推向市场，供人娱乐。这些电影不是在色情场所里，而是在大街上的剧院里放映的——阿尔弗莱德?希奇科克的褒贬不一的妇女谋杀片《精神病患者》（这是“砍杀者”影片的鼻祖）；萨姆?佩金帕（Sam Peckinpah）对妇女遭到的殴打、鞭笞和强奸不厌其烦的描述；票房价值极高的《链锯屠杀》和《亨利：一个系列杀手的肖像》（教你在性谋杀后如何逃脱，让人毛骨悚然）——没完没了地把男性暴力与性拉在一起。经典影片也不例外，譬如卢道夫?瓦伦提诺的《酋长》。那些具有“强壮男人”形象的电影明星，像汉弗莱?博加特、马龙?白兰度、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杰克?诺科尔逊和阿诺德?施瓦辛格（都是扮演又打又杀，或以其他方式强暴妇女的角色而成名的），都是比较婉转地但同样有效地进一步传达了这一信息，即：性和暴力同在。

将性与暴力和统治连在一起的音乐录像，更是电视台最普通的生财之道。儿童和成人每天坐在家里的电视屏幕前，就能看到成千上万的谋杀、殴打和其他野蛮行径。在这些行径中，男性气质就等于暴力和统治。还有其读者数以千计的小说，譬如布雷特?埃斯顿?埃利斯的《美国精神病患者》，书中的主人公寻找性刺激的方法，就是割去一个女人的手指，往她的阴道里灌酸液，割断她的喉咙，最后当着另一个女人的面，锯下她的脑袋，然后把他“硬得发紫的家伙放进那具尸体满是血污的嘴里”。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还只是孩子，听的录音带也毫不逊色——譬如，像“生龙活虎队”之类的歌手录制的录音带（他们在1989年录制的《他们想要肮脏的东西》中就涉及到性暴力，歌词里净是“捣烂你的屄”、“打断你的脊梁”和“我要看你放血”，却被认为“不下流”）；NWA（他们在一首名为《叩击声》的歌曲里，有节奏地讲述一个女人被绑在床上，被强奸，然后被人用一支44口径手枪杀死，这首歌的另一个名字叫《又少了一个婊子》）； 还有坎尼鲍尔?科普斯（他们有一首题为《从一个处女的阴道里掏出来的下水》，歌词中唱道，把一个小女孩开肠破肚，“绑在我的床垫上 / 用我的刀子取走她的童贞”，最后，她的“肉体向外淌着血 / 阴道分泌着粘液 / 血淋淋的阴唇被我吃下”）。

甚至在广告里，男性暴力和统治也经常作为性魅力加以宣扬，只不过有时婉转，有时直露而已。1989年的雷夫伦（Revlon）广告传达的是这样的信息，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抓着一个女人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把她拉向自己，两人脸上都僵滞地微笑着。影集和影集广告传达的是这样的信息，无数影集的封面把性自虐装扮得光彩耀人，还有影集的广告，譬如1976年好莱坞落日彩带广告牌上，画的就是一个女人被捆绑着，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双腿劈开，下面是一行字：“我被滚石乐队搞得浑身青紫，太棒了！”有时甚至时装广告也传达着这样的信息——譬如，在某一期《时尚》杂志中，对女人的性虐待被包装得无比优雅，作为性感甚至时髦的形象，在市场上出售。

对于这些，人们也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近些年来的变态，是“过度的性解放”的副作用。但是在事实上，这是古老的主题最新、最暴露的展现。倘若仔细想想，我们就会发现男人的性与暴力统治之间的等式，是许多最受尊敬的作家最喜爱的话题。

列夫?托尔斯泰被他的一些传记作者认为是最伟大的现代作家，甚至是现代圣人。他给我们留下了《克卢兹?索纳塔》（Kreutzer Sonata），这本略加掩饰的自传体作品象征性地通过一个男人为了摆脱他对女人和性的极度厌恶而杀妻的故事，讲述了他与妻子索菲（Sophie）之间的性虐待关系。传奇人物D?H?劳伦斯则企图让我们相信，他在《逃跑的女人》中虚构的女主人公在明白自己就要被半裸的野人杀死时，竟然产生了性欲。著名诗人罗宾逊?杰弗斯在《杂色牡马》（Roan Stallion）中幻想一个女人想要和一匹大马交配，全然不顾大马有可能会把她撕碎。还有亨利?米勒（他曾狂想地贬低妇女）和诺尔曼?梅勒（他在《美国梦》里的主人公从残忍的杀妻中找到了荣耀和自尊）这样的“重要的”当代作家，他们所传达的中心意思，也是能激发男人性欲（因此对女人一定也一样）的不是给予快乐，而是制造痛苦——具体地说，就是对妇女的践踏、折磨、污辱、统治甚至杀害。 梅勒的书中的某些段落与弗雷科普斯（Freikorps）成员以及死亡本质歌，譬如《掏出来的下水》的歌词惊人地相似，听上去令人作呕。

直到今天还有些人说，妇女的肉体遭强暴的这些形象，以及性、残酷和暴力的这种联系，已没有什么实效，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幻想而已，并不是现实。倘若真是这样的话，军队里为什么特意用性暴力来教人杀人？倘若性与暴力的联系果真对性和社会行为毫无影响，那些聪明的媒体人怎么会把他们要卖的所有东西——从汽车到可口可乐——都和性搭上钩，以便左右人们的购买行为？

倘若战争宣传能够有效地将“敌”国的人都非人化，使得一些人伤害、杀戮和践踏另一些人成为可能——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把妇女丑化为供男人使用和虐待的部位的形象，怎么就不会达到同样的效果？！那些把妇女非人化的故事和形象，怎么就不会像其他战争宣传一样，使人们对妇女的苦难视而不见？！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这种宣传太有效了，许多男人和女人至今没有看到这种其实很明显的联系。倘若这种宣传不是这么成功，那我们早就会看到在第一章里就提到的事实：“两性的战争”其实就是指针对女人的、其暴力程度不可想像的战争——一场伤亡远远高于公开的武装冲突的战争。

全世界针对妇女的暴力规模大得惊人，几乎无法想像。直到最近这种暴力才有官方记录，也才得到更广泛的了解和报道，这一事实同样令人瞩目。

据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记录，1989年——仅仅一年——在美国遭到强奸的妇女，其人数比整个二战期间受伤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要多。1990年，美国的外科综述报告说，美国妇女致伤的惟一主要原因是家庭暴力——比车祸高出许多。最后，我们再从性别角度看看暴力犯罪。联邦调查局宣布，3/4（75%）的美国妇女一生中有可能要遭受到至少一次暴力犯罪。

在地球的其他地方，针对妇女的暴力或许更多。在许多地方，男人打老婆依然得到社会的接受。在一些国家，甚至蓄意杀害有性独立嫌疑的女孩和女人并不算犯罪，而是男人的“脸面”问题。根据1991年联合国的报告，由于人为的营养不良、焚烧新娘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印度有25％的女孩活不到15岁。新闻界近年对我们已经看到的古老的性别暴力——人为地杀死女婴——也开始有所报道。但是，这种暴力成为“重要的”封面新闻，却是因为它发生在中国，而美国政府恰好发起一轮反共和反控制人口的征伐——并不是因为受害者是女婴。

可悲的事实是，倘若针对女孩和女人的暴力真的被认为有新闻价值，那每天的头条都会是这个——而且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会是这样。因此，新闻界人士、社会科学家以及全世界的男女终于开始认识到两性战争的本质和恐怖——以及这种战争暴力如何帮助维持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统治，这确实是现代意识革命的一大进步。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篇篇揭露世界各地法庭和其他权力机关对施行这种暴力的罪犯不予惩罚的文章，我们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地方以传统的名义公开宣扬这种暴力的了解，至今主要还是来自女权主义报刊。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西方的传统中，法律和法庭也不能保护妇女免受这种暴力危害。这能解释为什么直到最近妇女普遍地不对这种暴力提出举报的原因。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这种变化正在逐渐发生我们却仍能看到暴力犯罪的数字大幅度上升的缘由。因为，我在第一章已经说过，倘若一个人打了一个陌生人，他就会被关进监狱——但是，倘若他打了一个和他有性关系的女人，那么警察通常不予理睬，说这是“家庭争吵”，最多也就是把那个男人带出门，拐个弯，让他“冷静冷静”。

因此，也就难怪至今还有一幕又一幕的悲剧，美国妇女向警察报告说有男人威胁要打她们或杀她们，得到的回答却是她们无法得到保护，直到那个男人真的“做了什么”——到那时，当然就为时晚矣。法律和法庭至今仍在保护男人不受警察和法律的制裁——却不能保护妇女免遭男人的暴力——警察为避免暴力实行的保护，也有一个双重标准，这实在令人震惊。

一个非常可怕的例子，是几年前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事情。一个男人在残暴地强奸了受害者后，割断了她的手臂，把她撂在荒野的路上等死（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那个犯罪的男人因为“表现良好”被释放，却受到邻居们（他们当然不愿看到这个恶魔在自己家周围）的威胁，于是他反倒得到警察每天24小时的保护——花的全是纳税人的钱。 进入色情的暴力并非男人有史以来并且仍在受到的惟一将享乐与暴力相联系的教育。享乐性活动，如游戏和玩具，与暴力的系统联系，从童年时期早就开始了。父母在那时就给男孩子玩玩具剑、玩具枪，现在又有了导弹发射器和以杀人获胜为目标的电子游戏。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通过歌颂战士或英雄的征服者的书籍、歌曲、电影、漫画和电视节目，进行这种教育。妇女在这种教育中积极合作——男孩子哭了，母亲会说他“娘娘腔”（也就是文弱的女孩），而女孩子则看不起敏感温顺的男孩，称他们为“熊包”或“软蛋”，她们个个都说喜欢粗壮的“强汉”——有时甚至是那些以抽打女人作为表达“爱”的方式的男人。

因此，进入色情的暴力只是男性社会化的一部分，这种社会化在不同程度上是以心理学家西尔万?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所谓强壮男人为脚本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超级阳刚社会化。汤姆金斯以其“脚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格是在内在脚本和文化脚本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闻名于心理学界。他指出，这种脚本被传授给男人，使他们为文化规定的角色做好准备。在他的分析中，他首先提出了我们以前考察过的一些东西：生活在资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中的北方游牧民族，似乎最早发明了汤姆金斯所说的由战士和“视勇猛与死亡高于生命与团结的男性凶神”统治的社会。他指出，这些社会所形成的男性脚本延续到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它们代代相传，“自己证实自己，自己满足自己”。

1988年，汤姆金斯与心理学家唐纳德?莫舍（Donald Mosher）合写了一篇题为《描述强壮男人》的文章，发表在《性研究学报》上。这篇文章分析了强壮男人脚本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重男轻女，重男性感情，轻女性感情。莫舍和汤姆金斯指出，这些脚本使男性认为只有一部分感情称得上“阳刚”，这就是厌恶、气愤和轻蔑——也就是说，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人的感情。它们还使男人看不起“低等的女性”感情，譬如烦恼、怜悯和同情——正如固定的女性社会化使女人觉得那些“男性”感情——她们也被教导说，这些感情更高级（和男人一样）——高不可及。

把我们这一物种如此这般地一分为二，弄出一个“高等”的男性自己人群体，和一个“低等”的女性外人群体，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随后，又把人类的感情分为“男性的”和“女性的”，也很不简单。因此一切必须从儿童抓起，贯穿整个人生。正如汤姆金斯和莫舍所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使男孩女孩适应统治与被统治等级最成功的家庭里，对男孩和女孩进行的男性统治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化最明显：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在孩子伤心哭泣时不是安慰他们（培养同情），而是不理不睬，甚至因为哭泣而惩罚孩子（培养冷漠或缺少同情心）。

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最清楚地看到男孩子如何接受系统的教育，认为男人倘若表达“软弱”的情感（甚至有这种情感），就是奇耻大辱，这样的情感只能是“低等的”女孩或女人（或者同样低等的“娘娘腔”或“女里女气的”男人）的。因为强壮男人脚本里清楚地规定，男孩子们受到惩罚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感情，还因为这样做使他们变得“女里女气”，没有“男人气概”。

此外，男孩子们很快就发现，表现出“男性”感情是会得到奖赏的——女孩子和女人不能愤怒，但对男孩子来说，愤怒——用莫舍和汤姆金斯的话说——“是保证他们达到预定目标的工具”（也就是说，是有回报的）——从此不难看到，再次借用汤姆金斯和莫舍的说法，在男孩子身上，痛苦伤心造成的排遣不掉的强烈神经刺激，就转化为愤怒这种“男子汉”情绪。于是，男孩子经过一段时间就自觉不自觉地懂得，男人的文化脚本是：“‘别哭，坚强些，哭鼻子的人没出息’，以及‘别哭，发狂吧，让他们去哭吧’。”

为了进一步保证男孩子能够成为真正的“男人”，还教会他们鄙视恐惧和羞辱这些“女人的”情绪——他们永远不能承认他们害怕，永远不能认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莫舍和汤姆金斯强调，人们教男孩子厌恶，倘若他们有了“女人的”情绪，就要厌恶自己。最重要的是，人们教男孩子怀疑“放松的享乐”，莫舍和汤姆金斯说，这也是与女人及“女里女气的男人”连在一起的，因为“真正的男人”必须控制自己身上被人看不起的“女性的”一面，并且要竭尽全力地去控制他人。

于是，成功地社会化了的强壮男人最后剩下的惟一“享乐”，就是击败对手——不管这个对手是另一个男人还是女人。莫舍和汤姆金斯指出，在强壮男人“资源匮乏、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对他来说惟一的“强烈刺激”就是“胜利的欢乐或失败的痛苦”。他与女人建立“享乐的”关系时，寻求的也正是这种“强烈刺激”。

因此，男孩子在成年仪式上必须首先表明他不怕别的男人，而且能够在性上主宰女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强壮男人脚本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性不是双方的快乐，更不是关心，而是暴力统治。所以兄弟会（以及匪帮）常常要求男孩子在进入成年的仪式上不仅展示其凶猛和承受痛苦的耐力，而且要当着同伴的面展示他们对女人的性“力量”——直到最近才被定为暴力犯罪，而不仅是“男孩子的恶作剧”的兄弟会群奸，就是这样的例子。

男人（和男孩）正是在这些男性团体——从军队和都市匪帮到运动队和兄弟会——中接受教育，学会了向外人（女人，或者“低等的”和（或）“危险的”男人）施展他们的力量。我们会看到，也正是在这些男性团体中，“得分”（也就是在性上征服女人）成为证明男人的男性气质所不可少的因素。

因此，我们再借用莫舍和汤姆金斯的话，对女人的“四F理论”——“找、骗、操、甩”——不仅“囊括了强壮男人的性哲学”，而且，参与群奸和其他性征服、性骚扰或在男性朋友面前调戏妇女，或当着他们的面讲述这些事情，“使男性团体紧密团结，形成一种超级的阳刚的同志关系”——最终导致“社会的强弱分层掺入了性的差别，强就是男性气质，弱就是女性气质”。因为尽管强壮男人或男孩必须服从上级，因此在群体内可能接受服从的角色，但是对于“低等的”群体中的男人或女人，他们是决不会这样做的。 我们已经知道，在西方史前史中，对性的看法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性曾经是与神圣、宗教仪式、女神相关的行为，后来变成了男尊女卑的表现。接着，宗教当局说，肉体就像女人一样，属于低级层次。于是，控制女人（中世纪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认为女人是最低贱的，他们甚至说女人或许根本就没有灵魂）以及所有与肉体有关的东西，使之服从，就成了男人的职责。这一切使男人开始了与自己的肉体的战争。这一切也使男人开始了与女人的战争——于是就有了“两性战争”这么一种说法。

但是，即使在最严格的统治关系社会里，也并非个个男人都积极地在这场战争中充当斗士。有时，男人反而加入女人的阵营，反对战争，也反对两性的战争。譬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越战情绪高涨，妇女解放运动萌生，人们就打出了这样一条标语：要做爱不要作战。但是，标语毕竟是标语，它不够深刻——它没有指出，在统治关系的头脑里，做爱就是作战。

这一点非常生动地表现在我们的语言里，我们学会的表达仇恨或轻蔑的词语，有许多都带有性的意义：譬如母狗、杂种和操（“XXXX”或“XXXX妈”）。男人们称之为“打架用语”，真是准确得很，因为接着就常常是要使人致伤或致死的行为。同样，对女人有一个非常粗鲁的污辱性词汇，“屄”（对女性生殖器的俗称），用来表达对女人的仇恨和轻蔑，通常也伴随着肉体暴力行为。

性与暴力的联系在军队用语中格外明显：这是用来描述以致伤或致死为目的行为的语言。其实这种语言与性语言几乎就是一码事。士兵的目标就是征服敌人的领土，同样，男人的目标，就是在性上“征服”女人。在性上“战果辉煌”的男人被称为女士杀手。在军队里，男人的性器官被戏称为枪。（我曾经亲耳听见军人的妻子教她们的儿子把阴茎叫做枪，说是一种“礼貌”用语。）格斗分析家将新式武器称为“穿透助力器”——而性交就一直被说成是男人“穿透”女人（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提到男性的器官这时其实也被女性的生殖器所吞噬）。将军们和政治家们提到核武器时，总爱说它们“为你的威慑”提供了更大的“砰”（bang，意为“攻击力”或“打炮儿”），（男人们常用banging即“打炮儿”一词指性交）。

但是，两性战争与军事战争不同，后者即使在统治关系社会里也只是时有发生，而前者与日常生活和思想完全融为一体。军事战争是公开宣战，公开对抗，而两性战争中的暴力，以前则一直为人忽视，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样。甚至最野蛮和最赤裸裸的性暴力形象，至今仍在流行，人们认为它们不过是肮脏或淫乱的东西——是人类的性的一个方面，它让有些人觉得带劲，而另一些人则觉得淫秽或肮脏。

但是，将野蛮和暴力带入色情，不仅能够维护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统治——这是两性战争的目标，在一些名著里，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已有很好的表述；也不仅是男人好战——这也是公然以征服和统治他人为目的的。它还是维持某种生活方式和死亡方式的有效手段。男人和女人在其中学会了接受暴力和强制性的接触，认为这不仅很正常，而且好玩得很。

我又要强调了，并不是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被成功地社会化为这个样子。其实，许多男人，以及许多女人，对暴力和残酷是非常害怕的。可是，系统地将统治和暴力带入色情，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儿童心理，就能解释全世界的男人——已经习惯于将各种自觉和不自觉的野蛮及暴力与性兴奋联系起来——为何殴打、折磨甚至残杀其他同类（不管是政治犯、宗教异端分子，还是妇女），而且好像从中还可以得到无穷的乐趣。


【转自历史大论坛，作者不详，特此致谢！】

作者: retro     时间: 2008-5-7 20:31
我个人观点，作为一个网络文学论坛，引用政论长文，应该作适度量裁，如果不是高论的话。若再能加入贴文者的解述，以作引读，则是引文的坛主，或版主，或楼主的应该做的事情。

此文新意不足，但罗列的事实却是令人常常需要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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