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转载] 乱世才女苏青：花落人亡有人知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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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eili     时间: 2007-12-25 18:20     标题: [转载] 乱世才女苏青：花落人亡有人知

　文/ 张昌华

　　苏张双璧

　　云幕低垂，冷雨敲窗。殡仪馆内，一片森然。

　　她静静地躺在灵堂里。没开追悼会，没放哀乐，没有花圈和挽联，没有上峰和友朋，当然也没有悼词。膝下众多儿孙中，只来了五位。他们缓缓地从她身边走过，瞻仰她的遗容。几分钟后，她便被推入火海，化作了一缕轻烟……

　　她叫苏青。曾与宋美龄、张幼仪、胡蝶、阮玲玉、王映霞等同被称为“十个女人的上海滩”之一的苏青。

　　20世纪40年代，人们称苏青、张爱玲为上海滩女作家中的“双璧”。她俩毕竟是有瑕疵的玉，沧桑几度，尘封入土。直至“三十年河西”，“考古队员”柯灵的一篇《遥寄张爱玲》，使张爱玲复活。俄顷，张爱玲的大小杂著像零珠碎玉，夺目于书肆坊间。犹如一枚纪念章的背面，好似一部书的封底的苏青，也随之跃入人们的视野。

　　张、苏，这两株“孤岛时期荒芜文坛上并列的奇葩，”缘观点、旨趣趋同成为至交。若就当年影响说，苏青不在张爱玲之下，故时称“苏张”。苏青的《结婚十年》、《浣锦集》较张爱玲的《传奇》、《流言》还要畅销。仅《结婚十年》截至1948年，重版就达36次之多！《杂志》(1945年第14期16卷)推出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编者谓她们是“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把她们的盛名推到了极致。

　　这对文坛姐妹，相互欣赏，相互支持，没有同行相嫉，同性相妒的恶习。无论私下或台上不时互为捧场。苏青当着媒体的面声言：“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看下去不可。……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是一个‘仙才’了，我最敬佩她，并不是瞎捧。”张爱玲评说苏青也不讳言：“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你唱我和，愉己悦人。

　　她们的交情始于《天地》。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由女性创办的媒体。

　　1943年苏青创办《天地》时，张爱玲已在文坛崭露头角。苏青亲函张爱玲“叨于同性，希望赐稿”。张爱玲欣然应允，将《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私语》、《我看苏青》和《封锁》等佳作发在《天地》上，一段时间，《天地》期期都有张的文章。张爱玲为《天地》增光添彩，苏青自然投桃报李，在编者按上对张其人其文大加褒扬，还登张的玉照。胡兰成正是先读张的小说《封锁》后睹其玉照而一见钟情的，由苏青搭桥而使他们出演了传奇的“乱世之恋”。

　　张爱玲也坦言她与苏青的异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个性的关系。”不同在张爱玲习“雅”，孤芳自赏，处世不免做作、拘泥，有时不近人情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苏青，从平民生活泥塘中滚爬出来的小女子，从“俗”，热情率真、大气自然。阅历上较张爱玲博杂，充任家庭妇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出版人多种角色。

　　私人化写作的苏青，笔下流淌的都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和己身诉求。她写婚恋家庭时，喜用性心理剖析，妙论女人有时大胆到一丝不挂：“婚姻虽然没有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经女人以相当方便。一对男女再没有情义些，同睡在一张床上，总不能相安事实吧！”“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情应该先是挑逗的，然后当慢慢地满足她、安慰她。”苏青语惊天下，断言“虚伪是女人的本色”，“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四五十年光阴守着一个丈夫或妻子，试想这是什么味儿？”她在《结婚十年》中竟大胆地自露：“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因此，她被人谑称“文妓”。而苏青的这种“粗俗”，张爱玲也能“雅纳”：“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也是结实的真实。”苏青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逆风反俗。她肖虎，颇有虎气。某年沪上发生一命案，罪犯詹周氏杀夫碎尸。因其夫詹某是个吃喝嫖赌的无赖，败光家产，还虐待妻子。周氏绝望，杀之，被判死刑。社会舆论沸扬，苏青拔剑为周氏鸣不平，写了篇《为杀夫者辩》，此举招来非议和人身攻击。苏青不屈从舆论重压，又写《我与詹周氏》抗争。苏青为人爽直、幽默，口无遮拦。《秋海棠》作者秦瘦鸥体胖，她见之就说，你不是叫瘦鸥吗，还那么胖？她送他个诨号“肥鸭”。同为女作家的潘柳黛，苏青有点看不惯其作派，此姝腰身又粗，苏青当友人面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成败在己

　　苏青(1914—1982)，生于浙江鄞县。名和仪，典出“鸾凤和鸣，有凤来仪。”抗战胜利后笔名改用冯允庄。其父冯松雨，庚款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学成回国，在上海某银行任经理。生活失检，英年早逝。苏青高中在浙江省立四中读的。她爱好文艺，常在校刊上发表习作，又会吹箫，被同学称为“天才的文艺女神”。她爱国也不落人后，“九•一八”事变，她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发传单。淞沪战后，国事蜩螗，便埋首读书，泊于国事。

　　苏青在中山公学(初中)时，同窗李钦后长相英俊，外语好，家境富裕。一次他们同台演出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滋生了爱情。李家来说亲，时值苏青的父亲已过世，家境拮据，便同意订婚。1933年苏青蟾宫折桂，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温州地区所辖六县唯一的一个。李钦后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他大概担心这位“宁波皇后”在中大读书会有情变，提出结婚。苏青不愿，但在母亲的苦劝之下，于1934年成亲。(这段历史诸多版本，说法不一，笔者择善而从)

　　婚礼是隆重的，中西合璧。苏青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中，有精彩的描述。但花好月不圆，蜜月不蜜。苏青是带着李家的“喜”被迎娶的，但她发现丈夫并不怎么体贴她，倒对表嫂瑞仙含情脉脉。苏青怏怏不乐，婚后，便返中大上学。可“喜”在一天天变大，“丑”便欲盖弥彰。校纪难容，苏青不得已退学，在家待产。李家一心以为苏青能生一脉延续家族香火，孰料产下的是个女儿！李家上下脸色哗变。一想到丈夫的不忠，公婆的不屑，小姑的龌龊，苏青算是初尝到人情冷暖。她曾到一小学任教，与她搭档的是年轻帅气的男性，便有人饶舌。人言可畏。她干了三个月便辞职，回家做少奶奶了。

　　1935年秋，苏青、李钦后筑巢上海。她从幽居深闺中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李钦后还在读书，苏青一人在家，实在无聊透顶。无聊到用模拟独幕剧剧中的人物自己和自己对话，打发寂寞。那时钱是他们最大的难题。丈夫认为既已结婚，就无脸向家中伸手。总是寅吃卯粮，往往为钱斗嘴。一次苏青向丈夫要钱买米，李钦后竟然掴了苏青一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她五内俱焚。就为这一耳光，为争取在家庭中地位，她要找工作，挣钱。每天《新闻报》一到，苏青专看招聘广告，然后写信自我推荐。一份份求职信，像一只只放飞的野鸽子，杳无音讯。日坐愁城。她想学外语会话，好谋职，钱哪来？想想每天为小菜钱向丈夫要还要费口水，再向丈夫要学费她更觉自讨无趣了。罢。

　　那时，上海滩杂志出版业繁荣：《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等等。尤以《论语》影响最大。苏青忽然想到，何不向杂志投稿，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加之，苏青刚生了个女儿，正受丈夫、公婆的白眼，怨郁在胸，需要宣泄。于是她以自己的切身感悟，写了篇短文《产女》，寄给《论语》。编辑陶亢德慧眼识金，欣赏这篇自发来稿有股英锐气，且切中时弊。该文开首写道：

　　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反之……

　　陶亢德将篇名易为《生男与育女》，刊在1935年6月16日的《论语》上。首发即中，苏青十分兴奋，还得了五元钱稿费。她自信大增，“女人也能用自己的智慧赚钱”，而且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接着，她又在《论语》上发表了《我的女友们》，剖析自己婚前婚后的心态变化，感叹：“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她的观点，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苏青从《论语》起步，迈上了文坛。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苏青在《生男与育女》中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真是报应，苏青后来一拖拉子连生了四个女儿(一夭)，到老五，才是儿子。

　　一连四女，丈夫怒目相向，公婆横眉冷对，苏青唯有忍气吞声。产女的大潮，冲击着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堤坝。1938年李钦后的弟弟李钦若因事到上海，暂住哥哥家。李钦后整日在外花天酒地，跳舞找女人，苏青寂寞时找李钦若说话，久而久之，叔嫂两人关系有点暧昧起来。偏逢李钦后不择手段把邻居、作家徐的太太赵琏花到手，证据确凿。苏青忍无可忍，提出离婚，维持十年的婚姻，一朝便烟消云散了。事实证明，李钦后不是良民。解放后，他在法院工作，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伤感，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坚持不再婚，克尽为人母的责任。

　　在婚姻上，苏青是个失败者；然而，在事业上她是一个胜利者，她以十年痛苦婚姻磨难为代价，写出了《结婚十年》，一举成名。

　　毁誉由人

　　苏青虽说与张爱玲齐名，但她的《结婚十年》和《浣锦集》究竟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唤醒了往古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亲的回忆。”(张爱玲)“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不受传统的束缚，没有一点做作。”(胡兰成)“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王安忆)时下，尚未见权威人士的评论。新近有研究者认为，苏青在那个时代是一位“堪称‘前卫’的女性意识”的作家。(毛海莹)“是一个对事业、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的女性”。(王一心)

　　苏青做人的瑕疵，我们当然是不能漠视的。

　　陶亢德是她在文学道路上的恩人。苏青与大汉奸周佛海和陈公博的相识也是陶亢德介绍的。说苏青走红是《古今》捧的，不无道理。她在《古今》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论离婚》，堪称绝妙，受到时为上海市长的陈公博的欣赏。该刊创办者朱朴，是汪伪交通部次长。朱朴点拨苏青，希望她写文章奉承一下陈公博。苏青可能考虑自己一孤身女子在外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护吧，在《〈古今〉的印象》一文中，果真吹捧陈公博一番。忠奸不辨，这实在令人心痛。(也许她已有所察觉，在后来出版的四部散文集中，均未收此文)投桃报李，陈公博给苏青介绍工作：一是做他的私人秘书，或者任市政府专员。大概苏青敏感怕陈公博有所图，选做专员，混入官场。尽管她只干了三个月，但代价是惨重的，她由此沾上了“汉奸嫌疑”，这页历史是抹不去的。此时有人以匿名方式寄给她一张十万元支票，苏青曾犹豫，猜想是陈送的，但信封上无写信人的地址。恰那时苏青要养全家老小五口，日子实在不好过，她就饥不择食，收了。生活有所改善后羽毛渐丰的苏青，不甘寂寞，想出人头地地干一番事业。她审时度势，决定办刊物。刊名定为《天地》，取谈天说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意思。这油然令人联想到是延续《古今》的余绪。一指时间，一指空间，故有人认为这是“天造地设，妙古绝今，可谓巧合之至。”

　　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陈公博的资助下，苏青的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挂牌开业。

　　苏青真有本事，把政界、文坛的名流拉来写稿，作者队伍阵容显赫：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

　　苏青不仅有温州人的能干，又有上海人的精明。她单枪匹马经营的《天地》，创刊号竟一炮走红，脱销后立即加印。她经营有道，马上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新年出“特大号”加质不加价。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还别出心裁举办“命题征文”。总之，花样不断翻新。为争得发行折扣，她不怕丢人现眼，不怕吃苦，亲自扛着《结婚十年》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讲斤头”。聋哑作家周楞伽撰文揶揄她：“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写打油诗调侃她：“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因而得了个“犹太作家”诨号。苏青寸土不让，写文反驳，斥责他多管闲事，并反唇相讥：“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以周耳聋为题讽刺挖苦，笔墨官司俗到与骂街无二了。苏青说：“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张爱玲说苏青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

　　受人惠，必还人情。在《天地》创刊号和第四期上发表的署名为“周杨淑慧”的《我与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两篇文章，实质上是由苏青代笔的。

　　这时的苏青，已成了社会活动家，出席了一些有亲日行为的不光彩的会议，还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的秘书”。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张爱玲沉默。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诬：“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她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当时的真实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谢蔚明)对“文妓”、“性贩子”和“汉奸文学”的指控，时下也有不同的声音：季广茂在《义旗下的哭泣》中谈到苏青在40年代那段辩白时指出，“(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40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

　　又据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当时的中国政府未正式调查她(苏青)、检举她、将其视为汉奸逮捕归案，以致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世界日报》1987年2月)

　　无论客观如何，苏青当年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的瓜葛，是苏青人生册页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笔。她只能毁誉由人。千秋功过，留待历史评说。

　　生死顺天

　　天变道亦变。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提倡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这样以写青衫红粉、家长里短为主题的作家是无法上阵的。当年的老朋友张爱玲、徐都远去海外，苏青显得格外的寂寞、苦闷。更为难堪的是生活无着。一辈子为钱发愁。1949年底，苏青由九三学社吴藻溪介绍，加入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但一时也没找到工作养家糊口。正一筹莫展时，朋友告诉她，香港的《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苏青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寄去，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费，反受有关部门一顿批评。

　　时值1951年，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没有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毕业后，她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后来，她改编郭沫若的《屈原》，为此专程进京向楚辞专家文怀沙请益。1954年5月，由苏青编剧的《屈原》首演，反映颇好。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一剧之本的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青有“历史问题”。苏青感到不解、不平。她只能忍气吞声。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倒霉的是，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完全是一封纯学术探讨的信。不料，1955年胡风事件，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被判刑，有关部门在抄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也就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潘汉年、杨帆案所牵。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 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一时无事可做，看剧场大门。自己创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头换面窃去。1959年芳华剧团去福建，苏青不愿去，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配角唱戏，还要负责字幕很是辛苦。她也配合政治写过《雷锋》、《王杰》，但无影响。

　　1966年“文革”，苏青家被抄，人被斗。令她愤怒的是工作也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更困难。1975年，苏青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退休证上写明：原工资61.7元，按7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苏青的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市区瑞金路，和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迫于无奈，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基本断绝与外界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1982年12月7日，多灾多难的苏青，顺天命而去。终年69岁。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内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迟来的公正，苏青死了已两年了。

　　苏青病危时，很想看看她的《结婚十年》，家中没有。后来成为其女婿的谢蔚明，辗转托人找到一本。因那时此书还未开禁，书主人提出速阅速还。谢蔚明为安慰病中的苏青，出高价复印一册送她。苏青做梦也没想到，她死后不几年，社会日渐祥和、开放。苏青复苏了。她的《结婚十年》、《浣锦集》等陆续再版，研究关注她的人也越来越多：《苏青传》(王一心)、《乱世佳人苏青》(李伟)以及《寻访苏青》(毛海莹)也相继问世。人们没有忘记当年上海滩的苏青！

　　花落人亡有人知！

□ 《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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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huxiaodi     时间: 2007-12-25 18:36
Glad to know this piece of history. That 《屈原》was really good. It became a legend now, because no vedio or audio record exists now. Too bad. It was a great piece of art, many contributions and contributors, including Suqing, as now we know. But the reason that she didn't get award is not just because of her "historical problem". Playwriting in 越剧 was not commonly recognized as being that important, especially when it was not something original but adaptation. Both Mr. Zhou Xingfang and Mr. Zhao Dan already played in Beijing opera and drama that character, and they publicly admitted that Ms. Ying played better. People focus on Actor/actress and rarely thought about playwriter. So, it is a cultural rather than political reason. But Ms. Su certainly made her contribution. Very glad to know her part in it too.

>>时值1951年，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没有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毕业后，她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后来，她改编郭沫若的《屈原》，为此专程进京向楚辞专家文怀沙请益。1954年5月，由苏青编剧的《屈原》首演，反映颇好。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一剧之本的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青有“历史问题”。苏青感到不解、不平。她只能忍气吞声。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倒霉的是，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完全是一封纯学术探讨的信。不料，1955年胡风事件，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被判刑，有关部门在抄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也就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潘汉年、杨帆案所牵。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 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一时无事可做，看剧场大门。自己创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头换面窃去。1959年芳华剧团去福建，苏青不愿去，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配角唱戏，还要负责字幕很是辛苦。她也配合政治写过《雷锋》、《王杰》，但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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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eili     时间: 2007-12-25 18:56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苏青在《生男与育女》中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真是报应，苏青后来一拖拉子连生了四个女儿(一夭)，到老五，才是儿子。”

悲剧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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