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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 走运的钱穆背运的陈寅恪 [打印本页]

作者: sanyang 时间: 2007-7-26 16:21 标题: [转载] 走运的钱穆背运的陈寅恪

走运的钱穆背运的陈寅恪 — 苗振亚

读名人传记，常感到造化弄人。有的人，命运真是出奇的好，一辈子就像一件件好事都在前面等着他；有的人，命运好像专门跟他过不去，意想不到的倒霉事都让他碰上。每想到陈寅恪与钱穆两位先生，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

作为同是大师级历史学家，年龄仅相差五岁，且社会提供的历史机遇也大致相同，其命运的好坏却判若云泥，真是不能不叫人感慨唏嘘。

在中国，就家学渊源、学问渊博与通晓语言文字种类之多，综合而论，能赶上陈寅恪的怕是还未有，谁会怀疑他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上，不会有惊人的大成就呢？事实却不然，他的学术之路真是坎坷晦暗。似乎命运女神总是躲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不断给他挖坑设绊子，令他跋前踬后，学途蹭蹬。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法有些与众不同，怕也是图省事。那就是在博览群籍的时候，顺手把有关资料，以及自已的考证、注释、心得，写在主要书籍的书眉上。久而久之，这些书籍就成了他的笔记与资料库，待时机成熟，稍加整理，一本本学术专著就面世了。陈寅恪从1927年到清华任教，到七七事变的十年间，除发表50多篇学术论文与序跋外，其未来的学术著作，基本上都在这些写满眉批的书籍上了。因而，书籍就是他的学问之所在，丢失了书籍也就等于丢失了自已的学术专著。然而，丢失书籍的意外却一次接一次地发生了。

1937年7月，日军进占北平，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办长沙临时大学，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于11月初才举家仓皇离京。离京前，他将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长沙。待他半个月后到了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临时大学再迁云南，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离开后，书籍邮到，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1940年暑期，陈寅恪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达崩溃。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是叫人哭笑不得。1955年，越南华侨彭禹铭写信告诉他，说在海防旧书肆买到他当年被盗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备寄还给他。陈寅恪自然十分兴奋，盼望着书籍寄到就可据此著作。接着的消息叫他有些失望，当时的越南政府不准书籍出口，邮寄暂时已不可能了。接着又有消息来，彭家遭遇兵火，此书同遭劫灰，这就令他彻底绝望了。唯一失而复得的书箱原物，只有一部《论衡》。但陈先生说，此书只是为把书箱填满，随手放置其中，“实非欲带之书也”。看一看陈先生是不是倒霉透了？

也就因为这两次书籍丢失，资料散佚，学术研究也只得舍难就易，退而求其次，素怀抱负的“塞外之史、殊族之文”是不能再论述了，也只能“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成“稿”，不敢曰“书”。

再说陈先生的身体。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失去了眼情，也就等于失去了读写能力，要想做什么缜密艰深的大学问是不可能了。可正值人生壮年,陈先生就有一只眼睛出了问题，到了1944年岁暮，另一只眼睛也不行了，虽经及时手术而丝毫没有效果。几个月后抗战胜利，英国皇家学会约请他赴英治疗眼疾，牛津大学议续前聘，他强扶衰病前往伦敦，以希重见光明。可惜，眼睛已为庸医手术所误，视网膜已皱在一起，复明全无希望。既为瞽者，也就无法再应牛津教席，回国再入清华。

陈先生的最后二十年，寄命岭南，不甘自废，凭着原先的饱学博闻，在助手的帮助下继续读书著述，其艰难可想而知。但唯一的一部最能展示其考证长才的《论再生缘》，只能自已掏钱印了个油印本在朋友间流通，最早为香港及海外学人所看重；于1956年就编好的史学论文集，本拟由中华书局出版，竟因个别提法不合口径而被搁置；花十几年苦功完成的近百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也照样是“盖棺有日，出版无期”。难怪他晚年深自感喟：“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陈先生去世后，倒霉的事依然没有了结。别人在“文革”中抄没的书稿，大多在“文革”后归还。可他的口述自传未定稿《寒柳堂记梦》与三册诗稿，至今也没有下落，而这对研究陈寅恪其人其文，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说起钱穆的命运，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貌了，犹如上帝时时都在眷顾他，成全他。钱先生从1923年任教无锡三师开始，几乎就是讲一门课就有一部著述出版。与陈寅恪相同，他也随清华南迁，颠簸辗转，经香港等地到昆明，到成都，但所携书稿资料丝毫未损。在西南联大，唯有他与众不同，特立独行，除每星期去昆明授课两天以外，其余时间则卜居宜良山中，潜心撰写他的传世之作《国史大纲》，所据稿本，即南下所带出的五六本资料。书稿完成，虽是国难当头，却得以顺利出版。一年之内既在上海出了商务版，又在重庆出了国难版。然后，他以探母之由回苏州故乡，化名梁隐，藏身废园，于动荡离乱之中继续读书著述，并补习英文，先后完成了《史记地名考》、《先秦诸子系年》等重要著作。及抗战胜利，大学回迁，他不返平津，亦不滞京沪，择太湖之滨僻静之地，一面任教于新创的江南大学，一面仍潜心读书著述，以观国事之变。

1949年后，他离开大陆去香港，开办新亚书院，又是一路顺风。在为香港留下一所名校的同时，个人的学术著作之多也令人惊羡。与陈寅恪一样，他也遭遇双目失明之厄，但那已是他八十四岁以后，生平几十部重要著作多已完成，并在港台两地一版再版；而世界该去的地方也已去过，每到一地，都是隆重接待，风光无限。当生平该做也想做的事情大体做完，气定神闲，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开始撰写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到八十八岁时全书圆满完成。与陈寅恪仅完成七章，最终下落不明的口述自传《寒柳堂记梦》比起来，我们又要说，钱穆的命运真是好到不能再好。

与陈寅恪一样，钱穆身体也不算强健，从中年到老年都被胃病缠绕，但也仅仅是缠绕而已，终究也没影响到他教书、著述与做其他事，高寿九五方归道山。而陈寅恪却是在精神极度痛苦与多种疾病双重夹攻下，死于“文革”时期，其生命结局的凄惨不忍说了。

现在，我们可以就人的命运发一点议论了。

对于人的命运，我们习惯说造化弄人。可是，要说有人一生行运与有人一世背运，那就一定会有命运之外的东西在发生影响。对于钱穆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人们容易看到的是他们的才华，而不容易看到的是性格和修为。比如说，行事谨慎在太平盛世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战乱当中，谨慎就成了大智慧。就说南下所携书籍资料，钱比陈就多了个心眼，他一点不怕麻烦地用木板把藏衣箱做了个夹层，窃贼即是偷走了衣物，也偷不走他做学问的宝贝资料。再说《国史大纲》在商务出版，那是他亲自带着书稿到香港，找到商务老板王云五，答允由上海付印；然后他又带书稿到上海，交付出版的同时，并延请吕思勉先生为书稿作最后一校，其谋虑真可谓巨细无遗。而几乎就在同时，陈先生寄往上海商务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遭到稿件遗失的结果。两个人行为方式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透射出的应该是性格的不同。

钱著《师友杂忆》中有个细节，也许最能说明两个人的性格特点。钱穆在宜良山中写《国史大纲》期间，寒假里汤锡予偕陈寅恪来访，并住了一宿。次日，陈在园中石桥上临池而坐时，说了一句很有感慨的话：“如此寂寞之境，诚属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个在此，非得精神病不可。”这就是说，陈先生心怀离乱，忧虑不能自遣。而钱先生却能置身离乱之外，也置身学人的热闹之外，学术之外好像啥事也没有。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不能不对个人的学术成就与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再从两个人后半生的不同去向看，也与性格大有关系。钱穆当机立断，只身独行，说走就走了，去香港重新开始自已的事业。陈寅恪总是举家来去，牵挂也多。他在八路军即将入城时，乘国民党政府“抢运学人”专机离开北京，去了南京。在南京住一晚，又去了上海。在上海盘桓月余，又乘船去了广州。他似乎随着解放大军逐渐南推而逐渐南行，好像在躲避什么。在广州，他想走，也能走，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邀他，夫人也劝他，但他最终想走却没走，后来一直为此悔之不及，只得以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保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今，说起性格即命运，很有些稀松平常了。可是，看看两位史学大家的命运，我们就不能不重新掂量一下性格的重量。

230001 合肥市安徽省文联苗振亚

(发表于《山西文学》2006年7期，《读者》2006年18期转载,《燕赵都市报》《中国剪报》等转载)

作者: 三川 时间: 2007-7-26 16:28
跟钱干上啦，钱钟书，钱穆。

作者: searain 时间: 2007-7-26 19:30
江浙的钱家出大人才啊。无锡的钱伟长，钱穆，钱钟书，钱钟韩，杭州的钱学森，钱三强，都是学界的泰斗级人物。稍稍可惜的是个把2位在大跃进及以后有些以“学术”迎合老共为老共的荒唐背书，不过最多也只是小节有亏。钱钟韩才不输于其堂兄钱钟书，可惜钱钟韩是全才，读了工科，做了大学校长，后来名头没有数学不及格的钱钟书响。

看看无锡钱家这一家子

“坐落在江苏省无锡市的“钱绳武堂”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民居，与其他江南民居没什么两样。但从这里走出的近代国学大师钱基博、文学家钱钟书、文史专家钱钟汉、路桥专家钱钟毅，却使这座看似平凡的民居律动着非凡的灵气。中科院院士、曾任东南大学名誉校长的著名教育家、自动化专家钱钟韩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读书世家。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以《现代中国文学史》蜚声海内外，有“江南才子”之称，不仅国学功底深厚，而且对治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以为卷怀不可以弘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避患，乃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立言，无曲学以阿世。”这一治学之道深深影响了钱钟书和他的堂弟钱钟韩。兄弟俩虽然从小一起接受严格的古典文学教育，一起读小学、中学，却走上了不同的问学之路。钱钟书醉心于人文，将传统文史与西方文化融贯起来，以思辨的精微运用于学问，开拓出新的气象；钱钟韩则专注理工，在科学技术领域纵横驰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

有人把围城当作钱钟书的自传读，钱钟书就成了方鸿渐，更可怜国学大师钱基博就成了方鸿渐迂腐的老爸了。

作者: xw 时间: 2007-7-27 08:42
钱穆的书读得不多，要说钱穆的大名，还是当时读李熬时得闻，当然
最先得到的是骂名。现在又有说师生之谊，唉，这台湾岛！

“钱”是吴越国王宗姓，帝室之胄？一千年啦，不知正宗不正宗？

要说陈氏，在近现代史上可是雄健。也不能以走运背运比，陈师曾英
年早逝，画功了不得。其父散原，不食周粟抑抑而终。

至于陈寅恪，也了不得，贵在顽骨。要说傅斯年，也是他表亲了(姊妹
婿)。是去是留，人各有志！

陈氏是理想的悲剧英雄。以及其父散原，皆称得上大诗人！

这里转一下台湾钱李的新论，可惜李已成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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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钱穆

　　就在李敖神交梁启超的同时，他与当时学术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有了交往，这段交往在他的求学生涯中曾经起到过不小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当代的大儒钱穆。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师，18年后以自己的勤奋和刻苦跻身于民国学坛的主流。1930年受聘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旋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职。1940年随顾颉刚受山东齐鲁大学聘，先后主编《齐鲁学报》，主持国学研究所并兼课。1949年到香港定居，创办了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并讲学于香港中文大学。在学术界，钱穆以通史而名著于世，50年代在港台以通经而驰誉学坛。他的洋洋百万言的《朱子新学案》，体大思精，颇得时誉，被海外华人学者称为“新儒家”，他也与大陆哲学家、思想家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汤用彤诸人齐名。李敖在小学时代就已知道钱穆的大名。那时，他阅读过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这是他最早知道的钱穆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文化宣传方面的严密管制，一切不利于“反共复国”的书刊皆遭查禁，正在求知饥渴阶段的李敖，便把许多时间花在了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的部分读物。

　　1952年6月，李敖正上高二。其时，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国民党元老居正之子)的邀请，在惊声堂讲学，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他先是住在著名学人徐复观家中，后来又改住存德巷一号。徐复观有子徐武军，是李敖台中同学，外号“日本和尚”(因他爸爸是赴日本留学生之故)。受父亲影响，徐武军课外阅读甚多，和李敖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李敖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李敖听了当然高兴，他决定去拜访这位久仰大名的先生。

　　在这个月的15日，李敖随徐武军走进存德巷一号。一进门，便看到一位穿着府绸小褂的小个子老人正在院里走动，李敖想，这便是钱穆了。老先生满口无锡土音，在李敖眼中，他的长相似乎与他的声名不大相符，他甚至有点儿怀疑眼前这位是否真是钱穆。钱穆亲切地让李敖坐下，聊起天来。李敖向他请教治学方法，他回答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观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聆听大学者的经验之谈，李敖深以为然。他从书包里掏出自己的一卷读书札记请钱穆指教，钱穆欣喜地翻了起来。钱穆看到的第一篇题目是《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这是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所写的一封书信，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钱穆感到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有关这封信的材料。他问李敖这封信的出处，李敖告诉了他。钱穆顿时感到眼前这个中学生学问不凡，对他另眼相看。他翻着李敖的札记，一边连声夸奖，一边转过头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临走时，他还约李敖再去看他。

　　但就是这一件小事，改变了李敖对钱穆的看法。他认为钱穆不耻下问的学者风度令人敬佩，但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学问的广度令人起疑。也许是因为第二个原因，李敖没有再去看他。尽管那时他家就住在存德巷13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钱穆门口，看他很方便，但他还是没有去。

　　没有去并不意味着李敖放弃了对钱穆的兴趣，他不仅读他的著作，而且展开了自己的思考。第二年(1953年4月13日)钱穆已回香港，李敖给他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表示对钱穆的感谢，二是就钱穆的著作提出两点疑问，请他“指教”：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44页第7行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驰，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中，却有如下的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3页第11行云：“美人安达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钱穆对李敖的置疑倍加赞赏。4月29日，他回信李敖，在信的开头写道：“昨奉来信，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若能持之以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然后又在读书上给以指点，介绍了《朱子集注》、《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并提出学问与德性同样重要，“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①最后，对他的置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许诺要把自己在香港《人生》杂志连载的《论语解》每期都赠寄李敖。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从文面可以看出此公的修养一面。他对李敖如此鼓励，一方面是因为李敖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另一方面，也可从中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他说要寄刊物给李敖，可谓言而有信，一期不落。李敖对他当然益发感念。但感念归感念，在治学的方法与思想倾向上，李敖经过从初中到高中的困学求变，已逐渐定型。那时的学者有两个类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李敖对他们两位都加以注意。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近在眼前，他一度“走近” 了李敖，并对李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李敖并没有紧跟钱穆走下去，最终还是把他“摆脱”了。他说：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①

　　李敖没有走钱穆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钱穆的全盘否定。钱穆对他的影响从未消失，尤其是在治学方面。1981年李敖在黑牢中写作《我为什么不看电视》时，依然谈起这位“老历史家”“不看出版后没有经过十年以上的书”的读书经验，他已经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对一个人物进行比较公正的评断了。比如，在与钱穆通信后第三年(1955)，他考入台大历史系。而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就是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后来，李敖与这位儒学大师的缘份依然不断。在他与钱穆通信后第九年(1962)，他已经锻炼成为成熟的战士。他在《文星》发表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开始激烈地攻击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直到他们会面后的第34年(1986)，钱穆老了，93岁了，李敖还发表文字，表达他对钱穆“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批评他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德性”。在钱穆的五代弟子们庆祝钱穆93岁生日的时候，李敖却为钱穆感到可惜，他认为，凭钱穆的才学和智慧，他有成为“一代儒宗”的机会，但他却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而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在钱穆死前不久，李敖去“故宫博物院”，远远望见一位步履艰难的老人，老态龙钟，动作迟缓。他知道，那是钱穆。他并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却一直在感念他。这位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学者，毕竟在他的少年时代曾被心仪，并曾热心指导过他、帮助过他，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李敖之后的新生代来讲，真正已变作“上古史”了。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7-7-27 09:18
钦佩陈寅恪大师的风骨！

胡适、钱穆、傅思年等先辈的过人处，在于认准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历史转折
关头立场站对了，蒋再不肖，也好过毛。可怜闻一多等，基本上处于吴尔开希的
水平。郭沫若、范文澜等门下走狗，自不必说了。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7-7-27 09:21
说到痞子，台湾李熬大陆王朔，一对茶余酒后的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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