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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打印本页]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7-4-9 09:00     标题: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杨鹏

引言：焦虑与狂喜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

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现代主义：先锋的舞蹈

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文革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

十年文革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

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

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二、先锋小说的繁荣期：（1985-1988）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先锋小说家们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作品，着力于使小说语言诗化的诗性探索，词语被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来，使能指自我指涉与相互指涉。他的小说语言实验，其实最接近的是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

余华的小说，如《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和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先锋作家大多力图追求一种“现代性寓言效果”，刻意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荒诞，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将叙述角度、语法修辞的独特做为创作的最大目标。这些特点，是“先锋小说”得以区别于被人厌倦了的传统现实主义而繁荣一时的最大特征，然而同时，这些特征中也蕴含着先锋派的创作局限，正因为此，中国的“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末开始盛极而衰，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开始转向。

三、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二、存在主义：存在的探险

存在主义思潮是80年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但是，存在主义绝不是在7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的，在70年代以前，我国就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著作。如1955年，萨特访华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为配合其访华，《译文》杂志发表了他的剧作《丽瑟》。60年代，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小说集《厌恶及其他》等等，曾经作为批判材料出版过。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存在主义的传播和影响都非常有限。

70年代末，刚刚从文革十年中走出来的人们对浩劫心有余悸，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危机感。他们对过去进行着反思，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对未来感到迷茫。迷惘、彷徨、失落与孤独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把人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崇尚自由，倡导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在重新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便取得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心灵上的共鸣。一时间，“他人即地狱”、“人被判决为自由”、“人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等存在主义的格言成为大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无趣的世界、森严的戒律，也有足够的底气喊出“厌恶及其它！”在哲学界和文学界，各种存在主义的讨论会也纷纷召开，研究者们运用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介绍存在主义，一时间，存在主义成为一股受到遍关注的社会思潮。

正因为人们对存在主义心灵的渴求，翻译家和出版社也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存在主义的著作。在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著作和研究论著有：《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人生的奥秘：萨特与存在主义》（北京出版社）、《萨特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等。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翻译家和批评家有：柳鸣九、袁树仁、郑永慧、亚丁、施康强、潘培庆、刘放桐、徐崇温、黄颂杰、杜小真、魏金声等等。

90年代，存在主义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存在主义的著作依然在不断地被出版着，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地被发表。如1998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萨特小说集》（上、下卷）曾经成为图书界的热点，畅销一时。而关于存在主义的研讨会，也经常举行，如1994年在西安举办的“‘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存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承担责任，萨特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才能得以实现，海德格尔也认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可以说从8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中国各流派的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批评家们看来，存在主义思潮作用于当代文学最集中体现在三个文学思潮上：“反思文学”、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文艺思潮谈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反思文学”与存在主义

“反思文学”是与“伤痕文学”在同一时段崛起的文学创作思潮。“反思”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反思文学”中的“反思”指从理的角度去沉思历史，去发现畸形的政治、十年浩劫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存在主义探讨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人学”。萨特认为：万物尽管存在着，但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并且能揭示万物的存在，因而人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没有了人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和意义。人比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人都是特殊的，只有表现自己的特殊性，“成为他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本质靠自己的行动去创造。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他还指出，人之初是一种虚无，外部自在世界又是偶然的，人的行动就会有多种可能性，人选择哪种行动，完全是自由的，所以人命定是自由的。既然每一行动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就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存在主义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观点，与“反思文学”所要探讨的“人”的诸多问题不谋而合，而“反思文学”兴起的时段，正是存在主义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传播的时段，因此，我们认为，“反思文学”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反思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重新发现了文学作品中的“人”。

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人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人只是一个符号。而“反思文学”在其“反思”过程中，逐渐将作为个体的人重新发现出来。早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弦的《记忆》等作品，从政治的层面，反思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中的生存；随后的作品，如《离离原上草》、《女俘》、《驼铃》、《如意》等，开始从人际关系、母子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层面思考人本身。中国文学也以此为起点，将写作重心转向了“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代表作品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活动变人形》、《芙蓉镇》、《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

2、“反思文学”张扬与倡导的是久违的人道主义精神。

文革十年的作品，“阶级性”几乎取代了一切的世俗的情感，如八个样板戏中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公的配偶设置。“反思文学”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张扬的是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中年一代“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力，可谓是一篇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宣言。刘心武的《如意》通过描写一个老校工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讲述了发生在不同阶级阵营里的人们的感情故事，赞颂了超越阶级和政治的人类之爱。这篇小说发表后有人认为它“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但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学理念是：人性、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可以说它与当时正在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

3、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开始涉及人性更为复杂的层面，对环境对人的异化现象有了一定的发现与认识。

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在揭示人性的时候，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政治和环境对人的异化的问题。例如《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写出了人的理想如何被平庸的生活现实磨灭、人的追求如何屈从于社会环境、“物的世界”如何将人“物化”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了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战胜个人的理想主义，最后逼迫主人公抛弃“自我”，与环境同化的过程，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

二、“先锋小说”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对“反思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反思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与存在主义相近或者一致的特征，大多来自作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反思，而非从存在主义的学说中直接汲取得来。国内作家真正有意识地接受存在主义的滋养，并将存在主义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基本上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

研究者们认为，新时期文学对存在主义的学习，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等作品，都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1、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表现出来的荒诞感与孤独感深受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

这些作品着力于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对“人性”的呼唤。这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知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等等，是相互对应的。如《你别无选择》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为他们设定的怪圈中难于自拔，时常陷入“别无选择”的绝境中，人生的荒诞性，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又如《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总在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之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孤独得要命”，生存的荒谬性，在徐星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2、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对存在本质的追问以及对人本体存在的思考是存在主义作用于中国当代文学最直接的体现。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深化了当代文学的主题上，也表现在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力量。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很明显地带有一种反主流的“存在的危机”意识。他们在作品中对人本体存在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事实上就是一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

三、“新写实小说”与存在主义

1989年3月，《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刊，意味着“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正式在中国文坛亮相。在这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有一个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宽泛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意向上，受到了存在主义的极大影响，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可以被看作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一、“新写实小说”作家们热衷于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刻划，通过平凡的事件揭示隐藏在生活本身的荒诞面目，从而直逼存在的本质。

“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热衷于选取那些平庸的、丑恶的、甚至残酷的生活现象为他们的写作素材。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以流水帐一般的形式叙述武汉的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琐碎生活：上厕所、挤公共汽车、吃早点、发奖金、接待日本人参观、给自己父亲和老丈人买生日礼物、支付昂贵的菜金、儿子就近入托、黑白换彩电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一种令人十分无奈的灰色。方方的《风景》勾勒出“五、六十年代”这一一向被描写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儿童幸福生活在红旗下”的时间段底层百姓穷困生活的“风景”。小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存图景是触目惊心的：在一个肮脏破旧的河南棚子中，“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从屋侧呼啸而过，父亲毒打母亲的行为几乎成为夫妻之间的一种娱乐，孩子们在贫困狭窄的环境中彼此压榨斗殴，而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及父亲的打骂则构成了他们幼年时代的主要记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萨特所说的“人生存在是既痛苦而荒诞的故事”的观点的最好的诠释。

二、“新写实小说”作家刻意追求的远离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个人化写作立场”表明他们更加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人的异化及对世界的荒诞感很明显是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

“新写实小说”作家常常通过叙写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揭露人性的丑恶，探究人性丑和恶与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可以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和荒诞的漩流。例如方方的《一波三折》，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放大、突出，将小人物在大灾难面前的无助与绝望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小人物是怎样地不能把握自己——不论“已遇到什么或将遇到什么”，“小人物”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助。“新写实小说”也常常涉及人的“异化”问题。如刘震云的《单位》，就写到了沉重的生活现实如何使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变得平庸的“异化”过程。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新写实’崛起，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在沉重的氛围中，作家关注现实中那些愚昧的、落后的沉积，那些反人民反人道的蒺藜，有意去展露那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当然，“新写实小说”产生的背景与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它在对人生与世界的绝望方面，也与存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多数“新写实小说”，虽然基调是灰色的，但总是在作品中注入一些亮光，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希望。例如《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虽然在生活中充满烦恼，但他并没有对生活感到绝望：他从妻子早晨目送自己的目光、傍晚递到手中的热毛巾、催促自己多吃菜的话语中感到家的温馨；从往昔知青伙伴的来信中对比出自己处境的优越；从渡船上与同事关于诗的讨论、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赞许中，感到做人的自信。他的“烦恼”，用作者池莉的话来说：“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9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逐渐偃旗息鼓，但是，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其后的“新生代小说”或者“晚生代小说”也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在探讨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欲望等精神因素对人的作用方面，在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方面，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果。

三、魔幻现实主义：寻根之旅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寻根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魔幻现实主义使中国作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开始注重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向度、文化品位和精神意向。

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大特征是以拉丁美洲的现实生活为土壤，把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融合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从而表现真实的现实生活。魔幻现实主义的背景是神秘、古老、博大的印第安文化，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许多充满魔幻和神奇色彩的情节来源于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神话、民间传说和宗教典故。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一特征激发了中国作家的寻根意识——到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去寻找中国文化的“根”。这一点可以从“寻根派”作家们的文学主张上体现出来：他们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在这种文学理念的指引下，中国作家创作了一批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探讨与沉思我国传统文化的“寻根文学”作品。例如阿城的《棋王》，有意将故事的内涵置于极为庞大的传统文化空间中。从故事外壳来看，阿城似乎只写了王一生对吃和下棋的专注，用吃这个生存的基本条件来本能地对抗物质上的困顿和折磨，用下棋这个传统而又简单的娱乐方式来消解精神上的苍白和无聊，但由于王一生在选择下棋这一精神自慰方式的过程中，始终将下棋与传统文化上的悟道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使得这部小说对传统哲学中人的生存方式与理想有着更为深远的观照，也令人联想到中国传统中的儒道式生存哲学。陆文夫的《美食家》，取材于苏州小巷的凡人琐事，如饮食起居、婚丧嫁娶，从整体氛围上反映出历史悠久的吴越文化的底韵。其他作家，也立足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创作了反映不同地域文化的作品，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秦汉文化；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表现了大兴安岭少数民族生活的；扎西达娃的系列小说，反映了带有浓厚宗教神秘色彩的高原藏民文化心态；张承志的《黑骏马》，礼赞了那种积极入世、忧患天下的儒化人生；等等。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寻根文学”作品都带有一种很强的批判力量。如韩少功的“湘楚文化”系列作品，都直截了当地批判了传统文化的“劣根”。其《爸爸爸》中丙崽的返祖与退化，愚钝与痴呆，幺姑的变形（鱼人），看似荒诞，实则返照了传统与历史的退化；又如王安忆的《小鲍庄》中的大刘庄与小鲍庄里的仁义村，看似道德的宝地，却掩映着许多已被时代所唾弃的丑恶与愚昧。

二、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写作技巧，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

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写作系统。它那“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许多作家在创作时，有意识地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经验，在语言、文体、叙事等方面，对自己的写作理念进行格式化与升级。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结构上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许多作品的情节带有很强的魔幻色彩。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荒诞离奇的开篇，就深受《百年孤独》魔幻手法的影响；其次，在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上，当代作家深受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中博尔赫斯、卡彭铁尔等人作品的影响，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中国文学开始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这当然也受到了其他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是各种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合力的结果）。小说界出现了“形式革命”，作家远离了“意义”，在“叙事的圈套”中再也没有传统小说关于因果关系、本质理解的暗示，也没有对社会生活、道德、终极关怀的说教或引导。另外，受博尔赫斯的影响，“幻想”的地位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提升。如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等作品所采取的玄想式的写作方式，便是受到了博尔赫斯将“幻想”放在文学第一位的理念的影响；而格非的《迷舟》、《大年》等作品中有意使用的“空缺”的手法，也是直接得益于博尔赫斯。

三、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审视人与文化的关系。

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寻根文学”作品和在此之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在对“人”的表现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寻根文学”中的人物不再是超越一切之上的神或英雄，甚至也不再是作者努力要表现的作品重心，它只是众多生命形式的具体表现。在他们背后，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无形的手，这只“手”控制操纵着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一切生命。揭示个体，实际上也就是揭示全体，个人的悲喜属于全体。在“寻根文学”作家的小说中，生命和文化的相互制约、冲突、适应，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这些生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性体现者，而是刻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反过来说，“寻根文学”作家笔下的人物，是附着于文化之上的生命符号。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寻根”，是对西方现代文明东渐的一种冷静的思考，也是古老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自我心理调整。“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寻根文学”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学习并不彻底，或者可以说是仅得其表未得其里：“寻根文学”作家们企图通过对历史文化的重新梳理与构建，重振民族精神和性格，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然而，大多数作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他们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惯便刻意进行渲染，而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尤其是一些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排斥近乎偏执，一味迷恋于挖掘那种凝滞的非常态的传统人生，缺乏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而导致作品与当代现实的疏离，这便是导致“寻根文学”刚刚变热就很快退潮的根本原因。

四、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狂欢

后现代主义几乎是和现代主义高潮再起时同步进入中国的。在80年代前期，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翻译与介绍文章时有见于各理论刊物。董鼎山1980年在《读书》和《外国文学报通杂志》上发表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派小说》，是国内较早的介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章；《外国文艺》1981年第6期上发表的《展望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延伸趋向进行探讨；袁可嘉于1982年撰写的《现代派诗·英美诗论》一文中指出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性，称它是“有关全局的问题”；袁可嘉于1984年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下）首次译介了美国后现代主义的某些代表作品；等等。虽然译介文章不少，但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尚沉浸于“文革后”精神解放与思想启蒙的狂热中，目光被有着巨大文化声势的现代主义牵引着，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未能有充足的重视，后现代主义因此也未能产生足够的理论效应。

1985年，美国后现代研究学者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北大举行的为期四个月的讲演，可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一个转折点。杰姆逊的讲演后来由唐小兵翻译整理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由陕西师大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中国的文学界和理论界从这本书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了解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很快在创作界有了回应，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先锋小说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十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不过，此时的批评界对于这一思潮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理论超前研究，面对先锋作家们带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本，批评在于创作对应的意义上出现了一段令人尴尬的批评空档和言语真空，原有的批评武器在先锋作家们的文本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并且，由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哲学根源上有一定的一致性（都受到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许多批评者便将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潮混为一谈，对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先锋小说文本的批评上，存在着许多误读与误用。

80年代末，批评界相对于创作界的滞后迫使批评家们把目光投向了后现代主义。于是，批评家们一方面开始大力译介后现代主义理论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一方面开始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升级自己的理论储备，用后现代主义观照和批评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本。90年代被译介的后现代主义著作有：佛马克编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北大出版社）、王岳川、尚水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大出版社）、利奥塔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时间的种子》（漓江出版社）、《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福柯的《性史》（上海文化出版社）、《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浙江人民出版社）、《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三联书店）、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上海人民出版社）、《S/Z》（上海人民出版社）、德里达的《一种疯狂守卫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文学行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多义的记忆》（中央编译出版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等。研究者们的研究著作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大出版社）、王沿河的《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时代文艺出版社）、《剩余的想象》（华艺出版社）、《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仿真的年代》（山西教育出版社）、曾艳兵的《东方后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张国义编的《生存游戏的水圈》（北大出版社）等等。除此以外，赵祖谟主编的《中国后现代文学丛书》（北大出版社）、《当代潮流：后现代经典丛书》（北大出版社）等也纷纷出版。

另外，90年代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讨会，也时有召开。1992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联合主办了“后现代：台湾和大陆的文学形势”专题研讨会，对中国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进行了一次比较完整的梳理。1993年，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和影响进行了一次总结性的研讨。1994年，《上海文学》杂志组织了一次后现代主义讨论，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与此同时，国内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们就“中国是否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是否适用于中国”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据统计，国内报刊在90年代发表的有关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批评的论文超过了300篇。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批评家们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研究，最终导致了中国文学评论形态的转变，中国文学评论的批评模式、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因此也在90年代发生了非常坚决和彻底的转型。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传统的社会政治学批评开始转向更具后工业文明特征的文化批评；二、曾经在理论界占据重要位置的实用型批评开始转向更为专业化的学院式批评；三、以作家为中心的批评模式向以批评家为中心转化，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大为强化。批评与创作的从属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创作界的影响，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出现了非常强烈的后现代倾向。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盛期，正是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广为流行的时期，由于受到多种西方现代思潮的的影响与渗透，中国的先锋小说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的混合体。先锋小说的后现代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先锋小说有着十分明显的解构传统小说观念的倾向。

大多数中国先锋小说，都表现出了对传统小说整体性、连续性、规律性等程序和规定的叛逆，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种种特征：矛盾、排列、不连贯性、随意性、虚构事实的混乱，等等。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在故事结构上，颠覆了传统小说整体化、有序化虚构的结构方式；在叙述方式上，叙事者与叙事视角也不断地发生变换，破坏了了传统小说的统一性；在叙事方式的选择上，也破坏了传统小说的因果制约的逻辑；等等。

2、中国先锋小说体现出十分明显的“后现代自我”的特征。

所谓的“后现代自我”，是对“自我”这一逻各斯中心概念的消解，它并不制造新的中心概念。它不是一个人格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不意指自我的人格构成，其实是一个非概念或反概念。许多中国先锋小说都在文本中有意识地消解自我，有着非常明显的“后现代自我”的特征。如格非的《迷舟》中的萧，被叙述人有意抽去了本应具有的人性特征，成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平面化人物。余华的一系列充满血腥暴力的先锋作品中，人也是平面的与零散化的。

3、中国先锋小说存在着强烈的反主流话语的倾向。

中国先锋小说一个非常明显的动作，就是对历史话语的神圣性和主流话语的权威性进行毫不留情的质疑与消解，存在着强烈的反主流话语的倾向。如余华的《往事与刑罚》，对历史进行了非常残酷与彻底的解剖和消解，体现出十分明显的反历史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先锋作家的影响，也可以从作家们的创作谈中看出。如马原在谈到博尔赫斯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时说：“我甚至不敢给任何人推荐博尔赫斯……原因自不待说，对方马上就会认定：你马原终于承认你在模仿博尔赫斯啦！”

当然，中国先锋小说作家们的作品很难说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它还受着现代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当代生活经验等多方面的制约，呈现出比较复杂和独特的创作风貌。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写实主义小说作家们的创作，使新写实主义出现零散化、平面化等特征。

和先锋小说一样，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也被符号化与“物化”了。新写实小说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大都丧失了性格、感情、个性等人文主义的内涵，成为空洞抽象的能指符号。人物同其周围环境中的“物”一样，共同在以叙述占统治地位的文本中，麻木机械地听由叙述人随意安排、支配，甚或消解和抹杀。如池莉的《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方方《风景》中的七哥、小六子，等等，人物都只是符号，被动地跟随着环境的变换而变换自我的角色。刘震云的《单位》中的小林，体现出了主体的沉沦与失落。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新写实主义作家强调原生态的写作。大部分新写实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都有意识地逃避主观的意识判断、理性侵犯，作家在叙述时是一片真空，不带丝毫偏见，只原原本本地把生活的具象原始地还原出来。这种写作方式决定了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活是一种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没有崇高与卑劣的二元对立、善恶美丑共生共存的状态。这，其实也是对意义的消解，对主流意识的反叛，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

后现代主义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被异化主体的焦虑、孤独、惆怅等等现代主义的情绪在零散化的主体身上消失，崇尚冷漠。新写实作家们注重的“零度写作”，也有很强的后现代性。如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人们再也看不到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崇高、伟大、激情，只有对生活的无奈与对世界的冷漠情绪飘荡其间。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流行文学的影响在王朔的作品中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

“王朔现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文坛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王朔的作品塑造了一批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人”，他们的行迹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美国都市反叛社会的“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运动。王朔的作品充斥着一种中国以前的文学中所没有的嘲讽和戏谑。他作品中的顽主们，以嘲谑的方式，向崇高、理性、社会、人生、道德、伦理、历史、政治、性……以及一切禁锢人性装饰禁欲理想主义的东西开火。王朔作品不仅嘲弄客体，也嘲弄自我，带有浓重的虚无主义的色彩。虽然他的作品中还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主体精神，与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的策略并不完全相符，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人生虚无感以及反价值、反文化的精神，却反映了一种十分典型的后现代的生存方式。在王朔的作品中，反讽与二元对立无处不在，其二元对立模式有着明显的自我解构性质。最常见的情况是作者把两种极端相反的因子放在一个最小的完整的语言单位即句子中，先是造成强烈的反差与荒诞，两个因子由于正负相抵、美丑并存、善恶同等，从而取得一种似是而非的折衷主义效果，而意义，也在语言的狂欢中被播撒得无影无踪了。王朔的作品还是大众文化的万花筒，其作品，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快餐”。

五、新历史主义：历史的重构

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逐渐形成，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诗学流派，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旧历史主义是研究历史，包括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历史哲学方法，其基本内涵是强调历史的总体性发展观，坚持任何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类历史的深思熟虑之上。形式主义则强调文学批评要回到文学的“内部研究”上，将文学的形式、结构、细读、语义、叙事分析作为文学研究的中心。形式主义批评的弊端是形式分析割裂了作品与社会、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仅仅进行狭义的语义分析和作品内结构解读，使文学研究除了在一些细部上有所发展以外，整体研究方面出现了视界狭小，研究方法琐屑，成果十分有限的情况。新历史主义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化批评，注重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并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福科哲学、女权主义的理论，在作品和语境中，将文学作品还原为活生生的历史过程，由此展开文学的文化政治层面的分析。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Ｊ·多利莫尔、Ｌ·蒙托斯等。1982年，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为《类型》学刊撰写的集体宣言中，正式确立了这一流派及其称谓，并成为该派的领袖人物。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理论具有以下特征：

１、“跨学科研究”性，即跨越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界限，使其具有了多维视野的研究。

２、“文化的政治学”属性，使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新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化批评的特征，它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揭示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

３、“历史意识形态性”，即认为人的文学在文化中具有抗争性作用，而文化变革就是一种文化通过策略向主导意识挑战，进而去“重写文化史”。另一位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认为必须先将对历史的理解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文学历史与社会政治的总体关系。

总体上看，新历史主义反对文学的纯形式分析，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和文学史，不能将一个时代的文学与其政治、经济、历史截然分开，而是将文学与非文学加以“综合研究”，力图达到文化政治历史诗学的“重写文学史”目的，标志着20世纪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社会中心、作者中心、作品中心、读者中心之后，重新注重历史、意识形态、政治解读的“社会中心”。

新历史主义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中国，于1993年前后达到了最高潮。介绍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和文章有：王岳川的《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论》编委会主编的《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韩加明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兴起》、杨正润的《文学研究的重新历史化——从新历史主义看当代西方文艺学的重大变革》、李洋和耿俊义合写的《新历史主义探讨》、赵一凡的《什么是新历史主义》、李淑言的《什么是新历史主义》、徐贲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毛崇杰和钱竞的《论新历史主义：西方80年代崛起的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批评》、盛宁的《文学“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韩毓海的《“和平年代”——走向一种“新历史主义”》、王一川的《后结构历史主义诗学——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述评》、陆扬的《关于新历史主义批评》、张宽的《后现代小时尚——关于新历史主义的笔记》、王岳川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王岳川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姚乃强的《历史的终结和文化的冲突：兼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王岳川的《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文论》等等。

新时期与新历史主义思潮在时段及写作理念上相对应的小说潮流是“新历史小说”。按陈思和的说法，“新历史小说”被界定为“大致是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反映了作者试图摆脱从前历史中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用文学重构历史的努力。新历史小说的言说主体是地主、资产者、商人、妓女、小妾、黑帮首领、土匪等非“工农兵”的边缘人，主要描写他们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朋友反目、母女相相仇、家庭兴衰等生活的日常性、世俗性甚至卑琐性的一面。其代表性作品有：莫言的《红高梁》、苏童的“枫杨树村”系列（《罂粟之家》、《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追月楼》、《状元镜》、《半边营》，李晓的《相会在K市》、《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池莉的《预谋杀人》，方方的《祖父活在父亲心中》，周梅森的《国殇》等等。有一些新历史主义小说，时间不局限于民国时期，而将时间背景设定为古代，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

中国的新历史小说，是否是因为受到了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的作用而产生的呢？关于这一点，批评家们众说纷纭。有的批评家认为新时期的新历史小说，是新历史主义直接作用的结果，如马相武在《历史之钟的当代回声——九十年代的新历史小说》一文中认为：“至于新历史小说，那更是自觉地吸收、借鉴和演绎新历史主义的某种思想、观点和写法。”也有的批评家认为是间接作用的结果，如王宁在《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文中指出：“新历史主义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创作，甚至形成一股吸引了当代中国众多富有才情的作家的同名的创作思潮，这恐怕是地球那一边的始作俑者不曾料到的吧。”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没有什么关系，新历史小说是在本土产生的，与西方思潮无关。我个人认为新历史小说的产生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是当代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它既不是直接由新历史主义思潮催生而成，也非完全来自中国本土。

不管西方的新历史主义与中国的新历史小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两者在中国流行的时段以及在某些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理念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最大特征是不再把自己的小说作为演绎“官方历史”的工具，而是从各个角度对史有实录或乏人问津的往事做出种种设想，表现出解构历史的强烈愿望及以现代哲学思想认识历史的新观念。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喜欢在小说中营造一种“现在与过去”的对话状态，使作品呈现出明显的杜撰色彩，并造成一种充满神秘色彩“宿命感”。为了表现他们的哲学观念，往往还在作品中强调由欲望引发的“偶然性事件”对人物命运的强大影响，以此表明历史发展的荒诞性及无规律性。

二、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们在叙事手法上，喜欢将不同意义的文化符码故意并置和拼贴在一起。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家们所描述的“交叉文化蒙太奇”式的方法，就是将广告、性手册、大众文化、日记、政治宣言、文学、政治运动等等文化符码或文本并置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交叉文化蒙太奇的蓝图”。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们，也喜欢使用这种拼贴法，如张清华在分析莫言的《丰乳肥臀》时指出《丰乳肥臀》在历史的叙事上，将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拼贴法、并置法汇聚一起。同时，在叙述的过程中，作家将民间的与官方的、东方的与西方的、古老的与现代的种种不同的文化情境与符码有意拼接在一起，打破单线条的历时性叙述本身的局限，而产生出极为丰富的历史意蕴与鲜活生动的感性情景。

三、新历史主义小说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游戏性。90年代中期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这一特征尤为突出。如张清华所说，在1992年以后，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进入了它的末期，即“游戏历史主义时期”。主要表现是，离历史客体越来越远，文化意蕴的设置越来越薄，娱乐与游戏的倾向越来越重，超验虚构的意味越来越浓。这也是导致新历史主义在90年代末衰落的原因之一。

六、女性主义：个人化写作

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西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始于19世纪，以追求妇女的社会权利为目标，这场运动在20世纪初以西方社会关于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等法案的通过而胜利告终。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女性运动的特征是对于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女性意识的觉醒。1963年，美国妇女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这本书通过作者的亲身体会及社会调查批判了西方男权社会意识所宣扬的“女性奥秘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启发了美国妇女对于男权社会意识的怀疑和质疑，成为了第二阶段女性运动的开端。这一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标志，是1970年出版的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一书。在这本书中，米利特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两性关系，认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权力支配的关系，它是我们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她从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级、经济和教育、强权、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男权中心主义意识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清理，并对亨利·米勒、劳伦斯、诺曼·梅勒、让·热内等著名作家小说中的男权意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无情的批判，这本书被视为第二阶段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的标志。在第二阶段，英国作家伍尔芙于1929年完成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和法国作家西蒙·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等女性主义著作被人们重新发现，并与大量的新的论著一起，构成了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主流话语。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是在新时期以后传入中国的。在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兴盛的60、70年代，中国大陆正值对外封闭的文革时期，因此基本上一无所知。80年代初，一些翻译家开始将女性主义思潮以译介的方式介绍进中国。1981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朱虹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的序言中，较早地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作品。1983年，在她编选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的“序言”中，又对女性主义进行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介绍与探讨。这两篇序言，是国内较早介绍女性主义的理论文章。1984年，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一书被翻译到中国，由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中有6、7万字的篇幅涉及美国女性文学，这是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首次较为集中的论述，引起了国内文学批评者的关注。1986年，由桑竹、南珊翻译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虽然只是原著的第2卷，但却是西蒙·波伏娃的著作在中国的首次亮相，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88年由晓宜、张亚莉等翻译的《第二性》第1卷以《女性的秘密》为名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出版，使中国读者对西蒙·波伏娃的思想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这一年，由巫漪云、丁兆敏、林无畏翻译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也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再次引起了中国读者的震动。1989年，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由三联书店出版，成为热销一时的畅销书，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引进，也在这一时期被推向了高潮。同年，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从1929年至1986年西方女性主义的权威论述，虽不详细，却是国内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第一次系统引进，被视为国内女性主义研究者的入门读物。至此，国内理论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有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了解。

80年代末，随着女性主义翻译作品的增多，国内对女性主义的研究也逐步从评介走向应用。1988年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和1989年《上海文学》的“女权主义批评专辑”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所取得的最初成果。其中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张扬的女性意识为立场，对中国历史进行了重读，揭示出了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这一时期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直接受制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它可以说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中国翻版，是对于男权中心主义“中国战场”的清理。

9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翻译和研究逐步缩小了与西方理论界的时间差，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的女性主义介绍与研究也在这一年里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潮。至此，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者们的研究与西方同行们的研究逐渐达到了同步。在90年代发表和出版的重要女性主义著作有：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的《女权辩护》（商务印书馆出版）、约翰·斯图加特·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出版）、凯特·米莉特的《性政治》（社科文献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张京缓主编翻译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等，这些作品，成为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资源。与翻译作品相对应的研究专著有：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王绯的《女性与阅读期待》（陕西人民出版社）、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戴锦华的《犹在镜中》（知识出版社）等等。这些论文和专著是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它沿续了80年代研究者们的思路，并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较大突破：如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将研究领域从现代文学拓展到新时期文学中，其对新时期女性反文化书写策略的分析深刻而独到；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用叙事学的方法分析了“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文学作品，她认为当代中国并不是《浮出历史地表》一书所说的“无性别”，“无性别”的下面潜含着的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压抑；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采取中西一体化的叙述，分析了中外小说作品中的“才子佳人”、“诱奸故事”、“社会解放”等叙事模式，剖析了这些作品中普遍存在却又不为人知的男权意识，令研究者们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宽。

中国女性文学并不是新时期以后才有的事情，早在五四时期，中国文坛上就活跃着丁玲、冰心等一批女作家，并有《沙菲女士的日记》等相当数量充满女性自主意识的作品。在现代文学时期，张爱玲、萧红等女作家的作品，也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后新时期女作家们写作借鉴的范本。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时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输入，确实给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它不仅为批评家们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平台和一整套解剖作品与社会现象的操作系统，也极大地激活了中国女性作家的创作，为她们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而坚实的理论背景，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与左右了中国女性作家们的写作。

新时期女性作家的写作，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一道炫丽的风景。新时期伊始，女作家们就以其特有的敏感表达着她们所处时期的最迫切的历史愿望。舒婷的朦胧诗，如《致橡树》、《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等作品，以浅吟低唱的方式，抒写了女性细腻、温情、敏感的情感世界，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小我”，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人”呼唤的时代愿望。正如舒婷自己所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地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我的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切关怀。”她表现了一种甜蜜的忧郁，一种感伤的希望。戴厚英的《人啊，人》，站在女性的角度，揭示了文革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创伤，以极其强烈的方式呼唤着“人”的回归。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方舟》等作品，对爱情、婚姻、道德、良心等伦理问题进行了追问和思考，紧扣了“人的解放”的时代脉博。其它女作家的作品，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太子村的秘密》；张抗抗的《夏》、《北极光》、《爱的权利》；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等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女作家自发的女权主义意识。到了到80年代中期，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则为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点燃了导火索。女性作家的写作为新时期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一直到80年代中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对中国女作家的影响较小，她们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与女权意识，更多的是对五四女性文学的延续，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意识，她们受到的西方思潮的影响，主要是存在主义、现代主义、意识流、弗罗伊德主义的影响，而少女性主义的影响。

80年代中后期，一些女作家的笔下，开始出现女性主义的端倪，最突出的作家作品当数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乡谷之恋》），这三篇作品对女性潜意识、女性的敏感以及她们越雷池一步所受到的社会压力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揭示了女性“自我”压迫的生存现实，是一种女性的“宏伟叙事”。虽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是朦胧与自发的，但却和以往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开始有了明显的差异。残雪的一系列作品，也构建出了一个完全站立在男性对立面的女性心理世界，其作品中怪戾的、充满叛逆性的、极其个人化的女性语言，是对以往那种温情脉脉的女性叙事的悖反，是女性写作的朦胧觉醒。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写实主义小说流行的时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开始大张旗鼓地进入中国，中国女作家们作品中女性主义的特征，也更为明显。这一点可以从新写实主义小说领军人物池莉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如池莉的《不谈爱情》，通过作品主人公，一位市民女性的视角，对新时期的核心母题——“爱情”进行了挑战性的探讨，使一向被人们视为崇高与神圣的爱情，走下理想主义的神坛，变得平淡无奇与索然无味。另一位新写实主义小说作家范小青的作品，如《顾氏传人》，以风格化的女性叙事，同父权制的权威话语进行分庭抗礼。

80年代的女性作家们的作品，虽然或多或少地带有女性主义的特征，但其所秉承的写作理念，却不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下产生的理念，其叙事也受到了男性叙事的影响，在女性话语上十分欠缺，不具有女性主体意识。

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中国女性作家们的创作，更多地走向了女性本体与主体。在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及女性本体欲望表达等方面，表现得更为内在、明显和豁达。在艺术表现上，女作家们把“我”推向前台，走向个体化，普遍摒弃宏大叙事、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等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一些被认为是“小女人”或“私人化”的写作，也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文坛一股十分重要的文学潮流。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对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崛起上。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写作，才可以改变妇女被男权社会所控制与摆布的命运，才能形成变革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先驱运动。受这种理念的影响，90年代的女性作家们纷纷打出了“女性写作”的旗号，女性意识，也在作家们的笔下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这一点，可以从陈染的一段充满对男性中心和性别压抑的反抗的对话中看出：“她们是躯壳，他们是头脑；她们是陪衬，他们是主干；她们是空洞的容器角落里的泥盆，他们是栋梁之树；她们的腿就是他们的腿，他们是驯马的骑手；他们把项链戴在她们的脖颈上，她们把自由和梦想系在他们的皮带上，她们像小鸟在他们的怀里衔草筑巢，他们把笼子套在他们的脚踝上；她们的力量是危险的信号，他们的力量是用来挡风的垣墙……”在这种写作理念的影响下，女作家们的写作普遍表现为对于社会意识等“宏大叙事”的排斥，返回到女性内心的叙事之中。

90年代前期和中期，站在女性写作前列的代表作家有：陈染、林白、徐小斌、虹影、海男等。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以下一些迥别于以往小说的特征：

一、这批女性作家普遍以“私人写作”作为她们的文学策略。

写作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也是她们写作的一部份。她们的作品普遍排斥带有社会意识的“宏伟叙事”，仅将写作的空间局限于幽暗的窗帘之内，镜子、浴室等是她们小说中最常见的道具。她们的作品体现出一种非常纯粹的女性意识，她们的这一策略对于大多数男性作家来说难以接受，反对者认为这种“出卖隐私”的写作方式写作的一种倒退，与其说是女性的自觉，不如说是女性的“自绝”。但赞同者认为它可以更为真实地反映女性的心理图景。

二、这批女性作家以其作品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恋主义文化”。

她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对于异性普遍存在着反感与仇视，并对同性的理解与友爱有着强烈的需求，她们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似乎只有躲进最自我的、最纯粹、最隐秘的女性世界里去欣赏与怜爱自己。在陈染、林白、徐小斌的作品中，几乎都写到了同性恋。这些小说致力于以女性意识排斥男权社会，描写专属于女性的隐秘经验和性别意识，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独特景观。当然，自恋主义与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的背离，也使这批女性作家的作品受到了诸多的批评与攻讦。

三、在小说语言的探索上，这批女性作家也以其充满女性意识的作品，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中国当代小说语言在80年代中期因为先锋小说作家们的探索，发生了一次飞跃。90年代，在这批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中国小说的语言，再一次焕然一新。这批女性作家普遍将挖掘女性的幻想经验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之一，并且，她们大都是写诗出生，作品语言充满了诗歌语言的张力与丰富性。从她们的作品中，读者普遍可以体验到一种充满力量、绚丽多彩的词语快感。

当然，女性写作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局限和危险。如只关怀身体和性的写作，不仅在写作视野上偏于狭窄，也容易陷入媚俗的泥潭。而目的是为了反抗男权社会的自恋主义倾向，也很容易导致作家们的写作陷入自怨自艾、孤芳自赏的境地。以女性意识涵盖女性的社会意识，也未名有以偏盖全之弊。90年代后期，一些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等人的“身体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女性写作”的一个极端是：她们的“身体写作”变成了对于女性身体的展示，她们的女性意识也演变成女性的“性意识”。虽然她们的作品也为女性的写作开拓了更新的空间，提供了诸多她们的前辈所没有的、新一代人体验与经验，但从总体上看，也因走得太远反而与女性主义的诸多主张背道而弛。

通过对六个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影响的扫描，我们发现，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新时期的每一种文学思潮，大都受到了一种或几种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如寻根文学思潮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新历史小说受到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性主义小说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先锋小说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等等。每一种文学思潮，都不是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原样翻版，它们同时还受到正在流行时期的社会意识的影响，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二、作家们在接受当代作家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时，常常存在着许多误读与偏差。这种误读与偏差，一方面，与大部分的中国作家对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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