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高尔基档案揭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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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7-2-5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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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档案揭密
高尔基档案揭密
叶萌
俄罗斯作家申塔林斯基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档案中，发现列宁和斯大林执政时期有关作家艺术家的大量秘密档案，皆属苏联政权的高度机密，多年被封锁，申塔林斯基把这些史料整理成一本书，一九九三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一九九五年英国伦敦出版克罗福特译自俄文的英文节译本《克格勃文学档案》，对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艺术家遭受的种种迫害实情以及死亡的真实原因和日期，都是第一手史料；倍受赞扬、地位首屈一指的高尔基，虽未被监禁过，同样受到克格勃的秘密监视,苏联秘密警察总部档案室存有大量关于他的秘密材料。
跟列宁决裂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对这位俄国“革命之父”多所批评，他们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一九一八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共产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一九二零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我们忽然看见一个人物，尽管他不是个胆小鬼，却让我浑身感到恐怖。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一九二二年，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电影《带枪的人》（一九三八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一九二一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十八天后，即八月二十五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一九二一年十月八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一九二二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七月一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高尔基”。他七月三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总部。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流亡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但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流亡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高尔基一九二四年三月三日致叶卡特琳娜·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大家应当知道，我五十五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从高尔基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俄国革命的，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待，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做出解释。
利诱与监视
一九二八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现在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此人从一九一八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未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一九三七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一九三二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一九三三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勃头子雅果达相识。秘书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Ｍ·巴德勃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同时又是Ｈ·Ｇ·威尔斯的情妇）；一九三六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四百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这位秘书的口供中，提到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两个女人。一位就是玛丽娅·巴德勃格，一个迷人而且大胆的女人，有好几个有名的情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这种说法没有证据。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的名字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处决。一九三八年雅果达及其他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苏联秘密警察鞭长莫及。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长得很美，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
斯大林的宠臣
高尔基于一九三三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都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是个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一百一十四万七千次了。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斯大林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我确实厌烦这套。”
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交待，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一九三四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有人说高尔基反对暴力，说他会反对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编造。阿维尔巴科在狱中受审时证实，高尔基对秘密警察的工作给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对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十二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他对著名作家科里乌耶夫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漠不关心。一九二九年，他参观索洛维基，赞扬苏联这个第一座集中营。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五日真理报）。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一九三一年三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立即枪决。高尔基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晚年
一九三四年五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后两年，高尔基完全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他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他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立刻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甚至，高尔基看不到报纸，克格勃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著这样一份报纸。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他被锁入囚笼。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法国作家安德列·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辞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克鲁奇科夫控制了高尔基的日常生活，那些来访者都得经他挑选，使高尔基只能见到雅果达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骗子。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一九三六年，因为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不力，克格勃头子雅果达被斯大林撤职，一九三七年被捕，一九三八年被枪决。
高尔基的可悲命运，耐人深思。他离开意大利索连托，放弃一位知识分子和作家的独立立场，顺从于斯大林政权，享受最高的名誉和地位，却付出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代价——人格的丧失和良知的扭曲。他参与残酷，宣扬虐杀，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为虐政的工具。
（摘自黄金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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