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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越战混血儿的遭遇 ─ 亨利莫尔（美） [打印本页]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7-1-5 17:09 标题: 越战混血儿的遭遇 ─ 亨利莫尔（美）

越战前后目击记

作者：亨利．莫尔（美）译者：金质尚

九、越战混血儿的遭遇

越南人把他们称作DUI DOI（脏孩子），即越南女人和美国人的后代。他们在国人的欺辱和轻蔑中长大了，成为一种敏感的回忆媒介，同时也成为十多年前被打败的敌人的像征，难怪他们多数都离开了那个国家。

从１９８２年以来，有二千八百个越战混血儿到美国定居，估计越南共有二万个以上这样的混血儿。白宫宣布，只要越南政府允许这些人离境，美国对越战混血儿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包括他们的养父母）予以全部承认。但是，离境过程被越南繁琐的公事程序和必须的行贿受贿搞得非常缓慢。无论是越南还是美国政府，都想把那些并非直系亲属，却又极想利用混血儿这件事到国外去的人清除出去。

１９８４年春天，摄影师Ｐ．Ｊ．格利弗斯和其他美国记者访问胡志明市（西贡）以前，越南当局把许多那样的越战混血儿集中到一起，并把他们藏了起来。然而，格利弗斯以义务拍照为名哄骗了导游，终于追到那些混血儿，并把他们的照片刊登在《生活》周刊上。

格利弗斯自从１９８６年便开始对越战进行报导，至今已数次往返越南。他发现，越南当局对这些越战混血儿其他越南人并无二致，但是那些申请要求去国外定居的孩子却遭到非人的迫害：不享受国家发放的副食补贴和保健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甚至得不到法律保护。

格利弗斯说：“一旦那些越战混血儿宣称‘我们不再是越南人时’，便会遭到残酷的迫害，轻则流放到边远的地方或者遭到逮捕、拷打和监禁，重者则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

那么，越南当局为什么这样仇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可怜巴巴的越战混血儿呢？为什么他们对这一无法掩饰的事实如此恐惧呢？难道越战混血儿的存在真的能够对他们的政权构成威胁吗？

要回答这样复杂的问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历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看，越南民族的构成本身就是一种反复混血的演变结果；与其说越南人属于黄色人种，倒不如说他们属于黄白混血人种更为确切：带有黄色人种血液的中国人与带有白色人种血液的印度人经过漫长的混血过程，最后结合成为印度支那人种。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是在反复混血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相互混血的现象在近几个世纪变得更加纵横交错。然而，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混血儿曾陷入像越战混血儿那样无望的绝境，也从来没有哪一种混血现象如同越战混血现象那样遭到如此强烈的厌恶和仇视。

在越南，无法法侨、华侨以及马来人和印度人与当地的越南人结合起来，一代又一代地进行混血，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究竟产生了多少法越、华越、马越、印越混血儿，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甚至忘记了他们的存在，而把他们作为整个越南民族的一员来看待。

越战混血儿则有所不同，越南一般认为越战混血儿的出现是因为越南女人遭受了美国士兵的强奸而产生的。当然，越南人所说的Ｇ·Ｉ（美国士兵－－译者注）是指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７５年除了南朝鲜、台湾以外的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希腊、土耳其及一些非洲国家的士兵而言。二十年中，不胜枚举的越南女人怀上了美国士兵的后代，并把他们生下来抚养成人。虽然越南人在性的方面有其独特的放欲行为，可是对于一个妇女的贞操是相当重视的。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越南当局为什么对越南混血儿讳莫如深的缘故了。

几乎每一个人越南人都把越南混血儿看做他们民族的耻辱，好像越战混血儿的出现，使每一个越南人都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这深深地刺痛了妄自尊大的越共政府。尽管在越战时期越南人常常用屠杀、强奸等字眼攻读攻击美国人，但是他们一直认为，凡是战胜者就会实施屠杀和强奸，而失败者则会遭到被屠杀、被强奸的命运。现在他们不是像被他们击败的敌人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以柬埔寨手无寸铁的妇女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强奸吗？自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５日以来，有多少柬埔寨妇女在遭受越南军队和移民的强暴下生了柬越混血儿。

然而，那些是越共政府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他们不无骄傲地认为，只有战胜者才会在其他种族中混上自己的血液。当美国政府宣布，将接收所有的越战混血儿之时，越共政府像以往一样，把这一政策指为“帝国主义的又一个阴谋”。越共总书记黎笋一方面假装仁慈地发表谈话，“给那些不幸的战争孤儿发放救济和口粮”，一方面又下令将所有的“战争孤儿”隐藏起来。

越战混血儿是在８０年代成为正式问题开始困扰越共政府的，那时一些混血儿在他们母亲的怂恿下向到越南来的外国人寻找帮助，表达他们希望离开那个国家的愿望。尽管他们选择定居“父亲”的国家的借口无可指摘，实际上他们对于究竟前往哪个国家是从不挑剔的。使越共政府更为恼火和感到有失体面的是，那些曾经被越共政府描述为遭受强奸和蹂躏命运的受害者的越战混血儿的母亲们，也都无一例外的渴望着趁此机会离开她们自诩的“保护者”－－越共政府。

在一位胡志明市（西贡）的少妇匆匆塞到我手里的一封信中说：“我确实曾经与美国人一起生活过，并且于１９７３年生出一个孩子：阮。他不愿意去上学，因为他长得很像美国人，这使他感到羞辱。”

类似那位少妇的信件，往往是经过蓬头垢面的越战混血儿的手交到外国游客或新闻记者的手里，有的母亲还教会他们为我们写出“Ｇ·Ｉ”（美国士兵）两个缩写字母。越共警察曾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美国记者到达之前，将所有的越战混血儿并进胡志明市附近的一个收容中心，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精确的统计资料而告失败。

在所有的越战混血儿当中，处境最为窘迫的是那些黑人父亲与越南母亲所生的后代。越南人对黑人的蔑视已经由来以久，他们从来没有把当时法国殖民军中的黑人雇佣军当做占领者，而是鄙夷地骂他们是“黑猪”，认为他们只能干一些下流的事情。越南人的这种思想非常顽固，尤其是吴庭艳总统曾经十分粗鲁地拒绝过美国黑人顾问到他的军队中去。１９６４年以后，大批黑人士兵进入越南，估计至少有五千个以上具有黑人血统的混血儿至今仍生活在越南南方的城市和农村。

十三岁的黎氏么坐在槟知市永福学校的教室里，比起其他同龄的越南少女高得多。她的脸上明显地呈现着黑人血统的特征，皮肤是黝黑色的，头发也不像其他越南少女那样平直，而是具有黑人头发那样的卷曲。

她母亲共分娩过１５次，然而只有１２个孩子活下来了，而黎氏么是在母亲已经３８岁的时候出生的。像战后许多越南妇女为避免遭受越共迫害而声称的那样，么的母亲坚持说她遭到了一名闯入家中的黑人士兵的强奸，而她的家人对那件事情已经没有记忆。但是当问到她如何解释第二次又有一名黑人血统的孩子降生，并被溺死（这些情况是她的儿子对记者说的）时，那位可怜的妇女用双手掩住了她的面部。

从表面上看，么很受同伴们的喜爱。她对记者说，她为能够当上少先队长而感到骄傲，而且她还有许多要好的朋友。她尤其强调说，她是越南人，不愿望离开越南到美国去。说完之后，她下意识地看了看站在她身边的越南校长，一名四十岁乾瘦的男人。校长似乎很满意地邀请美国记者拍摄学生填登记表的场景。

这显然对么是一个考验。学生们在一间办公室前排着队，不时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么不加思索地填写着登记表，并坚决地写上了“京族”（即越南族－－译者注）那样的字。然而，她在填写父亲一栏时停了下来，接着，她用笔划了一个删号，那种符号一般是表示死亡的。当她转过身来时，泪水已经流满了她的脸颊。

“那是一个感人的场面。”《生活》周刊记者格里弗斯说：“我终于理解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孩子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不愿意离开越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女孩子转过身时涌出的泪水，尽管越南官员故意挡住了我手中照相机的镜头。”

所有的记者都懂得，使一个身处越共政府统治下的平民在公众场合说真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单独与那些平民的接触只能引起他们的恐惧，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导致他们被怀疑，甚至被投入监狱，罪名对越共那样根本没有法制的政府当然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即使是那样，已经摆脱了恐惧感，现在平静地生活在美国旧金山的段氏卯还是把那些含有黑人血统的越战混血儿在越南的真实情况披露了出来。

十五岁的段氏卯，入境时身高为５·２英尺，体重一百零五磅（１·５８米，４２·３公斤－－译者注）皮肤黝黑，四肢修长，比起其他的越战混血儿含有更多的黑人血统，也正因为如此，她在越南饱受欺凌，她的七个同母异父的兄妹也为此而感到莫大的耻辱。

段氏卯出生在越南南方多乐省邦美蜀附近的山区，那里曾经设有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后来，她的一家迁居到了沿海的宁顺省的安福镇。

谈到她在越南的生活时，卯说所有越南的孩子都叫她“黑猪”，时常殴打她，她的七个兄妹也渐渐不理睬她，吃饭时也要与她分开。在学校里，越南学生拒绝与她坐在临近的座位上，他们对于那些比他们高出许多的女孩子产生了无法克制的敌意，而教师交没有设法消除那种敌意。相反，当卯十二岁的时候便遭到了一位男教员的强奸。那位教员是以诱骗和威胁的方式，在一个中午把卯带到空无一人的校舍内施以强暴的，并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一直蹂躏她，甚至当她怀孕的时候还要把她说成“思念美国侵略者父亲”。

一个下午，那位教员唆使几名男学生在放学后截住了卯，把她带到镇外的树林里进行殴打，然后剥光她的衣服，把她堵住嘴，捆在树上，用她的书包套在她头上后，猛踢她的腹部，因而致使她流产了。第二天清晨，一名住在附近的村民发现了被赤身反捆在树杆上，已经昏迷不醒的小姑娘，连忙叫来村民把她送到医院。

卯声称：她曾一遭到数名男学生的公然轮奸，而教员和校长根本不管。她的母亲领着她到越共治安人员那里述说了发生的事情，但是越共治安人员粗暴地侮辱她们，将她们赶出来。此后，卯为了躲避教员和学生的歧视，只好退学。然而，那并不意味着她找到了安身之所。

卯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移居美国的申请，事实上，她根本没有产生过那样的奢望。从对她施加各种歧视的家里逃出之后，卯就加入了乞丐和小贩的行列，在滨海城市头顿的一个私营海滩卖椰子和花生给在那里洒日光浴的俄国人。她的同伴都是一些和她一样的越战混血儿，或者无家可归的战争孤儿。所以她对那里的生活很满足。“我不想再回到家里，也不想到美国去，听说在美国经常杀黑人，那里太危险了。”卯第一次对记者说。

与卯一起在头顿海滩卖花生的还有一位名叫雪梅的十三岁的混血姑娘。格里弗斯说，她长得很像爱尔兰人，碧蓝色的眼睛和纯真的笑容使她的生意非常好。身穿许多地方已经开线的黄衬衫和肥大的蓝裤子。雪梅平静地坐在海滩一张空着的太阳伞下与同伴嘻笑着。她不知母亲在什么地方，也根本不知道有关她的父亲的移居美国那样的事情，但是她明白她与其他越南人是不一样的。她的表情似乎对人们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越南有许多儿童都是孤儿，这又不是世界的末日。”

对于那些沦为乞丐和流浪儿的越战混血儿的离境手续，越共官员非常迅速并不无愉悦地给与批准。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过是在为越南清除一些“垃圾”。吴庭艳总统也曾试图清除过那样的“垃圾”（他曾发动过一个“净化城市”的运动），但是引起的是更多的批评和攻击。越共政府不希望像吴庭艳总统那样，而想利用美国人的“失误”（他们是那样认为的）来帮助他们树立一个仁慈的形象，又解决了令他们头痛而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对他们是有益的。

然而时隔不久，越共总书记黎笋忽然指责美国安置战争孤儿的措施是“企图拉拢人心”和“丑化”越共政府，他认为美国又在仁慈的幌子下搞什么“阴谋”。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３日，越共外交部长阮基石对西方记者说：“美国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了大批孤儿，而今天有些美国人又想借此来表现他们的仁慈，在越南人没有愈合的伤口上放一些鲜花，这是十分无耻的。那些慈善家为什么不在没有把刀子扎进别人心脏前住手，而专门从事以赠送棺材来标榜自己的事情呢？”

此后，许多越战混血儿在公共场合“失踪”了，被越共警察关进了设在郊区或乡村的收容所去；还有一些越战混血儿“要求撤回他们的申请”。

十六岁的正拼命地跑，逃到稻田里去躲避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因为他认为摄影师会把他带到美国去，越共警察曾经那样恐吓过他。最后，在摄影师的百般安慰和哄骗下，他在站成一圈嘲弄人的儿童中间接受了拍照。

那个叫正的小伙子在五岁的时候就遭到父母的抛弃，他们无法忍受人们歧视的目光和讥讽，将他抚养成人的养父母。他不堪同学们的嘲弄和辱骂，悄然离开了学校，来到距离槟枳市六英里以外乡村种水稻。他很满足于那种耕种的生活，害怕美国记者破坏他终于逃到的那个平静的、没有人嘲讽他的地方的生活。

许多越战混血儿都受到过越共类似的恐吓，因此，他们不再敢表示他们希望到美国去的愿望。对于那些到美国去或积极找西方记者寻求帮助的越战混血儿，其遭遇大都非常悲剧。

１９８６年２月从永隆收容所逃出、渡海逃到泰国的八名混血儿讲述了越共警察残酷虐待他们的真实暴行。

那八名越战混血儿是在一名好心的越南渔民的帮助下，从昏钟镇经暹逻湾逃到泰国庄他武里市的念喔，然后获得了前往美国定居的注册，而护送他们的那位渔民德却被越共巡逻船开枪打死了。

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十八岁的裴氏青的遭遇，显然是八个越战ＸＨＥ中最为悲剧的，她让记者看了细椰毛绳在她手臂和腿上勒进她肉而留下的很深的疤痕。为她作治疗检查的泰国医生沙粲．乍鲁达隆说：“太可怕了。我简直不知道越共警察是怎样残害这位姑娘的，她身上至少还有几十岁伤口仍在化脓。”

八名逃到念喔的越战混血儿中的一名成，十四岁，亲眼目睹了越共警察对青的残酷手段。他说，一天下午，因为青在学习课里打磕睡，被越共警察仰缚在屋里的长凳上，命令其他混血儿用长竹板抽打她的肚子和胸部。如果有人不用力抽打，也会被缚在长凳上去。青被打得血从嘴角流了出来，还要不断咒骂自己。越共警察认为那种拷打还不能够惩诫其他人，让成和另一个混血儿去外面捉来两只细腰蜂，然后扯开青的衣服，逼迫他们拿着细腰蜂蛰青的乳头。成和那个孩子把细腰蜂的尾部对准青的两只乳头，使细腰蜂的毒针刺进去。青的乳头被蛰得肿起来很大，许多天滴着脓水。而越共警察不仅不许给与治疗，反而每天学习课之前还要强迫成和那个男孩子用嘴从青肿的乳头吸取脓水喝掉。

“越共警察非常痛恨我。”青说：“我因为有一次我对美国记者说希望尽快到美国去，我不愿作一个越南人。”

青是被越共警察从胡志明市（西贡）她的住所抓走的。越共警察在把她带走之前警告她的养父母说，如果再与美国通信，她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因此，在青被捉去的一年之中，她的父母一直保持着沉默。

作为“危险分子”，青经常遭到越共警察的体罚和各种残酷的严刑拷打和人身折磨。１９８５年５月，收容所的主任荣强奸了她。由于担心她把那件事告诉其他的混血儿，荣便把她单独关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然而，青还是把事情想办法告诉了别人，于是，恼怒的荣开始和各种毒刑折磨她。

一天，荣把青带到收容所后面的一栋房子里。那里是他私人的住所，与收容所相距几百米。他把青关进了他秘密设立在那里的“蛇窟”，即一间爬满数百条蛇的屋子，进门处用一张从上到下的铁丝网拦住，可以观察到蛇的活动。青被推进“蛇窟”之后，立即遭到了蛇的袭击，身上和脸上许多处被蛇咬中。她望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群，凄厉地惨叫着，而荣恶毒地站在铁丝网外观看，直到青在惊恐和蛇噬咬中昏迷过去才把她拖出来。

青并不是被关进那个“蛇窟”的第一个人，也不是最悲惨的受害者，因为那个屋子里都是一些无毒蛇，专门用来残害和恐吓违反规定的反抗者；而在另一间屋子里，荣曾把她带去观看处死一个二十五岁的女村民，则全部用的是各种凶恶的剧毒蛇。青看到那女村民被剥光衣服扔进笼里，毒蛇争相从鼻孔、嘴、阴道和肛门钻进那个女村门的身体，外面的毒蛇缠绕住她的四肢噬咬她的皮肤，几分钟之内她就中每抽搐着死去了。

尽管青一再进行了“悔罪”，哀求他将她放出，荣还是把她关了近三个月，而且每隔一至两天他都要把青扔到“蛇窟”进行折磨。

在拷打青的时候，荣总是凶狠地问她还想不想到美国去，尽管青早已发誓她已经打消了那个想法。
从永隆收容所出逃的最后几个月，荣对关押的越战混血儿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折磨。他经常命令混血儿们一起脱光衣服，站到烈日下去曝晒，或者强迫他们互相殴打；而每天晚上，他还要带一名混血姑娘到他到住所去，逼迫那位姑娘喝下大量的酒，直到她醉倒，再施以各种下流至极的强奸和凌辱支满足他的兽欲。

有一次，一名十五岁的混血姑娘企图乘荣酣睡的时候用绳子将她勒死，结果被荣发现了。他立即集合起所有的越战混血儿，让他们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坑，活埋了那个未遂的“谋杀者”。

那名被反捆双手的姑娘被推进坑里，土一直填到她的下颌。荣命令所有的越战混血儿都跪在那个只有头部尚露在外面的姑娘四周，观看她的死去。天亮之前下起了大雨，泥水直向姑娘的嘴里流去，她的脸憋得涨成紫色，不住地吐出流到口里的脏水，艰难地喘息着。渐渐地，她窒息至极，眼睛几乎瞪了出来，喘息使她来不及吐出泥水而吞咽下去。几个小时以后，那姑娘的头偏向一边死去了。而荣却在埋掉她之前把她的头发剪掉了。据说姑娘的头发在越南黑市上是很值钱的。

遭受残酷折磨的越战混血儿终于在越历春节到来之前逃出了永隆收容所，他们逃到了西南端的河仙省，并得到一位同情他们的渔民的帮助，乘坐他的渔船逃离了那个罪恶的世界。

八名越战混血儿住进了医院。他们身上都带有轻重不同各种创伤，其中有一个只有十岁的男孩子的腿里还扎着一根长钉，他说那是荣对他踢石子的惩罚。

起初，越共政府把八名越战混血儿在永隆收容所遭遇的报道斥责为“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而后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它忽然对此闭口不谈，尤其是美国记者当众出具了几名混血儿伤势诊断书和他们的控诉之时，越共外交部长阮基石居然装聋作哑，无赖地说：“那即使是事实，也绝不是在永隆收容所造成的。”

越共政府这一有损形象的谎言，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更显得日益尴尬。每一个来美国定居的越战混血儿和他们的亲属都证实了他们办理离境手续时或多或少地受到越共政府的恐吓和阻挠，有的人还因此受到了人身迫害。《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巴黎竞赛》、《明镜》等西文报刊的２００名记者在１９８５年４月３０日越共庆祝西贡陷落１０周年时，接到了一个具有黑人血统的越战混血儿的求援，并亲眼目睹越共警察把那个小伙子推出人群，给他戴上手铐之后拖走了。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４日，《远东经济周刊》的记者彼德．哈斯汀斯在胡志明市（西贡）街头见到越共警察凶狠地把一个试图上前与自己说话的、年仅十岁左右、长着一双蓝眼睛的越战混血儿打倒在地，然后揪着他的耳朵带走了。据说，那个小男孩是从附近一个收容中心逃跑出来的，那里在西方记者来到胡志明市（西贡）之前就关押了几百个越战混血儿。

《生活》周刊摄影师格里费斯采访了居住在胡志明市的鸾瑛一家。十八岁的混血姑娘鸾瑛和母亲胡氏秋是靠在黑市卖服装来维持生活的，因为自从胡氏秋提出去美国定居的申请之后，她们的口粮和救济就被停发了。但是她们并没有被越共政府的制裁所吓倒，尽管获得离境批准尚遥遥无期，她们还是决定把房子捐赠出去。

“每一个人都惊慌得不得了。”格里弗斯回忆到与十四岁的混血姑娘潘氏秋香见面的时候说。香已经获得了一张出境签证，她和母亲以及姨妈住在胡志明市（西贡）一座只有两间光线昏暗居室的小房子里。“这是我在越南拍下的第一个混血儿姑娘，当时警察就站在屋外，窗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儿童。在当地的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还未来赶来之前，我拍完之后尽快地离开那里。那些人一到，气氛将变得可怕无比。”

“幸福并不是稻米，而是摩托车！”十五岁的混血儿王进秀成（又名菲利蒲）这样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德克萨斯州人，于１９７３年离开了越南。比起其他越战混血儿的生活状况，成的境显然要好得多。他和母亲住在一栋非常舒适的房子里，那是他曾在战争年代任法国驻西贡大使馆高级职员的祖父遗留下来的财产。成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将要到美国去定居。

另外一名与成境遇十分相似的混血姑娘王氏美玲，十二岁，和她的母亲王氏美芳也获得了到美国的签证。玲的生父是前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职员，在玲刚刚出生的时候，便离开越南回国了。

但是，能够像成和芳那样顺利获得移民签证是相当困难的，越共政府官员普遍的受贿和官僚作风及警察的凶暴迫害使相当多的越战混血儿滞留在社会的底层。

在胡志明市（西贡）的一个空旷的、居住着二十个人的木棚里，阮氏合带着她的两个混血子女：十二岁的女儿阮氏春妆和十一岁的儿子阮俊英等待着获准去美国的签证。据阮氏合说，妆和英的父亲是美国空军的军官，当时他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降两个女儿。

我采访的另外一个混血姑娘黎氏莲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她的父亲也在战争结束前几年回到美国去了。开始，十七岁的黎氏莲经常收到她父亲寄来的钱和物品，自从收到他的美国妻子寄来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后，就再也没有得到过有关她父亲的任何消息了。“别再试图与我的丈夫联系了。”那位女人在信的最后这样对她说。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手里只有一张残旧的照片，那是她父亲１９７０走时和母亲的合影。当莲刚刚三个月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从那以后，莲便和她养母隐陈氏娉生活在一起，她们母亲女俩在胡志明市的西区有一家自己的店铺，她和娉都收到了离境签证之后，她们的固定的生意却受到了妨碍。因为她们担心，她和娉一走，政府就会从她们亲戚的手中把她们的家和店铺没收掉。娉最近写信给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当我们没有希望离开越南时，我们忧心重重，焦虑万分。现在我们被允许了，我们又慌乱，难过得不行。”

越战混血儿的问题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虽然不那么圆满，但是所有能够离开的混血儿都争先恐后地逃出越南，定居到西方国家去了。大量的报道和图片表明，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好，然而他们并没有忘掉他们曾居住在越南，也没有忘却那些未获得签证而滞留在越南的亲属和朋友们。现在，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所在国的公民，用亨利．贡的话来说：“这里才是我的祖国，但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我们是从越南来的，从我们永远不愿返回的统治下逃出来的。”

十、第五代统治者

１９８５年４月３０日清晨，河内从闷热的空气中醒来，成千辆自行车、公用轿车和低座脚踏机动车沿着街道行驶，还有更古老的法式有轨电车发出疲惫的声音驶过各个路口，商店、机关和商场也陆续开门。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前越共上尉阮莲这样对西方记者说，脸上露出了微笑。

尽管一切仍然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但此时这个城市已经是整个越南，而不是半个越南的中心。自从南方的杨文明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以后，完成那个经过二十年艰苦战争而获得“统一”的越共政府又把巩固它的政权的战斗进行了十年，首先它公然与曾经尽全力支持它取得胜利的盟友中国关系恶化，赶走了三十万在那块土地上居住了几代的中国侨民和华裔越南人，接着又开始清洗政府中的亲华他分子和南方干部，开辟强迫性的“新经济区”，在南方没收私营企业，继而出动越南军队与老挝军队一起进入柬埔寨，帮助韩桑林亲越分子赶走了亲华的“红色高棉”，驱赶大批印度支那难民涌向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军队在靠近边境的地带交战，在泰柬边境进行骚扰和入侵。

越共政府在短短的十年中所做的事情似乎太多了，使世界各国一次一次把目光集中在那个曾经同样动荡不定的地方。越共政府，作为继中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之后的第五代统治者，像它的前任一样不时地制造出一连串发出震动、令人不安的事情。

“１９７５年标志着这个国家真正的统一。”胡志明市（西贡）市长梅之寿在庆祝越共军队攻占西贡１０周年的游行纪念活动中对外国记者说。

与河内同一时刻的胡志明市（西贡），榴弹炮声轰鸣，军乐队奏起“在金星旗帜下”的进行曲，士兵和民兵，其中一些人扛着缴获的美制Ｍ－１６和Ｍ－１型步枪，走在苏制Ｔ－５４坦克车的后面，苏制米－２１型喷气式飞机呼啸着掠过碧蓝的天空；佩戴着与他们同样瘦小的身材极不相称的数十枚勋章的越战老兵、摩托车兵和工人混在一起，簇拥着一幅前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手握哑铃的巨幅画像车，在画像的下方写着一句胡的激动人心的话：“大家都来早锻炼！”在围着蓝色围幕和红娟的检阅台前面，身穿各色彩色服装的男女青年表演着优美的舞蹈。

庞大的游行队伍从着名的动物园出发，途中经过市中心的“四月三十日大街”（前美国大使馆曾设在此街），一直向“统一大厦”行进。

检阅台上，有九年以上资龄的政治局委员们傲慢地挥着手，意得志满地观赏那拙劣的表演，并且不无欣喜地回忆起他们是如何从美国人手中夺走１５００亿美元和５８０２２条生命的过程。

那天坐在检阅台正中的是：越共政府主席长征，越共总书记黎笋和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他们要极力表现越共大获全胜之后的民族骄傲感，同时也要掩饰那个国家陷入的自相矛盾的荒谬狂妄的窘境－－尽管它每年可以得到２０亿美元的苏联援助，但是越南始终处在极端的贫困之中。越共政府“新经济政策”造成的一百万失业人员及由此而产生的吸毒、卖淫、乞讨和流氓行为在这个被占领了十年之久的城市里日益蔓延到每一个角落，这似乎是对越共政府接管后的一种绝妙的嘲讽。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越共政府竟然毫无愧意地把它的官僚帮独裁统治了十年造成的所有恶果都说成是那个早已经结束了的“战争创伤”，一块似乎永远也不能治愈的，永远会帮助越共解脱困境的“创伤”。

实际上，越共政府在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５年的整整十年之中，并没有制定过任何真正建设或恢复经济的具体计划，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派系斗争，镇压民主人士和极端独裁，以及搜刮民财上。它的一个口号叫作“共渡艰难！”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越南人陷入了“艰难”的境地，而那个“艰难”似乎仍永无穷期。

转嫁它对人民犯下罪行的方法使越共政府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事端，先是把南方人民送到变相的集中营和劳改场所的“新经济区”去，要那些人在同区没有任何工具的荒妩的原始森林里“发展经济”显然是荒唐的，因为越共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温和态度的市民和贫民，掩盖其暴政所造成的极度贫困的事实。

但是，越共政府的那种残酷手段不仅丝毫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许多人像从吴庭艳总统的“垦荒区”逃出来那样，冒着生命危险从越共政府的各个“新经济区”逃了出来。

对待一个它根本不关心，但是又时刻困扰着它的社会现象，越共政府一方面派兵入侵邻国柬埔寨，一方面挑起它的前盟国中国的争端，以此来转移人民对它的强烈怨恨之情和世界舆论的视线。

作为对自诩“代表人民”却又极度空虚的一种填补讲，越共政府极力要保持它业已形成的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它的一百二十万军队是世界上第四大常规军，另外还有没有确切数字，但是规模相当大的民兵和其它变相的军事组织，而且一直处于像瞄准麻雀那样的高度戒备状态。这项庞大的经费开支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越南人民在越南政府所谓“来自各国，尤其是来自北方和西南方面的威胁”的歪曲宣传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既卑鄙又拙劣的会俩。越共政府的几十万正规军和十万以各种名义进入柬埔寨的越南人正在企图征服顽强战斗着的“红色高棉”和其他反越的武装力量；在北部长百公里左右的中越边境，原集着六十五万精锐的正规部队，不时从那里传来局部的从枪战到小规模交火的报道。

挑起民族之间的仇恨，是越共政府曾经成功地用来迷惑人民推翻南方政府的手段，今天它又非常成功地把广大越南人民引向了两个邻国：柬埔寨和中国。

虽然中国的毛泽东曾经毫无保留地作出一切自我牺牲来援助北越进行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战争，越共政府还是很容易地利用历史上中国皇帝对越南一千多年的控制煽动起与中国人的对立和恐惧；他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把十二年来的“中国同志”变成了“战争赌徒”、“企图控制越南的霸权主义者”。越共政府努力使越南人民相信，“中国是真正的、自古以来的敌人，一直想统治印度支那，尤其百越南，就像一千年前那样，只有苏联人是朋友，真诚的社会主义朋友。”

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１日早晨，我和彼德．哈斯汀斯在一名越南译员的陪同下，通过三号公路前往距越中边境仅三十公里的高平省会。经过跨越红河的、法国人于１８９６年修建的隆平桥里，我们几乎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共产党人曾经把源源不断的食品、机器、武器、民用品等物资运进了越南，支持北越在美国的空袭轰炸中继续作战；而后，中国人又在１９７９年愤怒的报复之中把炮弹倾泄到了那里。

越南北方的景色是十分迷人的，梯田里种着水稻或早稻，田地里有土豆和其它的各种蔬菜，河流和溪水穿过越中边境的石灰岩山峦流到了越南，当地的乡民仍然穿着我在１９５４年见到过后那样褴褛的衣服在进行耕作，似乎时钟从那个时候就停止了一样。

一位四十二岁的越南中校陪同我们，他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打仗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先是同法国人，然后同美国人和中国人。当我们笑着问他中国军队情况的时候，他仍然以不屑置疑地口吻说道：“打不过我们，从来也打不过我们。”

“那么日本人呢？”彼德．哈斯汀斯问道。

“日本人也不行，他们根本打不过我们。”他说，摘下他的越共军队的军帽，一顶瓖着红星的软木遮阳帽让彼德戴上。我们评论起越南警察刚换上的、难看的苏式军帽和制服时，他说：“我们已经习惯了。”

五千人口的东恙是中国军队占领的最后一个小镇，然后突然撤走了。我们沿着大路走去，见到竹林中那栋建筑依然完好无损地伫立在那里，其它的屋舍的墙壁上涂写着一些反对中国的口号。高达１０００英尺（３０４·９米－－译者注）的山头上，有几座已经崩塌了的塔，远处一座山峰上中国军队的雷达屏在不断旋转着。

我用照相机对准那个山头，然而越共中校以极快的速度挡住了镜头，“不准拍照！”他指着一块牌子对我说。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中国政府宣布要对枪杀中国军人和边民及侵略柬埔寨的越共政府进行“惩罚”，并派遣了二十万中国军队攻占了越南北方的许多城填。那次报复行动持续了一个月，沿着越中边境向前推进了４０公里，直到３月１５日撤出。中国方面宣称，在那次战斗中越南伤亡人数为百万人，而中国军人伤亡二万名。４月１８日，越南和中国在河内进行了停战会谈，但是很快就是互不让步的争吵中搁浅了。此后，越南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之下，在越中零号边界进行了交换战俘的工作，然而在场的新闻记者说：“那简直是一次相互攻击的示威。”

由于我和彼德．哈斯汀斯竭力奉承那名越共中校，聆听他的自述，并为他提供了一直被他斥责为“帝国主义”国家生活的纸烟和啤酒，他终于同意给我们半天自由采访的时间，当然，他仍要像指示儿童一样，对我们提出几项具体的“要求”，并在我们一再许诺的情况下，同那名越南译员走进了附近的一家饭店。

如果说在那名越共中校和译员的陪同下，每一个越南人给我们都是一些千篇一律的答复，那么小镇上的市民们对于两个单独行走的外国人则一直在用似乎发现了外星人那样的惊奇的目光盯着我们。

“Lien so！”（苏联人）身穿褴褛服装的越南孩子们用手指着我们喊道，他们的目光贪婪地望着我们手里拿的“太阳”（Asashi，日本生产－－译者注）啤酒。

我从包里拿出一桶可口可乐递给一个小男孩。他接过去嚐了一下，马上就不喝了，他不喜欢那种饮料的味道。那些孩子想走的，只是什么发光的小玩具罢了，一块铁皮，或者一条尼龙绳都会使他们欣喜若狂。

我们很快发现，尽管那些孩子一直在尾随着我们，但如果我们向他们提出问题时，他们便显得异常惶悚不安，瞪着眼睛一个字也不肯说。后来，有个胆子大一些的小男孩开始放松了警惕，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他家里发生的事情，并纠正我的越语发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一名二十多岁的少妇突然出现了，想把他拉走，可他不愿意离开，他在母亲的拉扯和哄骗中走出了人群，然后我们听到了耳光声和那个小男孩的器声，这使我们难堪地离去了，不再敢与那些儿童交谈。

镇里的人都对外国人有一种恐惧感，他们不愿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显然，越共警察的影子无时不在威胁着他们，尤其是同外国人交谈往往被怀疑是在泄露越共根本不存在的、而那些平民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决定再走远一些，我和彼德．哈斯汀斯来到了小镇外的一块水稻田边。在水稻田里，有一群戴着蓝色头巾的侬族妇女正在炎热的烈日下忙着插秧苗。

“我们经常听到枪声。”一位侬族老人对我们说。“所有的麻雀都吓跑了。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他告诉我们，自从１９７７年以后，许多部队来到了边境附近。他村里的年轻人都参加了民兵，经常举行各种军事学习。村民们被告知说，中国将要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因此在山中和道路上布置了许多岗哨。我们问他个人对中国人有什么看法，他重复了越共政府宣传机构那样荒谬的话，说中国给予我们援助是一个阴谋，目的在于企图控制越南，然而，他又补充说，战争年代他一家和村里的人都靠中国运来的粮食和布匹为生，因为村民们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之下根本不能种稻子。

那位老人说，越南警察从村里抓走了十四名同情中国侨民的人，“他们是作为‘越奸’而被其他村民告发的。”另外，他还讲起中国对越南的“惩罚”战争。

“当时我们带上口粮和财产躲到山里去了。”他回忆道：“四面都是激烈的枪炮的声音，有的地方还起了火。后来，撤退的士兵换上衣服，也同我们一起躲进森林，听说中国军队要消灭越南，已经把经过的村里的人们都杀光了。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惧，几个居住在村里的中国人也被杀死了。”他指着村庄的一面墙告诉我们：“逃跑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钉了两张人皮，奶头很大，是从被杀死的中国妇女身上剥下来的。在中国军队占领镇子以后便开始进行搜查，抓走几名没有逃走的居民，再也没有放回来。他们没有杀人，那是我们村里民兵干的，”他十分肯定地说。“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件事。”

我们问他是否见过中国军人？他回答，被俘的中国军人很多，大约有５０人左右，都关在山中一个军事工事里，后来被押送到镇里去了。他十分肯定地声称，他见过一个中国营长，头发知蓬蓬的，而且会讲越语。他悄悄告诉我们，村民还打死过一个中国俘虏。

“中国军队撤走以后，我们都回到了村里。”他说。“拖拉机和农具都被砸坏了，仓库的粮食也没有了，但是他们没有烧掉我们的房子，民兵把被打死的两具尸体摆在广场上，召开大会，说所有没有逃走的人都被中国军队抓去枪毙了。那天中午，民兵从村外拉着一头水牛，从山那边走来，一名中国俘虏是个中国女人，很年轻，头越钢盔，衣服也被剥光了，乳房上用油漆写着标语，脸上也涂了红漆。民兵把那个女俘虏捆到村中的一棵大树上，准备吃过午饭把她送到镇上去，可是村民围住那个女俘虏，用棍子打她；一个村民把蚂蝗放在那个女俘虏的奶头上，让蚂蝗钻进去，然后再用竹板把蚂蝗抽打出来。民兵吃过饭前来阻止，但是被他们的亲属拉走了，第二天早晨，我听说那名女俘虏已经被烧死了。

那个侬族老人的故事使我想起越战年代许多熟悉的情景，然而在今天听来却是那么陌生。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曾经说过：“亚洲人是不可能一下子把敌人变成战俘看待的。敌人就永远是敌人。”我深知这一点，尤其是越南人狂热的势利欲望导致过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５日，越共政府在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之后，派出装备着苏制米格－１９型战斗机和Ｌ１－２８型轰炸机与同柬埔寨交战一年之久的老挝部队对柬埔寨发起全面进攻，所有被俘的“红色高棉”人员和平民全部都遭到血腥的屠杀。１９７９年１月７日，越南军队攻占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枪杀每一个见到的行人。

《曼谷邮报》刊登一名泰侨目睹金边时的情况说：“到处是枪声和炮声，苏制Ｔ－５４型坦克在街上碾死了许多奔逃的市民。下午，行上已经空无一个，越军开始进入居民区进行屠杀，人们的惨叫声响成一片。傍晚时分，越军闯入我居住的住宅对面的楼房，促出一个名叫塞莱的十六岁姑娘，二十多名越军在楼外的街上轮奸她，最后把那个已经昏迷不醒的姑娘拖到一辆开过来的坦克车里拉走了。”

金边陷落的前几天，西哈努克亲王逃走了，而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揭露了越共政府的侵略行为，同时，他也辞去了波尔布特政权代表的职务，因为他认为波尔布特城执政的三年中推行的掠夺私有财产、取消货币而只给口粮、关闭所有的学校和屠杀柬埔寨人的行径沾污了那个国家。

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在越共军队侵占柬埔寨六外之后对《时代周刊》记者说：“我们要求清算波尔布特的罪行。中国必须停止对它的援助，泰国也要不再提供避难所，这样我们才能逐渐从柬埔寨撤走军队。我们不是非要处死波尔布特，他可以跑到中国或者曼谷，或者呆在思板多监狱里去，这很公平。或许他能像阮高其（前南越副总统）那样开设一个酒吧间。”

实际上，阮高其在一九八五年破产之前，在加利弗尼亚州开设的是几个酒店。

波尔布特政权之所以处在这样一个为难的境地，是由于在它执政的三年里采取的极端措施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并给越南支持韩桑林政权提供了借口。然而无论怎样，民主柬埔寨在历次联合国大会一直具有合法的席位，国际社会不断地通过要求越南立即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军队；与此同时，“红色高棉”也采取了一些与之相适应的步骤，各方面都厌恶的波尔布特不再公开地露面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波尔布特时期受到排挤的半贵族革命者乔森潘。

乔森潘出生于靠近越南边境的大米聚集地柴桢省的一个高级职员家庭，早年留学法国，并获得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担任金边《观察家报》主编。因此无论在西方或共产党中国看来，他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物，至少比波尔布特显得开明和中立。

在各方面的调解之下，乔森潘与西哈努克亲王、宋双于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２日建立了联合政府，这样反对越南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国际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尽管越共政府举行了庆祝攻陷西贡、占领柬埔寨等“成功”的节日庆祝活动，但同时也使人联想到那是一个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为了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其大捷，对外国人又恨又怕的越共政府在１９８３年却允许全部二百五十三名旅游者入境，并且还接待了四百名外国记者和技术专家，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许多观察家认为，河内之所以如此乐于接纳新闻记者，突出地反映了它要与华盛顿恢复关系的强烈愿望。然而，就越共政府所作出的全部努力而言，它的和平攻势却显得那么没有基础，甚至非常荒唐幼稚。

毋庸讳言，这种矛盾的的心理似乎成为越共政府在庆祝攻陷西贡举行的活动的主调。游行队伍开始行进之前胡志明市的党委书记阮文岭站起身庆贺越南“为人类的崇高理想而战斗在斗争的最前线”的地位，并把其“打倒全球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战略”上的胜利大肆吹捧一番。然而即便是阮文岭也不能不查觉到，整个越南正被衰败的征兆所包围：胡志明市这个拥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水电的供应极为不足，近一百万失业人口和扫荡不清的卖淫、吸毒、乞讨及流氓行为枚不胜数，官员的腐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并引起多数人的不满。

“十年过去了，”阮文岭抱怨说，“反动、腐朽的新殖民主义已经不知道蹋了多少青年人，留给我们的是尖锐而又持久的危机。”

今天的胡志明市仍然保留着旧西贡的丰富财产，如同一位褪了姿色的太太但还有珠宝可卖。三轮车夫们为西方游客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年轻漂亮的姑娘”，街道两旁的中间商相竞以高于官价几倍（１００：１）的比率购买美元；沿着阮惠大街的黑市交易场所，身穿紧身衬衫和有图案的工装衣裤，带着时髦太阳镜的年轻人把最新的彩色电视机和立体声音响设备塞满了一个个的货摊。

战争岁月里的情景始终萦绕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离昔日的自由大街（如今改名为荣瑰大街）不远，有一位五十二岁的老妇人开着一家冷饮店。战争时期，人们曾经把这里当作娱乐场所。回忆起往事，老妇人不觉笑了，那时她有自己的酒吧，常和美国朋友在柜台上玩纸牌。现在她只能靠以前美国朋友送给她的东西沿街叫卖勉强维持生计，她仅有的一点积蓄，都在三次赴美的尝试和失败中丢掉了。尽管如此，她仍然不无渴望地说：“如果我能积攒到一点钱，也许我还要再试一次。”

有关这种生活水平今不如昔的话题，在越南到处都能听得到，凡是有记忆的人都有着切身的体会。从美秋到槟知的渡口上，一位四十多岁身材瘦小的男人对《时代周刊》摄影部主任哈尔斯泰讲述了他作为前政府军人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受训的情况。现在，他在一个农场工作，挖沟渠，种水稻，他的生活是否有所好转呢？

“我认为现在比以前好了。”他说，眼光有些神经质地向西面看了看，然后又再低声说：“每个人都是这样贫困。我知道前一个政权并不好，但是现在也没有指望。”

前南越陆军少将阮有幸是一名富有才干的副总参谋长，当时传闻他配合越共策动了军队的暴乱。然而他对西方记者重复谈论着物品匮乏的现状，和北方人对他们的排斥。“即使原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也不再受到重用，许多南方干部都遭到清洗。胡志明的朋友黄文欢逃往中国，以至原解放阵线主席阮有寿和总书记黄晋发也被指责。”他指着天花板上破旧的电扇。“每天都要停电，即使有电的时候也达不到规定的电压，所以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室内闷热得透不过气来。”

前政府的军政官员全被送到志和监狱的位于西贡附近的“再教育营”去接受改造，较低级的人员则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去。越共地方官员安排西方记者参观了胡志明市以北约五十公里处的Ｋ－４号“再教育营”。那里藕塘荷花，园圃宜人，似乎是一个疗养地。然而不久后，西方记者便在入口处发现了一块牌子：“门票每人五盾，十岁以下儿童免费。”当记者问，Ｋ－４号是否越共政府的模范“再教育营”时，而是一个由犯人修建的，为游客疗养的地方。

（此段末原文如此，可能缺漏－－South Guo注）

１９８８的越历春节，越共政府释放了一千零十四名前高级政府官员，所以到目前为止，据河内报道，仅仅只有一百五十九人仍在押，而不久也将获得释放。

对社会制度的笃信信仰，是越共政府要求每一个人无条件服从于它的统治，任何不满的情绪都可以引出被送进监狱以至杀身之祸。虽然这种严厉的措施使大多数人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南方人过去经常参与的游行活动也消声匿迹了。但是人们对越共政府的满情绪随处可见，即使那些从新制度中获得好处的得益者也并不一致。在越南军队中，大多数年轻军官也对越共的虚伪而刻板的政策感到强烈不满。“我不得不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种难以忍受的严肃态度。”一名年轻的军官说。“我必须尊敬老人，不能去谈情说爱。得不到值钱的东西，还要做出我根本不在乎的样子来。”

槟知省的村民经常谈到美国飞机喷洒的落叶剂。那种药剂使他们提供主要经济来源的椰树全部枯萎了。前越共干部四十九岁的武文景的儿子已经十七岁了，但看上去只有两岁的样子，据说他是由于dioxin中毒而使发育受到了抑制。在胡志明市的自由妇女医院，阮氏玉医生说，虽然尚没有最后的定论，但赤身暴露在落叶剂中的妇女所导致的婴儿的死亡数字与那些着衣者是一样多的，并伴有明显的后遗症。

战争的恶魔仍然在每一个角落里游荡，十年的时光并没有使它在越南人，尤其是在越南南方人们心中淡漠下去。槟知的一条河上，儿童们在沉了一半的美国巡逻艇的船头钓鱼，甲板上的炮筒像是躲进了洗衣店；昔日繁华的头顿海滩也变得宁静下来，空旷的沙滩上躺着寥寥几个晒日光浴的苏联和波兰的旅游者，而在不远处已经倒塌的前美军兵营里玩耍的孩子们和卖小吃的越战混血儿提醒着每一个人那里发生过的事情。

也许有一天人们终会忘掉那场战争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因为那里的人民还比较现在和从前的越南；或许他们真的会认为这个制度确实比以前好，或者根本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今后的越南将是什么样子呢？这是很难预料的。

然而，我只希望它的再一次变革不会像以前那样残酷得令人沮丧。

【转自多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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