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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 历史大势中的人事天命 [打印本页]

作者: xzhao2 时间: 2015-9-22 06:50 标题: [转载] 历史大势中的人事天命

近日，著名历史散文家夏坚勇先生推出新作《绍兴十二年》。这是一部极具诚意的作品，面对近年来国内不断攀升的写史热潮，历史散文家的写作,终于奋起直追并有所突破。

《绍兴十二年》记录的是南宋开国的一小截耐人寻味的历史。“绍兴”是南宋高宗赵构的第二个年号，意为继承并发扬光大。
绍兴十二年是公元1142年，这是南宋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南宋的基本国策——求和偷安，就是这一年被全盘定调并贯彻落实的。其标志性事件，正是以“千古冤案”著称的杀害岳飞。此书即从追思“岳飞为何一定要死”开始，记录下南渡初定的宋王朝在绍兴十二年的生死抉择。
历史大势中的人事天命
历史散文扛鼎之作
客观地说，作为历史大散文，尽管作者开展了极为严格的、并不输于专业史学家的考据工作，但《绍兴十二年》仍属于审美阅读范畴，我们依然不能完全作为信史来看，只能作为散文艺术作品阅读。因为作家不只是在写史，还毫不掩饰地把自己写进了作品。
整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功力、文笔、智慧与幽默，亦足见作者的诚意：在用清明上河图的“笨办法”，来描摹南宋初期从宫廷、政治、军事、经济到民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自己的抒情、品藻、调侃和思考融入笔端，由此呈现一个散文家的整体史观和文学造诣。
历史大散文，自余秋雨先生开端以来，一直是写作的热门。有道是“成也秋雨，滞也秋雨”，余先生的写作一直难以突破中国写作者挥之不去的儒家情结，或者说儒学史观，动辄“君子”、“小人”道德品藻，大笔写春秋，大做书生意气的感叹，看得有趣，但仔细琢磨却了无新意。
说到底，无非忠臣良相、权奸恶将、才子佳人、君子小人、家国兴亡的那些事，无非谁比谁更好，或者谁比谁更坏。夏坚勇先生曾经推出的《湮没的辉煌》，亦属此套路。这种套路，虽然用现代汉语写就，依然难脱古典时代策论式散文的窠臼。好看，但经不起推敲。
然而，《绍兴十二年》并不是“历史大散文”的简单延续，而是得益于黄仁宇先生的史学名著《万历十五年》。众所周知，近二十年来，大陆史学仍处于积累期，多数的成果，在于材料的不断丰富，而思想和史观的发展并不显著。然而，墙外开花墙内香，寓居海外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往往令国内耳目一新。
从此意义而言，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给国内带来的不仅仅是《万历十五年》这样一本奇特的史学专著，还在无声息中给大陆带来了一种观念的变革，颠覆了很多人僵化教条的史观。史学界以往那种先入为主、主题先行、用固有理念生搬硬套的史观，慢慢被细致的、有血有肉的、就历史论历史的史观所取代。
因此，虽然近年中国纯文学创作处于颓势，而文史交集的边缘写作却显得热闹，格外地被看好，且成果斐然。各种架空的、大话的、水煮的、戏说的、穿越的历史，固然价值不高，但让大众保续着对历史阅读的好奇心。
很多饱读史书的优秀随笔散文作家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厚积薄发，让历史写作异彩纷呈，也给上乘佳作的出现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老当益壮的夏坚勇先生借智史家，花了十年的工夫，发力于南宋的建政之际，追讨那一刻的天人之变，拿出了这部可以说“中兴”与“革新”历史大散文的扛鼎之作，令人百读不厌，由此不得不心生敬意。
不过，与《万历十五年》的史笔言必有据、就史论史、不轻易论断相比，《绍兴十二年》毕竟是散文，可以容纳一点点想象与虚构，容纳下文学的文采与个人的胸臆。大作已成，山摇海啸不能改其根。那么，在欣赏作者开阔的历史描摹之时，不妨随着作者给出的命题，探讨一下作者给出的史观、史实与史见。
赵构的天命与人事
在《绍兴十二年》中，作者着重描写的一个主人公是宋高宗赵构。这位锦衣玉食的康王爷，本是贪图享受、懦弱却颇为聪慧的“贵二代”，在北宋破灭的大厦之倾中仓皇南逃，经历金人多次的追杀，本朝军人的哗变（苗刘之变），国破家亡，父母、兄弟、妻儿要么成了俘虏，要么惨遭横祸，算是饱经磨难。
赵构百折千回中，能够在杭州重建赵宋朝廷，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改杭州为临安，说是“临安”，其实是“临危”更为妥当。他所面对的，是历代王朝没有过的危局，即北方游牧民族要全盘灭亡华夏帝国。他身上要守卫的，不仅仅是一个赵宋王朝，还必须是以炎黄为宗的华夏帝国。不管他认不认，如果华夏亡，他不仅无颜以对赵家祖宗，更无颜以对炎黄以来的华夏族列祖列宗。身为皇帝的赵构，曾经懦弱的花花公子式人物，当此大任，实在也是冥冥中“天命”的捉弄。
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对中国气候的物候学考证，自晚唐末年到南宋败亡，是一个小小的间冰期，在木星和金星引力的微妙作用下，北方气温日趋温暖。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并不那么长久的冰天雪地，足以让草肥马壮，人口繁荣。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动乱，让大量中原的优势技术（尤其是冶金）传入了塞北，以至于让契丹人以“镔铁”（辽）为国号。在此形势下，宋对辽、金以及蒙古征战的无能，也是天数。塞北民族拥有骑兵和铁器，善于大兵团机动作战，甚至到了蒙古时代，还充分掌握了火器。自宋开国以来，外战败多胜少，绝非是“虚内”或者“轻武重文”一点所造成的。
史学大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种“造极”也是天命之一，就是宋有着向近代化转身的可能。诚如我们熟知的，宋代的商业信贷、冶金煤矿、制造工业以及对外贸易均相当发达，商业化和城市化也达到较高水平，拥有财产权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渐成气候。
然而，作为一个持续了千余年的帝国，宋朝仅仅发展出一些现代社会的雏形。宋朝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的“巅峰”，恰恰不是因为其古代性，而是因其现代性。可惜，当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跨上武力征服的烈马，这点微弱的现代性是挡也挡不住的。
我们总以为华夏文明的农耕，对于游牧民族有怎样的文明优势，其实，就抵御暴力的实际效用而言，文明是非常脆弱的。贫穷和毫无权利可言的农民，供养着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国家机器日趋复杂，可民众永远是那么贫穷。
华夏帝国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华丽宫殿，迟迟不能对周边游牧民族占有决定性战略优势，没有诸如大英帝国对阵大清帝国、美国对阵萨达姆伊拉克时的那种实力上的“代际差”——原因只有一个，国力在皇权专制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即便是诸如大宋的“富国”，也不能真正造就“强兵”。
夏坚勇先生所塑造的赵构，就这样狼狈不堪地撑持起一个繁荣却不强大的王朝，带着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在不堪的“天命”之中苟且求和。作者笔下充分运用了现代心理学的见识，对赵构苟且偷安的一面刻画得淋漓尽致，大加揶揄，但却忽略了现代史家应该抱有的“理解之同情”。倘若不带褒贬地看，赵构的战略很明显是外用臣道，内用黄老。作者刻意将其心思缜密的一面刻画得很细致，对坐镇川蜀的大将吴，用川盐烧一顿水煮牛肉以示拉拢。显然，“杀岳”之举实在也是其自认最合理的选择。
岳飞之死固然是巨大的悲剧，但赵构胜利的成果十分有限，“天命”之中，金国不可能一举被灭亡，拉锯式的战争，残宋比金人还要耗不起。倘若赵构能在委曲求全中坚定地守好半壁河山，坐等北方生乱，总还有一线翻盘的机会。并非古人不明是赵构执意冤杀岳飞，而是若南宋不立，赵构比岳飞还要惨（不信可参南明覆亡史）。所以，史书诘难赵构者少，实在是谅其苦衷。对历史人物的悲剧化解读，总要比刻意矮化要好。
身为卧底的秦桧
书中另一位主人公，是那位遭受千古骂名的秦桧。任用秦桧，并不允许赵构“无罪去首相”，是金宋和议的条款之一。事实上，不论是否可考投诚金廷，这位大名鼎鼎的“奸相”，其实是“和议”政策的卧底。（这无需太惊讶，因为也有很多汉族的金臣为南宋通风报信）作为金人的超级卧底，秦桧算是小人么？不是，他忠实履行着卧底的责任，并为自己取而代之做准备。
与北宋那些赫赫名相相比，以秦桧固有的才能和心胸，最多做一介县尉。然而，能身居宰相，实在是因为此人完全是为败坏南宋朝廷而存在的。事实上，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南宋的文治朽坏、贪污腐败、横征暴敛，大概也是从他开始。赵构日夜提防着这位“没柰何”的宰相，与其说在“求和”上战略协同，不如说是虚与委蛇。
历史的尘埃重重叠叠，作家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带着读者走得更近一些。富甲一时的南宋，如同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人，在当时的“天命”下，做出了古典王朝最大化的努力，方在游牧民族迎头赶上的攻势上，得以保全华夏帝国文明的苗裔。农耕时代，人们生存方式受自然影响太深，天命的变化无端令人唏嘘不已。
作为战略决策者，赵构是理智的，也很成功。事实上，自绍兴十二年后，南宋与金的实力此消彼长，宋保持着壮大，金却走向了没落。在书中，作者写到了蒙元灭南宋，却没有写到南宋与蒙古先联手灭了金国。至少,无论对于精忠的岳飞，还是对于赵宋家族或深感“靖康耻”的宋人来说，大仇可雪，都算是一种历史的安慰。
在全书中，作者更深层描摹并对之批判的，是皇权专制的末路景象。君君臣臣的游戏玩了一千年，早已了无新意。华夏之邦，如果不迈出崭新的一步，种种宫廷、宗法和礼教的游戏，则完全没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富贵的还想更富贵，“官家”贪腐安逸，臣子尔虞我诈，民众一无所有，永远是一潭死水的格局。可是，就简简单单的“那一步”，对这样一个日夜企图苟全于乱世的老大帝国而言，何其难哉？难怪还要推迟近八百年，才能真正启程上路。
文/陶林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6期总第5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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