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奈保尔: 我相信文学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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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1-11-22 08:36
标题:
奈保尔: 我相信文学的纯洁
我相信文学的纯洁
奈保尔
编者按：据英国《文学评论》杂志２００１年８月号报道，最近该刊记者法鲁克·德洪迪（以下简称德）采访了获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后殖民地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以下简称奈），并就他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半生》和他的创作活动进行了对话。以下是对话的部分内容。
德：不久以前您曾经说您已经对长篇小说不感兴趣了，“长篇小说已经结束了”。但是您现在却又写完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莫非您的那个说法仅仅是一种玩笑？
奈：不。长篇小说是一种用滥了的形式，非常草率随意。人人都在写长篇小说，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于以往的长篇小说的无意识的不高明的抄袭。而真正的书是那些流传下来的，不是抄袭。我要说我宁愿读那些具有独创性的书。
德：您最新的长篇小说《半生》找到了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它是一部非常强有力的想象作品。它带着我们穿过三个不同的背景，三个不同的时期，并且我们遇到了处于不同环境下的人。我们随着中心人物威利，从独立前的印度，到战后的伦敦，再到非洲的一个葡萄牙外省。
奈：我试图把它写成一本轻松、愉快的小书，然而又充满了种种的事情。
德：我们待会儿再谈这本新书。我们是不是可以回顾一下您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您曾经写到您在知道自己必须写什么之前曾经有过一个苦闷的等待时期。您描写了您当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兰厄姆饭店大楼里工作时您写出的第一个句子。
奈：在１９５５年或者那前后，我所写的那些东西很难被任何一位伦敦的出版家认为是一本真正的书。
德：在您的自传作品中经常用到“生硬艰难”这个词。您把这个词用在你父亲和他的生活及抱负上。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奈：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在那个特立尼达的种植园殖民地---父亲居然产生了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而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我要说我父亲的孙子孙女们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这很令人辛酸，不是吗？
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奈：这个……我妻子的一个女儿最近一直在看我父亲写的一些东西。她从巴基斯坦来。她被这些作品迷住了，因为他当时写的那些人更接近于南亚次大陆。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来自一种农民文化。它不是一种文字文化。那儿没有任何阅读传统。那儿有人阅读宗教读物，有人阅读史诗，有人在宗教场合阅读圣经。那时，在那儿是一种怪异，由于他的雄心，他居然想要去写作，那时在他的文化中根本没有任何阅读或写作的传统。
德：而这变成了《神秘的按摩师》中的一个主题，对么？这个主要人物想要写作却对写作根本一无所知。
奈：你知道这位按摩师从象征的意义上是稍微有一些自传的成分的，因为这种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再现了我自己的愿望。对我来说这种艰难实际上就是学习怎样去写作。
德：但是在那最初的几本书以后您功成名就了，所以事情肯定容易多了。
奈：即使在那时候也并没有感到日子更容易。我依然贫穷。我的意思是实际上贫穷延续了很长时间，使事情更糟的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正在变成一个作家。我那时看不到该怎么行动。人们看着那些两年前出版的文字，已经在说：“那位作家总是在那儿。”但是我却认为变成一个作家意味着确切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有趣吗？你残忍吗？你是重还是轻？你必须知道。在开始，我努力做得有趣。１９４９年我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１７岁，我在牛津完成了这部小说。我把它拿给一个朋友看，他残忍地说它使他想到伊夫琳·沃，而他是对的。
德：那些早年的艰难是否与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读者群有关？因为今天一个印度作家，或者一个黑人诗人总是有确实可靠的读者群，至少在《卫报》的读者当中。在您开始的时候显然没有这样的读者群。
奈：我从来没有想到谁会读这些书的问题。我不那样思考问题。我相信文学的纯洁。我相信如果有人写作，并且写得好，就会有读者。
德：所以您过去写作，而根本不在意您在对谁讲话？
奈：不，并不是不在意。事实上我没有任何读者群。我永远是一个外来者。用一个美国词儿：我永远是一个舶来品。在一开始写作我要简单得多，我那时为我的妻子帕特写作。我把一切读给她听。在那些早年的岁月里，我有时也在内心中对弗朗西斯·温德汉和戴安娜·阿西尔说话。
德：但是您没有想到，随着您的进步，成功很快就要到来了？
奈：我没有任何成功。
德：我认为您的《中间通道》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它为您已经在一些二十世纪新独立和觉醒的国家和文明当中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定了调子。这是关于新近非殖民化世界的第一本真正的书，而且它十分有趣，充满没有探测过的事实真理。但是对于这本书却有一些来自加勒比人的抗议。
奈：在书中引用了一些新西印度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的话，他说：“我们来自于基督教传统或者犹太基督教遗产。”在那时在加勒比人中有一种见解，认为他们是欧洲人，而我在说：你们是非洲人。我所强调的他们是源于非洲的人的事实是不可接受的。好像我正在开邪恶的玩笑，就好像说黑能变白，这冒犯了很多人。
德：但是具有讽刺的是在七十年代初……
奈：它变得很重要，它变成了公认的智慧。到这时候他们开始维护别的东西，一种非洲人身份。
德：接下去，在您的下一本记述旅行的书里----横贯印度的旅行，书名叫作《黑暗的地区》----有更多人们无法接受的事实。它在印度引起巨大的轰动。我必须承认在一个大学里读到它的时候是一种启示：它使人知道了许多到目前为止看不见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其实就在人们的眼前。然而我发现很难在我的朋友们中间为这本书全心全意地辩解。我的钦佩之情不得不成为一个暗中的秘密。请告诉我您怎么会想到要写《黑暗的地区》，为什么是印度？
奈：哦，祖先之邦嘛。我由于先人而对印度十分亲近。我在一个充满非常彻底的印度文化氛围的家庭中长大。那就是我的世界。在那里也有一场独立斗争，它发生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对我很重要。
德：您曾经追随它吗？
奈：哦，毫无保留的。我们全家都是如此。
德：所以，印度那时对您是一种自我发现？
奈：这个……事实是我被印度、被我看到的东西粉碎了。我看到的那些事物只是似乎在反复出现，而我没有想到这当中会有一本书。我并没有感到由于我的旅行会有一本书要写出来。此后有整整三个月我什么也没有做。我面对着有可能要把安德列·多伊奇预付的５００英镑定金还给他的局面，所以，我写了这本书。我做的事情是打开一本练习本，在两张纸上写下所有打动我的东西，加上一些小标题，我看着它们，我形成了一个轮廓，并且或多或少就按照这个轮廓写下去。这本书在心情和样子上总在变化。
德：这本书侵犯了我们印度中部民族主义的范围，一种不加批判的并经常是捏造的解释历史，解释贫穷、偏见、迷信、种姓、残忍、虚伪、道德败坏等等。印度那时不想谈论任何这类问题。那种反应没有反馈到您那里去吗？
奈：真的没有。我那时正在做我的工作，我不得不谋生，我不得不去写另一本书。你必须记住在很早的阶段我就停止阅读评论文章了。我不喜欢看到印刷出来的我的姓名，无论什么时候我一看见它就急忙跳过去。到现在依然如此。
德：一位著名诗人，内西姆·伊齐基尔，编辑了一本随笔论文集，反对《黑暗的地区》。
奈：我不知道。我认为我的书不是攻击印度的，它是对我的不幸的一个记录。我不是在敲打任何人，实际上它是一个令人感伤的经历和体验。请注意，它充满了缺陷：其中关于种姓问题所说的东西是受到我在这里拾到的思想---英国思想---的影响。现在我对种姓问题的想法就不同了。我理解氏族情感，它在一个大国里的必要性。我本应该理解艺术依赖于庇护者，而且在独立的印度，由于印度皇室宫廷的消失，这种艺术的可能性已经变窄了。
德：多年后，您回到印度，那次旅行导致产生了《印度：受了伤的文明》，它作为游记的成分要少得多。它把一些运动从下面带到表面上来了，这些运动以往是印度作家们所不去看的。
奈：是的，这本书不同。由于我自己的背景我总是对来自下面的这些运动怀有最大的同情。由于这种情况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农民出身，我们是没有保护的，我们的家族，像我们一样的特立尼达的人们，我们没有声音。由于这种情况，我和印度作家们十分不同。我与尼赫鲁先生以及那些喜欢英迪拉·甘地的人不同。我认为那些人并不了解印度的农民。我认为即使是现在仍然只有很少的印度作家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或者有所感悟。他们是中产阶级。但是我直接来自另一个阶级。尽管有当年的移民，我的祖先去了特立尼达，尽管受了教育，成了作家，以及其他的一切---那些人却是我的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同情的原因。而且，我总是能够理解他们，那些农民，无土地者，那些下层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甚至一千年或更久以来，第一次自己来一次爆发。正是在这本书，我开始了解印度的不幸本质。我认为这是一本只有我这个背景的人才能写的书，因为中产阶级，自我欺骗的印度人不会那样思考。
德：您能指出一些值得流传下去的作家么？
奈：他们应该是有独创性的人。是那些作出创新的作家。
德：您认为谁是有独创性的人？
奈：福楼拜是有独创性的人。果戈里、巴尔扎克、莫泊桑是有独创性的人。还有吉卜林的印度小说。
德：还有狄更斯？
奈：早期的狄更斯。在一段时期以后，在狄更斯身上拙劣的自我模仿因素变成压倒性的。
德：他模仿他自己吗？
奈：他死于自我模仿。
德：不过在早期他创作过某些新东西吧？
奈：在很早的时期，当他２４、２５、２６岁的时候，在《特写集》、《匹克威克外传》、《奥利佛·退斯特》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之间- --这些是伟大的书。还有《大卫·科波菲尔》。我知道学者们喜欢像《老古玩店》、《董贝父子》等枯燥的作品，但是可以把它们推到一边。还有像《艰难时世》那种可怕的书---是一本可怕的书。但是对于那本书的理解有某种政治角度。还必须加上１８６９年---马克·吐温和《傻子在国外》。还有《哈克贝里·芬》，它是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它后无来者。它无法抄袭。我给你的这些名字是一些描写社会的人们，大社会----法国和美国。还有，我应该补充，在那位有缺陷的作家斯汤达身上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在《红与黑》中他的主人公读卢梭的《忏悔录》。那本书完成在１７７０年，比斯汤达写到的那个时期早得多，但是他的主人公读卢梭借以了解社会。所以你看到写作在那个时代的严肃功能。作家们今天在抄袭形式，然而他们的打算要轻佻无意义得多：去显摆，去制造一种新的轰动，早些时候我谈到一些拉丁美洲的官方作家。有人说，关于拉丁美洲的问题：我们的历史如此恶劣，我们只能以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它。这当然是废话。没有什么事物恶劣到人的心灵无法承受。
德：您曾说您正在写两本书？
奈：是的，一本是关于英格兰，而另一本是自传性的……但是那本晚一些。
德：那么现在，那本新书----它将被人们评论并流行于世。您喜欢人们对这本书作出怎样的反响？您喜欢他们从《半生》中得到什么？
奈：我喜欢他们感到：“那就是我。”
（邹海仑译）
奈保尔：后殖民时代的游牧作家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１日，印裔英国移民作家维·苏·奈保尔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从前，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宴上常常只能见到欧美的贵宾，今年，编号为１００的大奖颁发给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也许正是那一直在暗中涌动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浪潮起到了某种作用。
但奈保尔在英语世界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和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米格尔大街》（１９５９，获萨默塞特·毛姆奖）、《比斯瓦斯先生的房间》（１９６１，２０世纪１００部最佳英文小说之一）、《在自由的国度》（１９７１，获布克奖）、《河湾》（１９７９，２００１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及游记随笔《在信徒们中间》（１９８１）、《寻觅中心》（１９８４）、《超越信仰》（１９９８）等。
奈保尔出生于１９３２年，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上印度人的后裔。他的祖上是婆罗门，家道败落后，祖父一辈作为契约劳工来到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他的父亲不满足于衰败了的家族在特立尼达备受歧视的贫贱地位，发誓要成为一个能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写作，也培养儿子写作。奈保尔１１岁时，他在特立尼达《卫报》工作的记者父亲就不断鼓励他创作，１８岁，他完成了平生的第一部小说，但被出版商退了回来。庆幸的是，这一年，奈保尔意外地得到了特立尼达政府的奖学金，父子俩踌躇满志地互相告别。１９５０年秋天，奈保尔已经坐在牛津大学的教室里给父亲写信了。
牛津彻底改变了奈保尔的生活。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３年间，奈保尔父子通信不断。儿子告诉父亲，他决不会放弃写作，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伟大作家。成名作《比斯瓦斯先生的房间》１９６１年出版，奈保尔用小说的方式纪念了给他以深刻影响的父亲。这是一个在特立尼达殖民地生活的，充满野心和梦想的小人物在平凡生活中的奋斗和痛苦的故事。这部作品给奈保尔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小说先后再版了１０余次，使得整个英语世界都认可了这位前途无量的小说家。
５０年代的奈保尔，正如《比斯瓦斯先生的房间》里记者的儿子阿兰德，从英国学成归来，家里已经是人去楼空，父亲去世了，留下一大笔债务，贫穷的母亲带着４个尚未独立的兄弟姐妹。作为一个来自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奈保尔在宗主国的主流社会中努力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他先后担任过英国ＢＢＣ广播电台“加勒比之声”的栏目主持人，为《新政治家》杂志撰稿，谋求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人生之路。５０年代的几部作品，如《神秘的按摩师》（１９５８）、《米格尔大街》等，都是他在一个异域国家里对自己童年生活过的特立尼达的追忆。《米格尔大街》写得极其出色，获得了当年的短篇小说毛姆奖，旋即译成多国文字。中译本１９９０年由张淇译出，收入花城出版社的“２０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在中国读者中颇受好评。
奈保尔显然从他的记者父亲那里学来了一整套的观察世界的方法。他时刻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英国的文化氛围不能满足他渴望寻根的心，６０年代初起，他就开始了他一生中不间断的旅行。美国、加拿大、加勒比、南美洲、印巴地区、中东、非洲……足迹遍布全球。他边走边写，《中间通道》、《黑暗之行：印度经历》、《印度：受了伤的文明》、《印度：百万人大暴动》等游记随笔作品先后问世。１９８１年写了《在信徒中间》，揭示了伊斯兰教国家里的宗教和信仰的矛盾。１９９８年续著《超越信仰》，以纪实的笔法描写了他游历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的见闻，见解深刻，引人入胜。
旅行使奈保尔的视野更加开阔。他观察现实，质疑历史，旅行让他变成了一个游牧的知识分子，一个文化的旅行家，一个“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的深刻体验者。旅行也为他带来了１９７１年荣获布克奖的小说集《在自由的国度》。在这部由中、短篇小说、旅行日记等连缀而成的作品集中，奈保尔描写了自己所感受到的跨文化的生活经验。一个到了美国的印度厨子，一个到了伦敦的西印度青年，两个在非洲的白人，凡人琐事中，奈保尔试图告诉人们：没有人能和他们所处的异质文化背景相互融合，移民所感受到的永远是文化上的无归属感和异化疏离感。
《在自由的国度》为奈保尔带来了更大的声誉，从那时起，他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奈保尔被人们称为“世界作家”，他则称自己为“世界公民”。他眼中的世界，印度是肮脏的，特立尼达是浅薄的，英国的精神文化是没落的。和所有的移民作家一样，他的尴尬的文化身份，使他无法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这也是他极其推崇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原因。康拉德和奈保尔一样，是一个流浪的、无根的、背井离乡又都以英国为家的外国人，都以远离故土和文化冲突为其作品的主题。奈保尔对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做了深刻的分析：“伟大的作家都描写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我没有这样的社会，我无法分享这些作家的假设。我并未看到我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中被反映出来。”
１９７３年出版的《河湾》是公认的一本杰作，也是本次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背景是他数次旅行过的非洲，主题也是移民的绝望和无归属感。小说写了一个叫萨里姆的印裔非洲人，在东非的小镇开一个小店聊以度日的经历。但在独裁统治、局势动荡、个人毫无安全感的地方，任何保守主义的生活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萨里姆不得不离开家乡。奈保尔以近乎悲剧的目光审视着人们的挫折，再一次探讨了民族、国籍和个人的身份问题。《纽约时报书评》评出的２０世纪最佳英语小说１００部中，奈保尔占了２部，《河湾》就是其中的一部。
奈保尔的父亲因心脏病死于１９５３年，甚至没有看到儿子的处女作出版。２０００年，《父子之间：家庭书信集》出版。这本类似于《傅雷家书》的书收集了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３年牛津读书期间奈保尔和父亲之间感人至深的往来书简，成为去年大受欢迎的一本书。奈父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吧。
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瑞典皇家学院
卢克索的马戏团
□（英）维·苏·奈保尔匡咏梅译
我打算去埃及，这次是坐飞机，中途在米兰逗留了一下。天气很糟糕，旅馆里空荡荡的，凄凉无比。
有个晚上，我在外面的馆子里吃了晚饭，冒雨赶回了旅店。两个中国人，穿着深蓝色制服，从旅店的餐厅里走了出来。亚洲同胞，我们三个，我思量着，晃悠在工业化了的欧洲地面上。可他俩却没看我一眼。他们有很多同伴。又有三个中国人从餐厅里走出来；接着五个人走出来，都是很健康的年轻男女；接着十几个走出来。再接下去我就数不清了。中国人从餐厅里鱼贯而出，绕过铺着地毯的宽敞门厅，轻声闲聊着，慢吞吞地走上楼梯。
他们至少有百来人。过了好几分钟门厅才空下来。男招待站在餐厅的门口观望着，脸上带着惊异的表情。“他们是马戏团的。”穿深色制服的跑堂伙计说。他像招待一样充满敬畏。“他们来自红色中国。”
我在雪中离开了米兰。在开罗，旅店后面废弃的死胡同里，小孩们穿着破旧的对襟长袍，在乳白色的温暖的灰尘中踢着足球，身子骨因为整日的斋月禁食而略显单薄。咖啡馆则比我记忆中的更为陈旧，希腊和黎巴嫩的生意人，衣冠楚楚地读着当地的英文法文报纸，边看边以一种沉闷的激动谈论着政府对罗得西亚烟草的处理问题。博物馆里仍然晃荡着埃及导游，除了本国那点知识什么也不懂。而在尼罗河的对岸，一座新建的希尔顿饭店矗立在那儿。
火车站上，我准备搭车南下时，有一个战争的提示说伴随着革命进程仗会打起来。候车室的地板上到处是或蜷或躺的士兵，脸晒得黑黑的，刚从西奈半岛调防回来。对埃及人来说，他们不过是士兵、农民，被漠视的物而已。这种漠视比革命更遥远更根深蒂固。
一整天火车的车窗外都是滚动的农田，粘乎乎的河水，绿色的田地，沙漠，黑泥。太阳在烟气腾腾的天空中落下，土地感觉是老透了。到达卢克索下了火车，天已经大黑。那天深夜，我去了卡纳克神庙。在暗夜中，所有的苦难都似远离了埃及：那些巨大的石柱子，尼罗河谷工匠们的杰作，像古代的时光一样久远。
冬宫旅馆，胖胖的黑人仆役穿着长外套，站在走廊里，告诉我要给我一间过去曾经住过阿迦汗的房间。那是一个极为宽敞的屋子，用老式的风格装饰得过于奢华。房间里有一个阳台，可以看到尼罗河和河对岸荒凉的低山。
那些小山包里就是陵墓。陵墓里应该很热闹。导游们，偶尔也是陵墓的旁观者，聚在一起用阿拉伯语闲聊着，挣着那些皮阿切特纸币。他们向游人指出每一处象征爱神的地方，用肮脏的手指摩擦着那些说是要保护起来的绘画。陵墓外面，经过黑夜和白昼的时光洗礼，现在只剩下夹杂着碎石的沙地；阳光晒得人头发晕，时不时能碰到穿着对襟长袍的乞儿。
那天，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呆在沙漠里。沙漠中间有一块长满棕榈树的绿洲，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干裂的木屋。门口冷清清的，只有穿着粗布衣服的埃及仆役。客栈里却很拥挤。戴太阳镜的游客，用各种各样的欧洲语言聊着天。我找了个靠近露台的桌子坐下，邻座是两个德国人。一个神情活泼的中年埃及招待，身着阿拉伯服饰，穿梭在桌子间，为客人们倒着咖啡。他的腰上别着一个骆驼鞭子。客栈周围的沙丘间活跃着一些小小的沙漠孩子。沙漠是洁净的，客栈是洁净的，而这些孩子却肮脏不堪。
每当他们被一块施舍来的三明治或一个苹果所诱惑，慢慢靠上前来的时候，那别着鞭子的男人就发出一声像吓唬骆驼那样的呐喊。时不时的他还用鞭子抽打起沙子以示警告。那些小孩子会四散逃去，细瘦的小腿上沾满光滑的沙子，在长袍下疯狂地舞动。扔吃食的那些游客没有受到任何责难。这是一种在埃及游戏规则下的埃及游戏。
客栈里几乎没有任何惊乱。两个年轻的德国人根本没在意。客栈里面的另两个英国学生，躲在眼镜后面正在面红耳赤地争论霍华德·卡特和卡那封爵士。坐在露台边上的中年意大利人那一伙，似乎明白了这种游戏规则似的，开始玩了起来。他们扔出苹果，让那些孩子跑得远远的。他们还尝试着把三明治撕成小块，一点点地掷向沙地，然后等着小孩们靠近。不一会儿，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意大利人展开。挥舞着鞭子的男人像一个明白了别人需要自己做什么的人，卖力地溜达在露台边，咆哮着，抽着沙子，也挣着他的皮阿切特纸币。
一个穿樱桃色运动衫的高个子意大利人，站起来拿出相机。他在露台下摆好了吃食，等着那些小孩子跑近。这一次，骆驼鞭子没有落在沙上，而是落在两个小孩的背上，惹得他们发出又尖又快的骆驼似的叫声。客栈里的游客仍然无动于衷。埃及的司机，站在各自的汽车、迷你小公共车旁也没有任何惊乱。只有拿鞭子的人的吼叫声和在沙地上的小孩的求救声。那个穿樱桃色运动衫的人又在打开另一包三明治，更多的吃食被扔了出去，骆驼鞭子继续落下，别鞭子的男人的吼叫声又回响在空中。
我邻座的德国人依然视而不见，里面的学生继续在争论。我看见自己的手在发抖。我坐在桌旁，放下手中正在吃着的三明治。这是我最后的选择。那选择明确而焦急地要使我做点什么。当我感到自己快成为那个拿骆驼鞭子的人的时候，我叫喊起来。我跳上去抢过鞭子，把它扔在地上。拿骆驼鞭子的人惊呆了，一下子松弛下来。我说：“我要把这一切报告给开罗当局。”他似乎是害怕了，马上开始用阿拉伯语恳求我。小孩们也迷惑不解，跑开了一段距离远远地观望着。那两个意大利人，用手指拨拉着相机，无精打采的样子后面是极端的平静。两个聚会中的女人斜靠在椅子上打量着我。
我孤立无援。一切发生得非常快，根本没有任何惊乱。德国人瞪着我，但我冷漠地看着他就像穿樱桃色运动衫的意大利人冷漠地看着我一样。
那个被我抢了鞭子的男人走过来给我倒咖啡，用英语和阿拉伯语恳求着。咖啡是他免费给我的，这是他给我的礼物。就在他说话的当口，小孩们重又靠近了，在刚才意大利人扔过东西的地方搜寻着。
我不想再看到这些景象了。我的司机斜靠在车门旁等着我，光胳膊叉在胸前。他已经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了。对他来说，一个沙漠里刚被解放了的年轻人，穿着条纹裤子和运动衫，带着他的开罗梦想，对这一切是司空见惯的。我希望他有一些姿态，一些认可我的手势。然而他只是用大嘴巴的嘴角朝我笑了笑而已。他在沙地上碾碎了烟卷，从嘴唇中慢慢吐出来一口烟。那是他抽烟的方式，我不能断定他在想些什么。他像原先一样品性端正，他只是看起来厌倦透了这一切。
那天下午。我在哪儿都能看到拉着意大利人的大众牌迷你小公共车。到处是樱桃色运动衫。我学会了辨别这些圆胖的、微醉的、戴着墨镜、发际向后梳的意大利人。在渡口我想我该逃掉了，但迷你小公共车开过来了，意大利人钻了出来。我庆幸在卢克索堤岸那儿避开他们，偏偏他们都到了冬宫，樱桃色的运动衫上下左右地晃动。旅店门厅里，酒吧里，餐厅里，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那一年在埃及只有纸币。
回来经过沙漠的时候，我急于绕开那家客栈。司机明白了，他拉我到了那家棕榈树下的木屋，没有任何胜利的表示。那天他们有太多的生意。四五辆迷你小公共车停在那里。木屋里面很暗，很冷，却很整洁。一些桌子被拼到了一起。中央的一张大桌子上有四五十个中国人，男人和女人，轻轻地闲聊着。他们是那天我在米兰碰到的马戏团的一些人。
他们出现在这少有人注意的简陋木屋，着装整齐，男人穿着制服，女人穿着宽松的便裤，就像他们在雨中的米兰一样，那样的自律，那样的优雅健康，那样安静地友善他人，你很难想象他们也是观光客。
也许人类最初的时光是惟一纯洁的时光。那时的艺人，无从知道其他的土地，一直试图把自己的土地当成全部。回到了开罗，我却很难用一个陌生人的眼睛打量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劳作着的人民，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淳朴天真。尼罗河是惟一的河流，惟一的纹饰的土地视野，也许永远是一个仿制品，一个人们渴望在陵墓中寻找什么的理由……
沙土和灰尘吹了一天，太阳落下去之前热死了，一切都反映在绯红的天空下。在开罗候车室暗淡的灯光下，从西奈回来的士兵更多了，趴着躺着的到处都是。农民们穿着臃肿的羊毛军服回到自己的村子，当兵十七个月后的这些人，试图回乡的步履，投掷在沙地上变成了长长的身影。１９６９年８月---１９７０年１０月
---选自维·苏·奈保尔小说集《在自由的国度》
（因版面有限，本文作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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