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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 [打印本页]

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1-7-5 06:46 标题: 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

一个作家的证词

略萨

　　阅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能把句子变成形象。

　　在今天的讲座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位作家的故事。75年前，我出生在秘鲁南方的一个城市，叫阿列基帕市。我非常喜欢自己诞生的这个城市，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我1岁的时候离开这座城市，搬到玻利维亚去了，我10岁之前都在那儿度过。5岁时，我就开始阅读了。开始阅读是我人生的一个关键点，而且是非常棒的一个转折点。我认为阅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你能够了解单词的意思，把这些句子变成形象，通过这些形象你能知道其他人的生活，仿佛在时空中旅行，把我的生命融入到其他的令人惊奇的、非常棒的、神奇的生活中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发现。这些阅读，使我的少年时代充满各种各样的传奇。这些阅读中的冒险故事，现在我可能不记得了，但或许是天生的对文学的爱好吧，我读到这些少年时的故事时会做一些补充，比如有些结局我不喜欢，我就自己把结局给改了，母亲告诉我，这就是我最初的写作。对文学的爱好与天赋，很可能导致了我的早熟。我记得的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阅读，对我来说是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就像阳光照亮了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非常强烈地丰富了我的生命和生活，使得我产生了一些想法，成为了一个作家。

　　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的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文学是不能够当饭吃的一个工作。你不能靠这个工作过活。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的作家，是利用节假时间或星期天的时候写作。也就是说，他们是有自由职业的，有能糊口的工作，比如律师、公务员、外交人员或者大学教师。他们只是业余时间写作。除了工作时间之外，他们为自己留下一些时间写作。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我想找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来做，比如律师、教书或者是做新闻。但我的天赋给我的爱好是文学。所有我做的工作——年轻时我做过不少工作，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周末时间、放假时间，进行写作。

　　诗歌只允许卓越，我发现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写散文

　　很多人写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模式。正如其他所有作家一样，我也不例外，我开始写的也是诗歌。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伟大的作家，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曾经讲过，诗歌只允许卓越。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开始写散文。从那时起，我只读诗歌，但不写诗歌了。我觉得诗歌必须达到一种完美，这是在其他方面很难达到的一种完美。所以散文作家总是偷偷地在心里非常羡慕诗人，因为我们意识到你写再好的散文，也不能达到诗歌那种完美的境界，那种纯洁、连贯。

　　上世纪的50年代，很多阿根廷剧团在利马进行演出，阿瑟·米勒的戏剧《一个推销员之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受到它的启发，我马上动笔写了一个小小的戏剧，叫《印加的逃逸》，然后搬上了舞台。但在当时的秘鲁，戏剧表现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就改而写我的故事，写短篇小说。在那个年代，拉丁美洲是非常不统一的、分割的，特别从文化角度来讲，在秘鲁，我们不知道智利、哥伦比亚等邻国有什么诗人或者小说家、戏剧家，不知道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创作。我们所读的，都是从欧洲过来的东西。在那个年代，我们认为自己还是秘鲁人，是哥伦比亚人，我们没有成为一个集体。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能够离开秘鲁到欧洲去，特别是到巴黎去。我跟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梦想着能到巴黎去。巴黎给人的感觉是艺术，是文学的殿堂。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有文学天赋的、有艺术才能的人，都有那个天真的想法。成为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到巴黎去生活。因为在那里能够变成艺术家，成为作家。

　　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写了第一部小说《城市与狗》

　　大学读完后，我有幸在西班牙读了博士学位，然后到巴黎住了七年。这七年对我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我欠了巴黎很多东西。但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秘鲁只是一个省，一个非常大的拉丁美洲的社区的省。我发现很多拉丁美洲的作家就在巴黎，或者至少在巴黎逗留过。在那个时代，那里住过阿根廷的胡里奥·阿里特萨，还有卡彭铁尔、聂鲁达等。

　　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拉丁美洲作家了。我发现拉丁美洲作家不光有一些共同的问题，还有语言、文化上的共同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那些年中，有很多小说家进行了非常深的革新，包括形式、技术、叙述的方式等，都发生了变革。那是充满热情的年代，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叫《城市与狗》，讲的是一个少年在军官学校学习的亲身经历。很久以后我发现，从那时开始，我总是通过同一个方式在写作。这是和其他作家不同的。比如说他们写的是他们想象中的一个过程，而我的写作，一直都是从记忆中的影像出发。你尽管会有一些经历、会有一些记忆，但有些东西还是很神秘的，能激起你的想象与幻想，给你一些暗示和想法。

　　我在军官学校待了两年，有些经历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伴随着丰富的情感。秘鲁是一个分割得很厉害的国家。比如地理上，海岸、山区、热带雨林地区，非常分割化。另外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说，也是很分割化的，有的地区是非常繁荣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和西方化的秘鲁没有任何联系的。那个时候拉丁美洲也是这样的。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我对秘鲁的印象是非常片面的。在我小的时候，我并不了解很多国家真正发生的事。

　　在莱昂士巴士官学校，当时有来自所有地区的人，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有比较优越阶层的，让很反叛的孩子去受军训，有些希望成为军人，还有一些是农民，当时奖学金比较普遍，能使比较贫困的人进入这个军事学院。这个学院就阶层来讲就像一个小秘鲁。当然军事纪律非常严格。有偏见也好，仇恨也好，各种各样社会阶层的东西都在那里显现，有些很暴力化。这个经历回忆起来并不是美好的，并不开心，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那里，我了解了我出生国家的情况，暴力情况、分割情况、秘鲁的社会。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原先读的小说中的冒险情景，我曾梦想着哪天我写一部小说，写出我的那种经历。所以《城市与狗》就是根据我在那里的真实经历而写的，是在1958年到1961年之间写成的。我写故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写的。

　　对我来说，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某些影像，可能会在我的脑海里沉淀下来，某些神秘的影像能够激励我进行文学创作，进行幻想、想象，当然还要花很多工夫，譬如修改、写了再改、改了再写。这样一个小说就成形了。

　　我非常喜欢福楼拜和福克纳

　　我写小说是很花工夫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自信。特别是写一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是开头部分，都是要努力使我确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能够自己克服困难，把这个故事完成。克服自己的这种不自信。我非常羡慕一些作家，不光他们的天才、他们独特的创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他们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楼拜，我在1959年一到巴黎就看了他很多书，福楼拜的作品我都读了。我非常喜欢《包法利夫人》。但是他的一些书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些书信是一天天发生的事情，福楼拜每天写的信，信里除了爱情之外，还谈到了他如何构建小说。给人感觉他好像不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是通过努力、通过坚持，才造就了他的才能。他是非常执著的，而且是自我批判型的。通过这种努力，一部作品在开始时可能是非常贫乏的，毫无色彩的，但你逐渐将它完善，直到成为一部杰作、天才之作为止。

　　福楼拜的作品对我非常重要，对我的帮助很大。如果他没有天赋的话，通过努力、通过恒心也可以产生才能，福楼拜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他是最伟大的文学大师。

　　还有一个美国作家，我非常崇拜，他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还有法国文学的影响，这就是威廉·福克纳，我简直被他迷住了，他的散文，他的故事的影响力和力量性，他作品的聪明的建构，都能让人了解它是真实的。我的第二部作品《绿房子》，从格式、形式来讲，就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我和人类学家一起去了秘鲁的热带雨林，去亚马逊河的印第安人部落，在那里旅行了几个星期。对我来说，那是新面孔，那里还有一些没有被驯化的大自然，有些部落可能还处在石器时代，只有很少的现代化的特征。但是非常漂亮，风景非常棒。回到欧洲的时候，很多影像留在我的脑袋里，特别丰富。

　　我的第二部小说《绿房子》之后，是《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还有《叙事者》，这三部小说都是和我的经历相关。这跟《城市与狗》非常客观的描述不一样，《绿房子》是很主观的，有不同的叙事者，你能看到散文的风格，通过散文的风格，能在小说中看到一个一个厚度，看到热带雨林中迷宫式的风景，还有跟过去相关的一些传奇。这个小说除了讲述热带雨林的一些故事外，还讲述了秘鲁其他的海岸地区、北部沙漠地区可能发生的故事。它能让人们了解多样性、复杂性。因为秘鲁这个国家是非常分割化的，是非常多样的。

　　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位安全局的局长

　　我的第三部小说叫《酒吧长谈》，是我写作所有小说中最花工夫的一部。在秘鲁独裁时代时，我还是个孩子，到我们成年有8年时间，所以这8年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独裁，是军事独裁。秘鲁的真实生活被消除掉了。所有政党都被禁止了，这8年中政治史变成一个坏的历史，没有合法的政治。出现的只有地下的政治。我就读的圣马可大学是秘鲁最主要的大学之一，那里有一个传统，就是要有反抗的精神，要有不服从的精神。我去那个学校读书，也是这个原因。我当时是很叛逆的，特别是在最后三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个大学中有抵抗运动，有些地下组织。共产主义读书会是中左翼的一个组织，还有很小的抵抗运动，和共产党相联系的，共产党被当时的独裁体制几乎消灭了。我和那个团体在一年中保持着关系。很有意思。尽管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们的人数也很少，但我们确实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以个人的方式、以一种抵抗的方式。当时警察都是扮成学生来监视我们，所以行事都要当心，讲政治的话必须非常当心。很多老师和学生被关到监狱里，或者被流放了、流亡了。

　　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个人，我就认识他才几分钟，他是奥德利亚，一位安全局的局长。他原先是卖葡萄酒的，独裁者可能是他的朋友，他就成了安全局的头。很多学生被捕，我们买了毯子送到监狱里去，监狱长不允许，说要批准才能送去。我们五个学生组成代表团到政府和他们谈，我们到内政部去，到内政部安全局长那里去，那是非常老的一个大楼，有一些非常阴暗的走廊。我们这么恨的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着我们。根本没跟我们打招呼，像看昆虫一样的看着我们，我们都是站着的，他坐着。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害怕。我们跟他讲了我们来拜见他的原因，希望把毯子带给被逮捕的学生。他看着我们，他把一个抽屉打开，拿出一些纸给我们看，是我们大学里印刷的一份秘密报纸，他问，这是什么？你到大学就是为了抨击我？骂我？《酒吧长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构思的。一个干瘦的人物，手里拿着报纸，给我看。感觉到他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人物，却给人的感觉非常可怕——有这么多人被捕了，我想哪一天能写一个小说，写那个独裁年代，就是通过那个人物来表现政权、权力的中心。我最费工夫的就是这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我想显示的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都是和政治相关的，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需要让步也好，退让也好，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做出一些让步。我开始写这些小的故事，怎样把不同的人物、不同地区的人，联系起来，开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后来选择了通过长谈的方式，两个人物谈话的方式，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谈话本身，使得他能引出其他人和其他人的对话。所以就变成了叙述化的谈话。把所有的人物、事实加进去。

　　这本书写了很多年。如果要我选一本能够留下来的书，就是《酒吧长谈》。因为我花了太多的工夫才把它写出来。

　　我喜欢的不是写作，而是再次写作：修改

　　前三部小说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经历过的一些记忆，逐渐产生一个胚胎出来，然后经过很多费神的工夫。写一部小说对我来说，并不是坐在书房那里花几个小时的写作。逐渐的，你把它包裹起来，哪怕几个小时的写作之外，你都把自己卷进去了。不是刚开始写的时候，而是整个故事开始成形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况。最大的努力，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草稿出来。草稿出来，第一个版本已经有了，还是比较混乱的。但我确定，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开始令人愉快了，非常开心。所以我喜欢。我喜欢的不是写作，是再次写作，我非常享受很多小时坐在那里写作。不像刚开始我必须强迫自己坐在书桌旁那样。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努力，总是求乎上而得乎中的。但你要意识到，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再写什么或者补充什么的时候，进行修改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时候你的修改，也不能让它太过频繁。我感觉到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这个小说质量就要下降了。这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小说写作两年或三年，已经和你自己创造的世界完全联系起来了，你要和它分割开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一本小说写完的时候，你会怀念它，因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此消失了。一部小说结束，为了让真空的感觉消失，我会马上进行创作。在做最后的修改时，我已经在构思下一部作品了。

　　我有一种必须写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之战》

　　为什么你会把某些生活的经历变为动力？以非常强的动力来写作？其他的经历，就没有这样的激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其他的作家也交谈过，他们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很迷惑。这些动力，特别是从创作角度来说成为动力的一些经历，有些可能是对你人生产生创伤的东西，被你无意识地藏在内心了。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写一些东西，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并不是蓄意地去找一个经历，然后把这个经历变成我的故事。从来没有。有些事情在我生活中发生过了，产生过了，不可抗拒的动力促使我去写作。

　　这种感觉确实很奇怪。比如，我从来没想过去写那些不是发生在秘鲁的事情。并不是说我有民族情结，我只能写自己国家的事情。用西班牙语写秘鲁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年轻时代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可避免地要求我在我的故事中出现。

　　有一天，我看了一本非常棒的书，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书，想了解拉丁美洲的人都该看看这本书，是巴西作家达·库尼亚的纪实文学《腹地》，一部充满激情的作品。写的是在巴西东北部20世纪的卡奴杜斯内战。当时的历史背景非常令人惊喜。没有什么暴力，就变成共和制了。君主制已经不能再流行下去了。人们有这种爱祖国情绪，相信新的制度会带来公正，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推动力的这种改变。东北部地区一些农民揭竿而起，反对共和国，但是怎么可能呢？这个共和国建立就是为了穷人谋福利的。

　　国家派了一个连去镇压，但是失败了。巴西这时感觉很不安了。政府不知道穷人为什么会揭竿而起，反对共和国。知识分子发明了一个理论：并不是穷人开始反对共和国，而是阿根廷在葡萄牙流亡的君主派的人在引导他们到东北部叛乱。因为原先英国和巴西在君主时代很有关系。开始派一个军团过去镇压叛乱，最后被打败。共和国的英雄在那里死掉了。这个军队到前线，写了报告，能把真实的事件搞混乱，所有东西都是假的，讲到蓝眼睛的农民，他说是英国人假扮的。幻觉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叛乱最后以很多农民死亡而结束。

　　达·库尼亚讲到，我们做了什么？他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巴西变成了两个世界，完全不同了，这是非常狂热的，两个世界不相容，不能互相理解，就只能通过屠杀来解决。这让我非常惊奇，能了解什么是拉丁美洲，什么不是拉丁美洲。突然之间，我觉得要写一部小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去写不了解的国家，没有去过的国家，写历史事件。这个国家讲的语言并不是我所写的语言。但我有一种必须写的感觉，我急着去写另外一部小说，就是《世界末日之战》。达·库尼亚已经变成了主人公，他在书中是随军记者。

　　我也写过拉丁美洲标志性的一个元帅，1931年，他通过铁腕统治国家。1974年我到巴西去工作了8个月，我听了很多有关土米西列（音）的故事，而且好像是不真实的故事，它的残酷、它的腐败，给人感觉他好像一个小丑一样的，完全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出闹剧。我需要把这个讲出来。有些东西完全就是戏剧性的。总统府里做的事情，都是戏剧性的。这些事情，我感觉到必须写一部小说，我把听到的很多轶事，写入了《公羊的节日》，一个有关独裁者的故事。

　　一个作家可以通过更精确的语言为政治作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我不了解的两个国家：刚果和爱尔兰。也是阅读的时候产生的灵感，有个人叫约瑟夫·康拉德，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家，写冒险家的故事。我几年前看了他的传记，他到刚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爱尔兰人，在那里已经住了8年，他大开了眼界。在比利时殖民时代，就像欧洲人一样，军队进去，有商业，有现代化，有这些殖民地是很热情的想法，认为殖民是好事。罗杰·凯斯曼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刚果的橡胶园里，欧洲人完全无法无天。康拉德的小说我读了很多次，认为是20世纪的杰作。他也曾经到亚马逊、哥伦比亚、秘鲁考察过，他控诉的，最重要的是对印第安人橡胶园所做的一些暴行。因为他20年的努力，在欧洲以至整个全世界都兴起一个潮流，开始控诉，特别是殖民主义对橡胶园施暴行的控诉。我开始对他进行研究。我开始写一部新的作品，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物，并不光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他也是很不幸的一个人，他有很多东西不为人所知。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并不是在秘鲁发生的，是在我不了解的地方发生的。为此，我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我总结一下我的这些经历。写作对我来说，总是非常神奇的，而且是记录生活冒险经历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你在创作中，你发现了一个故事。他原先死了，可能很多东西使你能让他复活。你的文字让他复活，让他再生，非常令人鼓舞，给人感觉就像是传奇。经过这么大的努力之后，你得到了回报，这就是写作给你的感受。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福楼拜有一句话，是在他的书信里讲到的，写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并不是坐在书桌旁写几个小时，或者用电脑打出字来；而是根据你的写作生涯安排你的生活节奏。也并不是说让你和全世界隔离起来，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可能有些伟大作家是这样做的。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我希望和街上的人有交流，不光是在我的书房里。写每天发生的、在我身边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不需要持续连续，它就是生活中的故事。所以你了解新闻，了解街上发生了什么，新闻专业的经历对我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专业使我能和社会、和人民生活在一起。这已经不光是在文学方面，而是你作为一个公民以及你的道德方面的力量。

　　你对城市景观有兴趣，对国家发展有兴趣，你就应该发出声音。你觉得哪些选择是正确的，你要维护它。你觉得应该批判的时候，就应该批判。你能够贡献什么东西就贡献什么东西。作为一个作家，你是在臆想的世界中旅行的一个人，你可以通过更精确的语言为政治做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政治语言都是一些呆板的东西，老生常谈，这会使事实混淆。这个时候，作家确实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政治演讲方面，政治辩论上，你也能做一些工作。有幻想、有想象，包括人的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也都需要幻想、需要想象。因为你在面临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做出贡献。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要做政治家。要看你有没有兴趣。有些方式的辩论、讨论，你应该参与进去。对所有公民都一样，我们没有例外，我们不能让政客去操纵它。否则政治就变成一件很糟的事。

　　所有公民都应该参与进来，在整个政治、生活中。这个参与，肯定会产生更好的选择方式。

　　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

　　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所做的事情，我生命中所写的东西，有什么用吗？除了让大家非常快乐的过几个小时，看过我书的人，能在他生命中留下什么痕迹吗？我认为是这样的，有很深的痕迹留下。不但能了解一些事实的经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我称之为“后遗症”，在历史上会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后遗症和影响是什么呢？好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为我们留下好的感觉，是说服自己的生命和整个世界。现实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并不是我想的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一看，与我们创造的世界比起来，我们真实世界多小啊！这确实是能留下一点痕迹的。这种痕迹，是一种不满足。

　　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如果人类对现在的世界完全满意的话，我们就不会从山洞里走出来了，就不会去发现新的东西了。正是因为这种不满足，使得我们要求一个更完整的、更好的、更不同的现实社会。所以，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学习中，对于培养人才和培养公民来说，文学应该是非常基本的。更何况，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用很多时间去看诗歌、小说或者戏剧作品，当然，是很享受，幸福感也很强烈。这同样也是文学做出了贡献的。你的这种思想，会让社会流动起来，由于这贡献，会让社会不断进步。

　　注：此文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于2011年6月14日上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逸夫会堂所作的演讲。

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1-7-21 11:25
“我喜欢的不是写作，而是再次写作：修改”——怎么这么象似呢？

作者: 冬雪儿 时间: 2011-7-21 11:29
“我喜欢的不是写作，而是再次写作：修改”——怎么这么相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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