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米勒被誉为罗马尼亚“残酷的专制制度的编年史家”，但她的小说同时长于象征、隐喻、转喻等表现手法。在长篇小说《狐狸那时就是猎人》（Der Fuchs war damals schon der Jäger，1992)中，作者写到主人公女教师阿迪娜回忆她十岁那年，为了做狐皮大衣和母亲一起到邻村去买狐狸的情形。他们走进猎人的房子之后，“猎人回来了，带着那只狐狸。他说，这是最大的。他把狐狸搭在两手之上，狐狸两脚朝下，他两臂移动着。狐狸两只脚摇摇晃晃，就像在逃跑一样。两脚后面的尾巴像另一个小动物。我问道，我可以看看那杆猎枪吗？猎人把狐狸放到桌子上，把狐皮抚摸平整。他说，狐狸不会开枪杀人，它们会走进陷阱里。他的头发、胡子以及手上的毛像狐狸的一样猩红。甚至他的皮肤也红了。狐狸那时就是猎人。”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说：猎人那时就是狐狸。这一象征性的情节，也许暗示人的野蛮化的程度远远超出野兽，用中文来说，有些恶人连禽兽都不如，因为，“狐狸不开枪杀人”，人类却用机枪、坦克造成了无数的大屠杀。
独特的诗意是米勒征服读者、在瑞典成为诺奖候选大热门并打动诺奖评委的最重要的文学美质。由于德文与瑞典文极为接近，许多评论家和评委都不必借重翻译。瑞典学院新任常务秘书恩隆德（Peter Englund）赞扬米勒是“伟大的语言艺术家”。诺奖评委主席维斯特伯( Per Wästberg ) 在瑞典报纸发表的答问中，问到瑞典学院现在有半数院士是诗人，为什么十三年没有颁奖给诗人时，维斯特伯说：“我们阅读来自全世界的诗人作品。也许许多伟大作品都是以散文写作的，但也有一种诗意的散文，米勒和上一届获奖的克莱齐奥就是如此。”在德国，批评家巴罗（Ulrich Baron）在《镜报》（10/08/2009）国际版撰文赞扬“米勒是也可以诗意吟唱的政治的声音”。沃尔夫（Larry Wolff ）则在《纽约时报》(1/12/1996) 书评文章中认为：“作者试图从共产主义的罗马尼亚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丑陋中创造一种诗歌。”
在丑陋的现实中，米勒从小就携带著作为母语的德语在罗马尼亚境内流亡。她向往自由的西德，但是，1987年流亡到西德后，她的心仍然留在罗马尼亚。在这种内心的无家可归的状态中，她仍然有一个家，如她的一本书的书题所言：《家在我言说之处》（Heimat ist das, was gesprochen wird. 2001）。在散文《看到死亡的每个地方》中，米勒写道：“是的，在每个地方，在你见到死亡的地方，你都会有一点儿在家的感觉。”“我害怕故我写作”的米勒，在这里已近乎达到“视死如归”的大境界。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如她在法兰克福书展谈到面对强权的勇气时所说的那样：“勇气是恐惧的另一面。在一个专制之下，人们需要勇气和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