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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历史真相：杀宋教仁真凶是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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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11-2-20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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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历史真相：杀宋教仁真凶是孙中山？
历史真相：杀宋教仁真凶是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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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应夔丞（即应桂馨）家，应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后，
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的照片与应给他看的照片相同，特来报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密报，在一妓院中将应夔丞抓获，并立即应家搜查。在应家发现有一人神色慌张，遂带回审讯，这位自称叫张福铭的人最终供出真名为武士英，而他正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
武士英早年曾投奔革命党，升为下级军官，以后又脱离军旅，到了上海，结识了当地会党头目应夔丞。应夔丞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角色。他有两个头衔，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他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是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张振武的党羽。张振武后来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正在拉拢黎元洪的袁世凯迅速将张振武枪杀。
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原先捧他上台做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便成了他的对立面。共进会的应夔丞也因反黎而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夔丞与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都很熟识。国民党在上海为宋教仁操办丧事时，应夔丞也进进出出，做热心帮忙状。等到应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应夔丞被捕后，法捕房总巡率人至应宅进行数次搜查，起获了大量公文，才发现应的背后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而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暗中角力时，袁世凯的党羽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应夔丞成了他们的人选。应某也顺势倒入袁党，成为袁世凯在国民党中的“卧底”。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由赵秉钧直接指挥。自此，由洪述祖经手，应夔丞每月从国务院秘密领取2000元的活动经费。
当宋教仁抨击袁士凯政府的言辞越来越激烈时，袁手下的这群党羽也越来越坐立不安。应夔丞与洪述祖密约，由应物色杀手并具体指挥刺杀宋教仁。应夔丞见武士英精于枪击，且贪财胆大，遂与之商议刺宋一事。两人一拍即合。
真相大白于天下，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这使袁世凯一下子置于千夫所指之境地。问题是，赵秉钧是否直接向手下下达过刺杀宋的命令，以此为袁世凯排除隐患之忧？而袁世凯对这一切是否知情？
据章士钊后来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闲谈中，袁世凯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士钊闻之不满，愤然辞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时，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赵秉钧的反应是一种表演，还是真的意外？
宋教仁遇刺后自知不久于人世，还授意黄兴拟了一份电文上书袁世凯作最后诤谏，一直到死，他都没有怀疑过袁世凯。 （《天下为公：孙中山传》李菁著 华文出版社 2006年11月版）
袁世凯操纵的“无间道”：宋教仁遇刺案真相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检票口突遭枪击，22日凌晨不治身亡。接下来案件的破获，竟出乎意料地顺利。
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应夔丞（即应桂馨）家，应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后， 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的照片与应给他看的照片相同，特来报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密报，在一妓院中将应夔丞抓获，并立即应家搜查。在应家发现有一人神色慌张，遂带回审讯，这位自称叫张福铭的人最终供出真名为武士英，而他正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
武士英早年曾投奔革命党，升为下级军官，以后又脱离军旅，到了上海，结识了当地会党头目应夔丞。应夔丞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角色。他有两个头衔，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他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是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张振武的党羽。张振武后来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正在拉拢黎元洪的袁世凯迅速将张振武枪杀。
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原先捧他上台做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便成了他的对立面。共进会的应夔丞也因反黎而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夔丞与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都很熟识。国民党在上海为宋教仁操办丧事时，应夔丞也进进出出，做热心帮忙状。等到应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应夔丞被捕后，法捕房总巡率人至应宅进行数次搜查，起获了大量公文，才发现应的背后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而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暗中角力时，袁世凯的党羽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应夔丞成了他们的人选。应某也顺势倒入袁党，成为袁世凯在国民党中的“卧底”。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由赵秉钧直接指挥。自此，由洪述祖经手，应夔丞每月从国务院秘密领取2000元的活动经费。
当宋教仁抨击袁士凯政府的言辞越来越激烈时，袁手下的这群党羽也越来越坐立不安。应夔丞与洪述祖密约，由应物色杀手并具体指挥刺杀宋教仁。应夔丞见武士英精于枪击，且贪财胆大，遂与之商议刺宋一事。两人一拍即合。
真相大白于天下，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这使袁世凯一下子置于千夫所指之境地。问题是，赵秉钧是否直接向手下下达过刺杀宋的命令，以此为袁世凯排除隐患之忧？而袁世凯对这一切是否知情？
据章士钊后来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闲谈中，袁世凯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士钊闻之不满，愤然辞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时，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赵秉钧的反应是一种表演，还是真的意外？
宋教仁遇刺后自知不久于人世，还授意黄兴拟了一份电文上书袁世凯作最后诤谏，一直到死，他都没有怀疑过袁世凯。
民国时期的历史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宋教仁的惨案更让国民震惊和悲痛，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死引起举国上下强烈的震撼。
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决定即刻赴京。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等友人陪同下来到上海车站，突然枪声响起，宋教仁倒下了……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害，悲愤欲绝。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准备成立政府讨论政体，宋教仁坚决主张民选总统。但是孙中山声称，实行总统制，总统民选，总理由总统任命。在孙中山将全力交给袁世凯之前，为保革命成果一改初衷，实行内阁制。袁世凯为了笼络宋教仁，送给他名贵西服，并且尺寸拿捏得十分准确，可见袁的用心，后袁世凯送宋教仁一张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但是宋教仁让赵秉钧还给了袁世凯。由于宋教仁的一再拒绝，让受到宋政治上威胁的袁世凯动了杀机。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派刺客枪击，22日逝世。案发后，袁世凯假令“穷究主名”、“按法严办”。
根据当时的报纸所载，宋教仁被刺，整个上海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地赶到医院问讯。两天后，他的噩耗传出，第二天灵柩移往湖南会馆，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道路阻塞。
宋死后，上海法院曾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传票，传他到庭作证。黄兴、陈其美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果拿获正凶，他们准备赏银一万元，作为酬劳。与此同时，上海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各自发出悬赏，赏格一样，都是抓住凶手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因此拿获的，赏洋五千元。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都发出了悬赏。对此，袁世凯非常生气，干脆下令取消了各地的法院，以县知事兼理司法。宋教仁一死，中国的民主萌芽随之被扼杀。
国民党讨袁战争失败后，应桂馨认为终于到了出头的机会了，于是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后公然从青岛到北京，此时胡翡云此时也搬到北京，两人往来如旧。袁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但他仍坚持他所提出的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有人提醒应不要惹怒袁世凯，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狂傲地反问袁世凯敢拿他怎样。这些话传到袁的耳朵里后。袁已经开始打算处理这场“事端”。应得到消息后正打算火速逃离，但是袁世凯下手更急，还是在车站，应桂馨被当时军政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杀死。
至于一直避居青岛的洪述祖，到民国六年，化名回到上海因债务关系被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后被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送到上海法院，处以极刑。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而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督任上，当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当他一获应死讯时，不请示袁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发出哀鸣：“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极为厌憎，佯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承认缉凶。不到一个月，赵秉钧作为袁的第一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的怪角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怎样读历史？一个貌似多余却又不得不说的问题。
复原历史真相，探究历史规律，寻觅历史启迪，这是绝大多数专业历史工作者的读法。在他们眼里，历史是往昔文明的沉淀，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饾饤索隐，考镜源流，是为了说明历史的真相；由表及里，提玄钩要，是为了揭示历史的规律；牵手古今，经世致用，是为了接受历史的启迪。于是，一盏青灯，几茎白发，便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便成了他们的治学态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便成了他们的理想诉求。这当然是很高雅的读法，也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因。道理很简单，历史学的本质是“求真”，功能是“致用”，没有对历史现象与历史真相的说明，历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没有对历史经验与历史智慧的借鉴，历史学便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要理解和尊重这种读法，要感谢一切为复原历史真相，探究历史规律，寻觅历史启迪而做出的努力。
了解掌故，增添谈资，享受乐趣，这是千千万万胼手胝足的平民百姓的读法。在他们眼里，历史是离奇古怪的故事，是大众消遣的对象，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他们来说，读点历史纯属兴趣，而非谋生的饭碗，因而他们不在乎丝丝入扣的真实，只要热闹有趣便行；不计较宏大深沉的学理，只要通俗易懂便行；不关心鉴古知今的命题，只要亲切生动便行。这种心情，这种姿态，属于典型的历史大众读法。它并不发韧于今天，至少在唐宋时代的瓦舍勾栏里，历史的大众通俗化读法就蔚然成风了。“或笑张飞胡，或谑邓艾吃”，这是大众对历史的一种解说；“斜阳古柳赵家店，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同样也是大众对历史的一种诠释。时至今天，它依旧充满着勃勃生机，只要看看电视荧屏上的汉武大帝、洪武皇帝、贞观君臣的火爆出镜，清宫戏的所向披靡，再看看书店里“水煮三国”、“××秘史”之类图书的上榜畅销，就不能不承认，以享受乐趣、放松心情为主旨的历史大众读法，较之于历史研究者的专业读法，范围要宽得多，影响要大得多，群众基础也要广泛得多。所谓“历史热”的造就，在更大程度上应该与它相关。
很显然，第一种读法是“阳春白雪”，第二种读法是“下里巴人”，各有各的主旨，各有各的范围，各有各的对象，但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不少钟爱历史但又非从事专业历史研究的受众而言，仅有这两种历史的读法，无疑是远远不够的。专业的读法固然很高雅，可高雅的同时，又不免呈现孤芳自赏的清高。所以，当历史学者呕心沥血，打磨出一部部佶屈聱牙、莫测高深的“学术精品”之时，他们也悲哀地发现，这些成果有如博物馆里的文物，“养在深闺人未识”，很难引起普通人们的兴趣，更遑论引起共鸣。用流行歌曲的歌词来形容，便是“一个人的精彩”。这样一来，整日在竹头木屑中捣鼓，长年在浩瀚史册里折腾的历史学研究，其前途也只能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淡出人们关注的视线，不可逆转地走向边缘化。
大众的读法固然通俗，可在通俗的同时，有时也不免有滑入戏说庸俗的危险。在缺乏对历史起码敬畏的情况下，满足于感官快感的大众阅读，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关公战秦琼”之类的笑话层出不穷，历史应有的科学理性与教育意义悄然消解，真实的历史与无稽的虚构煮成一锅粥。所以，“辫子戏”占了我们荧屏的主角，“厚黑学”成了一些人的最爱。热闹的同时，是基本历史是非的错位颠覆；喧哗的背后，是丑陋封建意识的沉渣泛起。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大众读法所存在的局限性。
既不乐意因执着“高雅”而架空历史，边缘历史；又不希望因凑合“通俗”而唐突历史，“忽悠”历史，那么，有没有其他选择？有没有更好的出路？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所谓历史的第三种读法，其核心内涵，就是要打破壁垒森严的专业与业余的界限，跳出高雅与通俗的人为圈子，让专业历史工作者暂时放低身段，离开高高的象牙之塔，走向社会，融入大众，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方式，弘扬健康的历史观念，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与更多的大众分享历史的智慧，反省历史的经验，化腐朽为神奇，变深奥为平易，使尽可能多的人消除对历史有形无形的隔膜，使阅读历史，认识历史，借鉴历史成为社会大众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要知道，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对于绝大多数非专业的社会大众来说，他们关心历史，了解历史，不是为了做历史学家，而是出于对历史的喜爱，对传统的钟情，所以，他们并不拒绝历史，他们所不感兴趣的，是那种专业研究层面的历史读法；他们更不厌烦历史，他们所无法认同的，是那种漫无边际的历史戏说。他们真正期待和热情欢迎的，乃是用现代意识对历史进行生动鲜活的解读，让历史从历史学家营造的象牙之塔中走出来，走入千家万户，走入每个人的心里。社会大众的这个要求合情合理，毫不过分。专业的历史工作者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和拒绝。健康的通俗化与精深的专业化并不是水火般的对立。作为专业历史工作者，职责所在，当然可以也应该坚持历史的专业读法，继续皓首穷经去搞所谓的“考据”，继续在字里行间发掘“微言大义”。然而，与此同时，也应该更积极地承担起义不容辞的另一种社会责任，关照绝大多数社会大众的需求，分出一点精力与时间，尝试做历史的第三种读法，从而扩大历史学的社会基础，避免历史学的社会边缘化。
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单纯的付出，更不是自降身价，恰恰相反，这是对历史学的自我救赎。只有更多的人亲近历史，关注历史，才能使历史研究拥有更坚实的基础，注入更活泼的生机；才能使自己钟爱的历史专业读法在更理想的环境下坚持下去，壮大起来；才能使社会大众的历史通俗读法提高层次，实现升华。说到底，这乃是双赢的选择，也是正确的方向。令人鼓舞的是，近些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工作者开始关注和践行历史的第三种读法。他们努力贴近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用平易亲切的语言解读历史，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普及历史，让沉睡的历史人物一朝复活，使久远的历史事件再度浮现。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又引发了人们的兴趣，从而在尝试历史的第三种读法的道路上迈出了扎扎实实的步子。
事实证明，这种尝试是深受欢迎的。如央视“百家讲坛”的专题历史讲座，无论是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国”、阎崇年教授的“说清史”，还是毛佩琦教授的“讲明史”、孟宪实教授的“读贞观”，都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肯定，收视率节节攀高，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历史的第三种读法的强大生命力。尽管他们所解读的历史，在专业的圈子里，不过是些所谓的“常识”，但对于社会大众来说，这些知识已经足以满足自己在历史方面的求知心理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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