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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傅正明：埃及作家马尔福兹的创作道路 [打印本页]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11-2-6 20:25 标题: 傅正明：埃及作家马尔福兹的创作道路

法老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儿子 -- 埃及作家马尔福兹的创作道路

傅正明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东方一片神秘的土地。

早在四千多年前，埃及中王国的第十二王朝(前2000－前1800)期间，法老文明的叙事文学就达到了古代的盛期，《西尼赫的故事》(Story of Sinuhe)描写主人公飞到叙利亚之后的浪际天涯的人生际遇、茫茫沙漠的恐怖，去国怀乡的忧思，以及四海为家的游牧民族贝督因人(the Bedouin)的殷勤好客。在二十世纪，这一超越国界的文学主题找到了它的嫡系传人---马尔福兹(Naguib Mahfouz)，阿拉伯世界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一、两大文明的儿子

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法老文明以其博大渊深哺育了马尔福兹。那雄伟而神秘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都是征服者的力的象征。而在西方人眼里，这一“斯芬克斯”(Sphinx)怪兽，似乎在暗示它并非与西方文明绝缘。但是，展示埃及昔日辉煌的建筑，在马尔福兹看来，不值得具有现代意识的埃及人把它们作为征服者的象征而引为自豪。他更看重的，是埃及文明中曾经拥有的一种宽容的精神，一种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精神。

1988年，马尔福兹荣获诺奖时，他因年迈体衰未能亲自来瑞典领奖，在书面获奖演说中，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也不知哪朝哪代，法老听说他的几位朝廷大臣与后宫佳丽有染，这在当时无疑是万恶之罪。宫中都预料法老会将他们处以极刑，可是法老却召来法学家，要他们就此提出法律建议。他告诉他们，他需要正义，因此，他要废除死刑，代之以正义。马尔福兹认为，这种举动，是比缔造一个帝国，比建造金字塔更为辉煌的创举。

养育马尔福兹的另一大文明，是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并非一种封闭的文明，在《可兰经》中，人们不难发现引用希伯莱文和希腊文圣经的片段。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的扩展，曾经远达印度、中国、西班牙和法国边境，总是处在动态的开放状态下。如马尔福兹的获奖演说词所指出的，像其他文明一样，在伊斯兰文明中同样具有建立人类大同的理想的诉求棗在真主的指引下基于自由、平等和宽容的理想的诉求。马尔福兹承认，他处在埃及法老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夹缝中，作为这两大文明的儿子，他同时也吸取了西方文明的丰富的令人陶醉的琼浆。

二、爱国主义的起点

马尔福兹诞生在一个没有自由、平等和宽容的年代。二十世纪初叶，他的祖国正处在土耳其和英国的双重统治之下。俄国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潮流的冲击，也曾波及尼罗河畔。这个东方古国，从主张君主立宪的埃及王侯，到新兴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华夫脱党，均以民族独立为首要目标，草根层社会主义党(后加入共产国际改名为共产党)，则向往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少年马尔福兹目击了从二十世纪初叶不断卷起的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风暴。但是，他也清醒地看到，从二十年代埃及成为君主立宪的独立国家之后，在福瓦德国王为首的封建势力拉拢下，动摇性和妥协性恶性发展的华夫托党，竟然残酷镇压支持自己上台的工农大众。后来的法鲁克国王成为埃及最大的地主，埃及的佃农交给地主的地租高达收成的百分之八十。1952年七月革命的爆发因此而难以避免。一直到这场革命胜利前后，埃及从来就不是一片安宁的土地。苏伊士运河事件，与以色列的民族战争，苏联在“援助”幌子下的渗透，使得埃及不断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

在埃及的历史风雨中，马尔福兹目击了祖国人民的苦难，他以明确的历史责任感，承担了一个优秀作家的道义责任。他早期的三部历史小说《命运的嘲弄》(1939)、《阿杜比斯》(1943)和《埃伊拜之战》(1944)，无不与埃及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相关。在一次采访中，马尔福兹明确表示：“当时的环境决定了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爱国主义是主要的源泉，后来还有社会改良主义。……当时埃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如火如荼，我认为埃及历史上唯一光辉的时代----法老时代的精神被继承下来了。特别是我们处于英国和土耳其人的双重统治下，我渴望像古代埃及人一样收复失地，再将土地分给农民……”1

马尔福兹就是这样以爱国主义为起点，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探索。

三、社会主义的探索

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美梦，在独立后的君主立宪制度下的埃及完全破灭了。1952年七月革命，以取消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政治纲领。革命胜利后，按照1957年9月9日颁布的《土地改革法》，马尔福兹和千百万农民的美梦成真。在埃及人民眼前，又一次点燃了社会主义的希望之光。

小说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1956-1957)，是马尔福兹的重要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宏伟的三部曲就是通过历史透视和艺术形式来探索埃及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小说中一家商人的三代人，前两代人从二十世纪初叶起，无不关注反对英国殖民者的学生运动和民族独立斗争，他们一致支持华夫托党，家庭周围的人们对英国殖民者的态度几乎成为全家对外交往亲疏远近的准则。第三代人开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或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者。

但是，马尔福兹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又没有放弃他的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感。他心目中的最高理想是一个神的王国。早在四十年代，他就从政治和社会心理的角度，怀疑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排除通往神的王国的障碍，他还敏锐地预感到，新的民族主义与现代生活观念之间的某种冲突是难以解决的。宗教的道德观念，与共产主义无神论格格不入的。在马尔福兹那里，像在一般的阿拉伯作家那里一样，无神论很难占上风。在他的《赫利利市场》(1946)中，当主人公鲁什狄•阿克菲由于不治之症而面临死亡时，他只有在《可兰经》中才能找到临终关怀，找到心灵的慰藉。与此构成一种反讽的对比的是，社会主义难免导致官僚主义，阿克菲早就领教了政府官员的冷酷无情。

七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尔福兹进一步开始了新的思想探索。无可否认，他亲眼看到，七月革命宣布的目标使得埃及举国上下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他深知争取民族独立仅仅是创造一个理想社会的开端，而埃及的民族独立，七月革命胜利后的党争，对政见分歧的政治党派的清洗，执政党恢复旧制度的企图，并未把埃及引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

面对无情的现实，马尔福兹在《道路》(1964)、《追求》(1964)和《尼罗河上的聒噪》(1966)等一系列小说中进行了解剖，他描绘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后埃及青年的彷徨和思考，谴责“权力中心”的专横跋扈、草菅人命，开始探索通往公正社会的改革之路。在《尼罗河上的聒噪》中，作者维妙维肖地勾勒了开罗的一群伪知识分子的荒诞的思想和行为，他们在现存体制中找不到出路，信仰危机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因此他们只好靠吸毒、性开放和“侃大山”来麻醉自己。他们每天晚上在尼罗河上的一条船上聚会，在那里有人为他们弄毒品，拉皮条，“无聊”成了他们基本生存状态。他们都是病态的社会制度的牺牲品，都是被异化了的人。也就是说，马尔福兹痛心地看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反讽，是从上到下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社会的腐败和堕落。

与此构成对比的另一幅历史画卷，是长篇小说《阿尔－卡尔纳克咖啡店》(1974)所描绘的不屈的反极权的政治斗争，同时揭发了六十年代埃及当局关押、迫害政治“良心犯”的酷刑。

四、多元文化的综合

政治和宗教的不宽容，一直是马尔福兹着力表现和不断诘问的一个大主题。早在1959年的小说《胡同里的孩子们》中，作者就从宽容的角度开始了多元文化的综合。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现代开罗的一条胡同里，但它并非仅仅是埃及和中东现代史的折射，而是人类文明史的一种讽喻，是人类失乐园之后兄弟阋墙到科学革命的漫长历史的艺术概括，仿佛是一部人类的心灵史。小说主要人物大都是教宗、先知或传说人物的“转世”，亚当和夏娃、该隐和亚伯、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无不在其中显灵。小说虽然以穆罕默德为该地区伟大领袖，以真主为最伟大的神，但作者把犹太人摩西弘扬的力量和耶稣传播的爱结合起来，他相信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原本是兄弟。因此，小说的主题凝聚于反对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否定“以眼还眼”的原则，提倡宗教宽容。

这部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亵渎”真主的小说，在报刊连载以后一直遭到查禁，直到1996年才出版全书。它的出版正好表明作者在小说中表达的一种信念：“压迫必须终结，就像黑夜必须让位于白天。我们将在我们的胡同里看到暴政的死亡和奇迹的黎明”。

美籍巴勒斯坦裔批评家赛义德(Edward Said)在《论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中谈到，在保守性更为根深蒂固的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现代知识分子所肩负的文化批判的责任也更为重大。赛义德以阿拉伯文化和中国文化为例。他认为伊斯兰教文化，虽然是阿拉伯国家的多数人的信仰，但知识分子无须“加入赞美伊斯兰教的合唱，而应该首先在众声之中引入对伊斯兰的阐释，强调其复杂多样的性质---像叙利亚诗人和知识分子阿冬尼斯(Adonis)那样提出质疑：究竟是统治者的伊斯兰，还是持不同政见的诗人和其他派别的伊斯兰？---进而要求掌握伊斯兰教权力的人正视伊斯兰教少数派的挑战、妇女权力的挑战和现代性本身的挑战”。2马尔福兹正是像阿东尼斯一样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总是企图从正宗伊斯兰的角度进行文化综合，界定“阿拉伯认同”，反对一切外来影响。这种以族群划线、以某一种宗教信仰划线的认同，归根结底是一种扩大了利己主义的认同。这种认同，是马尔福兹无法接受的。

五、文化全球化的归宿

引领马尔福兹从多元文化的综合走向文化全球化的，是一种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更为开阔的世界眼光，是六十年代已经开始的对共产主义的反思，尤其是八十年代的第三世界面临的困境：亚洲的洪水，非洲的饥荒，南非的政治恶化，卢旺达的大屠杀，中东的冲突，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悲惨境地，凡此种种，使得人权日益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话语，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马尔福兹发出了强烈的正义的声音。

在长篇小说《道路》(1964)中，马尔福兹从宗教关怀的角度揭示出，利己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仅仅寻找个人的拯救是徒劳无功的。个人的最后拯救，在于为他人承担责任的入世精神中。在作者笔下得到拯救的人物，是那些具有利他主义动机的人们，是那些表现了对他人的关怀、同情或怜悯的人们，是那些意识到他们个人的困境是人类普遍困境的一部分的人们。如介绍马尔福兹的一篇小传所言，“对于他来说，‘涅槃’，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集体状态。”3在马尔福兹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对《古兰经》中关于“行善”和“复活”的理解，与佛教精神息息相通。释加牟尼曾经立下誓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正是一种集体状态的涅槃。

在一次访谈中，马尔福兹指出，在伊斯兰教内部，存在着左、中、右三翼，右翼极端分子主张摧毁一切，左翼苏菲主义(Sufism)则拒绝生活，与此左右两翼不同，中庸的伊斯兰教对一切文化均采取开放态度，容许自由讨论。4

正像在伊斯兰教内部有左、中、右三翼一样，全球化也可以说有左、中、右三翼。全球化，像国际主义一样，其词义原本是中性的，不过意味着超越国界而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在二十世纪，国际主义的内涵始终在不断膻变，可以说同样有左、中、右三翼。其左翼是我们早已领教了充满血腥味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工人无祖国”为响亮口号；其右翼是带着铜臭味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展；以“资本无国界”为万能法宝；而其中庸的一翼则是西方学者所说的一种“文化国际主义”。5文化国际主义这一提法，可以追溯到德国作家歌德的世界文学的理想，用时髦的话语来说，这是一种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互相包容、互相交流和合作共存的观念。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这一概念，最具活力的因素应当是政治文化，应当以“人权无国界”为其座右铭，以建立持久的国际和平和福利社会为正义诉求。这种中庸的国际主义，当然也可以从国际主义本身吸取其左翼和右翼的一切合理的因素，把全球化引向正确的轨道。

马尔福兹的信仰“改宗”的最后皈依，他所追求的灵魂的最后拯救，就是一种融宗教、道德和政治于一炉的国际主义，一种文化全球化观念及其为人类谋幸福的创作实践。

尽管马尔福兹的文化观点，也许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它自己”的思想不无联系，但是，作者在《追求》(1964)中对后革命时代的道德沦丧的抨击，表明他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已经深感幻灭。一旦他把视野从共产主义转向宗教领域，一旦他以宗教的爱的精神冲淡了革命暴力的血腥，他作品中所表达的一个人只有拯救他人才能最后拯救自己的信念，就成为一股沁人心脾的涓涓甘泉。

六、人类良心的呼吁

拯救自我和拯救人类，是一切善良人类的希冀，这不但是文学家的责任，也是政治家的责任。今天，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必须具有政治眼光。当全球化已经日益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时，重读马尔福兹的诺奖领奖演说词，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曾经怎样把一种文化全球化的眼光和政治全球化的呼吁密切联系在一起：

“在旧时代，领袖人物仅仅只为本民族的利益工作。他民族被视为‘异类’或有待教化的臣民。他们不顾及任何价值而只认得优势的价值或个人荣誉的价值。因此，许多道德、理想和价值被摧毁了；许多不道德的手段被证明为正当的手段；无数的灵魂枯萎了。谎言，诱骗，欺诈，残忍，像精明的商标和伟大的证书一样盛行不衰通行无阻。今天，一个文明领袖的伟大，应当根据他的普遍性的眼光，根据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来衡量。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只是一个大家庭而已。对这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根据他所获得的知识、智慧和文明的程度而负有各方面的责任。……对我们的悲惨状况不要袖手旁观。你们在适合你们的地位上扮演着高尚的角色。从你们的占优势的地位来看，你们对于任何滥用动物、植物的行为都要承担责任，更不用说，对于人，对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你们责无旁贷。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这是结束劫掠，结束放高利贷的时候了。我们处在领袖对全球负责的时代。救救在南非被奴役的人！救救非洲的饥饿的人！救救在子弹和拷问下的巴勒斯坦人！救救亵渎了他们的伟大的精神遗产的以色列人！救救在严酷的经济法则下负债的人！……”

马尔福兹虽然没有直接喊出“人权无国界”的口号，但他出于人类的良心，出于保障人权尤其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的生存权的理念，呼吁“救救”包括以色列人在内的一切处于困境中的人们。

然而，这种人类良心的呼吁却不能见容于以敌我划线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马尔福兹荣获诺奖之后，他一直像《撒旦诗篇》的作者卢什迪一样处在生命危险中。1994年9月14日晚上，即以色列总理拉宾、外长佩雷斯以及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公布之后的那一天，中东地区发生了多起恐怖事件，马福兹也于当天在开罗遇刺受伤。十月份马福兹又接连不断多次遇刺。今天，九十岁高龄的马福兹重伤的右手早已无法握笔写作，但他仍然靠口授著书立说，继续传播他的文化全球化理念。

马尔福兹以其杰出的文学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东方作家的心路历程和创作道路。当一个民族面对外来殖民者的侵略和奴役时，她的民族文化所哺育的作家的爱国主义，的确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但是，在后殖民情境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能拯救一个衰竭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使它很容易与封建王朝妥协和联手，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也很容易被封建主义接过去加以张扬而作为一个幌子。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资本主义的不人道的一面仍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只有文化全球化所弘扬的普世性价值，才是一种中和剂：它既是血腥的左翼全球化的清洗剂，又是铜臭的右翼全球化的解毒剂。马尔福兹的创作道路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文学作品是带有浓厚的东方特色的世界文学，是文化全球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1、马尔福兹：《把我当作修建金字塔的工人》，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精华集成》B卷，文汇出版社，1993年，页1399－1400。
2、Edward W. Said: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New York,Random House,1994.
3、"Naguib Mahfouz:A Biography,"Middle East & Islamic Studies Collection(Online Edition).
4、《获奖是一种幸运》，见裴善明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访谈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5、文化国际主义是哈佛大学历史教授Akra Iriye在《文化国际主义和世界秩序》(Cult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1997)一书中的提法。（2001年6月）
选自傅正明著《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允晨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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